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宪政讲堂第二十讲）

作者：王春光
来源：北大法学院宪政研究中心
来源日期：2007-8-30
本站发布时间：2007-8-30 9:50:27
阅读量：6143次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王春光研究员，请他来给我们讲一下前几年非常引人关注的社会分层的研究。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宪政与主权）课堂来讲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的主权问题上对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虚构、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所谓的人民主权。“人民”这个概念是很虚的，我们今天就实实在在地、从经验层面来看“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上，社会学的人可能比我们法学的、政治哲学的人更有发言权，他们那里没有“人民”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的群体，这个可能对我们政治学和法学的人提供了一种补充。我们现在就欢迎王春光研究员开始讲课。
主讲人：谢谢陈教授和各位同学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给大家讲课。刚才陈教授说了，我们社会学看人不是抽象的人，都是具体的、七情六欲的人，这是由我们的学科性质决定的，社会学是一个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
我今天谈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我们都是“主人”，但是“主人”也是有三六九等的，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三六九等。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可以从政治学的视角，人类学有人类学的视角，法学有法学的视角，我们社会学也有社会学的视角。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有什么意义？今天我想谈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社会分层理论并不是有史以来就有的，它的出现是近现代的事；第二个问题，社会分层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看看有哪几种分层理论，它们各自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样的；第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我们研究的中国背景；第四个问题，我们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谈谈我们的研究发现，我们对中国社会分层给予什么样的解释。[1]
一．社会分层产生的历史状况和过程
我们先谈谈社会分层现象产生的历史状况和过程。分层理论是近现代认识社会的一种方法和工具，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之前没有社会分层？我们古代有士农工商之分，也有公侯伯子男的说法，一个社会总有各种人群的区别，构成各种等级。西方封建时代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的等级；印度有种姓制度[2]，这些等级是否构成社会分层？从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分层的标准和因素来看，这些不构成一种完全的分层，这些都是身份等级制度。而社会分层要研究的是社会地位的区别问题，而在近现代社会以前，这种地位差别是一维的，只有身份等级的标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他所处的身份等级来决定的，而不管其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当然职业也是起一定的作用（如中国的士农工商之分），但不是决定性的。贵族如果去种地，他还是贵族；农民去打仗，他还是农民，而不是骑士。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不存在阶级”。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下，才产生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这两者才是真正的阶级；所以他在《资本论》里对阶级的定义中，并不把农民当作一个阶级，只是作为一个阶层。因此古代所说的等级就是一个层级的意思，跟我们现在理解的阶级和社会分层是不一样的。大家去看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一种宗教性的革命。革命本来是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的，是有国界的。但是法国大革命是超国界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德国的还是瑞士的，都参加了法国大革命；而且法国大革命宣扬的是一种普适的价值理念，所以托克维尔就在那本书中就说，法国大革命虽然反对宗教和宗教权力，但它是以宗教革命的形式推广出去的，它所宣扬的的价值是超越国界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它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社会学家发现，宣扬的这种公民的普适价值在现实中并没有落实：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吗？人人都是一样的吗？不是的。反思一下，它所宣扬的普适价值被现实所化解、解构、破坏，所以马克思说，虽然法国大革命对世界历史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没有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平等问题，没有解决剥削和压迫问题，所以他反过来重视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把原来的等级制度推翻了，把原来的贵族制度解体了，获得了一个公民权，但是除了公民权以外，另外一些不平等又出现了。比如：职业的不平等；经济收入的不平等；社会声望的不平等。马克思看到：工业生产中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就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支配人以至于统治国家的权力，这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认为原来的等级制度瓦解了，出现了经济上、社会上的一种新的分层、新的等级。