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创：人民币汇率选择与得失

蔡定创：人民币汇率选择与得失
（一）　　　　 　　
　　人民币升值问题是当下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因为，其不仅是当前中美金融战中的焦点，而且也是当下中美产业战中的焦点；其中包含着中美利益之争、国内不同群体、集团利益之争、以及中国发展战略之争这样多层面的问题，其理论上的复杂与利益上的多层次纠葛使得几年来在美国的国会，在中国的学术理论界一直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 国际汇率环境已发生的质的变化
　　其实，就汇率理论来说，已经十分丰富可谓汗牛充栋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均衡汇率理论”、“汇率变动改变贸易收支理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这些理论都在过去的岁月里指导着各国的汇率实践，其贡献是不可谓不大，为何还会引在起在美国、在我国如此大的争论？其实质除了上述的利益之争外，更主要的是当代世界经济已经与过去不同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经济阶段而不自知。人们还在应用着老的理论思考问题并试图解决现实问题，但发现总是达不到既定的目标，甚至距目标越来越远。即使是目标利益者自已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与过去比到底有些什么不同的特质呢在我的论著《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中，我第一次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来描述当前的这个经济国际的现实。
　　我们过去通常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确实，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后，确实经历过几十年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这个阶段我认为已经从１９９９年克林顿总统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１９３３年银行法》，美国银行业重新混业经营而结束了。在当代国际金融财团已经积累巨额金融资本，美国国际金融财团的触角已经遍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情况下，美国克林顿总统废除《１９３３年银行法》，重开银行业混业经营，使得象高盛这样的极少数国际金融财团，不仅仅是垄断产业，而且也开始了垄断金融业本身。
　　首先说明：我这里所使用的“垄断金融”与“金融垄断”（或过去有时也未加区别的混用的“垄断金融”）是根本不同的二个概念。我这里所使用的“金融垄断”是将其定义为金融行业对金融业以外的产业的垄断；而“垄断金融”则是国际金融财团与通过其美元地位垄断着世界金融业的，包括储蓄信贷银行、投资银行、期货公司、证券公司、信托与经纪公司、评级机构等金融业的各个方面。
　　“垄断金融”是建立在“金融垄断”基础之上的垄断，也就是说，“金融垄断”仍然是存在的，“垄断金融”是更高一级别的垄断，也就是说，其对金融业本身也实现了垄断。因此，它是垄断发展的一个更新的阶段，其对实体产业的关系与传统经济学在定义上也有质的区别。本文篇幅限制不可能展开论述，其详细的论述关心的读者可参看我的论著《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
　　顺便说一句，不是有意与郎咸平作对，而是我的理论天生就是郎咸平的克星。前段时间写了一个批判郎咸平忽悠的系列（郎咸平的忽悠http://blog.sina.com.cn/cdch），但是本关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论述又是对其《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的“新帝国主义”概念的否定。我们都知道，“帝国主义”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中所定义的，特指主要用战争手段来扩大资本主义市场和获得资源。但是，资本主义的这一个发展阶段早已成为过去。眼见的事实是，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需要传统的市场了，而获取资源的手段更主要的是依靠垄断金融。郎咸平用这种过时的概念来定义当代，要不就是缺乏想象力，要不就是对当代的时代特征并没有清醒的认识，看不到当今的本质所在。
　　“国际垄断金融”特点使当代经济发生的一个首要变化就是，在“国际垄断金融”环境条件下，国际垄断财团可以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巨大的货币流，可以任意地、人为地控制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对金融产品（包括股市价格）进行定价，原来与汇价、币值、成本相联系的国际商品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起主要的调节作用了。在没有资本项限制的情况下，巨大的货币流往往与商品流并没有关联性。这种新情况的发生，这就使得“汇率自动均衡理论”、“汇率变动改变贸易收支理论”这些在自由资本时代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其次，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所实现的短期货币价格决定与国际投资货币有针对性的、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跨国流动，使得“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也基本失灵。甚至，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汇率的定价权还可以作为输出通货胀膨的工具来使用。
