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淮钧 :1976年的革命记忆

1976年的革命记忆

作者：齐淮钧 2008-03-22 15:05:11 发表于：博客中国

1976年,那年我五岁,看着革命群众集体大哭我就傻笑,后来成了肆无忌惮地大笑加胡闹,被革命家长一通胖揍,终于也加入到哭的革命队伍,而且是狼嚎,主要原因是革命家长打人忒狠。

1976年秋天,中国人都在哭泣,当然哭的声音不一样,有的好听,有的难听.我当时猜测他们一定是都丢了什么宝贝,后来知道是毛主席没了。后来华主席来了,再后来小平来了,俺也明白些道理了,窝头换成了馒头,咸菜变成了油.我很激动,一天我激情亢奋地告诉革命家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共产主义终于到了!

我还清晰的记得,1976年的春天革命群众也在哭,但是哭的很平静,不象丢宝贝那样地哭法.我那时候不懂事,但我喜欢周总理,我家里墙上悬挂的的那些领袖像,我最喜欢周总理,他长的太完美了,看着就心里温暖。

1976年我爷爷70多岁了,他没哭,一个人在家里抽旱烟袋,不说话,我知道他不属于革命群众,他还总说当年鬼子的事,骂汉奸比鬼子坏十倍,骂当年很多贫下中农比地主还坏,这更证明他不是革命群众,我那年基本上不愿意接近他。

但几年后他去世了,我这次真的狼嚎起来,比革命群众哭的都惨,把革命群众都哭傻了,我知道,爷爷走了,我是那么难过和痛苦,这证明,共产主义可能还没到来,现在想想,我是多么爱我的爷爷呵!

我家在农村，1976年，我们全家基本上都算革命群众，我父母都是村里的大党员，大干部。当然，我爷爷是个例外，但我爷爷是地道的贫下中农，成分很骄人，可他一点不为此自豪。

我弟兄三个，但是就我一个跟爷爷奶奶过活，所以，我基本上不算革命群众，因为我远离了党，而那哥俩和我不同，他们很革命。他们有时候会来革我的命，于是我只有负隅顽抗，怎奈寡不敌众，经常被镇压下去，于是我悄悄炼身体，革命时间长了，我慢慢能和他们俩打个平手，偶尔占了上风。他们的革命热情慢慢也就冷了。后来我的身高远远高于他俩，都得感谢1976年的革命斗争。

还是说我亲爱的爷爷。爷爷最大的享受就是偶尔吃一顿白煮豆腐，喝几两老白干，总是奶奶拿黄豆去换来的，那时候不兴用钱，拿东西换，后来我学了经济学史，知道这叫物物交易，奴隶社会才这么搞。

爷爷酒足饭饱后，就沏上壶烂叶子茶，开始他的《我的奋斗》式的回忆演讲，听众基本上就我一个，我奶奶根本不听，爷爷总是捋着山羊胡子给我吹他年轻时的风流，每次都这样。我还没发育好，不明白那些风流故事有什么意义，但我总是极力地捧场，不停地笑或做惊叹状，尽力满足爷爷这个非革命群众的演讲欲望。

2002年，我在东北财经大学读研究生，那几年，我过的很逍遥，晚上一个人住，经常会想起童年，想起爷爷。爷爷如果知道我后来成了我们家历史上最大的知识分子，应该会多惊讶。

爷爷不认字，1976年我就已经认识几个字了，在爷爷眼里，那时候我就算知识分子了。爷爷常拿着我写的狗拉耙子字喊奶奶，老婆子，你看，咱小的字写的那么好,将来......!

也就是那时候起，爷爷开始受到我这个知识分子的算计。

后来读小学时，我也彻底成了小知识分子，因为我学会了欺骗群众，尤其是欺骗那些不识字的群众，很容易。有一阵我迷上了陆战棋，回家就拿爷爷开骗：老师让我们买陆战棋，说对智力有好处。爷爷毫不犹豫，上合作社就给买了回来。虽然后来东窗事发，我的那两个革命兄弟向我的革命父母揭批了我，于是我再次遭到革命镇压，没收了我的陆战棋资本主义。

现在想想多遗憾，也许，一代棋王就这么被革了命。

哎，我是多么想念我的爷爷呵！虽然，他从来都不是革命群众。

1976年，我的两个兄弟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由于父母是村里的高干，所以他们也就是村里的高干子弟，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儿童，在儿童中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我不太一样，我和非革命群众爷爷一起过活，总归思想上比较落后，于是那两个革命儿童就经常来革我的命．每当我笑呵呵地欢迎他们的到来时，总会不留神遭到他们的暗算。这让我从小就知道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残酷性。

那年我得了场病，爷爷不知道在那里鼓捣了只甲鱼，煮给我补身体。甲鱼刚出锅，革命儿童闻香而至，在我还没来得及反抗时，锅里就只剩下些甲鱼骨头。革命儿童的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后来就是武装斗争，先是单打，后来是一打二，我的惨叫声经常会出现在那个破落的庭院，此起彼伏。再后来，斗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开始变化，我的身体越打越壮，渐渐控制了局势，那两个革命儿童渐渐不再出没。后来我知道，我的这些斗争很象井冈山的五次反围剿．我从小就身体力行了革命斗争的规律。

