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 1920-2010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 读书时间 - 天益社区

【我这九十年】： 1920-2010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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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九十年 1920-2010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作 者：  任均 口述 王克明 撰写
出 版：  华文出版社
定 价：  38元
ISBN：  9787507532289
出版日期：  2010-09
真正的历史藏于民间。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历史书上只是一些概念符号，在私人的记忆中才复活成为人。《我这九十年》无疑就是这样一部让板着面孔的历史人物，变成有血有肉活生生身边亲友的私人记忆：周恩来朱德密友、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革命志士孙炳文会在老婆睡熟的时候，偷偷地给她戴上新买的手镯，好让她醒来时收获惊喜；中共的座上宾、90多岁的任芝铭在三年困难时期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倔强地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文革中，冯友兰出去挨斗，他的老婆拿个板凳，坐在门后等他回来；在苏联，养伤的林彪见到大美人孙维世一见钟情，苦苦相追，却被孙拒绝；延安，大家都不怎么喜欢江青，一见江青来，本来有说有笑的热闹场面顿时了然无趣，江青只得无趣地离开……这本书的写作，作者的第一标准、第一要求，是：实事求是。也就是，有一说一，真实诚实。印证其他书籍，很明显，作者做到了。
作者简介
任均：她是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她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其一生的难忘记忆，尽在《我这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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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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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宗璞
任均老人是我母亲的幼妹，我的六姨。她的年纪和大姨相差近三十岁，和她的甥辈我的长姊冯钟琏、表姐孙维世相仿。父母亲去世以后，亲友渐疏，有三家老亲仍时常来往，给我关心和支持。照我的称呼他们是七姑、七姑父（冯友兰、张岱年），六姨、六姨父（任均、王一达），三姐、又之兄（冯钟芸、任继愈）。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他们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六姨一人，她现在是唯一比我年长的长辈。每个人的离开仿佛都带走了一条连接历史的线索，关闭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六姨健在，自然应该写下她的记忆，何况她的记忆是那样不平凡。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晚年思想进步，倾向延安，他的思想从不停滞，能够清醒地对待现实。“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他确实说了，写信面谈他都做了，只不知起了多少作用。
六姨是由外祖父亲自送往延安参加革命的。上世纪40年代末，六姨和六姨父全家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住在我家--清华园乙所。那时人们对“解放”充满了憧憬，并有一种神圣感。清华园中许多人都知道我家里住着延安来的亲戚。梁思成先生特来造访，询问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也许他是想造一座。那时的人是非常天真的。
50年代中期，六姨夫妇转到外交部工作，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表弟、表妹们都还小，上寄宿学校，一到放假都住在我家。那时家里还有我的三个外甥女，一大群孩子，十分热闹。大表弟王延风乳名坦坦，1943年在延安出生。最初是冯牧同志告诉我这名字的意义。一转眼坦坦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几十年间我们又经过了多少坦白交待。
冯牧还说，延安平剧院演出《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六姨父王一达是导演，很得好评；六姨是平剧院的主要演员，有“延安梅兰芳”之称，可惜后来不演了。这说法六姨自己倒没说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六姨的面容越来越像我亲爱的母亲，现在她的年龄已经超过母亲了。我每次见到她，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隔些时不见就会想念，而母亲无论怎样想念也见不到了。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在革命之外，六姨在家庭方面很成功。六姨父曾说，他们这一家全靠六姨支撑，他的感愧之情，难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儿女都很孝顺，最难得的是儿女的配偶也都孝顺，不能不让人称羡。
一本回忆录，除了内容以外，还要依靠写作的能力，如文笔、剪裁、结构等。《我这九十年》的执笔人--我的二表弟王克明，是担得起这项重任的。
去年，表弟、表妹们为六姨做九十岁大寿。能够为父母做九十大寿是子女的福气。延安食府的墙壁上贴着当年延安的照片，其中就有六姨。我因一年都辗转医院，未能前往。我想，会有许多不到场的祝愿欢喜飞到了那里。
六姨一家议决，由我为《我这九十年》作序。我虽久病，却不能辞，况且话都是多年来积在嘴边上的，不必搜索枯肠。拉杂写来，聊以为序。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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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9-27 00: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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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任均
2004年的清明节，老伴王一达去世近一年时，我在为他的文集写的序里说：“一达可以心安了。但我还有事情要做。一达和我还曾经约定，把我们这几十年相识的人、经历的事，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有用。我已耄耋，这是我最大的事情。”
我曾跟一达说，想写下我父亲的一生。因为在我眼里，父亲任芝铭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觉得他很传奇。“文革”中，一百岁的父亲在临终前，不断呼唤我的名字，想见到我。我却被“军宣队”管制着，没能去见他最后一面。每念及此，我都万分难过。
对自己的父亲，我记得很多。父亲自己和母亲、姐姐们，也给我讲过很多。我还存有很多父亲手书信件等史料。而且，一达两次陪我回河南新蔡老家，找到与我父亲相交数十年、一起走过抗战和内战年代的王灵轩、王鹏、任馨寰等许多老人，和许多亲戚，谈了很多，并开了几次座谈会，积累了相当资料。我们还联系到以前新蔡地下党负责人李广涛等老同志，知道了父亲的更多事情。我和一达曾写了篇父亲的传略，之后继续积累，意图厚积薄发。
为写父亲做准备时，我常想起我的姐姐和姐夫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姐姐的关爱，家人的温情，逝者的宁静，生者的亲情，都使我念念于心。家人们为国为民，做了许多事情，有些甚至很不平凡。然而，在“文革”中，全家人多受冤屈，甚至冤死。人死后，还被贴抹涂鸦、不得安宁。每想到这些，我都心痛泪流。所以，一些家人往事，我也想写。
一达觉得，家人的故事，贯串了我的一生。同时，还有其他许多记忆深刻的人和事。自抗战初父亲把我送到延安，我和一达共同走过了六十多年。在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我们和周围许多人一起，经历了艰苦生活、胜利喜悦，也经历了政治运动、人事变迁。现在，大部分朋友陆续故去了，大多数故事也不为人知了。但那许许多多事情，有的能显出人格品德，很有些道义真情；有的能翻出历史真相，可作为前车之鉴。这些事情，为了孩子，也不能不写。
可是一达先走了。这本书还没动笔，他就一觉睡去，再没醒来。一达带走了他所有的记忆，留给了我一张白纸。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有悟：现在，才真的可以写这本书了。因为一达给我腾出了时间，我不用再为他的衣食起居，费心尽力了。于是，我从自己出生的家庭开始，把对父母、对青少年时候家庭的一些记忆，把对朋友真情的一些记忆，写在纸上。那些留了几十年、近百年的信件和照片，能勾起我更真切的思念。可这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了。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我对孩子们讲了，他们都支持和帮助我。2005年，二儿子克明开始帮我整理口述录音。他的提问，一次次帮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几年间，在我口述的范围内，他帮我梳理研究史实，建立篇章结构，反复取舍修改。最后他完全放下自己的事情，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二十多万字的写作。
