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9:49:59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权力和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将是主要。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而要防止底层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第一,中国进入了以工农大众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劳资冲突及农地冲突有可能成为最主要形式。

    

随着国有改制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将逐渐转变成为雇佣工人,尽管他们同那些失业待岗的工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但却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因此,工人的维权抗争的主体将转变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方之间的冲突。而在,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及强势资本集团将把农村最有价值的土地资源作为掠夺的主要目标,农地冲突将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失地失业的农民将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

    

第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取决于如下因素:

    

1.底层群体对身份共同性的认同。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老、病、残,而且是生活贫困和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和农民群体。一般认为,目前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但他们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行动力量。他们的联合甚至需要借助于参与到社会其它群体的共同行动中。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中就没有动员组织力量。目前在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群体之间有一个人数十分巨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复员退伍军人。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仅生活在农村的就有2100多万人。在目前许多农民减负组织或土地维权组织中,这些人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南方某些地区,复退军人已开始利用这一独特的身份进行联合性的社会动员。如湖南一些地区的复退军人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号称有十多万人的“反腐部队”,它的主要成员是下岗工人和贫困的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宣称实现了“工农联盟”。

    

2.大众联合的话语体系是否有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要进行联合行动,需要有适合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处境是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在过去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冲突中,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腐败”的内容。在部分工人和农民看来,他们生活困境的根源就是“腐败”,而要改变处境就需要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腐败分子”。他们对现行体制中的腐败现象不满,但对未来社会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只是希望通过反腐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第三,要防止底层大众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中国已经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性条件,但目前的工农大众与精英集团的冲突是否会导致一场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1.最高执政者的“仁政”能否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胡温的亲民新政获得了底层大众的认同和称赞,但未见得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真正认同,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出现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在以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的权威正逐渐被地方党政的自利主张所消解。而且,国家的工作人员所追求的个人目标,也在许多方面与国家目标发生着各种形式的冲突。这表明,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如果没有多元化的政治秩序是难以为继的。

    

2.执政者如何对待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目前工农的维权抗争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如果突破这种压力的限度,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特别是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如果不能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就有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样,就有可能使执政集团联合或者分裂。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会将工农的维权抗争转变为国家政治层面的行动。

    

3.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修复。中国目前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统治者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这一诉求也越来越缺乏合法性。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没有革命的冲动。革命时期所保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笔政治遗产,可能会成为工农维权抗争的政治资源。

 

但对于执政党来说,如果将那些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政治遗产视为财富,则可以获得工农大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同,并为全面扼制正在强化的排斥性体制提供力量。当然,这需要执政者表现出政治智慧和勇气,重构工农“解放”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执政党应该通过建立必要的政治制度,允许工农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以保卫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促进全社会各阶层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