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人民币汇率与大国竞争

人民币汇率与大国竞争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   帆 

             一 。人民币汇率被政治化：

大背景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2000年开始以日本首难，美国跟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直未断，这种压迫产生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大举进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激增，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房地产泡沫出现。2005年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以浮动方式从1：8.27升值到2009年底的1：6.8，升值18%左右。其中2008年升值最快，2009年基本未动。

美国方面主张人民币一步到位升值到1：5，理由是中国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太便宜，美国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提高价格就是了，买者要求卖者提高价格，倒是少见。但出口商品的提价机制应该是补偿成本。第一，增加农民工福利提高劳动成本；第二，补偿环境损失，征收环境税和资源出口关税。这是改善中国自身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政策，应通过财政手段，不需动用汇率这样的货币杠杆，来调节经济总量。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弹性低，即使提高了价格，出口数量减少，但出口金额未必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应通过扩大进口来解决，特别是美国应该放开对中国出口高科技的限制。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名压迫人民币升值，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没有恢复，国内矛盾激化，以贸易保护主义转嫁危机是必然的。美国国会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每年5月开会批评中国已成惯例，从十几年前的最惠国待遇，加入WTO，到中美贸易逆差，反倾销，市场经济地位等等，2010年如果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全面制裁中国就进入了程序。美国商界宣称这次不会帮助中国，欧洲亦以“碳政治”制造一套凌驾于WTO之上的国际贸易新规则；美国还呼吁发展中国家一起制裁中国。一场全球贸易战即将兴起，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还有8.7%，2009年虽然出口下降了16%，但由于德国下降更快，中国出口跃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贸易顺差虽下降但仍旧有1960亿美元，于是就成为众矢之的。

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理论由中国学者

最早提出，是中国政府自主决策

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无论是升是贬，都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是政府自主决策。

1978---1994年从1：1.7贬值到8.7，是计划，财政，价格，外贸，外汇体制改革的综合表现，也是出口创汇的需要。1986年以后出现贬值与通货膨胀的循环；1992---1993年经济过热压迫汇率贬值，人民币在1994年以“向市场并轨”的名义，从1：5.7一次性贬值到8.7，已属超额贬值，从此中国贸易顺差大增。

我1994年在《金融研究》上发表长文，提出人民币汇率将结束连续16年的贬值，进入历史升值期。汇率机制将发生根本变化，由计划经济的综合出口成本决定，变成开放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杠杆；其作用由保证出口创汇变成调节国内外经济平衡；调整汇率的决定权出口利益集团向中央货币当局转移。只不过由于贬值思维惯性，出口导向战略和亚洲经济危机，使这一过程推迟了12年。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建议是中国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对中国经济有利，可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我国以比较低的价格进口国际资源，设备和技术，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和产业结构升级。2005年7月人民币以浮动方式升值，实质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策，并非外界压力之结果。

    人民币升值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购买力平价是决定长期汇率的依据。理论上说，货币国内购买力决定对外购买力，同一商品在同一国家应该有相同的价格。如果以400种商品为一“标准品”样本，在中国值4万元人民币，在美国值1万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比值应是1：4。这个比值在1990年是1：1，以后由于物价上升，人民币购买力下降，长期保持在1：4，以后可能上升到1：5---6，就是说，人民币汇率是由1：8.7向1：6升值的趋势。

名义汇率扣除物价变动，称为实际汇率，20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已升值，采用不同物价指数，大约在20---40%之间，这是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非货币因素。实际汇率又是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格之比，可贸易品即可以移动并参加国际贸易的商品，其价格不断下降，非贸易即房地产旅游医疗等不可移动的商品与服务，其价格不断上升。决定价格涨跌的非货币因素，称为“生产率比工资弹性”，在可贸易品部门，由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生产率提高速度非常快，而工资基本不涨，所以可贸易品价格年年下降；在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难以提高，但工资却在提高，非贸易品价格年年上升。这样，用可贸易品价格去除以非贸易品价格，分子越来越小，分母越来越大，实际汇率的值就越来越小；人民币采用直接标价，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越来越少，就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名义汇率如不随实际汇率升值，称为“汇率错位”，就产生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国家被迫收购使外汇储备剧增，人民币基础货币过度发行，再使用货币政策予以冲销，这就是1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

理论上还可计算人民币“实际有效均衡汇率”，我研究所的结论是：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2010年人民币还有5%的升值空间，到从1:6.8升值到1：6.46；到2010年还有1.2%的升值空间，升值到1：6.38。