在我九十周岁的时候，孩子帮助我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真使我高兴！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我对孩子反复说过，我的第一标准、第一要求，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即，说我所知，写我所知，有一说一，真实诚实。这一点，孩子听话，做到了。
人到九十，自然而然，浮华若烟云，心静如止水，故人在故地，往事俱往矣。但是，也许所有的往事，对后人都有用。
我还想说，《我这九十年》只是一本个人的记忆，原来是想留给孩子们的。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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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我的父亲任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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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
我小时候，家境宽裕。及长，才知曾经家道艰难。我听母亲说过，我的爷爷是早年间挑着担子从山东逃荒到河南新蔡的县城贫民，无田无地，以贩卖青菜为生，所得仅可糊口。母亲讲，爷爷虽然穷，但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便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一点儿便宜都不占。他坚守他的为人准则：“穷也穷个干净。”我的奶奶则勤俭持家，苦度岁月。父亲在这样贫寒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爷爷虽然穷，但接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决心让我父亲读书，指望他能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改换门庭。可是，1877年父亲八岁时，该念书了，爷爷却拿不出钱来。幸得我崔氏姨奶资助，父亲才能入读私塾，得不废学。后来，1888年，他十九岁考过童试，以秀才入学，后从温泽瑶先生读书。据说二十岁补为廪生。
父亲是1869年阴历六月四日出生的，原名近三，字子勉。曾因逃亡化名，以子勉改用志民、珉、芝铭。他生活的年代，婚姻讲究媒妁之言。我的母亲年轻时，父母早亡，兄嫂做主。媒人提亲给她说我父亲时，她的嫂子嫌我父亲家穷，不愿意。但是我母亲自己同意，一定要嫁。她说：“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母亲名张梦吉，1873年出生，比我父亲小四岁。她哥哥是读书人，教她识了些字。母亲不算有文化，但却不保守，曾响应父亲提倡，在县里带头放脚，把我几个姐姐裹的小脚全放了，还当过新思想启蒙时的妇女协会会长，在县里领头查妇女放脚，挺能干的。那时候县里有个张秀才的孩子留洋归来，思想现代，关心地方，有关放脚之类妇女解放的事情，常到我家里来找我母亲商量。在清代晚期那样一个中原小县城里，母亲的观念属于比较解放的。
按说，父亲补廪生之后，有廪饩津贴，但婚后多年，家里一直缺吃少穿。从1890年在罗庄教读开始，父亲在李宗白、刘思厚等人家中坐馆教塾几年。1895年，他自己在家开设私塾。1897年起，又在李士厚家和小南海、马营及邹寨等地坐馆多年。那些年，有刘粹轩、刘积学等数十人从我父亲读书。教读收入不高，家里仍很清贫，母亲遇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就跟我姨奶家借粮食。母亲曾回忆，我三姐任载坤小时候常对她说：“娘，吃白馍，拉白屎，吃黑馍，拉黑屎。”二姐任锐跟我说过，那时，母亲的娘家是开染坊的，有名气，四方人都上他们家染布，比较富裕。因我们家穷，穿得不好，他们办红白喜事时，便不叫我们家的人参加。
苦读诗书改变了父亲的境遇。1903年，他三十四岁时，在清朝最后一次乡试中，中为举人。报子骑着马来报喜时，周围很多人听说了，都跑来看，里里外外，喜笑颜开。报子报喜，新举人家得招待好饭食，母亲就赶紧跑到我姨奶家借白面，现和现擀，煮出来一锅面条。
现在有个词叫“清末举人”，父亲便是。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到过一套银质的酒杯、筷子、戥子等，放在精致的木盒子里。那是父亲中举时，清朝政府颁发给举人的东西。还有清朝发的衣帽，但没见父亲穿过。中举后，门庭算是改换了，爷爷的理想实现了，可是他已经在1897年就去世了，没看见。父亲记1897年：“是年春丁父艰。”那时，父亲在任庄买墓地安葬了我爷爷。那墓地原来叫柏树林，有三十二棵柏树，很粗大。后来我母亲在那跟前买了三间草房。再以后，1958年，柏树全被砍去盖公社礼堂了，那儿就没大树了。从爷爷往上的祖先，我不知安葬何处。或许在山东。
早自1894年我国甲午战败起，父亲就开始忧心国家命运，质疑清政权。所以，中了举，他也没想去衣食清朝官禄。中举两年后，1905年，他结束邹寨坐馆回到新蔡县，与本县几位开明志士办新学堂，任县立高小校长。从那时起，他立志教育，二十多年后，终于在新蔡办起了从小学到高中全有的“今是学校”。那是后话。1906年，他转到一位叫王建功的人家坐馆。这一年间，我的奶奶去世了。
奶奶去世后，父亲投身反清，曾逃亡数年，家还被抄。他一直以教读为业，母亲则在家带女儿。因此，家里条件，只是少有改变。直到1920年我出生后，父亲在外做事几年，家境才好起来。不过，住的一直还是茅草房，屋里地面也都是土地，但仓房、厨房，一应俱全，前院后院，干干净净。家里雇的人都在后院吃饭。后院有两棵大桑树，大得遮天蔽日的，院子里全是阴凉，每年都往下掉桑葚，特别甜。我年年养蚕，喜欢看蚕们吃桑叶，结茧子，出蛾子。母亲抱一堆桑叶，放在大锅里煮，用热桑叶水给我洗头。那时候都说桑叶水洗头最好，头发能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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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我们家才盖起瓦房，二十余间。那都是我母亲一人在家操持的，那些年她还陆续买进了二百多亩地。1949年后家里没人，那些房子慢慢就被人占住了。有人还伪造我父亲的信件，骗住那房子。我儿时的记忆里，家里有很多母亲收藏的铜香炉，做工精美细致，有些饰物还颤颤巍巍的。点上香，在烟缕缥缈之间，那香炉上的小狮子，头和尾都会动。那时候匪患严重。我二姐的儿子济世顽皮地说，土匪来时，他拿姥姥的香炉砸土匪。我的五位姐姐，岁数都比我大好多。她们小时候，父亲还没中举，生活艰辛，不像我这样，从小吃穿管够。要不后来在延安过艰苦生活时，二姐任锐笑对我说：“六妹呀，你小时候是资产阶级，我小时候是无产阶级。”
父亲老不在家。他一回来，我就特别兴奋。父亲总拉着我的双手，让我跳上跳下。有时我往上跳时，父亲忽然把我举在半空，停留不动，又突然收手，让我自由下落，然后再把我举起。我高兴得咯咯笑个不停，觉得父亲真有劲儿。
从小，母亲就要求我们懂礼，家中来客，必须鞠躬行礼；放学回家，必须高喊：“娘，我回来啦！”父亲也对我严格。我很小时，父亲就教我背诗，开始是“春眠不觉晓……”、“锄禾日当午……”、“床前明月光……”，就四句，我都是一下儿就背下来了。背诵给父亲听，他很高兴，便又教我背《木兰辞》。那可不同于四言诗，我几次都没背下来，父亲就骂我狗东西不用心，还罚我跪着背。我哭说，《木兰辞》太长了，我背不下来。父亲耐下心来讲，《木兰辞》是一首南北朝时候的好诗，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小孩子都必须会背等等。我听父亲的话，认认真真背了下来，背得烂熟。说来奇怪，后来我再没背过它，但八十多年后，我一张口，还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父亲成了举人以后，亲戚们对我家就另眼看待了。民国后，他更受尊敬，大事小事常被请上。到我出生后，已经没有原来穷困时，父母和姐姐们受到的那种歧视了。我母亲家人多，她那边的亲戚就特别多。我共有五个舅舅、五个舅妈、十个表兄、十个表嫂、九个表姐、九个表姐夫。他们谁都比我大好多。那时我在玩耍年龄，跟我玩儿的小伙伴们，却都管我叫“六姨”、“六姑”。老在一起玩儿的，除了我姐姐的孩子们，还有我三表姐的女儿金枝，她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四表兄的女儿仙枝，比我大一点儿，也跟我一块儿玩儿。仙枝大名叫张觉民，后来出去念书了。她在北京上学时，跟我二姐的孩子济世相好，表兄妹就结婚了。仙枝那时挺妇女解放的，我记得她给我父母亲的信里说：“叙（济世字耀叙）爱我，我爱叙，于是乎我们俩结婚了。”仙枝的小弟弟，身材不高，我叫他小黑子，“文革”后跟我有联系，还曾打发他的女儿张蓉芳来家里看我。他这个女儿长得高，是我们国家特别优秀的排球运动员。
我几个舅舅都念过书，学过些旧学。大舅担任一家之长，总是威严，全家人都怕他。他很高寿。二舅却在中年时就病死了。二舅好像很有名望，去世的时候，非常排场，一跪一大片人，从南禅院庙里请来好多和尚，念了七天经。我们每天晚上都去那儿跪着，披麻戴孝。我母亲的小弟弟--我五舅，在1926年土匪攻陷新蔡县城后，被土匪绑走撕票了。五舅是个儒医，并不有钱，但很有学问，喜欢侃侃而谈。我父亲爱跟他聊。我们家人有病，都找他看，与他感情很好。母亲失去这个小弟弟，非常悲痛。父亲在那年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此次匪灾，惟五弟受祸独巨，人亡家破，惨不忍言，路人闻之，亦当陨涕，况至亲乎！五弟素好谈论，与吾家踪迹最亲，岂意夏间一别，竟成隔世，思之痛极！”
我那十个表兄，只有四表兄一人在外面工作，其他九个都一直在家。他们里面，最数六表兄长得魁伟，人也洋气。他娶的六表嫂也洋气，那时候就穿裙子。六表兄写一手好字。我家影壁墙上的字，都是母亲请六表兄写的。我的十表兄最小，是我二舅的儿子，白白净净，人也老实。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一灰心，自杀了。1981年，我和丈夫王一达回新蔡时，还看到过十表嫂，她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孤零零的。那次回去，我的七表兄还活着，但走不动了。我们去看望他，他让家人给做了好多吃的，吃不动了还上菜。1997年我和一达再回新蔡，他们就都不在了。九个表姐、九个表姐夫，我自抗战开始离家后，就都没再见过。我五表兄有个儿子改名谷风，十几岁就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很有才气，是歌剧《茶花女》的第一代中国导演。他的旧体诗词写得很好，我非常喜欢念。可惜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东北农场劳动二十年。“文革”后，他常来看我。总之，我小时候，母亲那边的亲戚往来特别多。我念中小学多在开封和北京，寒暑假一回来，柜子里满是表姐、表嫂们给我做的绣花鞋，穿不完。