　　因此，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现实地讨论汇率问题，而不拘泥于何种传统的汇率理论。在现有的经济环境条件下，人民币是否升值，应服从于我国的发展战略，适当地作出利益的取舍。
人民币升值选择与得失(二)
二、人民币为何会发生升值
　　经常有人问，人民币在国内不是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吗，怎么在国际上却要升值？这在现实中确是一个很矛盾而且一般人感到很费解的事。
　　一国货币发生升贬值，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比如贸易平衡、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外币币值与利率的变化等等因素。但这些一般来说都属于短期变化的因素。起主导作用的、决定汇率的长期因素，则是汇价反映着各国劳动力的价格差。
　　发展中国家在未发达之前，劳动力价格十分低下，包括土地等资源的价格也是同样。当国家的基础设施改进、社会教科文水平、交通、运输、金融与信息服务水平等都大提高后，其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的价格也就必然地获得提高。例如，在深山老林中的土地是不值钱的，但当通上公路、铁路，实行“三通一平”后，同样是这块土地立即成十倍、成百倍地涨价。当在中国上海的一个同等级的生产人员与在美国纽约的同等级生产人员能干同样的事、具有同等的劳动生产率时，理论上他们应该有相近的劳动力价格。但是，后发展国家的劳动者工资增长却往往不如国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当落差十分大的时候，如果长期不相应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就会通过汇率的形式反应出来，产生本币币值的升值。贸易出超通常也是这种劳动者工资落差的反映。因为相对比较的低工资，从而获得比较低价格，而消费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但当一国贸易出超后，汇率自由均衡的原理（汇率自由均衡并不是完全的失效）就会通过汇率的调节，例如提高本币的汇价，从而整体地提高本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降低外国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水平，获得社会总体的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工资在国际大范围里的均衡。
　　这里要注意的是，引起币值升值的背后极终因素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并不是指单个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而是指社会整体的，其中也包括与生产有关的基础设置，如交通运输、通讯、信息、金融服务等，它是一种综合效应。
　　而国内物价的上涨，虽然其中也有货币币值的变化因素（此与上述的劳动者工资提高引起的币值变化有交集，币值变化影响实际工资水平），但更主要的是商品供求不平衡所引起。如果社会总工资的增长赶不上货币因物价上涨而引起的货币贬值，造成劳动者实际购买力反而降低，与国际同等劳动者的工资差价反而扩大，这时就会发生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矛盾现象。
　　当然，汇率所受到的实际影响因素远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复杂。只能是说，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工资水平形成社会有效购买力。劳动者低下的工资形成低成本，低购买力，低物价水平。由此证明，购买平价理论的有效性。人民币发生升值，表象是贸易出超，超额的外汇储备，本质是劳动者工资落差太大。
　　《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第六章第四节从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定价与竞争形成产品价格、货币增值过程，论述了货币升值的基本原理。为了深入理解货币升值的劳动价值原理，这里全文引用《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第六章第四节“货币升值与不升值的奥妙，增发消费货币有决窍”：
　　“在资本生产循环G－W－G′中，G′是指G′= G+△G，是代表增值的货币，说明的是每一次资本的循环都产生价值增值。价值在未实现增值前表现在商品数量的增加。当通过劳动增加了商品数量时，对这个商品有二种标价的方法，并由此决定着货币是否升值。
　　第一种方法是以消耗的劳动量（按照马克思的定义，生产资料是物化劳动）作为基准的标价方法：假如原来一小时工资为十元，一小时生产十件商品，每件商品标价一元钱，现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每小时生产二十件商品，工人工资仍为十元，每件商品以0.5元的竞争价出售，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利润没有变化，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变化，货币供给总量没有增加，但是竞争取得了优势，货币产生了升值，物价产生了下跌，整体经济可能发生通缩。
　　第二种方法是以商品数量为基准的标价方法，仍然假定原来一小时工资为十元，一小时生产十件商品，每件商品标价一元钱，现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每小时生产二十件商品，商品每件标价仍为一元，这时，如果工人工资仍为十元，资本家可以多赚到代表十元钱的十件商品，但这十件商品最终肯定会因没有购买力而放在仓库卖不出去。在微观上表现为产品过剩，在宏观上表现为生产能力过剩或最终表现为资本过剩。
　　第三种方法仍是沿用第二种商品标价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后，每小时生产二十件商品，商品每件标价仍为一元，但同时将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二十元，将多生产的产品给工人消费。这时的资本利润保持不变，工人获得多一倍的消费，物价保持不变，货币产生增量供给。整体经济不通胀也不通缩。