爷爷奶奶已经很老了，和我说话的时候并不多，我的快乐是在村外的田野中漫游，或者看着碰见的小女孩发呆，我那时候就那么喜欢小女孩，可见，爷爷天天讲给我听的风流故事已经影响了我。

这也许是现在我喜欢一个人旅行的最初原由吧。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一些事情。1976年，在我这个非革命儿童因为不哭而遭到革命镇压的时候，一些非革命青年在天安门广场却因为要哭而遭受革命镇压；在我这个非革命儿童进行轰轰烈烈的五次反革命儿童围剿的时候，一些当时的资本主义路线分子也在反“四人帮”的围剿。我是多么幸运呵，我和时代步伐保持了如此高度的一致。还有就是，我知道了我之所以能把窝头换成馒头，把咸菜换成油，多亏了一个叫叶剑英的爷爷，和我爷爷不一样，他是真正的革命爷爷。当然，也多亏了小平、万里、耀帮和紫阳。

1976年，“你办事，我放心”成了最革命的口头禅，我经常流着鼻涕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握住同样流着鼻涕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的手，认真地说：你办事，我放心！

30年后，我还记得那些日子，记得村头盛开的杏花，记得生产队长摇上工铃的神情，记得一望无垠的麦田，也记得那个天天漫游的非革命儿童。

1976年，那是我最初的革命生涯。

还是多说几句我的爷爷，算作我这个孙儿的纪念吧。在1976年，他是我这个非革命儿童的的领导核心和精神领袖。

爷爷是苦命人，一个地道的山东农民，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虽然我父亲后来成了村里的高干，但对我爷爷，并没有什么意义。

爷爷平生最不喜欢两类人：一类是当官的，一类是做买卖的。他都莫名其妙地对之嗤之以鼻。我记得当时村上的干部，大都趾高气扬，夸夸其谈，但一碰见我爷爷，马上就不怎么说话。但奇怪的是，爷爷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对村上的教员他总是客客气气。爷爷经常说：有没有文化，都一样当官，一样做买卖，就是不能教书当先生。物以稀为贵，爷爷没文化，所以他推崇知识分子也有他的缘由。这是我个人的推断。

后来我明白，在爷爷身上居然是一种中国文化人的气质，一种朴素的民主主义气质。当然，爷爷绝对不这样认为。无论啥年代，农民还是农民。这是爷爷的口头禅。

爷爷按现在说老头相当地帅，快80岁了，身体却非常硬朗，一米八的身材，一点不佝偻，而且仪表堂堂，标准的山东爷们。爷爷平时话不多，偶尔喜欢对着我和奶奶演讲，高兴了还来段山东快书。

爷爷一辈子最闪光的革命事迹就两个，一是1930年代闯了几年关东，因为不想饿死才去闯的，那年代山东多灾多难。老人家在关东也没闯出什么名堂，就带回了一堆旱烟叶和一支超长的大烟枪。他经常夸关东的娘们好，怎么个好法我后来才知道，他的风流故事我想多半也发生在那片白山黑水。看来至少他在那里能吃饱饭。

我后来选择去东北读书多少有爷爷这个精神领袖的影响，几年下来，我也真的喜欢上了东北娘们，和班上的东北女同学打的火热就是证明。当然，我的风流故事现在不讲，等我有了孙子才讲。我甚至还利用假期偷偷跑到爷爷革命战斗过的北大荒，去寻找爷爷当年的风流影子，当然，除了漫天大雪，什么也没找到。

爷爷另外一个闪光的革命事迹是做过几年村保，在日伪时期。听奶奶后来说爷爷为村民做了很多善事，鬼子刀下说过好话救过人命，还经常偷偷地向群众泄露伪军的行动。按说，爷爷应该算革命群众，但后来解放后，他却处处和干部对着干，什么运动都不积极，漫漫变成村里有名的非革命群众。

爷爷很固执，走的也很安详，拒绝医生的治疗，基本上算无疾而终。

我的革命领导核心走了，我这个非革命儿童很难过也很迷茫，而且越来越孤立，好在不久我正式离家上学，从此开始了我更加艰苦的革命生涯。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爷爷招呼我吃肉的情景，那也就是我发现共产主义到来的时刻；我还记得爷爷演讲的情景，那也就是我走向世界的起源；我还记得爷爷对革命村干部怒目相斥的情景，那也就是我革命生涯的开端。

爷爷呵，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你这个非革命群众的非革命孙儿！

1976年，我另外一件值得骄傲的革命事迹，就是偷窃革命财产，而且是惯犯。

那时候还是大集体，一切归公，包括驴呵马呵，连人都归公。我对这些没兴趣，我的目标是村头的杏林，每年一到四月，那就是我主要的革命战场。

我首先是装做在杏林里漫游，看杏林的是我家隔壁三大娘，人脾气很好，总是笑盈盈地欢迎我的到来。她知道，我是个喜欢漫游的人，是个人物。要知道，有我那样出名的非革命爷爷，我自然在人眼里也不是等闲之辈。

