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困惑

改革开放的中国航母，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海中已经航行了三十一年，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简单理论只把中国从原始的社会主义带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这个模糊概念的“中国特色”又谁也无法说清楚究竟是什么“特色”？国民唯一能够得到的答案则是：中国仍然航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型期。换言之，转型期的中国至今并没有找到定型期社会形态的登录方向。由此可见，大海航行靠方向，把握方向靠舵手。失去定型期社会形态方向的转型期中国，正是国内矛盾堆积如山甚至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舵手一旦失去了航行的方向，就只能在大海中迷失方向晕头转向、横冲直撞、原地打转甚至倒回起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坚持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权统治，实行计划经济，财富全民所有。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里，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围绕政治需要而按计划进行的，经济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需要服务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而掌握国家治权的政治家们，则按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将财富最大限度地用来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需求。因此，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显得贫穷落后，但是，社会稳定、民心平静、官场廉洁和社会矛盾都是最好的时期，这一切大概就是“改革获利不多得阶层”怀念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吧？！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邓xiaoping语】。随着一代伟人改造中国的胆略和气魄，中国航母终于驶向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大潮中。然而，以分权统治、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度为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恰恰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背道而驰。政治从属于经济并为经济发展服务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尽管两种社会形态不同，但利用公共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需求却是相似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选择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共通性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这里必须承认，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搞市场经济的时间积累，自然而然形成了较为先进的市场经济管理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市场需求方式决定资源配置形式，政治力量始终按照法律法规的约束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回首中国走过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由于高度集权的政治原因，至今中国无法从实质上摆脱经济从属于政治需要的旧有管理模式，因而，权力配置资源的现象随处可见，权力摆布经济的情况无处不在，当然，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密不可分。

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正是由社会主义的集权管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验形成的混合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混合的社会发展模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集权管理的优越性，又体现了资本主义先进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才把这种混合的社会发展模式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请注意，这种混合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而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们自己都无法找到理论依据的时候，国外一些专家学者就已经提出中国的这种混合模式叫做“社会资本主义”的新创社会形态，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种混合模式的社会形态不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君主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一种走向共产主义的又一种过度社会形态。相似的观点笔者在昨日（11月2日）《牢骚怪论：“中国特色”是什么？（问题与建议）》一文中就有所表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关系，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产权形式）。中国由于巨大的国有产权占有形式，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开放的有限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混合模式，这大概就是模糊的中国特色吧？当然，这种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简称“社资主义”）社会形态究竟能不能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又一模式，还有待更多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过程加以证实。

如今，在阶级划分已经淡出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后，新的阶层划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因此，中国完全应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期中，光明正大地承认模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具备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混合社会形态模式，假如这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中国创造出来，并且又是通向共产主义又一条可行道路的话，也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因此笔者认为，只有社会形态的方向确定以后，才能制定出长久有效的治理和管理定型社会的所应有得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反之，任何治理和管理转型期社会的所有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都会摇摆不定或朝令夕改，而让整个社会都会因为失去方向而感到困惑，今天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就恰恰遇到了失去方向感的困惑，人们不知道中国未来的定型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形态。因此，面对中国堆积如山甚至积重难返的诸多矛盾，今天我们却看到的是转型期方向混乱的局面，一会儿法制型社会，一会儿民主型社会，一会儿公民型社会，一会儿廉洁型社会，一会儿和谐型社会，一会儿小康型社会、一会儿富裕型社会、一会儿节约型社会、一会儿橄榄型社会、一会儿环境友好型社会、一会儿生态宜居型社会等等等等概念型社会，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形态发展方向，让整个社会无所适从。所以，反思转型期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并寻求定性的社会形态发展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反之，意想不到而又更加复杂的转型期社会矛盾还会层出不穷，难以解决。

转型期的困惑（中）以钱为本

笔者在上一文《牢骚怪论：转型期的困惑（上）方向混乱》中提到：“转型期的中国至今并没有找到定型期社会形态的登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舵手一旦失去了航行的方向，就只能在大海中迷失方向晕头转向、横冲直撞、原地打转甚至倒回起点”。由于转型期的中国并没有明确未来的中国究竟要转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社会，因此，失去目标的短视经济行为就成了转型期的最大特征——以钱为本。以下几个方面的经济行为可见一斑：