父亲出身贫苦，家境好起来后，始终保持跟贫苦人家平等，助贫济困。他出门有时乘推车，但在路上遇到地里干活的农民，会立即下车，走过去跟人家打招呼，一点儿不摆举人架子。夏、秋收时，佃户往家里送粮，父亲和母亲就专请厨师，给佃户做肉做菜，炸油疙瘩，摆好几桌。我小时候看见，给父亲送礼的人很多。父亲不要，劝他们拿走，但他们一定要送。父亲就把人家送的东西放到街门外去。现在想来，父亲真不怕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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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传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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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一生只有六个女儿，没一个儿子。他五十来岁时，我出生了，以后就再没有孩子出生。没生儿子，母亲怪自己，觉得对不住父亲，便劝父亲纳妾。过去讲究女人贤惠，三从四德，包括“夫无嗣，劝娶妾”。
母亲给父亲选了一个年轻女人，姓赵，纳进家门。我记得那个女人身材小巧。父母亲谈论她的时候，包括书信里，都称她“赵妾”，但让我叫她“婶”。我的姐姐们不管岁数多大，也得管她叫“婶”。这种尊卑有序的规矩，家里很严格，不能破坏。父亲在西安做事时，母亲也曾给纳过一个妾。那时我小，不记得她姓什么，只记得我也叫她“婶”。
1925年阴历六月一日，父亲在河南全省自治筹备处期间，从开封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关问母亲病情和我的情况，问及赵妾：“汝痢症复发否？平女仍顽健如恒否？均极系念。赵妾想已移与汝同屋矣。此问家中大小清吉。”父亲信中总叫我“平女”，因为我原名任平坤。赵妾--这个“婶”对我挺好，而且与我母亲相处融洽，母亲病时，她还帮着照顾。
北伐时期，1927年2月11日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短信里，催盼相聚，也提及赵妾，信的全文是：“梦吉我妻如面。我于十二日来濮阳看望雪亚，住六七日，约一二日内即归开封，径赴武昌。我妻能将家事从速结束，早日前往，极所盼望！雪亚军事上发展甚为顺利，真能为主义奋斗，我此来甚为满意。家中近状如何？极念！赵妾果不愿回，亦只好由他。此问汝好。平女均吉。芝铭手启二月十一日。”信中所提“雪亚”，是那时期的镇嵩军统领刘镇华。
父亲在张轸的第十八师时，1927年12月15日从武汉写的一封信里，问母亲道：“赵妾服从性较前如何？”父亲有齐家原则，要求妻妾分明，妾是要服从于妻的。
可是，赵妾进家很久，也没生出儿子来。不但没生儿子，连个女儿也没生。西安那位妾也是如此。都不生养，从现在医学上看，就应该不是女方的生育能力有问题了。
赵妾在我家时间挺长的。但抗战前父亲在河南通志馆做事期间，她有所不轨，父亲一怒之下，把她休了。为这事，父亲在1932年6月20日给我母亲的信里，表露了愤怒：“另外给赵一个休书，教他赶快离开我家……忽又接到赵氏来信，不知是哪个王八旦替他写的，竟敢称起‘妻’来了！”
父亲是从旧文化里熏陶出来的，作为肩负齐家之任的一家之长，很重视尊卑有序，只有我母亲才可称“妻”，妾是不能称“妻”的。所以，我们家不像现在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太太、二太太”、“大夫人、二夫人”的，不分妻妾。那样就乱了尊卑了。赵妾是妾的时候，父亲称之“赵妾”，休了，不是这家人了，就称“赵氏”、“赵”了--像信里那样。
休了赵妾后，父亲因母亲为此事劳心，当年11月9日写信表示愧歉，又问及赵：“赵氏已搬出西街否？想既有多人说话，必不至再有纠缠了。此事累吾妻着急费心，真教我愧悔万分。”
现在存世的父亲给母亲的几十封信，都是上世纪20年代到抗日战争前写的信，从印有单位名称等的信纸，可以查知年代，有：中州大学用笺、陕西省长公署用笺、河南全省自治筹备处用笺、×军总司令部用笺、陆军第十师司令部交际处用笺、孙文头像总理遗嘱信纸、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司令部书记处用笺、长沙警备司令部用笺、河南通志馆公用笺，以及宣城生花阁印信纸等。父亲寄信的信封，现存不多，有：长沙警备司令部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司令部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后方留守处，以及一些手写寄信地址的。
父亲多在信封写上寄信地点，从现存信封可见：芝铭由长沙警备司令部缄、芝铭由长沙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司令部缄、芝铭由武昌斗级营庆云旅馆缄、芝铭由武昌紫阳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后方留守处寄、由武昌紫阳桥工程营巷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后方留守处任寄、由长沙第六军十八师师部任缄、由湖南醴陵县任寄、由长沙洪家井任寄、由上海北车站忠兴旅馆任寄、芝铭由开封北仓小学对过三十三号黄寓寄（这是我大姐任馥坤家地址，大姐夫叫黄志烜，父亲有信专嘱此“馥女”地址）等。信封上的收信人，父亲一般都写“任张梦吉收启”，拖人带的信，也写“梦吉贤妻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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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纸、信封和那些信的内容能看见，那些年，父亲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为主义奋斗”，为今是学校忙碌，到处奔走，居无定所，思妻想女，深情切切，洒布纸上。我今读来，亦泫然泪下。如：“吾妻近状如何？平女见吾出门，要与同行。不知吾去后又作何状？思之心痛！”“来信谓平女念我，我又何尝不时时念家？”“吾意本年暑假，辞馆回县，否则年终亦必辞去。盖吾夫妇均年近花甲，尚能相处几日……藉以享骨肉团聚之乐，免老年奔波之苦。”“我离家日久，思之成梦。如果县境稍靖，本年四月初定须回里。”“梦吉我妻如面。抵汴之次日，即发去一片，报告平安，计早接到。”“略迟当回县一视，因吾心亦极思家也。”
父亲出门在外，总想接我母亲去同住，如信中有：“吾妻可将家事料理妥叶，略作结束，即托刘表外甥与其妻为吾家分场看门，亦自可靠。来陕后一年半载，略有积蓄，即与吾妻同归，不再在外干事矣。”“你能将家事结束，早日赴鄂，实所至盼。”
1926年新蔡县遭匪灾后，父亲连信询问：“我妻与平女及诸亲友，均是否安全？忧念焦劳、夜不成寐者，已一周矣……家中财物损失，尽可置之度外，所最时时放心不下者，惟吾妻与平女之现状如何而已！”“平女经乱离后，曾受惊恐否？吾妻痢症，近痊可否？均极念！”“匪破城时，烧杀极惨，彼时满城号哭，逃死无所，吾妻与平女必俱惊悸亡魂，思之心痛！平胆素怯，事后俱不至生他病否？汝痢症如何？”
因为姐姐们都已在外，或游学，或婚嫁，只有我年幼在家，且是最小，所以父亲信中问我最多。但他的信里也常讲到“馥女”、“纬女”、“载女”、“叙女”等姐姐们。父亲对晚辈的称呼总是这样，晚辈名字中间的字儿，加上其在家中的身份，如说女儿任纬坤“纬女”、说女婿孙炳文（字浚明）“浚甥”、说外孙孙宁世（孙泱）“宁外孙”、说过继孙子任济世“济孙”等。只是给我的信里唤过我“平坤我儿”。
父亲在开封做事时，把我接在开封上学。母亲也住过去了。那之前父亲在多封信里催促母亲前往开封，如：“梦吉我妻如面。顷发一函，嘱将家事安置妥当，即携平女来省。”“吾妻本月底能早赴省才好。”“现已存中国银行专备吾妻来省费用。”“吾意县中居住，总多危险，不如来省较为安全……可请伯英送至颖州，由彼处搭小火轮至蚌埠，再由蚌埠搭火车到徐州，换陇海车，即至开封。”
三姐家和大姐家曾在开封居住。父亲被聘为河南通志馆协修后，在开封工作，但没买房子，住过三姐家、大姐家，也在万寿街租过一个小旁院。父亲在给母亲一封信中提到：“与馥女、载女等商量，目下正值运兵打仗时候，火车既不易搭坐，只好暂缓来省。”二姐也曾长时间在开封，她的儿子济世、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维世，也在那儿念过书。那时候其乐融融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十几岁时，听说父亲在外面包了一个女人--就是现在说的包二奶那种。那个时候，男尊女卑，社会和家庭对男人的这种做法是接受的。母亲对此却不高兴。
母亲不是老张罗着给父亲纳妾吗？为什么会不高兴？原来，母亲对那个女人有所了解。早在1928年旧历一月一日父亲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这个人：“前娶黄妾，早经遣去。”母亲给父亲纳妾，总要认真挑选品性。这个黄妾不是母亲给娶的，是父亲写那信之前一年多，在外面纳的，还带着一儿一女。父亲自己记载，是1926年。那年我六岁。没多久，父亲自己就把她休弃了。过了好几年，又来找父亲包养她，母亲就不高兴了。
这个黄，是个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她的儿子叫常喜，比我大。她的女儿叫好妞，比我小两岁。我见过他们俩。俩孩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可能是黄愿意的，父亲也觉得这俩孩子不错，就同意他们都改姓了任。因此就养着他们了。没几年后，听我父亲说，常喜年轻轻的就死了，黄哭得很伤心。