　　资本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在竞争的环境条件下，没有任何企业会采用第三种方式生产标价和工资分配，这也不仅仅是因为资本自私的目的，在竞争环境条件下，单个企业单独地采用第三种方式等于自杀。因为自由竞争博弈的结果是，商品价格必然下降。只有在垄断情况下，价格不会下降，国内有些企业，如电信、电力、石油、房地产等可以天生地获得行业垄断，但因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大量的人口就业压力更是使得劳动者处于不利的工资竞争地位，劳动者的工资也不可能获得象第三种分配方式中的提高。因此，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产生第三种分配情况。在竞争中的企业为取得竞争优势，都会采用第一种分配方法，当获得垄断优势不需要降价时，资本的利润目标使第二种标价和分配方式成为资本的自动选择。但只有第三种方式才是理想的宏观经济健康的发展的方式。
　　其实这也是个增量货币供给问题。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货币分配方式，通过宏观调控方式很容易解决。第一种物价下跌的实质是生产中价值发生了增量，但在生产体系内货币供给不使其增量。这在宏观经济中，货币与对外币的价格中会反映货币升值。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法从外部增加消费货币的供给，用此增量的消费货币供给，将第一种方式中的物价下降（从一元降到0.5元），通过需求拉动使其回到原来的（仍然一元）价格水平；或者是通过增发消费货币将第二种方式中的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商品买出来（实际中已经表现为生产能力过剩，资本过剩，消费货币增量能使过剩的生产能力发挥作用）。
　　从上述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外部增发的货币必须是经济体内本应产生供给增量而实际没有产生的、与这种消费性货币等质等量的货币，是补充在生产体系中供给不足的这部份货币。这种消费性货币增补必须在每一个经济过程中及时地增补，应该用凭空的增量发行以增加消费能力而不是有条件的。例如通过财政透支的方式，增加社会公共福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可以直接用财政的方式提高低工资者的工资水平。过了一个资本循环周期，透支增量消费性货币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就会演变成另外的问题，例如，货币升值问题、资本过剩问题。”
人民币升值选择与得失(三)
三、 人民币升值的替代途征
　　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指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的应有汇率的趋于一致，在当下表现于升值）是有本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作为依托的，是大势所趋。但是并不是说，采用低汇价没有一点好处。低汇价的实质是低劳动工资保持，经济起步阶段必须要依靠这种低汇价、低工资以获得产业发展的优势从而挤进国际市场，持续的低汇价、低工资则是使高工资国家实体产业空心化的有效手段。但同时也是以本国国民财富输出作为代价的。
　　我国已过了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已成为最大的出口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在这种已有的环境条件下，人民币升值与否，利弊是需要认真权衡。
　　人民币升值之利：
　　首先，等于变相地整体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有人说，我一不出国，二不购买进口商品，人民币升值与我无关。错，人民币升值与每一个人相关。例如，我国大量进口的原油、钢铁、有色金属，当人民币升值后就能降低进口成本，通过价格传导从而使各种最终消费品的物价降低。当然，当人们出国留学、直接购买进口品时，受惠更直接。
　　其二、人民币地位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同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货币化。 因为人们总是选择升值中的货币储存，而不会选择贬值中的货币储存。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也更脸面些。
　　其三、在输入性通胀的金融战中减少损失。美国用输入性通胀的手段掠夺我国的财富，不光造成了直接的财富损失，而且，由于我国货币管理者是以控制CPI作为货币调控的目标，CPI上涨，紧缩货币的政策与政策预期，往往造成股市极大恐慌，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正常发展。人民币升值能稍许降低一些输入性通胀的为害。
　　其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的资源战略。当下中国的发展显然已开始受到资源瓶颈的束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要在全世界获取资源，低汇率显然是对已极大的不利。
　　其五、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扩大内需的经济结构战略转型。内需不振，源自劳动者工资水平太低，而直接提高劳动者工资在现有经济结构中又很难做到，那么币值上升是一种间接的扩大内需方法。
　　人民币升值之弊：
　　其一、不利于出口企业的产业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由于低汇率所形成的产品低价，出口企业可获得更多的出口份额。
