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周刊 : 私权防卫过当的根源是公权失当 - 一五一十部落 | My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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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防卫过当的根源是公权失当 / 凯迪周刊

2010-03-14 14:51 | 阅读(820) | 标签: 所见所闻 | 字号：大中小

作者：王琳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继辽宁张剑案之后，以暴制暴的反拆迁命案又现江苏。据昨日《扬子晚报》报道，家住江苏宿迁的老人应某遭到拆迁公司逼迁，应某迫不得已搬到女儿吴曼琳家居住。拆迁者袁某又带人追至吴家，并有谩骂、砸门、堵防盗门锁眼等行为。吴曼琳忍无可忍，持菜刀砍向袁某。2月20日，宿迁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吴曼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人民币27万元。

与同样有人命在身的邓玉娇和张剑相比，吴曼琳获刑明显过重。邓是有罪免刑，张剑是判三缓五，两人都获得了自由，而吴曼琳却是8年实刑。当然，每个案件的具体案情并不完全一样，这种个案罪刑的简单比较并没有法律意义。对于吴曼琳和更多正在进行或将要选择以暴力反抗暴力拆迁的公民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谁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当不法侵害正在发生，以暴制暴或是唯一的选择。没有经历过那种绝望的人，怎忍心以理性的口吻去要求反暴者努力控制好自己的暴力，避免逾越法律的边界？

从1978年起算到今天，法制恢复重建32年了。这32年里，最大的争议莫过“刀治”(法制)与“水治”(法治)之争。“刀治”强调的是法的“刀把子”功能，是当政者用法律来治理人民；“水治”强调的“依法治理”，是手持公权者为法律所治。这场大争论的结局，是“法治”胜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宪法。

但有了文本的“法治”，并不等于就有了实践的“法治”。民间有俗语形容法律：拿起它来有千斤重，放下它又轻若无物。拆迁者对公民实施暴力侵犯时，法律被放下了，它轻若无物；被害人奋起反抗时，法律被拿起了，它重达千斤且铁面无私。吴曼琳案中，当应某遭到强制拆迁者的不法侵害时，法治不在场；当吴曼琳家的防盗门锁眼被施暴者用强力胶水堵住、致使一家老小被迫从窗口爬进爬出时，法治也不在场；当暴力拆迁者集聚吴曼琳家门进行辱骂、打砸，并将防盗门上的猫眼砸坏时，法治仍然不在场。

为避免转述时渗入个人情绪，请看法院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本案是被害人袁某等人为达拆迁目的，多次对被告人方采取违法手段进行逼迫、恐吓，给吴曼琳等带来极大心理恐惧，后又到吴的合法住宅进行辱骂、砸门，侵犯了他人合法的住宅权利，并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吴曼琳在遭受不法侵害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这些事实很可能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即便情节轻微还不够犯罪标准，也足够治安管理处罚。这些，都在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受害人来说，权益正在被侵害，这种侵害还将持续并扩大到何等程度无从预测，而法治之下的公力救济却迟迟不现身，也只能寻求“菜刀之治”了。

我们假设吴曼琳案发生在一个法治社会，那么法治必然导致下列连锁反应：当地检察机关迅速启动对管片民警有无渎职(不作为)展开调查，暴力逼迁者纷纷被公诉或被行政处罚，民意代表对市长提出质询并要求给出合理解释，公安局长在民意压力下引咎辞职……

这样的图景事实上未能出现，不是因为我们的法治有自己的特色，而只是因为我们的法治被公权力者选择性适用了。是维护私权上的“无法治”直接导致了菜刀之治的盛行。今天反思吴曼琳案，最应追问的就是：当公民财产权被拆迁者的暴力侵犯得风雨飘摇时，公安司法机关缘何会缺席？又怎样才能让法治时时在线？

答案仍然是法治，当然，必须是从治民的“刀把子”转向治官的“法律之治”。手持公共权柄者渎职在先，公民以暴制暴的维权“过当”必将紧随其后。只有公权力维护合法权利“正当”了，公民反抗暴力拆迁才不会“过当”。只有公民拥有足以强制执法者依法履职的正当权利，用法治来追究维权“过当”才可能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