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涵:滕尼斯的学术与生命

【社会学】在社会中重建共同体

                   在社会中重建共同体
                                     ——滕尼斯的学术与生命

□徐小涵

从怀旧主义者到进步主义者
　　
    只凭“共同体—社会”二分法这一贡献，滕尼斯就足以名留社会学学术史。将传统与现代两分，并用一对“理想型”概括的思维方式，滕尼斯之前有梅因的“身份—契约”、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之后有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帕森斯的模式变量。作为承前启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共同体—社会”可以作为其他二分法的总括。滕尼斯早于韦伯使用了后来称之为“理想型”的方法原则，这一点在其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生命时也颇以为荣。
    以上提到的这一脉传统中的人物对现代性大多抱以乐观，至少是审慎乐观的价值评价，唯滕尼斯以一个典型怀旧主义者的形象为人们所知。但后人往往忽略了他的生平：介入劳工运动、创办基层合作社、晚年直接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选举。他怀念共同体，但承认历史的发展不可逆转；也并没有止于悲叹，而是不懈追求“在社会中重建共同体”。终其一生，他饥渴地寻找志同道合的友谊，试图建立有学术分工而无权力与经济分化的平等学术同仁圈，放下学者身份参与到工会组织和合作社运动中。如果考虑社会活动而不是学术，滕尼斯的参照系或许已不是齐美尔、韦伯，而可以被划归圣西门和马克思的传统。
    社会学教科书中对滕尼斯保守和悲观形象的描绘来源于《共同体与社会》这本早年著作。他后来的研究多只是实地调查，倒是早年提炼出的这一二分框架经得起岁月的摔打，使人常读常新，但这也遮蔽了他的其他研究以及生平。其实，以早年著作定义其一生的气质并不合适：在此书初版时期（1887年），他给亦师亦友的倾诉对象Paulsen的信中抱怨日渐增长的专制时势和学术圈的伪善，表示自己跌入了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失望之中；而1898年在另一封信中，他写到，积极参与保护劳工的活动使他多少卸下了文明衰落带来的悲观主义。在工会和合作社中去寻找能够养育“共同体播洒的种子”的土壤，使之不至于死去，在悄无声息中等待重新生长、改变世界的机会。这样的入世态度伴随其一生。
    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滕尼斯的学术基调也悄然变化。在其陆续写就去世前一年定稿出版的《新时代的精神》中，人们已经能读出对科学、进步、理性观念的礼赞，而这正是他早年曾经批判过的。是否可以这样假设：不是学术本身，而是学术之外的实践使他和他的学术都变得更加积极了。
　　
    从爱国者到不合作者
　　
    滕尼斯，这个在德意志邦国时代出生，在第二帝国时代、魏玛共和国时代、第三帝国时代度过青年、中年、晚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去世的学者，完整见证了近代德意志文明的兴起和衰落。
他对战争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从德国统一战争起就没有停止过纠结困惑。除一直戴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顶帽子，他还曾被后世指控为纳粹和军国主义的同谋犯。这样的攻击不免出于恶意的揣测，证据却无可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爱国”论著。在其1917年所著的《英国的国家与德国的国家》中，滕尼斯论证了二者之别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德国是“新共同体”，英国是“新社会”。这是很有学术穿透力的概括，说明了德国和英国、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的根本不同。就学术分析来讲未必属于谬误，甚至今天的德英也仍然有这种区别，可问题在于，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总是好的，他盛赞德国国家、社会与每个人不分你我，一起做国家意志驱动的事——战争。
    但那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战时写作普遍支持德皇的军国主义，桑巴特等远比滕尼斯走得更远。齐美尔、韦伯也同样经过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多重洗礼，是生活在充满胜利热情也交迭幻灭暗流的“世纪末情境”的一代德国哲人。他们大多出生于律师、文职官员的家庭，对现代文明不可扭转的趋势从天性上并不喜欢，但却承认且能以之为科学的对象加以冷静的分析，因此学术上表现为纵贯古今、博大精深，带着深沉的宿命论色彩，所缺的只是些许乐观——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曾不免或被迫幼稚和乐观过。
    滕尼斯和他们的不同在于，出身乡村领主而不是官僚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小城。少年时宁静乡村和小城生活积淀下对自由与自治的深沉依恋，使他不具备那一代德国哲人、文人对权力与全能国家的好感。生于自治乡村、长于自治城市，滕尼斯警惕于国家对地方自治的侵夺，察觉出普鲁士崛起的盛世欢歌中正在浮现利维坦幽灵。19世纪末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首先建立是俾斯麦换取人民忠诚的筹码，当时德国知识分子大多相信福利会使国家和人民认同和联合，滕尼斯则拒绝“从国家走向共同体”，认定国家与田园牧歌的共同体既不同质也不同源——真正的“共同体”必是同时反国家和反社会的。
    滕尼斯对处处兜售“国家共同体”的普鲁士有深刻而本能的恶感。他撰文批评当时德国一些不当体制是“普鲁士的”，而不是“德意志的”。“普鲁士的”指浸着容克习气，那什么是“德意志的”呢？在德国版图上还只有普鲁士、奥地利和无数某某公国的时候，席勒一句“德意志在哪里”就把“德意志情结”深种于德国哲人、文人深邃洋溢的心中，成为近代德国知识史褪不去的底色。德意志，是政治的境界，是艺术的殿堂，光荣如同希腊，伟大如同罗马，是一切的充盈和完满，一切的伟大与崇高。虽然早年经历使他对全权国家天然警觉，但如果说同样在如是之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滕尼斯完全没有德意志国家情怀，大概是谁也不能同意的。安德森把民族国家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在滕尼斯处，德意志确实既是“想象的”又是“共同体”。和很多痛恨时弊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滕尼斯通过把现实政治和心中的“德意志”分离——把“普鲁士”和“德意志”分离来做到了思想和行动的自洽：好的是德意志的，不好的是普鲁士的，德意志是“共同体”，普鲁士是“社会”。受叔本华影响，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本质，“社会”是表象，可能扭曲和倒转，但“社会”的普鲁士应向“共同体”的德意志回归。可历史的发展似乎正相反，是德意志“普鲁士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期间，滕尼斯说德国是“共同体”、英国是“社会”，是为赞扬和宣传本国、批评和揭露敌国。但“普鲁士化”的德意志能算共同体吗？如果普鲁士是“社会”，加强版普鲁士怎么会是“共同体”呢？他这一论著是原来体系的癌变——是身体的一部分，用了身体的营养原料建构起来，实质却是反对身体的他者：这个作为大爱的“共同体”的德意志，竟然反对人性，发动战争。
    20世纪30年代，历史转过了一个轮回，当希特勒窃居德意志之名，企望向全人类发号施令时，发动战争再次成为德意志的“时代精神”。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爱国”行动相反，这一次的滕尼斯却坚决不同这个“德意志”沆瀣一气，并且指出这个人的“最终目标是不可救药地破坏一切关系”。
    1936年，滕尼斯因为不合时宜的举动受到或显或隐的迫害，终在困顿中死去。
　　
    从“文明的衰落”到“新时代的精神”

