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人民币汇率与大国竞争

作者：杨帆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543    更新时间：2010-3-24   顶    荐  ★★★ 【字体：小大】
人民币汇率与大国竞争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   帆
一 。人民币汇率被政治化：
大背景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2000年开始以日本首难，美国跟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直未断，这种压迫产生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大举进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激增，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房地产泡沫出现。2005年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以浮动方式从1：8.27升值到2009年底的1：6.8，升值18%左右。其中2008年升值最快，2009年基本未动。
美国方面主张人民币一步到位升值到1：5，理由是中国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太便宜，美国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提高价格就是了，买者要求卖者提高价格，倒是少见。但出口商品的提价机制应该是补偿成本。第一，增加农民工福利提高劳动成本；第二，补偿环境损失，征收环境税和资源出口关税。这是改善中国自身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政策，应通过财政手段，不需动用汇率这样的货币杠杆，来调节经济总量。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弹性低，即使提高了价格，出口数量减少，但出口金额未必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应通过扩大进口来解决，特别是美国应该放开对中国出口高科技的限制。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名压迫人民币升值，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没有恢复，国内矛盾激化，以贸易保护主义转嫁危机是必然的。美国国会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每年5月开会批评中国已成惯例，从十几年前的最惠国待遇，加入WTO，到中美贸易逆差，反倾销，市场经济地位等等，2010年如果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全面制裁中国就进入了程序。美国商界宣称这次不会帮助中国，欧洲亦以“碳政治”制造一套凌驾于WTO之上的国际贸易新规则；美国还呼吁发展中国家一起制裁中国。一场全球贸易战即将兴起，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还有8.7%，2009年虽然出口下降了16%，但由于德国下降更快，中国出口跃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贸易顺差虽下降但仍旧有1960亿美元，于是就成为众矢之的。
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理论由中国学者
最早提出，是中国政府自主决策
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无论是升是贬，都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是政府自主决策。
1978---1994年从1：1.7贬值到8.7，是计划，财政，价格，外贸，外汇体制改革的综合表现，也是出口创汇的需要。1986年以后出现贬值与通货膨胀的循环；1992---1993年经济过热压迫汇率贬值，人民币在1994年以“向市场并轨”的名义，从1：5.7一次性贬值到8.7，已属超额贬值，从此中国贸易顺差大增。
我1994年在《金融研究》上发表长文，提出人民币汇率将结束连续16年的贬值，进入历史升值期。汇率机制将发生根本变化，由计划经济的综合出口成本决定，变成开放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杠杆；其作用由保证出口创汇变成调节国内外经济平衡；调整汇率的决定权出口利益集团向中央货币当局转移。只不过由于贬值思维惯性，出口导向战略和亚洲经济危机，使这一过程推迟了12年。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建议是中国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对中国经济有利，可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我国以比较低的价格进口国际资源，设备和技术，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和产业结构升级。2005年7月人民币以浮动方式升值，实质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策，并非外界压力之结果。
人民币升值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购买力平价是决定长期汇率的依据。理论上说，货币国内购买力决定对外购买力，同一商品在同一国家应该有相同的价格。如果以400种商品为一“标准品”样本，在中国值4万元人民币，在美国值1万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比值应是1：4。这个比值在1990年是1：1，以后由于物价上升，人民币购买力下降，长期保持在1：4，以后可能上升到1：5---6，就是说，人民币汇率是由1：8.7向1：6升值的趋势。
名义汇率扣除物价变动，称为实际汇率，20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已升值，采用不同物价指数，大约在20---40%之间，这是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非货币因素。实际汇率又是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格之比，可贸易品即可以移动并参加国际贸易的商品，其价格不断下降，非贸易即房地产旅游医疗等不可移动的商品与服务，其价格不断上升。决定价格涨跌的非货币因素，称为“生产率比工资弹性”，在可贸易品部门，由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生产率提高速度非常快，而工资基本不涨，所以可贸易品价格年年下降；在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难以提高，但工资却在提高，非贸易品价格年年上升。这样，用可贸易品价格去除以非贸易品价格，分子越来越小，分母越来越大，实际汇率的值就越来越小；人民币采用直接标价，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越来越少，就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名义汇率如不随实际汇率升值，称为“汇率错位”，就产生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国家被迫收购使外汇储备剧增，人民币基础货币过度发行，再使用货币政策予以冲销，这就是1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
理论上还可计算人民币“实际有效均衡汇率”，我研究所的结论是：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2010年人民币还有5%的升值空间，到从1:6.8升值到1：6.46；到2010年还有1.2%的升值空间，升值到1：6.38。
如果2011年美元对欧元贬值20%，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再升值7.7%，升值到1：5.9，不能再高。根据方程，贸易条件从2008年的1.2624，到2012年下降为1，为保持人均GDP增长率不变，须将投资率提高4.86个百分点。
三．控制货币升值和资产泡沫
围绕汇率问题的中美大国博弈
最新理论研究表明（张斌，2009）：货币升值预期必定引起股市房地产泡沫，即使严格控制外部资金流入也不能避免，深层次原因是：货币升值预期引起了非贸易品价格上升预期。只要国内储蓄大于投资，政府采取积极财政货币政策，资产泡沫就会发生。