父亲因为没有儿子，还把我二姐任锐的次子孙济世正式过继膝下，改孙姓为任姓，叫了任济世，填为父亲的嫡孙。父亲写的所有信里，凡提到济世，都是说“济孙”。父亲还曾自己带着几岁的小济世在外做事，他有封信中说：“济孙十分顽皮。局中人杂，今跟我去，恐怕要越学越坏……他近来并不怕我。每当他多嘴多手时，我恨极无法，喝他爬出去，他便伸手作爬形，座客无不大笑。”济世婚后回新蔡居住，父亲也是按嫡孙规格，让他们住在正房。直到快建国了，济世才改回孙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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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父亲娶的妾，比如赵，父母亲说“赵妾”，我们说“婶”。休了之后，父母书面改说“赵氏”，口语仍习说“赵妾”，我们则可以不论尊卑，随父母习惯，日常也说“赵妾”了。这位黄，已不是妾，是外人，父母没要求我们姐妹怎么称呼她，我们跟父母亲一起议论时，依口语习惯，都说“黄妾”，不说“婶”。因为不是家里人，不用论尊卑。父亲在这方面很严谨，内外有别。
在1933年7月31日使用“河南通志馆公用笺”写给母亲的信里，父亲讲一个叫尚英的人时说到黄：“尚英患烟痢多日。我三千五千，不断的接济他。我赴潢川后，他常到黄氏处要钱，有时并躺在院中过夜不走。黄也接济他数次。前天来寻我，替他找地方住。我也没给他找着。看他那病势，已经是十分危险。哪知他于那天晚十钟时，竟带被子挪往黄氏大门下，住了一夜。昨日天明，常喜即来找我，说尚英已昏迷不能说话……”那时期的另一封信里，父亲告知母亲当月开销情况：“……我与侠生的伙食及零用花了一二十元，给黄氏二十余元。”父亲跟他休赵妾后称之“赵氏”、“赵”一样，在信里称“黄氏”、“黄”，跟家中日常口语说“赵妾”、“黄妾”是不一样的。
父亲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管教我们很严，要求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就自己做，不能贪图享受。那时在开封，大姐家雇着厨子和仆人，父亲却从没雇过人，都是母亲管家，买菜做饭。母亲回新蔡时，姐姐就管家。二姐管家时，我们住的那条街有商业，生活很方便，还可以叫菜送到家来。我和维世无忧无虑，整天蹦蹦跳跳的。二姐有时候让我上街去买饭，我不愿意跟商贩打交道，不去。二姐就教育我说，不能有小姐脾气，干什么都是平等的。父亲自己不雇丫头佣人，跑腿儿的事，便都是我们。花钱包养的黄氏那里，也从不给雇丫头佣人。黄住在别处，有什么事儿，如尚英那种，就得打发她儿子常喜来找我父亲。
那段时间，我们从外面听到些关于黄的议论，母亲和大姐就劝父亲，希望他别负担黄了。三姐来看母亲时，也劝父亲。姐姐们说，娘受苦受累，操持家务，把我们养大，不容易，别让她再操心了。父亲听到这些，歉意地说：“那好吧，我想办法解决……”
但不久后我们听说黄氏怀孕了。过些日子，又说生了个男孩儿。这件事我们姐妹都知道了，母亲那段时间在新蔡老家，不知道。父亲在一封用那时期的“河南通志馆公用笺”写给我母亲的信里说：“梦吉我妻如面。你从开封走了两天，便下了雨。我想你十六号那天晚上尽多不过走到项城以南，那边有雨没有？是不是十七号到的家呢？沿途平安与否？家中情形怎样？我心中很是挂念！你赶快来信才好。”
幸亏母亲当时不知道，要不然可该生气了。因为，那是假的。
原来，父亲一段时间不去黄那儿后，黄告诉我父亲说她已经怀孕了。她平时就偏胖，又壮，肩宽肚大。所以，稍加装饰就很像。后来说是生了，还是个男孩儿，父亲很高兴，我记得给孩子起名字叫任适存。开始，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我也真高兴，以为黄真的给我生了个小弟弟，那该多好玩儿呀！
偏巧，那时我二姐任锐回到开封。听大姐一说这事儿，二姐说：“真的呀？六妹，咱们看看去。”带着我到了黄家。二姐跟黄说，听说你给我们生了个小弟弟，很好呀，看看孩子。我和二姐看着小适存，挺可爱的，二姐问，奶够吃吗？黄说不太够。二姐说我看你奶，黄不情愿，但也得让看。一看，不是生养后的乳房呀，就挤了挤，一滴奶水也没有。二姐不说话了。再看屋里的情况，黄的精气神儿，一点儿没有刚生过孩子的样子。二姐拉着我就走。回来跟大姐一说，都觉得，她干吗要这样呀？
二姐发现上当，特别生气，跟我们说：“她想进咱家，就用这种手段骗咱爹，太不像话了！”二姐就跑医院等地方，认真地把这件事调查清楚了。原来，孩子是黄托一个姓尤的女人，从医院抱来的，不知父母。二姐告诉我们，她搞清楚后，找到那个姓尤的问，姓尤的先还支支吾吾，后来看瞒不住了，就全承认了。那个姓尤的，也曾是新蔡今是学校的学生，我上低年级的时候，她上高年级，比我大好多。抱这孩子时，她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妇女了。我们认识，但没多说过话。黄应该是通过我父亲认识了她。
水落石出。黄是想，她带来的儿女虽然姓了任，但不是这家的，唯有生养一个任举人的亲儿子，她和她的儿女才能进任家，于是就想出了这个办法。二姐讲给父亲听了后，父亲非常生气，去找黄问，回来说：“她承认了，跟尤说的一样。偌大年纪，她还这样不择手段地撒谎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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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气得不理会黄了。黄很后悔这样行事，就叫她的女儿好妞找我父亲，到机关找，在街上等。黄向父亲哭诉认错，赔不是说好话，哀告父亲原谅她，结果搞得父亲心又软了。小适存又没过错，挺可爱的，就养着吧。
母亲当着我们姐妹的面，跟父亲认真说：“新蔡咱们家，是我辛辛苦苦操持的，你千万不能让那个黄进咱们这个家，那个女人不中。”父亲说：“那当然，你放心，她不是咱们家的人，我不会让她进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938年8月，我的母亲去世了，12月父亲送我去了延安。之后，二姐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不恨黄妾，而痛恨这个不良制度的社会。”
父亲七十从军，参加抗日，还秘密地为共产党做事，也为他创办的今是学校忙碌。那些年，我大姐一家在重庆，我三姐一家在云南，二姐和我都在延安。四姐和五姐在那之前早已去世了。1949年，二姐去世时，大姐仍在重庆，我和三姐在北平（北京），父亲也来了。安葬二姐后，我和三姐都非常想回新蔡老家看看。当年母亲去世时，我们姐妹都不在她身边，现在我们想回去扫墓，看看母亲，告慰母亲。我便跟组织上请假。但父亲已被安排去河南省里工作，应赴省会开封，怎么办？过两天，父亲说，周总理知道了，同意他带我和三姐回新蔡，请他完事后再去省里上任。我和三姐就跟父亲一起，在1949年9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
回到家，我们见到了父亲的续弦朱氏。她叫朱静莲，小脚，但很端庄。她比我三姐年纪小，但一如既往，父亲让我们称她“婶”。不过，她不是父亲纳的妾，而是娶的妻，是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我们的继母。父亲认真地告诉我和三姐说，朱氏是他明媒正娶的，磕头拜堂了。他说：“我这辈子就和你娘和你朱婶磕过头。”朱氏婶是一个本本分分过日子的女人。看得出来，我们姐妹回家，她挺紧张的。我们对她印象很好，所以态度很自然，她也就放松了。后来她跟我们姐妹关系很好，我们一直叫她“婶”，直到她去世。
这次回家，心里不舒服的是，这个家面目全非了。原来家里的东西基本都没了，院子不再像原来的院子，屋子也不再像原来的屋子，让人感觉这个家已经败了。我呆立在家中，想起为这个家操劳一生的母亲，非常难过。
朱氏婶挺好的呀，家怎么会这样了呢？很多亲戚都来看我们，我和三姐也去看望亲戚们。聊天中，我们得知，黄氏曾经进过这个家。这使我们吃惊。亲戚们对她议论很多，说你爹不想让她干的事儿，她都想干。你爹去了开封，你们家就成牌场了，卖小吃的都跑到你们院子里来卖了。后来你爹回家来，县里人都跟他反映，你爹就大骂了她一顿，轰她带着她的孩子走了，叫她永远也不要再来新蔡。等等等等，说了很多。
我和三姐觉得亲戚们说黄的话不好听，就没跟父亲学说，只悄悄问他：“爹，不是跟娘说好了，不让黄进家来吗，怎么您又让她来了？”父亲比较尴尬，说：“这事，爹对不住你娘。但说实在，真不是我叫她来的，是我在新蔡，她找来的。我叫她走，她不走。没想到，我出门在外，她能弄那么多人到家里来……，弄得新蔡县里都知道她，我的脸也没地方搁。”我和三姐见父亲说起来很生气，就不敢再多说了。
还有一位何氏，是个念佛的女居士，会说些话本故事。30年代，她与我母亲关系很好，父亲在开封工作时，母亲见她无依无靠，没地方住，就给她一个小后院，让她住进我家。我们全家人，不分老幼主仆，见她都敬称“何大姐”。后来听说，我母亲去世后，父亲与她也生活过一阵，时间不长。分开后，还让她住在那个小后院里念佛。1949年我和三姐回老家时，她还住在那儿，我们仍敬称她“何大姐”。
看父亲的自编年表，他是1943年把黄氏轰走的。之后，他经人介绍，娶进了朱氏。朱氏婶对我父亲很好，照顾得很周到。后来邓颖超大姐曾对她说：照顾好任老，就是你最大的功劳。结果，她把我父亲照顾到了一百岁，真的立下了功劳。
建国初，印象中是1951年，朱氏婶陪我父亲到北京来开会时，曾告诉我：那个姓黄的抱来的儿子，到省上来找你爹给他找工作呢。我说你怎么知道黄抱孩子的事？朱氏婶说：你爹说的呀。她还牢骚说：都离开那么久了，还管得着吗？你爹就是心眼好。我跟父亲闲谈时说到小适存，父亲说，长大了，想上进，想去铁路，我就试试以我的名义，通过张翼三给安排吧。后来就再也没有过黄氏她们一家人的消息了。我希望她的孩子们生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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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一方面，父亲关怀热爱国家，投身民主革命，思想进步开放。如我三姐夫冯友兰晚年著述《三松堂自序》所说：“任芝铭先生是清朝的举人，但是他反对清朝，在他的本县新蔡县反抗县官，还组织人劫狱，因此他的举人被革了，还受通缉，长期不能在家。他没有儿子，只有六个女儿。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妇女解放，叫他的女儿们都放脚，并送她们到外边上学……我的岳父家里，是有革命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父亲又是传统知识分子，虽然一生奔走革命，但终保持着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念。在治家方面，他深知自己是一家之长，始终持守着尊卑有序、妻妾分明、内外有别的齐家原则。在深知已届晚年、纳妾无用、此生无子、“绝先祖祀”了后，他以无人祭祀的若敖饿鬼喻自己身后，写诗表露无奈的心痛：
清明节有感
先垄任庄东，七年未展谒。
清明重祭扫，追远趁佳节。
我亦为人子，飘零礼久缺。
生女不生男，果死又何说？
