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渝文化”应该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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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的兴起
　　
　　我眼拙，重庆直辖以前，未曾见识过 “巴渝文化”这个概念、至多于“巴”、“巴人”、“巴国”、“巴渝”、“渝州”这些相关地域历史概念有印象。与考古发现有关的语词 “巴文化”在书中也出现过，却就考古论考古，远未形成为系统的、标志性的、地域亲缘性或文化发生论的概念。千百年来，巴渝地区人民与四川盆地生活的各族各地人民一样，文化上认同“四川”、“四川盆地”、“巴蜀”、“蜀学”、“盆地意识”，有强烈的归属感，并进而经由“四川”，归属于主流的中华文化。证之历史，从《史记》开始，古籍记载就总是巴蜀并举。“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郡，西并巴蜀。”（《史记•李斯列传》）即使巴渝学者们最常引用的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也免不了一样并论巴蜀：“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其中的原因，如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所说：“春秋战国时代巴的历史，一点记载都没有。”史料委实太少，根本就分不开。当代巴蜀史学专家如徐中舒、邓少琴、童恩正等，他们的著述中，更都是巴蜀并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从来就是严肃、科学的。主要一种形成方式是考古发现，比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有严格的、不容混淆的概念界定和考古实物支持。另一种“次生”的文化概念形成方式，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无或少有出土文物支持。应用很广泛，如西夏文化、吴越文化等。这种方式也是地方文化学者们常采用的。千万年的独特物质遗存，数千年的文字传载，才能形成一种文化形态，并非容易的事。四川盆地这么大一块独立的地理构造板块，一方水土一方人，连动、植物遗传都没有差异，几千年文明传承，才有“巴蜀文化”的指称，并显然从属大中华文化，是一个支派。“巴渝”这个称谓，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汉书•礼乐志》作“巴俞”，颜师古注：“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巴、俞显然指两个民族），沿用至今。所指代地域、人群却变动不居，由巴西到巴东，由嘉陵江到长江，由川东到重庆，概念并无确指，随意性极大。文化渊源上，巴渝地方从汉以来，只是蜀文化的边缘形态，并无明显的特性。直辖以后陡然冒出来的“巴渝文化”，于史无记载，于考古乏支撑，指揆任意。三峡文化学者蓝勇直指：“‘巴渝’是直辖后的概念，就指新重庆。”
　　1997年3月１５日，全国人大通过重庆直辖，同一天，《重庆日报》开辟了一个“巴渝风”专版，整整两个版，设置了“巴渝儿女”、“巴渝风情”、“巴人春秋”、“重庆与世界”栏目，发表了《巴人起源之谜》、《巴国与巴都》、《巴渝舞》、《南北战争中的四川首府——重庆城》等文章，要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意旨初现端倪。但理论上还比较谨慎，只是散碎地述古，不求过多建树。这个专版没开几期，便因时机不成熟，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热情再度掀起，７月３日，《重庆日报》发表了朱晴方《重庆文化当唱“大风歌”》一文，文章里横空出世，首次出现了“巴渝文化”这个新词：“巴渝文化博大精深，品位不凡。”从全文看，论述是落足在传统的“巴文化”上，今天看来没什么新意，似是偶然提到“巴渝文化”。接着，７月２０日，《重庆日报》开辟“重庆文化大家谈”专栏，约了当时西师中文系教授王泉根（泉根目前已经离渝赴京，权长北师大文学院）主笔，撰写了《重庆文化思考》之一、之二、之三三篇文章，分三期载出。在第二篇文章《巴渝文化与陪都文化》里，正式提出了“重庆文化精神（或特点）……四大母题”，“巴渝文化”概念赫然便在其中。有趣的是，在这篇专论文章中，王泉根几次用到的都是“巴渝（传统）文化”这个语词，显示他虽用了“巴渝文化”概念，在这里只是“巴渝传统文化”的一个代称，概念还没有硬化，或者说还只是描述性的，他的态度还有些游移。王泉根毕竟是一个有素养的学者，对一个根基不稳定的新概念，他表现得比较谨慎。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巴渝文化” 不适合本地域文化的最终概括，也不能概尽本地域多元文化要素，尚不足成为地域文化的共名。