但是这种新的等级是可以改变的，原来的等级则是不能改变的：你是奴隶的话，干什么也是奴隶，所以荷马虽然写了《荷马史诗》，他还是一个奴隶；资产阶级虽然在工业革命中赚了很多钱，但是在旧的制度下无法享有贵族所享有的一些特权，比如说贵族享有免税权、永久地租权。现在中国的情况也类似，一些私营企业主在经济上已经得到很高的地位，就必然要求在政治上也获得相应的地位，所以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把他们也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所以他们也在争取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等。那么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前的社会不同的是：不再强调身份等级，而是强调个人的能力；社会依然存在着等级，但是个人可以通过奋斗去改变这种等级，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就用社会分层理论取代了原来的身份等级制度。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看理论家的理论和方法。
二．社会分层理论
整个社会分层理论就是两大派，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
马克思的思想在整个西方理论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学中很有名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很多理论也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过来的；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建构理论和社会资源理论很多也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用社会阶级理论来解释整个社会结构，他认为工业化以后，整个社会就是两个极端的阶级：一个无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马克思理解这个社会就是阶级社会，这个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很重要，马克思重视的是生产过程，拥有了生产资料，就可以支配劳动者的劳动，就可以剥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造成社会不平等。这种社会不平等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造成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两极矛盾对立的社会、异化的社会，要推翻这个异化的社会、不公平的社会，就需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认为阶级这个概念需要一种组织、一种行动和一种意识。他认为人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基础，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意识决定什么样的行动，即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意识），意识又决定了行动，行动又反过来强化了经济基础，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韦伯认为马克思的这种认识太极端了，他认为经济是很重要的，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对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作用，这一点韦伯是同意的。但是他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的认识还是偏了，马克思只注意到生产过程，韦伯指出还有一个流通过程呢，流通过程包括产品的流通（销售过程）和劳动力的流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过程）。马克思只重视生产过程的作用，忽视了流通过程的作用。韦伯就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个经济概念，（当然他对马克思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忽视了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而马克思对经济的理解又只重视生产过程，忽视了流通过程。所以韦伯把阶级的概念拓宽了，不仅仅是个生产资料，还有一个市场机会，市场机会也能影响你的阶级地位，市场机会的多寡也能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这是第一点修正；第二点修正是，他认为马克思忽视了权力对社会地位的影响；第三点修正就是他认为马克思忽视了社会声望对社会地位的影响。所以韦伯提出的社会分层理论是多元的，称为多元分层理论。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问题。所以法国大革命以后，原来的那些贵族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贵族的身份是一种social honor，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获得的。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每个阶层都有它的social circle，各有各的时尚和标志。所以社会声望还是非常重要的。韦伯认为，社会分层不能只是一个维度，而是多维度的，以此来化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马克思认为这个社会是没有弹性的，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什么样的阶层地位，要改变这个地位的话，就只能通过革命。而韦伯的想法是，你经济地位低一点没有关系，如果你的社会声望很高，就可以得到补偿了，每个人可以通过不同的维度来获得社会的价值认同。法国大革命之后，许多贵族贫困化了，很落魄，但是他们还是通过他们的身份声望得到了满足，所以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由此可见，韦伯和马克思对社会的解读是不一样的。韦伯并不是认为社会等级都是积极的，但是他认为维度多一点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各得其所的位置，不会去革命，他是这个意思。
这两种理论在后来西方研究社会分层的过程中，影响非常大。到了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这两种流派渐渐的趋同。
