《南方周末》转型期舆论监督特色分析

2006-9-30  来源：wowa传媒网
舆论监督是南方周末1996年转型后的重要特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张小丽在《从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看舆论监督》一文中曾经采用系统抽样中等距抽样的方法，以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各期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作为抽样框，以四期（一个月）作为抽样间隔，随机抽取了85例头条新闻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抽样调查显示：在全部85个样本中，批评报道有47条，占总样本的55.3%。主要批评机构是公众个人、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其批判内容多为滥用行政特权、贪污受贿和各种社会问题；涉及最多的领域是政法和社会。①
综合考察南方周末转型后的报道内容及风格，本文认为，其舆论监督主要有以下基本特征：
跨地区舆论监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孙旭培教授在2001年12月18日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称：“南方周末称得上是我国跨地区监督的典范”，而且“这种报道模式已为国内一些新闻媒体所认同与仿效”。②
南方周末在1996年扩大为16版，提出办有影响的全国性严肃新闻周报的目标以后，前主编左方及编委会提出了“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竞争策略。“新闻主攻”就是鼓励记者走出广东，放眼全国参与新闻竞争；“副刊主守”就是在原先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的知名文化艺术类版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在同类全国性报刊中的优势地位，以确保在硬新闻报道出现竞争乏力的情况下，报纸的传统读者不出现大规模流失的后果，这个竞争策略为南方周末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转型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即所谓“进可攻，退可守”。
应该说，南方周末的报道转型也充分考虑了当时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即经济转轨时期急剧增长的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官倒”成为对这样现象描述的一个代名词。据统计，1995年中央及各地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检察院的立案突然增多了，有十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件，罪名差不多都与钱有关：受贿和贪污。二十四个省（军）级、二百七十九个市（厅）级、三千零八十四个县（处级）的官员被定罪、到监狱里面去服刑。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在公布这些数字时的用词是“比去年同期增长”，是一些“比通货膨胀还可怕的上升曲线”。③来自国内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基层群众迫切要求反腐败的呼声，以及一批贪官污吏被各地曝光，这些社会因素为南方周末实施跨地区舆论监督提供了条件，也成为报纸“必读性”的要件之一。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发表了知名记者郭国松采写的批评报道《惩治腐败裁减官员实施新政 董阳变法遭遇强敌惨败河口》。这篇报道显示了南方周末转型初期强力介入严肃主流社会新闻，批评不正之风，为改革者受到畸形官场逻辑排挤时大声疾呼的勇气和旗帜鲜明的态度。作为挑战官场潜规则的改革者，虽然董阳的个人命运具有悲剧色彩，但从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批评报道的个案，有许多含义发人深思。第一，这篇报道成功地顶住了地方官员企图阻挠媒体“揭丑”的行动，冲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怪圈；第二，跨地区舆论监督可以制造全国性的新闻卖点,使新闻的轰动效应在短期内迅速产生放大作用,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场,最终能够使问题得到解决。
南方周末大量跨地区舆论监督报道除了使报纸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得到迅速提高外，还带来一个负面结果：地方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力反弹，有些人认为报道“给当地政府形象抹黑”，通过各种渠道给报社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进行跨地区舆论监督的手脚，在近年来有相当弱化的趋势。
大案要案报道
大案要案报道是南方周末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案件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1、某些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案。如《“傍大款”毁掉省级高干徐炳松》（1999年1月22日）、《三秦反贪第一案》（1997年11月14日）、《三盲院长案震惊中南海 法庭将重审决不拖过年》（1999年12月24日）、《行贿胡长清系列案相继开庭 大款为何傍大官》（2000年11月23日）；
2、造成无辜者蒙冤入狱的重大疑案、难案、悬案。如《三次死刑三次刀下留人》（2000年8月10日）、《不明不白被关八年》（1999年4月23日）、《不明不白被关十二年》（2003年1月29日）、《震惊三秦“高崇德冤案” 》（1997年5月9日）、《山西“割舌事件”真相调查》（2000年5月12日）、《山西割舌案真相凸现》（2001年3月1日）；
