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时评再评点 4条

鄢烈山的一周时评再评点 4条

2010-03-14 11:16:32

     一，两会的开放成就了“媒体逼访” 

  2010年03月11日 08:10:50 　来源：中国青年报 
 
 
  3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针对广西烟草局“日记局长”事件表示，他也听说了此事，但要由对其有管理权限的部门去调查，如果属实，一定要严肃处理。（新京报 3月10日）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都对广西烟草局“日记局长”事件发表了看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恒也表示：其行为有悖传统道德，将视情况追究其责任。

   地方官员向来对本地丑闻缄口不语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外界炒得再热，风暴中心的官场却出奇地静默；高高在上
的相关部委更是推得远远的，不会对地方事务发表看法。两会却把那些日常的清规戒律打得粉碎，将平常敏感和神秘的东西都脱敏和祛魅了，云南官员不避“躲猫猫”，河南官员也没有把“开胸验肺”和“跨省追捕”当成多么敏感的事。化敏感为平常，变沉默为坦然，这就是两会效应——开放和透明带来的效应。

   我想，如果在平常，河南官员肯定不会这么爽快地谈“开胸验肺”的，相关部委也会避之唯恐不及。可在两会上就不行了，两会现场中央和地方高官云集，记者堵在人民大会堂门外和蹲守在小组讨论会门口，官员们一出门就被无数个话筒堵上，上厕所都被围得水泄不通。某部长，请问你对某事件有什么看法——观众、网友和公众都看着呢，看你说不说。这大概是“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比例过高”的一个好处：作为官员平常可以躲，可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根本没有地方躲，极大方便了记者们使出各种看家本领围追堵截，于是就有了美女记者挟持部长、美女记者男厕堵高官、男记者采访基本靠吼之类的花絮。

   我把这场景叫作“媒体逼访”——两会的开放和透明给媒体“逼访”创造了一个条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我想，两会氛围就是创造的一种绝好的条件吧。

   记者之所以喜欢两会，两会之所以成为新闻盛宴，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在围追堵截中有无数逼访机会。两会官员云集，而在平常要采访到这些官员不是很容易的。要经过无数道手续，要做非常多的请示，最后很可能是“领导很忙”或“不便接受采访”，要不就以“请找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为由而不接受采访。前不久，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坦言批评：目前一些地方以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为由，推诿、拒绝记者采访。记者们反映，有了新闻发言人之后，对一些部门的采访比过去更不方便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反而成为阻碍新闻采访的制度。而两会就让那些采访的繁文缛节消解掉了，大会堂前随便就能拦到一个不小的官，哪里有什么程序：现场直逼，说不说？怎么说？看着办吧。

   虽然也有官员以“这个话题很敏感”为由推开记者的话筒，但两会的围观效应，很快会让他受到批评。所以，两会也让那些敏感的话题脱敏了，不说或推卸可能会成为更敏感、更麻烦的事，敏感问题从来都是刻意捂出来的，越捂越敏感。

   你看看，官员这几天说了这么多，说了“开胸验肺”，说了“躲猫猫”，说了韩峰日记，说了韩寒，还有“钓鱼执法”、“跨省追捕”、进京抓记者等等，天没有塌下来，公众情绪非常稳定，而且因为“有话有地方说”、“有理有地方讲”的开放氛围而更加稳定。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爱这和谐的两会氛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总理的黄钟大吕之声，诚哉斯言。（曹林）
   
   再评：近日有报道说，中山大学毕业的林立峰在看守所呆了24小时，被公安宣布“发狂致死”，检察机关鉴定后告诉家属死者身上有伤痕多处，七根肋骨折断；便有记者打电话向湛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梁泉求证此事，你猜得到的回答是什么？“你怎么可以随便就打电话给我这个政法机关的领导，一点规矩也不懂。”瞧，这位正处级领导多牛，他背后的“规矩”多牛！由此可以想见平时要落实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是多么地不容易。

  全国“两会”期间有所不同，一来官员代表或委员的政治素质相对较高，中外聚光灯之下更注重自己的形象，二来记者也是经媒体和官方千挑万选才有资格获得出入场采访证的；三来记者问的诸如“躲猫猫”、“开肺验胸”等大问题，早已是天下皆知，议论纷纷，官员对如何应对本该有成竹在胸。饶是如此，人大会议新闻中心还担心官员代表回避，精心设计了美女记者挽部长之类情节；还是出现了省长因问了他一句“您如何看待邓玉娇案”导致“误会”而抢夺女记者录音笔的事件。

   可见，温家宝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绝不是无的放矢。批评和监督的“条件”（环境）还很不乐观哪！

                              二，

 让政府始终处于质询压力下 
   2010年03月11日 08:06:46 　来源：长江日报 
 
针对2010年将依法开展的专题询问和质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9日表示，今年将根据监督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决定的精神，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要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3月9日新华社)

     质询权是人大监督政府的重要职权。9日，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首次在2006年监督法生效后提出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吴邦国说，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人大今年将对国务院部门开展质询。