在对苏联和东欧社会的研究中，大家渐渐发现马克思的这种二元（单维度）理论有一些问题，对我们国家的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谁的？既不是工人的，也不是厂长、经理的。但是实际上，工人和厂长、经理的地位是平等的吗？不一样的。所以新马克思主义发现一个问题：矛盾地位。所谓矛盾地位，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国有企业的厂长也是被雇佣的，在这方面他跟一般的员工是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财产、人事的支配和工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这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即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存在一个“矛盾地位”，这群人既是被雇佣者，又管理、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非常大。新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东欧国家的社会分层中，提出一个“新统治阶级”的概念，这个“统治阶级”跟马克思所说的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不同，这个“新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是不占有的，法律规定他们不是所有者；但是他们对实物支配的权力比所有者更大，因为他们付出的成本更小，他们可以支配并非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新统治阶级”就具有这种力量。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把韦伯的一些功能主义的理论吸收到其中去了，他们已经开始用多元化的维度来研究社会分层，把“组织权力”引进来；还有“工作的自由度”也很重要，我能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跟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反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韦伯的功能主义理论、多元理论也引进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比如大家在看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自雇者”阶层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来的。所以这两种理论在慢慢趋同，我们看现在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很难区别谁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谁是完全的韦伯主义。
三．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理论是一个现代性理论，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后现代性的分层理论。知识、技术、信息、消费都能化解原来的那种分层结构，消费可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分层因素。因为收入很难掌握，我就看你的消费支出，每个月的手机费、用电量，开的是什么车，进的是什么样的商场，这样就可以根据消费分层；另外还可以根据知识分层，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知识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社会地位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都没有考虑到，原来韦伯就是社会声望、经济收入、权力这样的三维，马克思则仅仅是单维。技术分层、知识分层、消费分层就可以来化解传统的分层结构。这是分层理论的一个发展情况。所以有人就认为，现在研究分层没有意义了，有那么多的分层层面和纬度，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多元化以后，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多元化了。后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运动大量发展，有的人一会参加环保运动、一会参加女权运动，尽管各色人等按照传统的分层理论来说是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但是他们可以为了共同的价值观念而参加同样的运动；反过来，按照传统分层理论属于同样阶层的人可能因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注意：在马克思那里，他认为同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同样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而参加不同的社会运动。这样就对原来的分层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就是说原来的分层研究没有意义了，要研究的是社会运动，用社会运动来解构原来的社会分层理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呢？
因为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时代。从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来看，我们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当然我们和西方的工业化在历史时期上是不一样的，西方工业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后工业化或后现代背景的存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国家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各个国家是同步进行工业化的；而我们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的时代，有很多后工业化的背景。所以我们研究社会矛盾的时候，发现你的很多行为不是完全由你的阶层地位决定的，价值观念非常重要，对人的行为影响非常大；不是收入、职业决定你对问题、对矛盾的看法和处理行为，而是价值观念（决定的），但是价值观念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价值观念很难把握。比如说现在乌克兰的社会行动，叫“玫瑰革命”也好，还是叫“天鹅绒革命”也好，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吗？不是的，完全是由一种价值观念来决定的。现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人民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如果从阶层来看，东部和西部都有下层和上层，但是并不是上层和上层结合，下层和下层结合，实际的情况是，相同的阶层分裂了。