第一，股市，对新中国来说既陌生又不陌生，陌生是因为社会主义视股市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产物，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因而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将股市拒之于中国社会之外；说股市不陌生是因为旧中国的上海早就存在股市这种经济模式，而股市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股市又被称之为“经济发展晴雨表”。中国改革开放的诉求之初，国外资本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红色中国”的市场模式而迟迟难以大规模投资中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亟须大量的资金推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股市也就应运而生了。不过，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原因，初建的股市主要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而不是所有经济成分都能进入股市，其中的国有企业内部募股和股市募股就被政策确定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虽然今天的股市已经是各种经济成分都能进入的市场，但是，成熟的国际股市模式却并未与中国接轨，中国的股市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同时也难以体现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二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权力插手、制度干预、政策变幻和利益操控，使得中国的股市并没有发挥出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反而成了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的“圈钱地”和“提款机”。诸多圈钱犯罪的案件发生在股市，诸多侵害股东权益的事件发生在股市，其中不乏大型企业集团。不断的股市犯罪把中国股市搅得昏天黑地，诸多的股民悲痛欲绝怨声载道。尽管如此，权力插手下的无数政策、管理、监控和调整，都难以掩盖转型期没有明确方向的股市事实上就是“以钱为本”的“圈钱地”和“提款机”。

第二，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经济奇迹，今天反思过后才发现是OEM（贴牌生产）思维下的“中国加工”，且不说这种“中国加工”给中国带来了多少资源破坏和生态危机，也不说“中国加工”究竟赚取了多少可怜的“加工费”。但有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那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众多企业为什么乐此不疲地喜欢“中国加工”而不愿意走出一条自力更生的民族产业之路？道理非常简单，（1）在没有明确方向的转型期“拿来主义”非常适用，可以规避无数风险；（2）因为看不到转型期后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不愿意或者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并不确定的社会发展方向之上；（3）守着“中国加工”的低风险利润过日子，等待转型期后再作打算令图他谋。这正是不明方向的转型期造成的中国OEM思维下的产业现状，也正是这种OEM思维下的产业现状阻碍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兴旺发达，削弱了中国民族品牌的国际竞争能力。不过，令人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以钱为本”对于民族复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第三，无数假冒伪劣的侵权产品长期充斥中国消费市场，无数的欺哄诈骗经济行为扰乱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甚至威胁到无数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这都是难以用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加以阐述清楚的。只要深刻思考就不难发现，原来这些违法犯罪行为都是发展方向不明的转型期带来的恶果。换言之，对未来的定型社会形态失去了明确的预期，而又必须对未来不确定的社会形态作出应对安排，“以钱为本”的短视投机经济行为就成了不二选择，尤其是生活在并不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下的转型期，更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社会（人们）的经济行为选择，是与社会形态密不可分的，当社会发展处在方向不明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会产生困惑，不择手段地“以钱为本”聚敛财富就成了唯一选择，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用聚敛起来的财富应对未来定型社会形态的任何变化。这就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的特有的“以钱为本”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原因。

从上述的拙见来看，之所以“以钱为本”的经济行为能够成为当今社会的特征，除去当今社会对没有明确方向的转型期的困惑外，不少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了左右权力制定政策走向已经是无需证明的证明事实，而这些事实的背后又明明白白地显现出了无数的所谓经济学家和经济精英的影子。正如美国波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社会批评家）查尔斯·彼得所言：“我认为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他们拥有非常严格的理论，非常学术化的理论。这意味着这些理论几乎与真实世界的真实人都没有联系。……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已由跨国公司们控制，而政府则为利益集团所驱使”。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发展果真是这样吗？转型期出现的“以钱为本”的经济行为选择也许可以给出解释，不过，这也是转型期的困惑。