生馁若敖鬼，念兹肝肠裂！
这首诗，父亲在50年代做过修改。那时他放下用了一辈子的毛笔，试着用钢笔横排写字了。从他的修改稿上看到，他把诗题改为《清明有感》，把“清明重祭扫，追远趁佳节”改为“清明争祭扫，俗例趁佳节”。末句他曾想改为“思之常叹息”，又取消了。
后来，我在三姐夫冯友兰辑录的《任芝铭先生诗存》里，看见在母亲去世五周年时，1943年冬，父亲作的咏梅诗三首。那是他深情怀念我母亲的诗作，说他似“梅妻鹤子”的孤山林逋，我母亲手植的梅花，就像我母亲一样，在孤独的他身边陪伴：
对梅感怀
庭有老梅一株，吾妻梦吉所手植者。每当花开，辄对之吟咏寄意。今妻亡已五年，于兹对物思人，曷胜惘然。
其一
种花人去花仍开，每对冰姿亦自猜。
可似孤山林处士？老梅肯做老妻陪。
其二
小院香浮雪霁晨，曾因索笑共檐巡。
如何魂不同梅返？一度看花一怆神。
其三
冷艳匆匆已半残，伤心往事欲追难。
多情枉自被花恼，共作幽昙一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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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救革命党人而亡命天涯的“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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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二十五岁以前，一心向学，对国家政治全不过问。中日甲午之战我国失败，父亲受到震动，凛然始有亡国之惧，开始以一介书生关心国家命运。父亲品性正直，天然地关注民生。1899年，新蔡县令徐仁麟横征暴敛，大肆贪污，县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父亲便与本县读书人刘芬佛、阎子固、刘粹轩、张山甫等人一起，商量为民驱害。正好，那年有童试，考秀才。清朝有个律条规定，这种考试，如果考生罢场，则处分县令。父亲他们就串联动员千余童生，准备集体罢考。父亲早已经是秀才，遇公事有权禀见知县，且不用下跪。徐仁麟听说这事大惊，赶紧跟我父亲他们讲和，收敛行为。可是，考完以后，他又一如既往，不思悔改。父亲他们没别的办法，就约集全县绅众，联名书其十大罪状，控告到省，并张贴在县衙门前。第二年夏天，徐县令被撤职，县民稍安。
戊戌变法后，父亲阅读进步报刊，接受启蒙思想，尤其受梁启超《新民丛报》前期内容的影响，政治观念逐渐开明，对国事日渐热心。自甲午败后，外患纷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丧权辱国。国势日衰的现状，使父亲开始多加思考。他虽然考中了举人，但已经逐步地认识到，制度腐朽是落后挨打的原因，对腐败的清政权产生了深刻怀疑，向往参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
1905年，父亲辞馆回来，在新办的新蔡县立高等小学当了一年校长。这所学校是在有两百年历史的新蔡大吕书院旧址上改办的，是新蔡县历史上最早的小学堂。我父亲则成为新蔡县第一位小学校长。本县的阎子固、刘粹轩、刘芬佛、张山甫等人都提倡改良私塾教授，创办蒙学堂，倡导妇女放脚，父亲与他们一起针砭时弊，互相启发，渐渐志同道合，意气相期。那时文明渐启，新蔡最得风气之先。顽固者看不惯他们，官吏则忌恨他们。
以前有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我的爷爷在世时，我父亲从不问政治转变为关心国事，但只是向学生们讲一些所思所想。只剩我奶奶在世后，我父亲慢慢从忧虑亡国转向反清共和。但那时老母在堂，父亲没有做让自己母亲太担心的事。1906年，父亲在坐馆教塾期间，阅读到鼓吹革命的《民报》，深以为然，接受了以革命手段“起共和而终帝制”的思想。这年农历二月六日，因办学讼案，他与刘粹轩、阎子固、张山甫一同离县，北上赴省。在开封，他们四人秘密联络同志，召集会议，谋结团体，成立“河南学会”，确定干部，建立组织。开封的民主革命运动由此发轫。我父亲他们四人从开封又继续北上，过保定，3月3日抵北京。一路结识了张钫、刘镇华等反清志士，结为同志。
暑假期间，刘镇华来新蔡找我父亲几人。同时，本县赴日本留学的年轻同盟会员阎铭初回到新蔡。他秘密介绍刘粹轩、阎子固、刘镇华入了同盟会。又经他们几人介绍，我父亲和刘芬佛、张山甫也入了同盟会。那时父亲三十七岁。新蔡县同盟会员多，占河南全省一半，秋季成立了全省唯一的县级同盟会分会，父亲被公推为理事长。
这一年，我的奶奶去世了。父亲记1906年：“丁母艰。”
可能是巧合吧，我的奶奶去世后，父亲的生活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自前几年徐县令被撤办后，新蔡县民得以伸张正气。我父亲他们一些读书人，便鼓吹地方兴利除弊，得民众拥护，使新蔡县颇有些自治雏形。再来的县官，谁都不能恣意害民，所以仇视知识分子。
1907年，新蔡同盟会员阎子固受孙中山号召到处发动起义的影响，宣传革命，纠约同志，秘密准备起义事项。新县令褚辉祖抓不到我父亲他们几人的把柄，就以阎子固有革命党嫌疑为由上报，获批通缉严办。我父亲他们让阎子固避离新蔡躲藏，他们出面帮着诉讼，张山甫在省城活动想办法。
不期5月中旬，阎子固在汝南县被捕，落在汝宁陆知府和汝阳张知县手里。褚辉祖大喜，急请解回新蔡审理。我父亲闻讯，马上组织起百十名青壮年，到汝阳至新蔡的中途秦桥镇等候，准备劫案。县衙得知，不敢押解，劫救未果。刘粹轩回县，组织士绅出面，与褚辉祖谈判议和，让他放阎子固。褚虚与委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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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汝南县令派一个营的兵，把阎子固押送到了新蔡。新蔡县人听说阎子固被捕，早都鼓噪起来。我父亲和阎梅臣聚众千人，围堵衙门，伺机而动。那个营长平日敬重阎子固豪侠仗义，也钦佩我父亲他们几人够朋友，说他押解任务完成，任民众所为，他的军队一点儿不管。
褚辉祖在堂上审了审阎子固，命送监狱关押。监狱就在衙门西侧。阎子固快走到狱门口时，阎梅臣在人群中忽然大呼：“现在不动手，还待何时！”群众一下子蜂拥而起，呐喊助威，纷纷上前。挑着担子卖菜卖柴的，拿起扁担就打衙役，我父亲他们几十人拥着抢走了阎子固。褚辉祖带着衙丁追他们。一群人跑到刘粹轩家，闭门抗拒，阎子固得以从后门逃脱。为躲避抓捕，当夜深更，父亲也从新蔡南城门西边，腰系粗绳，手持雨伞，坠出城墙，逃往开封。
褚辉祖丢了阎子固，怒不可遏，立刻向上禀报，说乱党聚众劫案。按前清律条，劫狱是死罪，加上说是革命党，这案子更不一般，很受重视。省巡抚派人到新蔡调查核实，一处庙里的和尚们证明刘粹轩、任芝铭、张山甫等人确系革命党，是主谋。查完后，巡府马上下令通缉几人，勒拿正法。这几家老幼，闻讯赶紧躲藏。我母亲带着我的姐姐们也出去暂避。褚辉祖派人到这几户抄家搜查。
我父亲几人那时候在开封中州公学附近乡间暂避。通缉令下来后，新蔡友人杨铭西日夜兼程跑了几百里路，到开封给我父亲他们送信儿。得知已被通缉，刘粹轩避往豫北，父亲和张山甫往豫西，过嵩山时曾顺便游览。阎子固则逃到东北，转赴日本。阎梅臣也自躲避一时。案中人员都先后远去，褚辉祖得不到口实，这案子便没有株连任何人。
当时，父亲他们这个案子惊动朝野，一些同盟会员设法斡旋官吏，全省学界和在北京、上海、日本的学界全体，都函电营救父亲等人。在京的几位新蔡籍官员也设法救护。过些天，主张立宪的林绍年出任河南巡抚，派人复查几次，上奏朝廷，革除了我父亲他们几个人的功名--任芝铭和刘粹轩的举人名位、阎子固和阎梅臣的生员（秀才）身份。同时，把挑起这案子的汝宁知府、汝阳知县和新蔡褚辉祖知县，都撤了职。把这案子悬在那儿了。
新蔡县的任举人变成了乱臣贼子，只能躲避追捕，亡命天涯。父亲先在河南汲县一个私立小学作教员，当年又转往巩县黑石关，教书为生，藏身了一年多。在这里，他结识了也在此做教员的同盟会员朱丹陛（殚毖）和杨秀夫。父亲1907年写的与这二人交往的诗中，流露了逃亡生活中的思乡之情：
送别朱殚毖
因劫阎子固同志案，亡命巩县黑石关师校，始识朱殚毖与杨秀夫，遂成至交。时清光绪三十三年仲冬也。
小聚只今昔，含情对别筵。
飞觞同一醉，长话不须眠。
家远空饶梦，天寒欲尽年。
明朝孤雁唳，闻否归客船？
后来清廷追捕风声甚紧，在河南不够安全，父亲便于1909年亡命奉天（辽宁）省昌图县，由阎梅臣介绍，进入北洋陆军的一个统带、袁世凯的亲信随从唐天喜家里，做了家庭塾师。在那里藏身两年期间，他孤独一人，举目无亲，坐馆教书，志向难伸，思乡情切，病中愈浓。其时亦有诗存：
病中口占
清宣统元年亡命昌图作
避地聊同管幼安，主人礼数称心难。
病中益动故乡思，风雨满天一榻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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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父亲转到北洋陆军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那儿坐馆，教了一年书。当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卢永祥奉命随第三镇统制曹锟入关，镇压革命，保卫清政府。我父亲也即入关，离开卢永祥部，与京津同盟会取得联系，投身革命，推翻满清。那时候，革命者都认为暴力暗杀清廷政要是共和胜利的重要手段，父亲就命我二姐任锐加入了黄以镛组织的暗杀团。我二姐那时候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上学，辛亥前已经加入了京津同盟会。父亲又应刘积学之邀，与阎子固同至上海，训练北伐队伍。后来参与在豫南组织武装，光复了河南商城、固始两县。
1912年初，清室逊位，共和告成，父亲终于得以结束流亡动荡生活，返回故里。那年，这个刚刚剪掉了男人辫子的国家，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依临时约法选了国会议员。同时，各县士绅学界也得以自选县长，选定后请省府委派下来。当时河南有好几个县了解我父亲事迹，景仰他是革命党人，于是纷纷请他担任县长。我父亲却坚辞不干，一处不去。他是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读书人，不愿做官，只因怕愧对百姓。他却说自己是“藉恬淡以庄拙”而已。
武昌举义后，父亲的学生、老友刘粹轩曾联络地方大侠武装，与张钫领导的复汉东征军合兵，任东征军总参议，在陕州与清军作战。1912年1月9日，刘应清军首领周符麟等人议和之请，前往谈判，却被清军扣捕于张茅，拴在马后拖死。刘粹轩十二岁学于我父亲门下。父亲眼看他进学、中举，渐有大志，将展宏图，万没料到他会早早而去。父亲含泪安顿了烈士遗孤的抚养事情。十年以后，他亲往刘粹轩殉难地，参加立祠，哭吊故人，写下两首诗：