   每年全国两会都会有一些政治亮点，人大承诺使用质询权是今年的亮点
之一。与过去相比，近年来两会的政治风气逐渐改善，人大机关对监督政府的功能和手中握有的权利有逐渐清晰的认识、更为明确的表达。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大代表敢说敢言，有交锋、有质问，一些“沉睡”的人大权力渐次激活，质询权便是其中之一。

   质询权是世界许多代议制国家普遍采用的监督形式，在我国，质询权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国质询制度起源于1954年宪法，当时叫“质问”，“文革”期间这一制度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宪法恢复了质询制，随后包括2006年《监督法》在内的系列法律、法规都具体规定了质询权。

   相比温和委婉的询问，质询的方式更严厉、更强硬。全国人大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质询案，但质询权在一些地方人大机关屡被动用，有效惩治了政府行政部门的违纪渎职行为。比如1989年湖南省31名人大代表对政府提出质询，一名副省长因此被罢免;2000年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质询，导致省环保局局长被调离、一名副局长被撤换。

   不得不承认，无论在范围上还是数量上，质询权的实际运用都相对乏力，一些人大机关或代表更倾向于采用询问等温和的方式。这其中有质询的法律规范较为笼统，一些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有待提高等因素，由于质询是人大监督权与政府行政权的直接交锋，根本原因恐怕仍在于行政权力过大，弱化了人大监督的效力，也使负有监督之责的人大代表顾虑重重。

   人大会议，很多时候有会而无议，有温情脉脉的询问而鲜见正面的质问交锋。我们认为，质询权是众多监督权利中可以体现出“议”和交锋性质的权利之一，如果稍显严厉的监督方式处于人为虚置状态，那么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将会打折扣。这就是说，那些沉睡的监督权利被激活很重要，激活的权利真正发挥出监督的能量，使政府始终处于政治压力之下，也很重要。

   当然，质询权只是人大监督权之一种，我们不能闲置和低估，也无须拔高质询权，将制约政府行政权力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质询权上，并不现实，也未必牢靠。从根本上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需要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媒体监督等各种监督力量的充分体现，人大机关能否尽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司法能否不受干扰保持独立审判，媒体能否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报道空间，都关系到行政权力能不能受到有效约束。

   质询权明确提出久矣，现在国家层面已作出使用承诺，我们希望这一承诺得到兑现，今年能够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人大质询案，并以此为始，让压力政治从理念共识变成政治常态。（刘敏）
 
    再评：全国人大启用质询权，其意义不止在于权力的制衡，即人大作为立法机关、民意机关、最高权力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要说这种制约和监督，行政机关本来是在党委领导之下的，有同级党委的制衡和监督，非常地强悍有力，以致说一个地方的“一把手”人们通常指的是书记而不是行政长官。“一把手”与“二把手”的地位和权力不可同日而语。但党委对政府的监督通常是机关内部运行的，行政长官一般都是党委副书记，有问题党委会上就讨论决定了。

   人大对政府的质询案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面对民意代表，通常对媒体开放，受社会舆论关注和监督，体现了公众参与，更符合温家宝说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

  而多年来，我们的官员习惯了在官员的圈子里内部协调解决。这也是海南毒豇豆事件被武汉有关部门曝光后，海南农业部门抱怨武汉方面不讲义气，没有给他们和农业部面子的缘故。海南方面的理据是长期运行的官场“潜规则”。启动人大质询也是打破这种官场潜规则的有力手段。

     三，

匡贤明：垄断企业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七寸”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11日09:56  新京报
　　作者：匡贤明

　　收入分配差距在今年全国两会成为讨论焦点，并不意外。近几年来，舆论对此问题的关注持续上升，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展却乏善可陈。社会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既有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关注，更有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关注。而后者，突出地表现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上。

　　这次两会，有政协委员提供材料显示，“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因此，“垄断性央企高收入已经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短期可以见效的惟一可能突破点”(《每日经济新闻》3月10日)。

　　应当说，开的是好药。但问题在于，怎么让垄断企业服下这贴药？

从现实情况看，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七寸”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是典型的行政垄断。我们需要国有企业来垄断某些行业，根本原因是它们“关系国计民生”。也就是说，成立垄断性国有企业为的是公共利益，而不能是个别企业的利益。

　　如果不厘清这个定位，垄断行业和某些国有企业永远有在市场上扩张地盘和提高自己收入的内在冲动。目前七成的央企进入房地产行业，七成的央企涉及经营非主业的宾馆酒店，这其中的动机就是可供自己分配的利润刺激，其典型口号为“央企首要任务就是赚钱”；而视公共利益为企业利益，则是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借口。其典型是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的豪言：“每月交际一二百万元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元呢。”

　　作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其运营、收益的分配理应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但现实是，垄断行业和某些国有企业，在主业上很大程度脱离了基本定位，在辅业上完全脱离了基本定位。许多所作所为，实质上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的市场企业，把公共财产的增值视为自己经营的成效，并以此为自己高薪寻找借口。