滕尼斯曾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国家与社会的年代，如果共同体播洒的种子不能存活下来，直到从腐烂的这种文明中养育出新的文明形式，那就真是文明的衰落了。”在他死后的第二年（1937年），理性过度泛滥会造成文明衰落的预感应验了：当理性被用于有计划地消灭人类共同体中的同胞，文明一定衰落成了野蛮。
    1931年，滕尼斯的学术会议发言《我与社会学的关系》很有些为自己写讣告的意味：反复澄清“共同体与社会”二分法不带善恶判断，希望他人不要误读。他在学术与政论写作中一直对“共同体与社会”扬此抑彼，多年以后才慢慢消褪了强烈的褒贬色彩：作为学术人物与政治人物，他晚年反复强调“既无恨愤，又不偏袒”。
    从第一部著作《共同体与社会》（1887），到半个世纪之后的最后一部著作《新时代的精神》（1935），他始终推崇“共同体”——但早期他讲“共同体”是反对社会，而后来讲“共同体”是指导和改良社会。他从“社会”的产物：商业、科学、理性、契约、男性气质、个人自由中都看出了正面价值，看做一切过去留给人们的崇高的东西。与前期作出现代文明必然衰落的论断不同，滕尼斯写到，文明在衰落，但会被一种崭新的文明所代替，至于这新文明是什么，他并不给出断言，并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确知。只是暗示社会中存在重建“共同体”的可能，一个最高、无限的“共同体”，会使人类通过共同生活统一在一起。
用先知来形容滕尼斯也许牵强，但他一生以身载道、知行合一，作为使徒也有着神迹的光芒。他在理想与现实严重相悖的年代里对同流合污的拒斥，不是以思想而是以生命教育了仍对人类共同生活心向往之的人们。而在他身后随即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死亡教训了把狭隘的集团当“共同体”，把人类共同体中的同胞当敌人来消灭的另一部分人。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