在她进棚子休息的时候，我就开始下手革命了。我把半青不熟的杏子摘下来，塞进裤裆，等塞的差不多满了时，我就大声招呼：三大娘，俺爷爷叫俺哩，俺要回家吃饭了。然后就是徐徐启动，从慢走然后一溜慢跑最后狂奔，等彻底远离革命战场后，我就解开裤裆，躺在麦子地里，美孜孜地享受我的革命果实。我现在叫四月麦子，来由就是这个。那是我无比辉煌的革命时期。

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呵，阳光打在我脸上，杏子进入我的肚子，麦子象个大床，发散着迷人的革命气息，无比芬芳。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事业永远不可能一帆风顺。漫漫地三大娘发现了我的秘密。一看到我来就笑呵呵地死盯我，我没有了下手的机会。一次大雨过后，我又漫游到那里，惆怅地望着树上的那些本来应该属于我的革命果实，发呆。突然三大娘大声唤我：二小，过来！我哆哆嗦嗦地走过去，以为革命事业即将崩溃。但是奇迹还是发生了，三大娘钻进棚子拿出了一大堆青杏，递给我，说：晚上下雨掉了这多，吃吧小，你爱吃酸杏。

那天的阳光无比灿烂，我一路跑着把青杏带给了爷爷，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一起享用了我的革命果实，也包括那俩个革命儿童。我看得出，他们很自豪，也很满足。我更自豪，我改变了我们家那一天全体革命肚子的命运。

后来我就不再偷窃了。原因还有一个，我二舅因为偷砍了大队里的一棵杨树，打算在家做个八仙桌，他是个半吊子木匠。但不幸被革命群众揭发了（NND我现在还是最讨厌揭发别人的人），队里的革命干部通知了公社民兵，第二天就来抓他坐牢。那年代这就是天大的事，二舅胆子小，连夜就逃了，据说逃到了东北，我想是藏在林子里吧，最好是杏林。那些天革命群众天天都在议论这事，好象很严重。我终于知道了偷窃的后果，暗下决心彻底洗手不干了。

二舅在东北林子里猫了好几年，还是回来了，那时候已经改革了，革命群众都在忙责任地，再没工夫理会他了，二舅终于没有坐上牢。但那几年在林子里的生活折磨他够受的，也许是杏子吃的太多吧我猜，不几年，他就去世了，一个当年我的革命长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三大娘几年后也走了，我很难过，我是那么爱她，她是我那年在杏林里的革命事迹的唯一见证人。

现在一到四月，我还是会去城市郊区的杏林走走，还是习惯性地想摘杏，区别是我现在有钱给革命群众了。

1976年，我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各有风采。

保忠是个捕蝉能手，年纪小小，就全村闻名。这家伙高兴了一晚上能抓上百只蝉，那几年一直保持着村里的记录，连生产队长都不敢小视他。一到夏天的傍晚，这家伙就拿着手电筒在村外的树林里转悠，每每战果累累。保忠不爱学习，15岁就离家当了兵，当兵的地方也奇特：少林寺。再返乡时他已是英俊少年，我和他比画了几次，证明他可以击败我这样的三个敌人。这家伙哪里是去当兵，分明是跟和尚练武去了。后来他复员了，在县城给县领导当了名司机，小日子过的不亦乐乎。

爱国的革命事迹更是威震乡里。那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吃鸡屎，老捡地上的新鲜鸡屎happy，为这个他爸妈不知道打了他多少次，后来终于戒掉了。N年后我才知道有一种病叫异食癖，看来他就是。我还记得他美孜孜享受鸡屎的样子，我想那也是他找到共产主义的时刻。爱国后来也读了大学，成了省报比较有名的记者，现在比我还能忽悠，见面就动不动就要给我三个戴表。

红岩天生一副女孩相，白白嫩嫩，为此经常遭到我的革命战友的排斥。但我喜欢他，也是因为他长的漂亮，我得承认天生好色。红岩的爸爸是个老九，在省里搞书法的，后来变成了澡堂的服务员，迫不得已吧，把母子俩晾在老家。N年后，“臭老九”成了省书画院的头头，红岩也子承父业，三十几岁在省书法界已是小有成就。

我现在还经常回到我曾经革命的那个小村庄，主要是在清明，去给爷爷上坟。1976年的那些革命干部或革命群众多数都已经走了，同龄的多半也已离乡在外。有时候我会长时间地站在村外的麦陇上，那一刻我仿佛真的可以回到过去，回到那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看到我的非革命群众爷爷正笑盈盈地唤我回家吃饭，我看到我的革命战友在麦地里打闹吹牛，看到三大娘捧着一堆青杏向我走来，她的头上是无边无际盛开的洁白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