有人说是种族的原因，有人说是价值观念的原因。不管怎么样，回到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现在也有后现代的东西，也有前现代的东西，但是从总体上讲，还是属于现代化过程之中，处于工业化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用社会分层的理论来理解我们的社会。现在社会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清华大学的李强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就是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不是通过阶层地位组织起来的，而是通过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价值观念组织起来的，是分群的，没办法有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孙立平的看法是，我们的社会还是马克思时期的断裂的社会，城乡断裂、底层和上层的断裂。而我们认为，中国社会还是处在一个分层的时代，正在形成层化。当然这是为我们的研究找到理论基础。我们把视角放到我们这五、六十年：改革开放以前，共产党要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他从经济基础消灭剥削阶级，但是从意识形态上又构建了好多阶级，什么“走资派”、“反动派”、“黑五类”等等，本来是打破了原来的“先赋”机制——生下来是什么社会阶层地位就永远属于这个阶层地位——但是，他同时又建立了另外一种“先赋”机制，就是“户口”制度。你出生农村，你的父亲是农民的话，你就也是农民；你进城打工，是农民工，还不是工人，要转化成非农的话，条件很苛刻。还有干部和工人的关系，干部和工人之间等级很严的，流动是很少可能的，要经过什么“以工代干”的过程，以及一些审核过程，不是完全靠能力。改革开放以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引进了市场，你可以通过市场来选择你的职业，不一定要通过政府来安排，整个社会就开始转变，资本、财富、市场在社会地位的获得中作用越来越大。市场使职业分化，产生许多新的职业门类，不再是简单的工人、农民之分；而且职业是可以选择的，你们现在毕业也不靠国家安排、分配；职业的社会声望也出现变化，原来是吃皇粮的声望最高，这是由国家安排的。现在不是这样了，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声望。这样就在不同的职业之间出现了一些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一种分层？第一，分层本身是差别；第二，分层要有等级。这些差别是否上升到阶层分化，是否需要用社会分层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
四．我们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九十年代初很多官员都“下海”；现在反过来回潮了，今年公务员录取是37：1，比大学录取率要低多了。好像还是走“官道”好，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如何解释？我们可以通过分层研究来看一看。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我们的分层研究，整体而言还是采取多元分层理论。为什么不完全按马克思的理论来做，一个原因是，中国现在的情况跟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条件不完全一样，比如我们所有权的结构跟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一样；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还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我们的政治取向是改良主义。我们现在再用阶级分析来研究分层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研究出来干嘛？动员一个阶级或阶层来反抗另一个阶级或阶层？新左派批评我们用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是在搞资本主义。我们原来的院领导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不能用西方的分层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我们就问：我们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研究，政治上行吗？我们也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大家现在看看农民工，他们受剥削了没有？受到了极大的剥削，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他们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涨；他们的生产劳动条件，大家可以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比起来看：工作时间长，被关在工厂里，上厕所有人监护、还有时间限制等等。但是我们如果这样研究，是不符合改革和稳定的关系的。而且我们调查的时候，问他们现在有多少阶级？他们很敏感，说现在还搞阶级斗争啊？毛泽东时代已经把“阶级”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一谈“阶级”就要“斗”，就是你死我活，一个阶级打倒另外一个阶级，现在谈“阶级”色变。所以新左派老是觉得自己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第一，我们要面临一些很现实的限制；第二，我们觉得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多样化，仅仅靠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研究也存在不足，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研究这个现象。