3、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有组织犯罪、流氓犯罪案及其他恶性案件等，如《教师课堂强暴十三名幼女家长糊涂学校竟置若罔闻》（1998年7月17日）、《潮阳黑帮头子装疯卖傻 广东高院依法除暴安良》（1998年4月10日）、《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1998年1月9日）、《张君案检讨：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2001年4月19日）、《沈阳刘涌案改判调查》（2003年8月28日）等。
此类案件的特点是：或者涉案的官员级别较高，或者由于作案人员手段残忍，多人伤及无辜，性质恶劣；或者由于受害人沉冤多年，案件久拖不决，引起全国重大反响，对案件本身的调查解剖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
南方周末批评报道的主体是大量有关新闻事件的深度调查，偏重于对一个个案例的独家报道，强调挖掘案例的来龙去脉和事实真相，因此影响力大、可读性强的大案要案报道及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成为该报头版头条题材的两类主要内容。记者在个案调查中陈述新闻事实，并引述背景、案卷材料和当事人的介绍加以证明，引用专家观点站在客观中立立场上进行评述的内容较少。但新闻材料及事实的选择并不能掩饰记者报道的倾向性，而且在报道事实非常准确的情况下，编辑对新闻的处理也乐于显示这种倾向性，这种报道方式使报道能够把读者带入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新闻场”，时而令人拍案而起，时而令人潸然泪下，时而令人压抑无语。如该报对轰动全国的“山西割舌案”的报道，在编者按中就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细节上的争论并不能掩盖整个事件的性质，这位上访青年的舌头乃至整个身心在刑讯期间受到重创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对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的野蛮践踏。然而有关方面迄今没有公布对涉案人员的任何行政处分和犯罪指控，受害者的痛苦呻吟和为害者的逍遥法外形成强烈对比。”
为弱势群体代言
转型后的南方周末不遗余力地报道大案要案，不但树立起了“新闻界良心”的标杆，迅速提高了公信力，而且由于其在报道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建立在理性调查、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同情弱者的倾向，也被读者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对这种报道风格，前主编左方曾经有过非常清晰的概括：“我们强调理性批评。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思想，但在邪恶势力面前决不做一个没有心肝的旁观者。我们重视人道主义、人性的文化，同情社会上的弱者群，但我们同时知道每一项重大改革的成果都需要由民众用汗水与泪水的代价去换取。我们之所以要为受损害的弱者请命，不是要充当救世主而仅是企求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点慰藉，同时也想以此来唤醒某些人心中沉睡了的良知。”④
而为南方周末转型付出艰辛努力的另一位前主编江艺平的概括则更为精炼：“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除了在大量的案件报道中为受到冤屈的弱者主张权利，南方周末在转型期内关于其他社会弱势者的报道也属于其“常规题材”之一，如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等，如《农民发誓告倒公安局》（1997年10月24日）及大量关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报道。该报还是我国最早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媒体之一，早在1996年11月19日就刊登了长篇报道《艾滋病在中国》，以后几乎每年12月1日全国艾滋病日前后，编辑部都会策划相关报道，该报同时也是国内最早揭露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真实情况的媒体之一。其他还有：为圈地运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拆迁户代言，如《老太太告房地产管理局 私人产权应该怎样保护》（1998年9月25日），《谁夺我祖传石库门》（2002年5月16日）；为被拐卖妇女代言《被拐女为什么不回家》（1999年10月15日）；为城市农民工代言，《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 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1999年11月26日）等。
2001年下半年，南方周末编委会为报纸的转型确定了新的方向：向综合性、高品位的严肃周报转型，着力加强时政报道的策划与经营。同时强调，批评报道要尽量克服过去做大案要案报道时存在的“道德评判”倾向，报道的宏观背景解读、前瞻性分析，目前正在探索之中。当然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是在办报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与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变化，适时调整并明确凸显报纸诉求的重点与特色，不断努力提升读者的精神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主要参考文献：
①《从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看舆论监督》：张小丽，中国新闻技术网，http://www.tec119.com/nw/7/20040101/435.shtml；
②《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展江主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③《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④《我们的追求》，左方撰写，《南方周末1984-1998年电子版合订本》“序言”部分，南方日报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