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内外经济矛盾，但一定要注意：如迅速升值到1：5，有可能突然转为贬值预期。此时如果美国宣布加息，等于一个动员令，号召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逃，此时股票房地产泡沫破灭，将引起金融危机。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 中国必须做到“三个控制”：控制升值速度，控制资产泡沫，控制投机资本进出。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应指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出境，不急于宣布自由兑换。30年来人民币在法律上都没有宣布自由兑换，这在最大规模上限制了投机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限制了腐败资本外逃。同时我们巧妙地利用了香港，通过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默认特区的外汇自由市场和市场汇率，并没有影响涉外经济效率，这是中国国际化过程中最有智慧最成功的案例，完全可以再实行一个时期，不必急于在法律上宣布自由兑换，以丧失我国维护经济安全的杀手锏。我要警告：如果在国内经济过热，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泡沫经济盛行时贸然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金融危机离我们就不远了，有没有“阴谋”，结果都是一样，“市场”自然规律也足以造成经济崩溃，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质是非均衡的而不是均衡的，非均衡发展必然导致金融泡沫和崩溃，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均衡假设，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而已。
长期稳定人民币，可以考虑与美元脱钩，改为与货币篮子挂钩，按照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调整名义汇率，以减少美元不稳定和持续贬值的影响。这需要各种政策配套，比如在大宗进出口贸易中，特别是在中国周边贸易中减少以美圆计价；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不再用美元定价，积极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与货币合作。只有削弱美元霸权，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四．加快国内经济转型是关键
不能再说空话必须加速进行
如果中国坚持人民币小幅度升值，不可避免的是美元单方面对欧元日元贬值，欧日经济还不如美国，如果其货币与美元轮番贬值，人民币还是要被迫升值，一直到贸易顺差消失，这可能就是美国让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含义。人民币在三年内正常升值6%，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压迫下再升值8%，这样的幅度肯定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很有可能动员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全面制裁。无论如何，中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战略导向维持不下去了，那些鼓吹“静态比较利益”，误导中国发展战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不能再误导中国。
国内军方学者发表一些“鹰派”言论，主张抛售美国国债以抗议美国向台湾军售。美国人说不怕，有许多人等着买呢。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确没有人接盘，这就意味着中国卖不出去，美国有手段控制自己的国债市场，比如做市商不承接，中国也没有办法。此时我们才真正领受到什么是“国家干预”。以前卖的国债是无法收回的，中国不应再买美国国债。
现在是美国联合国际社会向中国转嫁矛盾，对我们形成巨大压力，如果中国不肯就范，压力还会增大，这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大国竞争”，再韬光养晦也没有用。正确选择应该是变压力为动力，外抗霸权，内修人权。应该看到美国的压力在客观上，与我们本来就应该实行的经济社会调整，有一部分是一致的。本来我们应自觉转换，可惜我们不自觉，现在是人家压迫我们转换。
中国净出口不断下降已成定局，2009年还有1960亿美元，在全球贸易制裁的情况下，最坏的可能是，到2010年顺差为零，总需求缺失1906亿美元即20000亿人民币，必须从投资和消费的增加中补上。中国投资率已到了吓人的程度，未来时期真正的有效需求是消费拉动。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还有极其庞大的内需潜力，可惜在现行既得利益格局的压制下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度增长，依靠市场化改革，引进外资，宽松的货币政策，依靠股市和卖地，依靠廉价劳动力，以环境资源破坏为代价的出口，都已没有空间。
中国离人口老化还有15年，依靠国债和城市化，发展潜力还可维持10年。我们必须利用这15年时间，使中国真正跨上新的历史台阶。对外打破国际霸权实现产业升级，对内限制利益集团启动内需。这意味着缩小两极分化，改变30年来形成的利益格局，这需要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改革，不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依靠民主与法治，不能奏效。如果两个方面我们都做不到，就不能奢谈中国崛起。
美国是如何把日本导入泡沫经济的？
------读黄树东先生〈选择与崛起〉一书有感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帆
我在硕士期间专攻日本经济18年高速增长，当时国内外舆论把日本捧上天。后来泡沫兴盛，美国出版《日本第一》，惊呼“日本买下了美国”。曾几何时泡沫破灭，日本停滞20年。黄树东先生近期著作，论述了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把日本导入泡沫经济的历史。
贸易摩擦，产业控制与高科技争夺
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日本与美国是二战期间的敌人，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盟友。美国先占领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以后则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改造日本。战后日本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银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疗法”，说日本是“高跷经济”，要砍掉美国援助和财政补贴这两条腿，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依靠朝鲜战争才解脱出来。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8年，离不开美国的扶植，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军费，把力量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向日本廉价转让民用技术；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日本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技术市场方面全面依赖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基地。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在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强劲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从1956年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钢铁，汽车，计算机，层出不穷。1977年美国半导体协会指责日本违背市场规则，滥用倾销方式。美国政府帮助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间协议限制日本，培植台湾韩国作为竞争对手，至1993年终于取代日本再度成为最大的晶片出口国。日元资本外流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政府没有魄力和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至21世纪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已完全输给了美国。
出口导向，货币升值，金融自由，宏观失控