过张茅吊学徒刘粹轩二首
一
吾徒殉义地，一过一潸然。
侠骨难埋土，腐心欲问天。
夜台生定愈，时局豆仍煎。
欲觅原田祀，蹉跎已十年。
二
生平同志事，踪迹最相亲。
襟袍凭推送，风尘共苦辛。
招魂空入梦，触境益沾巾。
一事君应慰，抚孤有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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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9-27 08:17 显示全部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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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的老同盟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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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初，父亲从北方返回新蔡后，依旧主持同盟会新蔡分会。他与大家一起揭露县令纵匪祸民的罪行，在地方上与拥护袁世凯的统一党激烈斗争，不相信袁世凯真能搞共和。当年秋，同盟会新蔡分会改为国民党新蔡支部，父亲依旧主持。
那时，袁世凯派张镇芳为河南都督，让他镇压进步力量，以维持河南稳定。张这个人守旧顽固，河南很多人反对他。父亲的同盟会老友阎子固通电声明，他将率领武装反对张镇芳。父亲与刘芬佛一起领导县内党务，和阎子固立场一致。
1913年春宋教仁遇刺后，凶手被逮，证据被新闻自由的报界公开，天下都怀疑袁世凯是主使。当时已经独立的司法机构，依法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迫于新闻和司法的压力，解除了赵的国务总理职务。7月间，江西湖口讨袁军起，发生“二次革命”。我父亲主张以革命手段响应。当月，阎子固回到新蔡县。7月23日，他与我父亲等人开会商讨，决定组织武装，起兵反袁。规划起事后先在新蔡宣布独立，然后攻城略地，与其他武装会师北伐，目标是武力推翻袁世凯。阎子固负责外线奔走，联络绿林大侠，我父亲负责县内事务，统筹指挥。阎联络组织了上万人的武装力量。那个阶段，新蔡县的反袁活动，基本上半公开了。当时被袁世凯通缉抓捕的青年张轸，长时间在新蔡避难，受到我父亲的保护和照顾。
9月，“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武力击败，阎子固前往上海。10月，他计划回河南重组武装，东山再起。他从上海乘火车，行至信阳南边的武胜关时，被奸细认出，抓捕起来，绑送开封张镇芳。张早就恨透了阎子固，迫不及待，下令正法。四天后，阎子固被押到开封孝俨寺前，与那时被捕的其他二十九名新蔡志士同被杀害。袁世凯政府在报纸上宣扬这次“豫省缉获乱党”之胜利。这些人遇难后，开封有人到刑场悼念他们，即被抓捕杀害。有二三十人在一院内悼念，也全被杀害。“二次革命”前后，张镇芳为袁世凯维持河南稳定，杀了大概有上万人。三年后，我父亲重返开封，怀念老友阎子固，到刑场悼念死难烈士，有诗一首：
吊民国二年河南国民党死难同志
民五年春移馆汴垣
帝乡人命贱如麻，冤血三年浸碧沙。
我欲招魂魂不至，腥风吹赤半天霞。
讨袁之役失败，父亲被袁世凯政权明令通缉。他二次逃亡。
这次，父亲仍以教书谋生。他先到陕西潼关，在老同盟会员、辛亥时复汉东征军首领张钫的家塾里任教，冬天又转西安。那段时间，我二姐任锐和姐夫孙炳文也因反袁事败，躲到四川，教书为生。1914年孙炳文在四川遂宁教书时，父亲在那年上半年经行蜀道，到遂宁与我二姐一家团聚，住了几个月，冬季返回汉中。离开四川时，他曾有诗作：
广元道中遇雨
民国三年亡命四川归途中作
蜀山行欲尽，冷雨湿征衣。
腊粥催年近，涪云随梦飞。
长途为客苦，逆旅当家归。
明日宁羌道，曜灵勿我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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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秋，他回到河南洛阳，在镇嵩军协统刘镇华家任塾师。那以后，父亲有一首写给刘冠三的诗。这刘冠三，是山东人，早年反清，遭清廷追捕。他便化装成农夫，推个独轮小车，历经两年，行程万里，周游三百余县，结交天下志士，鼓动国民革命，其事迹甚为奇特。其间，他曾推着小车，装着行李和书，到新蔡活动过。当时直隶人商震、朝鲜人金秉万，也都因革命事情，在新蔡避难。民国后，刘冠三在国会当众议院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下令逮捕他。父亲的这首诗就是那时候写的：
赠友人刘冠三
刘，山东诸城人，亦反袁帝制者
秦皇驾海逞雄风，顽石着鞭尽向东。
独有牟州驱不去，昂头插入碧云中。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不料天下大乱，纷起讨伐，只八十三天，就取消了帝制，没多久他便去世了。1916年8月，袁世凯归葬河南安阳。父亲当时有诗嘲他：
吊袁世凯帝制失败死后归葬安阳
丹旐翩翻返故乡，西陵抔土太凄凉。
剧怜一觉黄粱梦，盖世威名误阿香。
这年，父亲到了开封。因为唐天喜把家搬到了开封，父亲再次进他家教塾。后来父亲写过文章，回忆了一些在与唐天喜交往中了解的事情。如唐天喜告诉他，著名的辛亥革命党人吴禄贞，是被袁世凯主使周符麟、马步周暗杀的；袁世凯犹豫称帝时，是段芝贵最后帮他决定登基的；最后导致袁世凯被气死的，是他几十年最信任的唐天喜的背叛，等等。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势力大，国民党力量弱，民主革命进入低潮。父亲觉得孤掌难鸣，又因生计所需，便留在唐家，教书四年。那段时间，父亲心情比较苦闷，但仍关心着国民革命大业。他曾有诗道：
无题
袁死后，以段祺瑞等为首的北洋派，犹继续拥兵，反对革命
才喜清明又雨昏，入秋天气总难论。
叵耐晚霞飞散后，犹留余绮障朝暾。
那时候，父亲有诗与我二姐，鼓励她的报国之志：
寄二女
人言生女恶，缓急慰情难。
赖有音书至，报知骨肉安。
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
国事蜩螗里，北风增暮寒。
1920年初，我在开封出生。那时，我的四姐、五姐在那儿念书。母亲有时在新蔡家中，有时也到开封伴着她们。我三姐带着孩子也在开封，那时候三姐夫冯友兰到美国念书去了。四姐在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曾一马当先，演讲串联，勇敢非常。我出生后不久，父亲离开唐天喜家，去西安坐馆于时任陕西省长的刘镇华家。1922年秋，他去长武县当烟酒税局局长，1923年调任咸醴县禁烟局局长，入冬又调到鄠县任禁烟局局长。北洋政府那些年，他情绪相对低落，便出门做点事。人离故土，思乡之情难免强烈。1922年在刘镇华家坐馆时，父亲在一封写给我母亲的信里表露：“每当就寝以后，思老想少，往往大哭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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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一种主权在民、政府只有治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使父亲觉得革命前景豁然开朗，不久便辞去陕西职务，回到河南。时任民政厅长的刘积学两次劝我父亲到外县当县长，他跟民初时一样，两次谢绝。1925年他参加了第一届国民党河南省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党部委员。在选举省委会委员时，老派代表采取分赃办法，排斥青年代表当选。父亲对此坚决反对，声明退席。之后，他被任命为河南省自治筹备处参事。父亲那阶段给母亲的信里，记下了当时的收入情况：“上月薪水，仅发一半，又是票子，折现洋止二三十元。吾不愿为此向他人折腰。”他在信中还表达了绝不染于官场污泥的态度，说：“吾亦不能贪此最短时间之虚荣，堕落平日之名誉。”
父亲虽然家境好转，但属于“工薪阶层”，并不豪富。只是他稍有富余，便多助人。1926年中秋节前一天，新蔡县负责城防的人与土匪商量妥协，守城县队又因要求中秋节发双饷未果，情绪懈怠，被土匪袁英攻进城内，杀人放火，大肆劫掠，七天七夜。我家衣物，连父亲出门在外时给我买的雪花膏，全被抢走。母亲给了土匪一包首饰，保全了房宅性命。那之后，正在黄埔军校工作的二姐夫孙炳文和我二姐，曾汇款接济。父亲信中曾说到这事：“纬女寄来大洋二百元，据馥女禀称，昨已收到。事前志烜曾报告，浚甥纬女念吾家被匪劫掠，衣物全无，拟汇洋接济，以作吾妻与平女到汴之用。”那次匪灾，刘芬佛家被土匪洗劫一空，又放火烧了。刘与我父亲早年一同投身辛亥，又都被袁世凯通缉逃亡，那时他的夫人与我母亲常对坐哭泣。正在外奔走的父亲给母亲写信道：“惟渠（他）房屋被烧，家具粮食全无。吾家小麦如有赢余，务须送与数石。家具如方桌椅子等，亦不妨腾出数张，借渠用之。吾与芬老（指刘芬佛）数十年性命相依，此次匪灾损失，吾家又较渠为轻，亦不能不量力资助。想吾妻必能善体此意也。”
父亲一贯如此。他在外时，我母亲在家里置了几顷地。所以，我小时，家里粮食挺多，都用茓子围着。父亲给我母亲写信，让她不要囤积居奇、乱世谋财，而是要尽量帮助别人。他在一封信中说：“县中粮价奇贵。畏三全家，必不得了。可将吾家黍豆杂粮，陆续接济。”还有：“吾家粮食，纵少有余剩，亦不可卖。务必择亲族中不了者，加以救济。至要至要。”母亲都按照他说的办。
那次土匪破城，两万县民中，死两千多人，灾难巨大，民不聊生，母亲在没接到父亲信件嘱托时，就已经开仓，救困济苦。先是一家一斗，后来怕不够分，改一家五升，放了好几天粮。我记得每天都有人来领粮食，我都不认识。那时，很多县民对我父母亲的态度，可以用感恩戴德来形容。直到近年，我听说新蔡县还有老年人在家中张挂我父亲的照片，每年上香祭拜，说任老是救命恩人。匪乱后第二年，父亲有诗专道匪乱之痛：
匪乱后过罗山竹竿铺感赋
匪乱初经过，逃亡未复业。
触目惊残破，十室门九缺。
革命未彻底，元凶孕群孽。
拥兵供私斗，坐视非猖獗。
去年梓里陷，奸杀人道灭。
故人多新鬼，家室遭洗劫。
茫茫中原地，净土何处觅？
辗转不成寐，终夜长叹息。
那年头，如此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北方军阀却你方唱罢我登场，致天下攘攘，太平无望。父亲甚感心痛。1926年6月底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北京合作建政时，他有诗谴责：