那么现在没有毛泽东那个时候的阶级、没有那种“血统论”什么的，还存不存在阶层？现在对阶层有几种看法：一个是“客观”阶层，一个是“主观”阶层，还有一种是“行动”阶层。所谓“客观”阶层是指，用客观指标——实际上也是学者的主观建构——把社会中的人分成不同的阶层；“主观”阶层，是被调查者主观认识自己所属的阶层认同，比如我们问他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他会认为自己属于贫困阶层、中产阶层等等；“行动阶层”是根据他所参加的运动把人群分为不同的阶层。一般来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客观阶层决定了主观阶层，主观阶层决定了行动阶层，三者是合一的。而现在的研究发现，客观阶层并不是跟主观阶层一致的，是有差别的，跟行动阶层更有差别了，这种差别就是我们要解释的。现在我们研究的中国社会的“客观”阶层，看中国社会的客观结构是不是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面说了，我们运用的理论是多元分层的理论，把韦伯的理论进行了改造：韦伯的多元是“声望、财富和权力”，我们改造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中国传统社会里，老百姓一般认为文化人、受过教育的人有教养，而且“学而优则仕”，社会声望很高。但是这个“社会声望”跟韦伯的“声望”不完全等同。我们觉得教育非常重要，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当中，人受到一定的教育对于社会地位的获得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科教兴国，也很重视教育的作用；第二个是“经济资源”，这个不用说了，包括收入和财富；还有一个“组织资源”，我们原来准备用“权力”，但是“权力”这个概念很敏感，“权力”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按韦伯的说法是，“我能够实施自己的意志，不管反对者的反对，我自己的意志迫使对方能够服从”。后来有人认为这个是狭义的权力，美国社会学家C.W.米尔斯认为“权力”除了包括韦伯的这种权力外，不一定是对方被迫强制，对方自愿服从甚至仅仅是一种权威都属于广义的“权力”。所以我们用“组织资源”这个词，担任一定的职位、管理多少人、科层制中的位置等等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那么衡量这三种资源，总要有一个平台，我们找来找去，最重要的还是“职业”这个平台。除了职业以外，还有其他平台。比如有的人没有职业，他通过继承父母的遗产或其他财产转移也有收入。但是中国社会经过共产党革命之后，这种财产积累和转移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现在有一些企业家、大老板的财产很多了，他们的子女可以不用参加某种职业就继承很多财产。但是总的来说，这种转移性的资产还是比较少。另外，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有一个家族威望，就是说在一个大家族内，不管职业如何，长辈就是长辈，权威就是权威，比如苗寨的“寨佬”，威望非常高，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在整个社会变迁中，这种传统威望的影响在减少。所以我们认为分层理论中还是用“职业”作为一个平台。“职业”是一种类别概念，包括上面三种资源。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叫彼特·布劳，他研究社会交换权力，他发现整个社会结构由两类参数构成，一个是类别参数，一个是等级参数。类别参数，比如职业，是我们没法分等级的。而我们分层研究是分等级的，那如何把类别参数转化为等级参数？就要通过上面说的三种资源的衡量把“职业”这个类别参数转化为等级参数。所以我们以“职业”为平台，以三种资源为内容，建构一个社会等级分层。就是说，在三种资源组成的“三维空间”中，地位相同的就属于一个“层”；地位不同就位于不同的“层”。大家批评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分之层，层内差别（相对于“层际差别”）有时候也很大。待会我会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统计学的大致观察来理解这个问题。
通过构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全国调查，一共做了七个点，一万七千份问卷。这八个点没有随机抽样的意义，我们根据“东、中、西”三个地区来做的选择。做这个社会调查，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成本；第二是要有地方的配合。特别第二个，非常重要。但是有的地方政府是不愿意配合的。开始我们跟一些地方政府联系的时候，说我们要做社会分层调查，好多地方领导一口回绝，说他们那里没有什么阶层，很敏感很害怕；后来我们说做收入差别调查，他们也拒绝，说他们那里收入差别不大；后来我们说做职业调查，这个好多地方就认可了，但是我们的问卷里还是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只是他们事先同意了，事后也只好配合我们。我们就选择了七个点，这七个点是：东部的辽宁海城、福建的福清、江苏的无锡，还有一个深圳；中部的安徽合肥、湖北的汉川；西部是贵州的镇宁。选择这些地方是根据可操作性，但是在这些地方做的是抽样调查。我们在全国范围做了另一个抽样调查，根据人口、GDP和地区分布，我们做得很严格，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人口统计也不准确，我们根据计生委一个系统、统计局一个系统、公安部门一个系统，把这些资料收集在一起，进行比对、排列、筛选数据；GDP也是个问题，省级的还好，县级的GDP很成问题。我们的全国抽样抽到了十二个省，大概七十多个县，六千零二十多份的问卷，回收率百分之九十八，为什么回收率这么高？因为我们是培训来自当地的学生，让他们回家采取问卷问答式的方法，而不是问卷自填式。我们设计问卷的时候还考虑到地区语言的差别，问卷上是书面语，但是我们要求学生去调查的时候用当地的日常语言。这样两个调查，一共有两万多份问卷，我们在这些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得出下面的研究结果。
[$Page_Split$]
五．研究结果
上面说了我们把“职业”作为一个平台，我们根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个职业标准表，从上面选出了两百多个职业，根据我们上面的调查结果，把这些职业分为了十个层级，在这本书[3]上都有。我们认为这个分层的有效性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这个分层的层际之间是不是在资源等级上有差别；第二，人们是不是觉得它在实际生活中可行，即可被接受？我们这本书出版后，某城工人正在罢工游行，他们就有人拿着这本书到政府那里，说我们工人是第八个阶层了，还是不是主人阶层？我们有个成员还在地铁里看到，有人拿着这本书，在比对自己是属于哪个阶层。学术界也对我们的研究成果基本认可，认为我们这个分层比以前的一些分层全面，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我们这十个层级的分层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层：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国家管理者包括国家领导干部，一般是处级以上，在县里是局级以上，包括乡长、镇长；社会管理者，比如我们北大的校长、书记，社科院的院长、所长等，这些人都属于这个层级。但是企业里面的领导干部不属于这个层级，因为要政企分开；第二个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就是国有企业的老总以及中层干部以上的经理人员，还有外企、民企里面的中层以上管理者；第三层：企业家阶层。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属于前一个经理人阶层。