　　如果不认清这个“七寸”，仅采取行政性“限薪”的方法等，很难打破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可限的是看得见的薪水，不可限的是看不见的福利。根本出路在于，适应“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性，把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公益事业改造为社会公益法人，其财产及运营参照行政单位管理，其考核不以利润为指标而以公共利益为指标，其员工薪水参照公务员报酬。考虑到市场因素，可以适当增加“市场风险贴水”，例如10%-20%。社会公益法人的运营利润，全部收归国有，纳入全口径财政预算范围内，用于增加在社会领域的支出。

这可以达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使政府对社会建设的投入有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以2006-2009年为例，四年中央企的利润总额为3.26万亿。若仅把其中的10%用于教育，可以增加财政教育经费3260亿。按2009年GDP近33.5万亿计算，可以使教育支出GDP占比提高将近0.96个百分点，实现2010年教育支出占GDP4%的目标轻而易举。二是真正缩小行业差距、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仅分红10%就可以使央企内部人员可供分配利润减少3260亿元；如果50%的央企利润收归财政，央企内部可供分配利润可减少1.5万亿。这个规模，相当于2008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总额35289.5亿元的40%左右。以上测算如果加上地方央企的利润，结果更加可观。由此大大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缓解收入不公平的现象。

    再评：是垄断国企是“特殊利益集团”一点也不为过；要求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从规范垄断国企人员的收入开始也已讲了多年。从见诸媒体的报道看，这次“两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的发言最尖锐。她在会上发言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就没有处理好国家、企业、劳动者的关系，致使国富民穷”；“垄断行业的收入问题说了很长时间，但收入差距还是在一天天扩大。垄断行业的国企占据了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以国家的‘长子’自居，却不管‘家里的穷人’。有些国企钱多得流油，怎么办呢？”她甚至在会场质问：“今天国资委的领导怎么不来呀？国企的代表人物怎么不来呀？……”但是她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到了需要‘自我革命’的时候”，这话至少对于垄断国企来说，是太傻太天真。

   我觉得有委员说，先从国企的收入水平、福利水平向全社会公开做起，倒是很实在的措施。既然上市公司要依法披露相关运营和财务信息，以取信于全体股东和社会；国企是全民所有，股权是全体国民的，凭什么不向全国人民公开相关分配信息？难道国企领导人和员工平均年工资福利分别是多少，也是国家机密？

    四

为何宁死不当公务员？ 
2010年03月11日 08:21:05 　来源：羊城晚报 
 
 
 
   48岁的刘美艺（化名）至今没想通：自己深沉的母爱竟成了“杀”死女儿的凶手———女儿晓琳大学毕业后，通过网络从事自由职业，但在机关当领导的她认为这“工作”不稳定，四处张罗让女儿进机关端“铁饭碗”，却屡被拒绝。去年12月，一次争执之后，25岁的晓琳受不了母亲念叨，赌气从25楼的家里纵身跳下……（3月9日《 城市晚报》）

    这无疑是一起让人百感交集的悲剧。谁是刽子手？

   普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美好而明媚的未来。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身为机关干部的刘美艺希望女儿端上铁饭碗，也是人之常情。但应该承认，在传统家长制文化依然遗有流绪的今天，有不少家长把孩子当作附属物，当作实现自己理想或梦想的工具，不懂得尊重孩子。我们可以看到，刘美艺并不真正理解、尊重女儿。但是，问题又不止这么简单。

   表面看，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但实际上又不仅仅如此。刘美艺让女儿考公务员，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一种缩影，她的选择并不孤绝和新异。进而言之，当下，官本位的思想仍然或多或少地主导着这个社会，一旦考上公务员，不止是预示饭碗的稳定，还有其他摸得着看得见的好处。因此，公务员考试有“国考”之誉，其激烈程度早已超过当前的高考。

   为什么那么多人考公务员？如果社会保障足够完善，人们有足够的安全感，还会争先恐后地希望工作稳定吗？事实上，真正有志气有想法有才华的人是不屑于稳定而没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对未来的不可预期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公务员。因此，与其说是刘美艺害死了女儿，不如说，是庸俗的价值观和当前社会的集体焦虑感害死了晓琳。对这一血腥事件，除了对人性的追问，对家庭伦理的质疑，更应该逼问的是，当前惨淡的现实和公务员热背后的怪象。（王石川原题：母爱为何成为“杀”死女儿的凶手？）

   再评：问“为何宁死不当公务员”，就跟问祝英台为何宁死不嫁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偏要嫁给穷书生梁山伯一样。祝英台她爹妈当然也是为了女儿终生幸福，当然也是出于自己和社会的经验，嫁给官员家比嫁给穷书生家风险系数小。拷问择偶择业观念产生的社会环境自然重要，做父母的尊重子女的选择更重要，特别是在当代社会。

   我不赞成“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将一切悲剧归因于社会的思路，我认为父母的专制是这个事件的主因。他们至今还以“为你好”开脱自己是说不去的，“人各有志”的常理他们应当懂，也应知所有专制行为都是在“为你好”、“保护你”的旗号下进行的，总以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被压制者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