寰宇
责吴佩孚也
寰宇干戈满，谁为负责人？
巫江仍渡楚，魏国竟和秦。
正义昭南服，妖氛逼北辰。
欣欣知物意，寒谷暗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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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北伐军起。父亲被国共合作的发展势头鼓舞起来。那时，我二姐任锐和二姐夫孙炳文都是共产党员了，孙炳文还是北伐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为响应北伐，父亲积极同共产党人冯品毅、娄梦侠、李静禅等合作，组织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国民党地下河南省党部，他担任妇女部长，派人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联系。但次年北伐军到开封时，蒋介石已公开反共，这个省党部因有共产党人，被勒令解散重组了。
北伐起兵后，曾与父亲一起参加辛亥革命、又投了吴佩孚的刘镇华，在包围西安八个月，导致军民死伤五万人后，被北伐军冯玉祥部打败，退回河南。父亲看河南形势，如果没有刘镇华的军阀势力，冯玉祥部便能顺利完成“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尽快挥师北上。他认为刘镇华能听他的话，便决定前往，去解决这件事。1927年2月，他先往潢川，旋赴陕州，劝说刘镇华与冯玉祥合作，投身北伐革命。那时候，父亲对国民党的革命性充满着信心。
刘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父亲与他早在辛亥前就结为同志了，1915年父亲二次逃亡时曾在他家坐馆。他比我父亲小十几岁，对我父亲很是敬重。他听从了我父亲的劝告，请老友张钫联系冯玉祥，加入了北伐队伍。父亲在1927年上半年几次写给母亲的信里，都讲到这件事：“我因雪亚由陕州退至汝州，形甚仓皇，未得相从。于本月初二始搭车到洛，旋于初五日步行赴汝，计一百八十里，两日即到。饥渴劳顿，苦不堪言。我所以甘受生平所未受之苦者，因雪亚听从吾言，已诚心加入革命，不能不前往帮助。刻镇嵩军开至禹县一带，听候冯总司令玉祥命令，故又随雪亚至禹充当宣传处主任。”“我现已由洛至汝，由汝又来禹州。烈日酷暑中，步行数百里，总饱受辛苦，而身体甚好，足慰远念。雪亚近已十分觉悟，实心革命。总司令部随军队移至禹县，教我担任宣传处处长，义不获辞，只好勉为其难。”“雪亚军事上发展甚为顺利，真能为主义奋斗。我此来甚为满意。”刘镇华自这次加入北伐以后，投靠了蒋介石，后来给蒋当过安徽省长，还做过鄂豫皖边区“剿共”总司令。那已是后话了。
那段时间，我尚年幼无知，曾嫌父亲久出不归，写信埋怨。父亲回信说：“你的老爷，何尝不时时想念我儿？我久出不归的主因，固然是时势所逼，不能不稍尽党员的责任。”那时，父亲对我讲这个道理，我哪里能明白。后来他把我送进革命队伍后，我才懂得了志重天下的道理。
1927年夏，父亲做完了劝说刘镇华这件事，便辞去宣传处长职，南下汉口，在程潜、林伯渠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8师司令部任秘书，参加了北伐。这个师的师长张轸，字翼三，也是河南人，比我父亲小二十五岁。袁世凯杀国民党人时，他到新蔡避难，受过我父亲的保护。1919年他从保定军校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又得到过我父亲的资助。因此，他长期与我父亲保持着密切的师友关系。
到武汉后，父亲才知道，在蒋介石的“清党”中，他的二女婿、共产党员孙炳文，4月间已在上海龙华被害。父亲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非常愤怒，认为蒋是在国共合作、北伐胜利的时候，忽然把共产党作为敌人，破坏了革命的成果。8月，他随程潜的军队东征讨蒋。在1927年8月23日给我母亲的信里，父亲写道：“我此次从军东来，本思帮同讨蒋，为浚甥（指孙炳文）少泄冤愤。不意蒋因津浦路战事，为奉所败，遂通电下野，要求与武汉方面合作对奉。现武汉政府不日即前往南京，讨蒋之举，已不复成问题。拟随翼三师长至南京后，就近赴沪，藉访浚甥蒿葬之处。以便十月间再率外孙辈前往认收遗骨。惟蒋虽声明下野，仍拥兵蟠踞浙沪。上海能否前往，目下尚不能定也。”
11月父亲又到武汉时，我二姐已经在几天前带着女儿维世和小儿子名世，回四川孙炳文家乡了。父亲见到二姐留在武汉的宁世、济世两个孩子，想到他们这么小就没了爸爸，心里很难过。在当年农历十一月初四给我母亲的信里，父亲说：“据宁外孙言，其母明年三月始能回鄂。渠与济孙皆童年在外，无有倚靠。吾见此情状，不觉悲痛久之。”
那以后，父亲痛定思痛，对国民党的政权失去了信心，1928年，他看到程潜也参与清乡反共，却又因派系冲突，被李宗仁扣留，落难武汉，曾有诗感叹乱局和无尽的人民苦痛：
醴陵感怀
武力空思靖楚氛，醴陵党祸尚纷纭。
奇冤难洗渌江水，侠骨永埋红拂坟。
十二楼台开幕府，八千子弟失将军。
革新未解人民痛，辜负喁喁望旱云。
父亲认为，蒋介石追求的只是他的政权稳固，这样的话，国民党就辜负了老百姓对天下太平的期望。从那时起，父亲把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的希望，寄托于中共了。父亲后来回顾道：“正当国共合作，北伐胜利，蒋中正背叛革命，大杀共产党人。我于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而把革命希望专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虽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及政策不甚明了，而为争取多数人的利益，打倒少数人的剥削压迫，这是绝对合理的。”1928年，蒋介石以剿共的名义，把张轸所率程潜余部派往江西。张轸拒绝投靠蒋介石，被蒋设法驱散了他的部队。我父亲于是离开了18师。
从此，这位老同盟会员的政治态度倾向于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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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产办学、为国育人的老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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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江西告别张轸部，绕道上海，寻访了孙炳文就义处后，于1928年8月返回新蔡。从这次回乡开始，他为家乡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1890年开始，父亲以教读为生，终年坐馆。西学东渐之后，他逐渐产生了在家乡办新学、搞教育的想法。早在1922年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就说道：“郝姓之宅，果出卖否……盖买此宅，只用意在欲办一学堂。”但他一直奔波在外，没有实现。
自1926年土匪破城之后，新蔡县的学校就都停办了，教育没有了。父亲这次回新蔡时，正好冯玉祥属张汝奎师的部队驻扎在此，在大吕书院旧址上，办起一所“民众学校”。父亲和刘芬佛、张山甫等人都被聘为校董。可是，年底张汝奎部队忽然调离，刚办起三个月的学校，经费就没了着落，又面临关闭。这学校设备简陋，学生不多，仅有几十张课桌。军队走了，县府不接，没人过问。怎么办？
如此惨淡情况，家乡何以育人？我父亲最看重教育，便下决心，把这个学校接了过来，创办“今是小学”。他捐出了自家一二百亩土地，用这些土地上每年的地租，来开支经费，支撑学校，还募集到了一些捐款。如此，实现了他多年以前就产生的办学心愿。这个学校的名称，父亲取自陶渊明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新蔡教育，由此复兴。这年父亲虚岁六十。
父亲认真办学，教学质量不错，因此，今是小学办得比较成功。1931年夏，父亲增加初中--这是新蔡县最早的私立初中，1940年又开始招收高中生--这是新蔡县高中教育之始。学校名称也早改叫了“今是学校”。当初，从社会看，学校教育比例很低。1935年，新蔡县已有小学生一千五百人、中学生三百人，而在私塾、义塾里接受教育的，多达五千人。父亲那一代人的努力，使学校教育发展很快。仅十年后，1945年，新蔡县就一所私塾也没有了。
那时候的小学生，不是像现在的这么小，很多都已青年，才开始学习文化。因此，父亲的政治倾向，对这所学校影响很大。父亲聘国民党“左”派当校长，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来当老师。学校创办之初，就成了豫皖边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据点。中共新蔡县委1928年秘密建立后，先后有五位县委书记和四十多位共产党员，由父亲安排，得到今是学校教员的公开身份。这些教员学识渊博，教学有方，使得校内风气民主，生机勃勃，渐渐名声在外，深为周边地区青年向往。
对学校师生，父亲非常关心爱护，遇有意外情况，总挺身而出，承担责任。1930年2月，教师王灵轩给学生出了《一个农民的血泪语》和《我的政治观》两个作文题，学生还到街头演出话剧《卖贡柜》。新蔡县长刘鸿采说这是“共产党赤化教育”，率警备队逮捕了校长阎瀚生和学生燕寿松等十八人。这些学生里有共产党。
父亲闻讯后立即赶到县府，找县长抗议。他说：“捕风捉影是军阀主义作风。这学校是我办的，教师是我请的，学生是我教的，有什么问题，由我任芝铭负责。”据理保释被抓的学生。县长却拒不放人，并威胁我父亲。父亲指着他说：“我追随孙中山，革命几十年，不死于兵，不死于匪，不死于满清，不死于袁世凯，难道今天能死于你刘鸿采之手？”刘没有“赤化教育”的实据，又惹不起这位老同盟会员，只能放了人。父亲恐怕再生不测，当夜用抬筐把阎瀚生系出城外让他逃走。
果然，第二天，县长又要拿阎瀚生，向我父亲要人。父亲说：“我叫他走啦。有问题找我吧。瀚生即我，我即瀚生！”刘鸿采为此恼羞成怒，向省府密报任芝铭“勾结共匪，图谋不轨”。当时韩复榘当着河南省主席，他批示“就地正法”，用了印，并指派驻地某旅督办。幸亏河南政局有变，韩复榘突然失了权力，父亲才躲过一劫，保住了性命。