是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1946年为扶植日本，美元对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导向恶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兑换，但金融体系没有放开，国家控制相当严密，国际资本无法自由进出。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续了14年，日本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全盘放开，顷刻瓦解。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日元低估是万恶之源，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国双赤字。美国联合西方各国联手，在1985年达成“华盛顿共识”，联手压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严重升值预期，投机资本进入日本，1985年底就数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200，最高升值到1：80；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日元曾贬值到1：150，后来就在90----130范围内波动。
仅仅是货币升值，并不会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
华盛顿共识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个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私人行业的生命力；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追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消费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货币升值期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经济形成。日本传统金融体制是主银行体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以银行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政府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保护银行和居民的利益。资本市场极不发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政府经济目标和财团整体利益。
这种银行体系被指责为“封建体系”，逼迫日本实施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业以利润为中心，从事创新业务，发展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期货，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引起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银行过度介入证券市场。日本在1960一1980年企业借入资金为30%，80年代后下降到10%，进入90年代下降到5%。银行收益减少，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存在的道德风险。
日本政府保持高增长思维惯性
进退失据决策屡屡失误
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改革过程中忽略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宏观政策屡屡失误。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鼓励银行和企业向海外投资。1980---1984年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外国企业可在日本发行以日元和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日本金融机构可用任何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把得到的资金对置成日元，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供给者。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96年16。7%的GDP是外国资产。日本外流的资本有40%到了美国，25%到了亚洲。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达到美国新增贷款的17%，大量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此时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日本资本接盘后，美国房地产就崩盘，日本投资巨亏，相当于10年对美贸易顺差。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保持企业竞争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银行在吹大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吹大了自己资产和利润。金融自由化促进信用极度扩张，银行业资本极度膨胀，银行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解放资本”的奇迹就是资产泡沫。股市从1986年的12000点飙升到39000点，东京房地产总市值超全美国房地产总值，资产泡沫吸引了巨额银行贷款。1980年日本银行在世界前10名当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10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引起全球连锁反应，各国在1988年紧缩银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增大现钞供给，到1989年紧缩银根为时已晚。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日本当局直到1995年才承认经济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日本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2年达到4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经济回升消化不良资产，结果1998年增加到87万亿日元，占银行业贷款的15---20%，国内生产总值的30%。
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实施“大爆炸”式的全盘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受此冲击2003年股指跌破8000点大关，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经过长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监管，至2005年银行不良资产下降到16万亿日元。
理论上讲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满着风险。初期改革与货币升值，经济高速增长并行，引发了资产泡沫。泡沫崩溃以后，市场力量无法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决问题，出现“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国影响，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现下降，经济没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没有完整的主权，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错误地应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关系；第四，沉浸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思维中不能摆脱，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走日本老路，因为大家对此已有警惕，现在看来有必要旧事重提。中国目前形势与日本非常相似，理论欺骗仍旧有市场，中国有强大的势力在阻挠我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有意识地回避实质问题，而把反思限制在技术层面。如果美国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就范，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依附性，“精英”吃美国奶长大，被美国洗了脑子，他们害怕与美国对抗，也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中国仍是“主流”。他们已形成利益集团，有一整套思想理论政策，掌握了许多部门的领导权。在外部压力下，我们内部会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经济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国家利益与安全角度谨慎对待升值等问题，绝对不能让泡沫经济等问题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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