如果2011年美元对欧元贬值20%，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再升值7.7%，升值到1：5.9，不能再高。根据方程，贸易条件从2008年的1.2624，到2012年下降为1，为保持人均GDP增长率不变，须将投资率提高4.86个百分点。

          三．控制货币升值和资产泡沫

           围绕汇率问题的中美大国博弈

最新理论研究表明（张斌，2009）：货币升值预期必定引起股市房地产泡沫，即使严格控制外部资金流入也不能避免，深层次原因是：货币升值预期引起了非贸易品价格上升预期。只要国内储蓄大于投资，政府采取积极财政货币政策，资产泡沫就会发生。

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内外经济矛盾，但一定要注意：如迅速升值到1：5，有可能突然转为贬值预期。此时如果美国宣布加息，等于一个动员令，号召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逃，此时股票房地产泡沫破灭，将引起金融危机。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 中国必须做到“三个控制”：控制升值速度，控制资产泡沫，控制投机资本进出。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应指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出境，不急于宣布自由兑换。30年来人民币在法律上都没有宣布自由兑换，这在最大规模上限制了投机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限制了腐败资本外逃。同时我们巧妙地利用了香港，通过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默认特区的外汇自由市场和市场汇率，并没有影响涉外经济效率，这是中国国际化过程中最有智慧最成功的案例，完全可以再实行一个时期，不必急于在法律上宣布自由兑换，以丧失我国维护经济安全的杀手锏。我要警告：如果在国内经济过热，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泡沫经济盛行时贸然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金融危机离我们就不远了，有没有“阴谋”，结果都是一样，“市场”自然规律也足以造成经济崩溃，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质是非均衡的而不是均衡的，非均衡发展必然导致金融泡沫和崩溃，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均衡假设，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而已。

长期稳定人民币，可以考虑与美元脱钩，改为与货币篮子挂钩，按照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调整名义汇率，以减少美元不稳定和持续贬值的影响。这需要各种政策配套，比如在大宗进出口贸易中，特别是在中国周边贸易中减少以美圆计价；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不再用美元定价，积极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与货币合作。只有削弱美元霸权，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四．加快国内经济转型是关键

         不能再说空话必须加速进行

如果中国坚持人民币小幅度升值，不可避免的是美元单方面对欧元日元贬值，欧日经济还不如美国，如果其货币与美元轮番贬值，人民币还是要被迫升值，一直到贸易顺差消失，这可能就是美国让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含义。人民币在三年内正常升值6%，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压迫下再升值8%，这样的幅度肯定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很有可能动员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全面制裁。无论如何，中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战略导向维持不下去了，那些鼓吹“静态比较利益”，误导中国发展战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不能再误导中国。

国内军方学者发表一些“鹰派”言论，主张抛售美国国债以抗议美国向台湾军售。美国人说不怕，有许多人等着买呢。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确没有人接盘，这就意味着中国卖不出去，美国有手段控制自己的国债市场，比如做市商不承接，中国也没有办法。此时我们才真正领受到什么是“国家干预”。以前卖的国债是无法收回的，中国不应再买美国国债。

现在是美国联合国际社会向中国转嫁矛盾，对我们形成巨大压力，如果中国不肯就范，压力还会增大，这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大国竞争”，再韬光养晦也没有用。正确选择应该是变压力为动力，外抗霸权，内修人权。应该看到美国的压力在客观上，与我们本来就应该实行的经济社会调整，有一部分是一致的。本来我们应自觉转换，可惜我们不自觉，现在是人家压迫我们转换。

中国净出口不断下降已成定局，2009年还有1960亿美元，在全球贸易制裁的情况下，最坏的可能是，到2010年顺差为零，总需求缺失1906亿美元即20000亿人民币，必须从投资和消费的增加中补上。中国投资率已到了吓人的程度，未来时期真正的有效需求是消费拉动。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还有极其庞大的内需潜力，可惜在现行既得利益格局的压制下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度增长，依靠市场化改革，引进外资，宽松的货币政策，依靠股市和卖地，依靠廉价劳动力，以环境资源破坏为代价的出口，都已没有空间。

中国离人口老化还有15年，依靠国债和城市化，发展潜力还可维持10年。我们必须利用这15年时间，使中国真正跨上新的历史台阶。对外打破国际霸权实现产业升级，对内限制利益集团启动内需。这意味着缩小两极分化，改变30年来形成的利益格局，这需要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改革，不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依靠民主与法治，不能奏效。如果两个方面我们都做不到，就不能奢谈中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