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必须拥有企业的资产，并参与管理，所以就是指那些民企的老板；第四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就是从事专业技术、别人无法代替的人，大学教授、老师、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第五个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办事，就是指他们只是执行领导人的命令，没有决策权，包括国家机关里的一般公务员，以及企事业单位里的一般行政人员；第六层：商业、服务业人员。我们既有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人员，比如集市里的小贩；也有现代的商业、服务业人员，比如银行的行员等。我们中国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特别是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人员跟西方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技术和职业资格上要求都不高；第七层：个体工商户阶层。西方叫自雇者阶层或小业主阶层；第八层：工人阶层；我们把农民工放到这个阶层中，虽然农民工和城镇工人相比有身份等其他方面的差别，但是这个一致的过程是一定要走的，“农民工”的这种叫法应该取消。现在的政策也在开始慢慢向这个方向发展，尽管步伐还不大。现在农民工在工人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比如在制造业中，农民工占到了百分之七十；服务业占到了大概是百分之五十三；在整个工人队伍中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七，但我觉得还不止。因为城镇工人有七千万，但是进城的农民工达到了一亿七千万，还有“离土不离乡”的，所以农民工一共至少有两个亿；这样，两亿农民工在两亿七千万工人中占百分七十多；第九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我们不叫农民阶层，因为我们是按职业分层，农民中有从事工业的农民工，还有从事企业管理的农民企业家。所以“农民”是身份概念，不是职业概念；第十个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
这十大分层中，资源的分布状况是什么样的呢？比如，从收入来说，第一个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收入看起来不是特别高的，实际上他们的收入也是相当高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灰色收入。但是我们从职业声望来看，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最高的，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第三位是企业家阶层；等等。综合各种资源的分布，我们又把这十个层级分为五个等级：国家、社会管理者，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属于第一个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属于第二个等级；第三个等级是个体工商户和工人；第四个等级是农业劳动者；第五个等级就是城乡失业、半失业人员。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一般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就是说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日本七十年代有个调查，发现日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所以这样的社会肯定不会出问题。所以日本有个社会学家叫盛山和夫，也是研究社会阶层的，他写了本书，叫《一亿皆中流》，那时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口，一亿都是中产阶级，所以说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从社会发展中获益，都有良好的职业，体面的生活。但是后来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这位社会学家又写了一本书，叫《失衡的十年》。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呈一种洋葱头型，上面很尖、中间有个小脖子，下面非常大。我们的中产阶级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十九，上层是百分之五、六，百分之七十几是下层。而且我们这个下层的情况非常严重，收入差别非常大。用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表示，我们国家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3多，但是很多人算出来都超过0.5，0.4是一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5表示这个社会基本上要动荡、瓦解了，在西方来说很难理解。我们的城乡差别也很大，现在公布的是一比三点多，而最近社科院经济所，公布的一个数据是一比六，这个比率在世界上除了莫桑比克以外就属我们高了。还有，我们课题组有人研究认为，我们的中产阶级不是百分之十九，而是百分之四点多，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他认为衡量中产阶级，不能只看收入，还有职业、消费模式等因素，他把这几个因素各划一个圈，这几个圈的重叠部分才算是中产阶级，所以得出这样小的一个比例。但是我们认为不能这么算，我们“百分之十九”的比例是从职业来看的，包括国家、社会领导者，经理人员，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等。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发展失衡，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有多少人上升到中产阶层？前面说了，两亿农民工的工资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没有什么增长，还是五、六百块钱（一个月）；而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的收入九十年代后半期一直是负增长，到2001年才有所改变。这种状况情况下，谁分享了我们的经济增长，谁在我们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我们后来又出了一本书：《当代中国社会流动》，[4]通过与西方对比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没有人员向下层流动，大量人向上层流动；而我们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大量工人下岗，农民负担大量增加，九七年之后农民负担增加一倍多。这种状态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社会的强势阶层在利益分配中占着主导地位。