　　从朱晴方到王泉根，“巴渝文化”完成了它走出象牙之塔的过程，其实还远未成形。但对于一件功利性巨大的事业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其实还有一个先知先觉者，早在６月８日，直辖市挂牌之前，王群生就在《重庆日报》发表文章，疾呼《为新重庆“地域文化”定位》，只不过，他主张的是“三峡文化”）。从那时以来，直辖八年到今天，在本市，“巴渝文化”学术研究团体和“巴渝文化”学者已然“遍地英雄下夕烟”；以“巴渝文化”为名目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本地十余家新闻媒体上，每天都不难找到“巴渝文化”字样。“巴渝文化”整天在重庆人民耳边吹，耳熟能详了，于是俨然成为重庆地区最显赫也最通用的词汇概念。
　　续写这“文化”的人看来比较匆忙，无暇虑及两位肇始者的谨慎与顾忌，在他们手里，“巴渝文化”就是“巴渝文化”，一个足够硬化了的概念。
　　回溯“巴渝文化”概念的诞生兴起过程，两点很明显：一、“巴渝文化” 最大的孳生地在媒体，它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身价，重庆媒体“功”不可没。二、这个概念的兴起，适应了直辖市成立的政治需要，是应运而生的。直辖市行政地位的合法性之外，它的形象、体面、尊荣还系于文化。“神授天定”，自炫、自神，是文明古国民族潜意识里的情结，连皇帝都要自称“天子”，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都知道捣鬼，在鱼肚子里藏一块字绢，以示其造反“应天顺人”，“直辖市”当然也有兴趣寻找能引来更深广荣耀的理由。如果能有一种文化上的自系渊源，数典有宗，事情岂非就臻于完美？本地学人敏感到这一政治机遇，做出了这一理论建设，得到直辖市当局的首肯和支持，以至几年间飙升为本地显学。学人趋之若鹜，就不以为奇了。但这一过程也说明了：“巴渝文化”概念不是诞生在学科发展的必然基础上，而是服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在媒体的煽惑下，以一种极其廉价的方式诞生。这注定了“巴渝文化”是一种只能在实用层面解读的文化形态——它还得到了一个机遇：重庆自抗战以来，城市地位由陪都、直辖市、西南大区、省属市、单列市、直辖市，反复变迁，几十年沉浮，市民心态也由尊荣到失落，再尊荣，屡经变化，因而被扭曲，乐于与四川（根柢是与成都）区别。适应这种心态，“巴渝文化”就容易有成。这是社会心理方面的积淀。 
　　一片凯歌声中，今天，仍值得警示的恐怕是：“巴渝文化”无论如何鼓噪，它也只在重庆直辖市范围或原川东地区流行，影响所及只限这一地区，域外应者寥寥；巴渝学者虽众，绝大多数只在直辖市内；“巴渝学”也没有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问题还在于：直至今天，在域外人眼里，地理或文化概念上，仍然只有四川、四川人，四川重庆人，文化形态仍然巴蜀一体。
　　
　　概念的内涵
　　
　　“巴渝文化源远流长”，此说听来顺理成章，其实是虚假命题，“源”与“流”并不一致。如上节所述，“巴渝”概念虽然所指屡变，内涵并不确切，毕竟古已有之，要害在“文化”二字，它是直辖以后在古典“巴渝”概念上羼入添加形成的，“巴渝文化”因而是现实命题，只能在现实层面解读；是伪古典真现实的概念。
　　巴民族、巴国终止于秦，此后，这块土地的历史更多地由中原入主的华夏民族书写，这块土地的文化，从此进入大中华文化形成的整体过程，这是基本历史事实。非要发掘秦以前那一段“巴渝”的文化，只须剔除羼入、臆想成分，专注“巴人”这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弱小民族，根据历史零散记载，参证考古发现，也并不难。那文化无非就是由持短剑短匕、善跳阵前舞的巴师、献头毁诺的巴蛮子所呈示的那种尚武、血勇、感性、粗放少文的气质。这种气质固然可以扩而大之为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但必须承认，一定条件下，它也可以张扬为凶杀、嗜血、好勇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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