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2:38:34
《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陈碧兰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20世纪的中国毫无疑问是革命的世纪，而革命在既往的叙述中太过于脸谱化和崇高化。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早期中共妇女运动领袖陈碧兰的回忆录，以其私人的视角，呈现了早期中共和中国革命丰富与驳杂的一面。陈是彭述之的妻子，而彭更是早期中共的著名领袖，也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所谓托派，这样一对革命夫妇，最后都被革命者和革命史所抛弃，其中无疑蕴含着诸多可以反思的细节与历史。
陈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性，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发动剪发、自由恋爱等新式生活方式与革命意识。她是一位有着阿伦特所谓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政治人，从不盲从，而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且有着蓬勃的生命激情。比如，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就敢于跟一个党员干部辩论革命与恋爱的关系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职业革命家的“杯水主义”恋爱观（当时一些旅莫斯科党员干部提出：“革命家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因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动性的，因而不能结婚；同时革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种小布尔乔亚恋爱的玩意，所以没有恋爱。走到哪里，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枝香烟一样。”）
在这册叙述非常细腻的回忆录中间，我们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历史教科书之外的中共早期领袖，比如对于蔡和森、蔡畅、李立三、周恩来、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李大钊、王若飞等中共党员，陈都与之有着亲身的接触和交往，因此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她对于每个人的性情、行为等都有着非常具体而微的分析。譬如对瞿秋白的叙述，很值得我们来挖掘和深思。瞿秋白被国民党处决前的《多余的话》，似乎已然成为解剖20世纪中国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与职业革命家的角色冲突的经典文本，此文与1940年代延安的王实味所撰写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形成了互为呼应的关系，瞿、王或者说这样一个群体的悲剧，就在于以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置身于革命家的阵营，因而格格不入。但在陈碧兰的叙述中，瞿秋白并非“书生”，而是玩弄权术、打击异己的野心家，《多余的话》也成为一个试图投诚国民党而背叛革命的懦夫的自白书。陈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虽然彻头彻尾是一篇投降书；虽然他集中了他的精神和智慧，精细而周密地从他的出身、性格、思想，乃至嗜好各方面来描绘自己不是一个革命者，虽然他尽可能的忠实和坦白，企图感动敌人的肺腑而饶他一命。但其结果，国民党却不纳降，终于辜负了瞿秋白的乞求而结束了他恋恋不舍的生命。”这自然是陈的一种解读方式，而且由于陈、彭夫妇一直遭到瞿秋白的压制，可能会带有一定之偏见，不过，这却可以激发我们更深入地去探寻瞿秋白的内心世界。
陈碧兰的回忆录，大量地披露了早期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过程、以及合作破裂之后的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知晓前苏联的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决定性影响力，从合作期间的极右政策（鼓吹每个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且在蒋介石在广州大肆镇压中共时，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压制中共部分党员的独立出国民党体系的诉求，并一味迎合蒋及后来的武汉国民政府），到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的极左政策（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一线城市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示威等政治抗议），徒然让诸多中共党员及领袖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如果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实情可能有所隔膜的话，那么当时的中共领袖如瞿秋白等人，在陈的叙述中，却都是为着迎合共产国际而无视国内情势的变化。陈碧兰揭露道：“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后，曾写信给党中央，主张暂时采取退让政策，反对武装暴动。然而，这些领袖们，他们不但不考虑陈独秀的意见，反而攻击他为极右的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他们完全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只是一味的奴颜婢膝地跟着共产国际的冒险政策走。其结果是：南昌暴动失败；跟着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也都遭惨败，丧失了无数革命者的头颅和无可计量的鲜血！”早期中共在经济上依附于共产国际，也就导致其政治主体性的薄弱和妥协性。