　　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阶段上，扩大出口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增长的乘数效应。此在《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第七章第7.53节中，通过对再生产出口模型演进已获得如下结论：在出口增长的初始阶段，可获得很大的社会就业量增长、GDP增长；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在继续的再生产过程中，由于社会就业增量递减，因出口增量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也会随之减弱。再生产因贸易出超而打破的原有均衡。将在新的较高基础上回归到均衡。”（引自《货币迷局－当信用货币论》第140页）。
　　这就是说，人民币低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最初始出口导向阶段，较大的出口增长对经济有“增长的乘数效应”，但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均衡，在新的均衡建立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降低。由于低汇率也会造成因国内购买力过低而引起内需不足从而造成总体经济效益上的损失，因此，在特定的阶段上，需要评估因出口而对经济增长的效益，与因劳动者低工资所决定的社会购买力过低而引起的内需不足所引起的经济效益损失，将两者进行量的比较，从而衡量得失。这种量的比较不一定总是正值。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人民币升值就一定会损害经济的增长，它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但是，对于出口企业这个群体来说，影响总是负面的。
　　其二、我国已有的巨大外汇储备，将发生账面损失，并且账面损失直观化，虽然潜在的损失是必然的。
　　从人民币升值利弊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阶段性，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经济的增长会有不同的影响；也要注意到其对社会同阶层的不同利益性。从国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国民与社会的福利这个角度来看，升值之利大于不升值。
　　既然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本质是劳动者工资与发达国家存在反差，那么，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并不是只有人民币升值一途。还可以用直接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如全民医保、全民教育等）、提高劳动者工资的方法，降低人民币币值，以缩小这种反差，使人民币名义汇率与潜在的汇率相当。
　　《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第六章第四节中的“第三种商品标价方式”，即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后，用提高劳动者工资的方法，以“物价保持不变，货币产生增量供给。整体经济不通胀也不通缩。”（见《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第112页）其实质就是一种以提高工资的手段解决货币升值的方法。我认为，这才是当前阶段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最好的方法，既能一举解决我国经济向内需型的结构转型，又能兼顾到提高我国经济的增长水平与保持国际竞争力，外汇储备也不发生账面难看的损失。因为增发货币工资所引起的（货币贬值性的）CPI指数上涨，可以通过技术处理作调整。有利无弊，需要的只是智慧与胆略。

 

作者：民生12345　回复日期：2010-06-05　00:33:06　

 

　　现代经济学为何缺乏方法论的反思？2010-01-23
　　本文载于<经济学家>2009年12期
　　内容提要：方法论对任何学科的理论研究都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一者，经济思想的任何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二者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之后，特别是，自弗里德曼等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开始主导了经济学的研究，而方法论的探究则日渐式微；即使20世纪70年代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不愿对方法论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西方复兴的方法论思潮又逐渐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因而没有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有用的东西；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日益教条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为了维护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维的挑战。

 

作者：民生12345　回复日期：2010-06-05　01:20:24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之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1]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2]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是以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