转型期的困惑（下）文化迷失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命之根和生存之本，丢掉了民族文化根本的民族，是决不可能向世界展示由民族文化孕育出的优秀民族文明。未来世界的终极竞争只能是民族文化精髓的竞争。

史无前列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创造无数经济奇迹的荣耀，而这些荣耀除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努力外，也夹杂着资本主义的诡计和谋略在经济发展中的先进性为我所用，其中也包扩我们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遍布全中国的外来民族文化崇拜方式，就是证明。然而，当我们津津乐道中国崛起不再是梦想的时候，世界却在快速地掀起大规模的“汉文化”热潮。面对世界扑面而来的“汉文化”热潮，回头再看看遍布全中国的外来文化崇拜方式，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在怀疑今天的中国还是不是具有中华民族自己文化精髓的中国。

今天世界掀起的“汉文化”热潮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世界在探求一个古老的人口大国和平崛起背后的民族文化奥秘。而这个文化奥秘就是支撑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精髓——和谐！何谓和谐？说到底就是中庸之道。而这种以中庸之道的和谐发展正是过去美国崛起、德国崛起和日本崛起都不具备的发展思想，他们的发展要么是霸权扩张式崛起，要么是经济扩张式崛起。而中国恰恰走的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的和平崛起的中庸之道。和谐中庸之道的民族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文化的“中和”思想，道家文化的“太和”思想，释家（佛家）文化的“融和”思想，组成了中国几千年传承不衰的中庸之道和谐文化思想。显然，中国这种民族文化与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斗争哲学文化有所不同。所以，这才是当今世界掀起“汉文化”热潮的根本原因，也是世界在寻找未来有可能统领世界文化思想的真正原因。

反观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转型期，我们却在转型期快速地丢掉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精髓，对西方个人主义斗争文化推崇备至，是否不沾上“洋文化”味道就不算“与国际接轨”的落后感觉。三十多年来，各地以“洋文化”味道命名的千篇一律的建筑楼盘、商业大厦、楼堂馆所、游乐场所、旅游景点、企业名称、产品商标、饮食习俗、文艺表演、姓名洋化……等等等等，就连日常的民族文化语言也在生活交流中时时夹杂“洋文化”的味道。更有甚者，滑稽到把整座城市名片都改成完全西化的“东方伊甸园”、“东方威尼斯”、“东方慕尼黑”、“东方巴黎”、“东方纽约”……等等，并不惜网罗所谓的专家学者论证完全西化的可行性，还美其名曰“城市新名片”……。从这些丢掉民族文化而崇洋媚外的文化追捧中，我们看到的是惨烈的西方个人主义斗争哲学文化，而不是中国深厚的中庸之道的和谐文化，正是这种崇洋媚外的文化现象，才造就了故意利用洋文化“名片”吸引眼球和张显竞争的短视心态。当然，并不排除中国社会在失去方向的转型期内，把短视的浮躁情感塞进现实需要的可能性，过去的经济跟着政治走，现在的政治跟着经济转，也正是中国在转型期内丢掉民族文化的根本原因，用放大镜看外国文化，用显微镜看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不少国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更是转型期文化迷失的民族悲哀。

如今，在世界掀起的“汉文化”热潮的天赐良机时代，我们才翻然悔悟地看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命之根和生存之本，丢掉了民族文化根本的民族，是决不可能向世界展示由民族文化孕育出的优秀民族文明。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大江湖，每个国家都在世界这个大江湖中参与竞争，而被称之为“软实力”的文化竞争，正在被世界人民所认同。由此可见，未来世界的终极竞争只能是民族文化精髓的竞争。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如今悄然兴起的国学热，正是中国积极应对世界“汉文化”热潮的举措，当今在世界不少的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孔子学院”，也是中国积极应对世界“汉文化”热潮的举动，这一切都是在重拾被转型期转丢的民族文化。电影《无间道》有一句精彩的台词：“出来混，终究要还的”。中国参与世界一体化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出来混”的，而我们在“出来混”的转型期内，从哈日、哈韩、哈美到哈洋文化的各种愚蠢行为，“终究要还的”，因为，很多洋文化都是我们原本就不需要的。（完）

2010年11月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