正如陈碧兰的女儿在《悼念母亲》一文中所言，陈碧兰的回忆录“是一位中国现代妇女，以革命家，以社会活动家或作家的方式，差不多大半生积极参与在中国陆续掀起、争取中国人的尊严、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历史事件朴实的记载和见证，是有它自在的价值”。这册回忆录不仅仅对于党史研究者有意义，对于任何一位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感兴趣的读者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20世纪的中国毫无疑问是革命的世纪，而革命在既往的叙述中太过于脸谱化和崇高化。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早期中共妇女运动领袖陈碧兰的回忆录，以其私人的视角，呈现了早期中共和中国革命丰富与驳杂的一面。陈是彭述之的妻子，而彭更是早期中共的著名领袖，也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所谓托派，这样一对革命夫妇，最后都被革命者和革命史所抛弃，其中无疑蕴含着诸多可以反思的细节与历史。
陈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性，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发动剪发、自由恋爱等新式生活方式与革命意识。她是一位有着阿伦特所谓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政治人，从不盲从，而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且有着蓬勃的生命激情。比如，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就敢于跟一个党员干部辩论革命与恋爱的关系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职业革命家的“杯水主义”恋爱观（当时一些旅莫斯科党员干部提出：“革命家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因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动性的，因而不能结婚；同时革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种小布尔乔亚恋爱的玩意，所以没有恋爱。走到哪里，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枝香烟一样。”）
在这册叙述非常细腻的回忆录中间，我们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历史教科书之外的中共早期领袖，比如对于蔡和森、蔡畅、李立三、周恩来、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李大钊、王若飞等中共党员，陈都与之有着亲身的接触和交往，因此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她对于每个人的性情、行为等都有着非常具体而微的分析。譬如对瞿秋白的叙述，很值得我们来挖掘和深思。瞿秋白被国民党处决前的《多余的话》，似乎已然成为解剖20世纪中国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与职业革命家的角色冲突的经典文本，此文与1940年代延安的王实味所撰写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形成了互为呼应的关系，瞿、王或者说这样一个群体的悲剧，就在于以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置身于革命家的阵营，因而格格不入。但在陈碧兰的叙述中，瞿秋白并非“书生”，而是玩弄权术、打击异己的野心家，《多余的话》也成为一个试图投诚国民党而背叛革命的懦夫的自白书。陈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虽然彻头彻尾是一篇投降书；虽然他集中了他的精神和智慧，精细而周密地从他的出身、性格、思想，乃至嗜好各方面来描绘自己不是一个革命者，虽然他尽可能的忠实和坦白，企图感动敌人的肺腑而饶他一命。但其结果，国民党却不纳降，终于辜负了瞿秋白的乞求而结束了他恋恋不舍的生命。”这自然是陈的一种解读方式，而且由于陈、彭夫妇一直遭到瞿秋白的压制，可能会带有一定之偏见，不过，这却可以激发我们更深入地去探寻瞿秋白的内心世界。
陈碧兰的回忆录，大量地披露了早期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过程、以及合作破裂之后的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知晓前苏联的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决定性影响力，从合作期间的极右政策（鼓吹每个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且在蒋介石在广州大肆镇压中共时，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压制中共部分党员的独立出国民党体系的诉求，并一味迎合蒋及后来的武汉国民政府），到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的极左政策（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一线城市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示威等政治抗议），徒然让诸多中共党员及领袖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如果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实情可能有所隔膜的话，那么当时的中共领袖如瞿秋白等人，在陈的叙述中，却都是为着迎合共产国际而无视国内情势的变化。陈碧兰揭露道：“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后，曾写信给党中央，主张暂时采取退让政策，反对武装暴动。然而，这些领袖们，他们不但不考虑陈独秀的意见，反而攻击他为极右的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他们完全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只是一味的奴颜婢膝地跟着共产国际的冒险政策走。其结果是：南昌暴动失败；跟着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也都遭惨败，丧失了无数革命者的头颅和无可计量的鲜血！”早期中共在经济上依附于共产国际，也就导致其政治主体性的薄弱和妥协性。
正如陈碧兰的女儿在《悼念母亲》一文中所言，陈碧兰的回忆录“是一位中国现代妇女，以革命家，以社会活动家或作家的方式，差不多大半生积极参与在中国陆续掀起、争取中国人的尊严、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历史事件朴实的记载和见证，是有它自在的价值”。这册回忆录不仅仅对于党史研究者有意义，对于任何一位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感兴趣的读者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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