那些年，国民党一直加紧对共产党的控制。有时，县立学校把中共党员教师解聘了，父亲就把他们聘到今是学校教书。为了今是学校容纳共产党人的事，他甚至险遭敌对势力枪杀和架埋。当本校许多教员被捕、缺课严重、学生着急时，父亲一方面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另一方面到处急聘老师。1934年，学校一次就被县当局逮捕四十八名师生，父亲在县里没办法了，就从开封请来老师，坚持开课，继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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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我二姐任锐曾担任今是学校小学部主任，兼教中学。那时候，学校里出了两个政治态度比较对立的教师，当着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他们那时要求学生死读书，不准谈论抗日、议论国事，集合学生训话时，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激起师生不满，我二姐就组织师生跟他们说理辩论。其中那教务主任涂建堂，是我二姐的儿子济世小时候的同学，那时因为找工作，济世把他介绍给我父亲，进了今是学校，没想到他那时那么保守。这事闹到了县警局，警长对我父亲说：“涂建堂他们效忠党国，你应该支持，阻止学生闹事。”我父亲说：“他们那样做，是压制学生爱国。”学生们生气之时，把他俩的衣物撂出校门，他们就离开学校了。后来听说涂建堂去张轸军中参加抗日，以后多次掩护共产党人，1949年随张轸将军起义了。
早在北洋时期，父亲就开始向黄埔军校介绍青年，黄埔四、五期时，已有二十名新蔡人。抗战期间，国家需要人才，父亲向黄埔军校输送了大量今是学校的学生。同时，也往延安抗大介绍了二三百名。国民党控制紧时，去延安困难。父亲就把一些想投奔共产党的学生，就近介绍到中共中原局、河南省委、新四军4师、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5师、安徽涡北地区的抗大分校等。遇有贫困青年，他还赠与路费。
1943年，当着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兼省政府委员的新蔡人宋垣忠，不顾今是学校往黄埔军校输送的学生多于送往延安的事实，控告说“任芝铭自办今是学校以来，专用共产党员任教，赤化学校。今是学校是共产党的巢穴”。在他运作下，经省政府会议通过，勒令今是学校停闭，收归官办。父亲为此专门赴省，申诉呼吁，但是无效。没办法，为了今是学校的生存，父亲只好进行曲折的斗争。
本县四育中学校长黄韵秋先生向我父亲建议，借汤恩伯军队势力抵制河南省政府，以保住学校。父亲同意了他的建议，组织校董事会讨论决定，学校暂时改名豫新中学。父亲亲赴临泉，请当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宣传科长孟士衡担任校长，并聘请汤恩伯指挥的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为董事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抵制省政府接收。如此相持了一段时间。到1944年5月，河南省政府换了班子，新任省主席是刘镇华的弟弟刘恩茂，父亲去找他极力争取，才获批恢复了“今是学校”。后来父亲仍是董事长。
那年9月，父亲主持了今是学校复校庆祝大会，县里各方送贺词、贺联，派代表参加。中学部的贺联是“今昔宁无沧桑感，是非自有大白时”，小学部的是“风雨同舟今允定，菁莪作育是固方”，词中都安排“今是”二字，以纪念学校复校。
父亲小时候经历过没钱念书的困苦。现在，为了能让贫苦人家的子女受教育，并让他们中间的优秀者能接受高等教育，今是学校多了两条规定：一是家庭确实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准予免费上学；二是本校高中毕业生中，品学兼优、可以深造，但因家贫，无力出县投考大学的，由学校发给助学金。这样的规定，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任何私立学校所不曾有过的。而且，两条规定都切实执行了。1943年，贫困生曹发坤交不起学费，又想念书，便学锥刺股，跪铁蒺藜，刻苦读书。买不起灯油，他就吹亮麻秆火星，逐行照读。老师发现后，告诉了我父亲。父亲说：“免除曹发坤的一切学杂费。该生吃住在校，一切费用由学校负责。”供他读完了小学。1947年，父亲又准予曹发坤免交一切学费，在本校读中学，还给了他三十元现洋。
今是学校开办后二十年间，不只是新蔡本县的学生，它周边河南、安徽十余县的年轻人，也源源不断地前来求学。抗战时期新蔡一直没有沦陷，也是大批青年来此求学的原因之一。这个学校，使河南省的新蔡、汝南、正阳、息县、项城、沈丘和安徽省的临泉、界首、阜阳、阜南、淮北等县的众多青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今是学校在校学生曾高达两千余人，学校毕业学生数以万计。听说，至今，每年的教师节，新蔡县今是中学都要举行师生集会，纪念学校的创办人、我的父亲任芝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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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9-27 08:19 显示全部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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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请教游击战术的“国军”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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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28年刚回到县里时，曾被推任县财务局长和国民党县党部指委。那时，国民军的一个团长安荣昌带一连人进驻新蔡，招安地方土匪扩军，并向县里征派饷需，竟成了师。当年，南京方面秦庆麟也以先遣司令名义进驻新蔡，同样四出招匪，且向县里勒征七个旅的军需。新蔡连年匪患，又加兵患，百姓无力支付。父亲所管县中财务，也已空虚，难以供应。父亲就趁秦庆麟到潢川去招安土匪的时候，派人以训练民团为名集中青壮年，驱赶了秦的司令部，缴获了他们全部枪支。同时派人速往南京控告扰民。新蔡县人刘积学时任国民革命军河南宣抚使，关心县民，支持我父亲，上下斡旋，得以无事。父亲当时有诗记这件事：
剿除秦匪庆麟先遣部
安师编匪地方糟，秦贼葫芦依样描。
大胆剿除先遣部，新民此举最英豪。
那之后，县里开始重视自卫防守。父亲外出时，在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说：“县中近因守城，由各家添制土枪，吾家应摊两支，约需钱一百串之谱。望吾妻设法将钱凑出，交商会代办。此公益事，万不可抗。且此枪造出，仍归吾有，吾家为自卫计，为保护全城计，断不宜惜此小费，至嘱至嘱。”从那时起，家里有了枪，父亲交给亲信掌握，平时可以保护家宅，一旦土匪攻城，就去参加防卫。
那些年匪患成灾，母亲成天带着我躲土匪，叫“跑反”，甚至曾因误传跑到潢川县。父亲给我母亲的信中，提到我们躲去潢川的那件事：“此间谣传柳县长未到之前，匪又入城一次。幸县有人来，证明不实。据称西街失火，地方鸣锣喊救，话不得体，致听者误会，争出奔逃，淹死多人。此地方实在可杀。而县城居民，创巨痛深，已成惊弓之鸟，可怜亦可痛也。”地方官的无能，让父亲愤愤于胸；百姓们的苦难，让他心痛不已。另一封信中，父亲说：“闻县境半被匪烧，麦萎于地，秋禾未种。哀哉县民，何以为生？此真可谓痛哭流涕者也！”
1929年6月，大股土匪前来围城，我父亲担任防守总责。他率领民团登城巡守，激战匪徒，废寝忘餐，四天四夜。终于土匪退去，城池完好，县民免受再次浩劫。不料，辛辛苦苦打完仗，县里却有人诬他侵吞城防公款。上面派一金委员到县，立案审讯。父亲理直气壮地与原告对质，要求清查账目，结果证明毫无侵蚀，以无罪判结。
父亲那时经常得对付这样的事情。原因是，他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且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在民众中很有威望，使县中一些势力对他忌恨不满。况且，自1927年起，县里权力便被国民党右派把持，而父亲不隐瞒对共产党的态度，在今是小学里聘用进步教师。那些人便千方百计造谣中伤、打击陷害，甚至派人暗杀他。那时出门，都是步行旱路，他常被人跟踪。一次暗杀行动中，杀手开枪把父亲的随从打死了。父亲藏到秫秸堆里，躲过一劫。那年头，为防暗杀，他连行踪都不敢让人知道。在写给我母亲的信里，他多次叮嘱：“出城时，务必秘密，不可使外人知之。”“至吾回家一层，切不可使外人知之，至要至要。”
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劣行，使父亲非常厌恶。加之屡遭陷害，他便愤然辞掉了县党部指委职务。在1929年向省里送交的辞呈中，他说：“新蔡党务自民国十六年即为省党部委员宋垣忠（新蔡人）一手把持，引用私人，排斥异己，卑鄙污浊，腾笑社会，贻羞党国。珉被派充指委年余，屡谋陷害，至再至三，皆为宋垣忠所操纵。恳请准予辞职。并严行查办，以惩奸慝而维党纪。”父亲看透了，蒋党并非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以政权为至高，他耻与争光，羞与为伍，脱离了国民党。
那时我小，在父亲的今是学校念书。一日在家玩耍中间，突然听见“啪”的一声，吓我一跳。原来是父亲猛拍桌子。接着就听见他高声痛斥：“蒋介石不是个东西！把个国家搞成这样！”母亲在旁边赶紧小声劝他：“你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听见。”父亲这样发泄怒气，我不止一次听见。
为免再遭暗算，父亲安排同仁管理今是学校，于1932年下半年离县去省城开封，在河南通志馆工作数年，参加续修中断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河南通志。1934年还一度去天津坐馆教书。后来又在河南通志馆作纂修。那几年间，父亲把我带到开封念书，逢寒暑假回家。他则时回新蔡，为今是学校奔走，且在校内教导不做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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