我们这两本书的主编陆学艺在广东做了一个演讲，有报道就把其中的一句话断章取义的放在报纸的标题上：“政府应该支持工人罢工”。弄得政府领导很紧张，问他怎么回事？他其实是讲了日本的一个例子。日本六、七十年代工运很发达，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公务员支持工人罢工。为什么呢？因为工人罢工之后涨了工资，公务员就可以提出要求增加自己的工资。而在我们国家，情况不是这样，政府公务员的工资不需要这样增加，是上面加的。总理说，他在任内公务员的工资要翻两番，就增加了，不是来自底层的压力。这样工人要罢工的话，公务员就不支持了，稳定压倒一切嘛。工人就失去了来自另外阶层的支持，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现在又不可能。农民工也是一样，一、两亿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是那么少的工资还要拖欠；大家看看中国的财富排行榜，有多少是搞房地产的老板，他们剥夺的是谁的利益？在我们社会的阶层之间，缺少一种权力的平衡，很难调整。所以现在提出“三个代表”，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权力的均衡体制。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中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发生大的事情，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们党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二十年发展中有新的职业大量产生，很多事情大家能够去做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农民种地没有什么收益，还是可以去打打工，补贴一下。但是关键在于，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长？从社会层际流动来看，也有几个问题：从上层流动来看，只进不出；而且上层的子女在上层的比率非常高，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狭窄。下层和中、上层之间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板，出现了屏蔽现象。举个例子，现在的个体户想向企业家发展越来越难了。因为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要靠资本、技术、规模和市场机会等等，像改革开放初期从一个小个体户发展到大企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而且我们国家对中小企业发展在财政和金融上的支持也非常小。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大学的教育体制改革对下层的农民非常不利，虽然我们最近几年都在不停的扩招，但是底层农民的子女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大，甚至上不起大学；而且上大学的收益率在降低，就是说现在上了一个大学并不意味着能够找到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我在甘肃会宁做过调查，那个地方是甘肃的高考大县。八、九十年代父母借债给孩子上大学，孩子一毕业，两、三年内就可以还债；但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却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出现所谓的“返贫”现象。我们都知道，教育是向上层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另外一个渠道是市场竞争；市场肯定是不偏爱弱者、底层人的，只有教育可以给你一个相对公平的改变底层人地位的机会。但是现在教育成本的提高、教育收益率的下降，导致这一个渠道也越来越窄。还有一个城市化，城市化也是一个帮助社会流动（层际流动）的重要方面，但是我国现在的城市化在很多地方都是受到控制。特别是大城市，都在控制城市的规模，农民工在北京工作了好多年，也不能算北京人，子女也不能在北京接受教育；另外城市生活的成本也在提高，即使北京给农民工户口，他们能在北京生活下去吗？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们根本买不起房子，只能生活在低矮的、破旧的、临时的平房里。我们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不是市场主导的，所以是分块的：北京的城市化是北京市主管的，天津市的城市化是天津市主管，下面的各地的城市化也是各地行政主管的，都不允许外地人进来。这样也形成了一种瓶颈。
要打破以上所说的这些阻碍社会流动的瓶颈，我们觉得，一是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民教育，这个要国家大力支持；二，取消对城市化的行政控制；第三，各个阶层之间要建立一个权力的均衡机制，政治民主化对社会结构的转变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结构的良性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中国现在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已达到二十二点三万，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是如果我们大量底层的人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农民工不能转化为工人，农民不能转变为市民，如果九亿农民十年、二十年之后数量还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那么我们的现代化真是遥遥无期。我们现在做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然后做了社会流动渠道的研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研究各个阶层之间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第一，必须要各个阶层在社会发展中都获益；第二，各个阶层要对自己的地位有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合法性前提在于：各个阶层之间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流动机制，以及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障机制。
今天限于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
北大法学院宪政研究中心     2007-8-30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7-8-30 9:5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