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张京华

摘要：崔述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其间并且存在日本疑古思想的外来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1923年正式提出“层累说”以前，顾颉刚还没有见到日本那珂通世本《考信录》。其后他整理编订《崔东壁遗书》，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参考了那珂通世的研究成果。

　　关于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的关联，主要有：（一）胡适“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三）廖名春“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四）李庆“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共同源头”说；（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一、与崔述的最初接触（1906－1923）

　　据胡适先生《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年谱目：崔述卒后8年（1824年），陈履和刻成《遗书》；卒后87年（1903年），日本史学会印行那珂通世标点之《东壁遗书》；卒后105年（1921年），顾颉刚标点《东壁遗书》；卒后107年（1923年），胡适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卒后120年（1936年），顾颉刚标点之《东壁遗书》出版。对崔述学术的传播有清晰的条列。〔1〕（《附录》）（P.950－951）

据李庆先生统计，〔2〕清末民初之际崔述事迹见于以下书籍：

　　1. 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见道光四年刊《崔东壁先生遗书》附)

　　2.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十四、

　　3.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4.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三十五

　　5. 陶梁《国朝畿辅诗传》

　　6. 咸丰三年《大名府续志·文苑传》

　　7.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十九

　　8. 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六十八

　　9. 赵尔巽《清史稿·儒林三》

　　顾颉刚先生所整理的《崔东壁遗书·附录》，又有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三十三的《崔述小传》一种，〔1〕（《附录》）（P.915）可为上述统计作一补充。这些小传均为史料性质，来源也都是陈履和的《行略》。

　　在学术研究方面，据李庆先生所述，在胡适、顾颉刚等人发现崔述以前，1905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刊有署名霾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1907年《国粹学报》第三卷第九期（总三十四期）有刘师培的《崔述传》。由于刘师培及其妻何震曾在日本留学，与日本学界多有联系，所以李庆认为：“此文的写作，或是受到日本出版《东壁遗书》的刺激，也是可以想像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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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2月，顾颉刚先生编订《崔东壁遗书·附录·传状目按语》时，也已肯定刘师培所作《崔述传》是目睹了日本史学会所刊《东壁遗书》，并节缩陈履和《崔东壁先生行略》而作。顾颉刚还说，在1926年，他由张春晖处得到了嘉庆二十三年所刊《崔东壁先生行略》的原版。〔1〕（《附录》）（P.939） 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对崔述的注意，据《古史辨》第一册上编，有以下的过程：

（一）由顾颉刚首先提出崔述一事

　　1920年12月15日，有了编辑《辨伪丛刊》（当时叫做《辨伪三种》）的计划以后，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清代人辩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两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先生那里有么?”〔3〕（《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P.14）

　　此处所说“我知道有”一事，80年代初顾颉刚撰文补充说：“约莫在我十二三岁时，我在家中找出了一部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其中有《崔东壁先生事略》一篇，说他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把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个人的历史，作出了细密的考辨，于是大量的《传》、《记》中许多失真的记载给他一扫而空了。这岂不是一件大快事!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直到我大学毕业时还没有看见，因为它的流行量太小了。”〔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6－7）（原刊《中国哲学》第二、六辑。）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成书于同治初年，由曾国藩作序，流传广泛。日本学界了解崔述，最初也是通过此书，详后引内藤湖南之语。

　　顾颉刚十二三岁，是1904－1905年。顾潮、顾洪将此事系在顾颉刚14－15岁在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期间，〔4〕（P.31）时间是1906－1907年。

　　顾颉刚在信中同时说到的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很快在胡适的藏书中找到了，翻检之后并没有辨伪方面的内容，使顾颉刚和胡适都感到失望。〔3〕（《论〈竹柏山房丛书〉及〈庄子·内篇〉书》）（P.17）顾颉刚治学是从目录学开始的，在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十五种之中，恰有《开闢传疑》二卷。顾颉刚之所以向胡适询问此书，推测是记住了这二卷的书名。由顾颉刚对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判断的失误来看，他所说的“知道而没有看过”《东壁遗书》的话是可信的。

（二）胡适、顾颉刚分别寻找《考信录》

　　1920年12月18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回信中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我没有，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我有全部。”又说：“崔氏书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点校印本，可惜此时不易得了。我已托人寻去。”〔3〕（《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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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述的《考信录》，除单篇零散刻印以外，据本文所知完整的刻本计有10种：

　　1. 1824年（道光四年）陈履和刊《崔东壁先生遗书》本

　　2. 1875年（光绪元年）聚珍翻印本（据赵贞信《考信录解题》附记）〔1〕（《附录》）（P.930）

　　3. 1879年（光绪五年）王灏《畿辅丛书》刻本（只有《考信录》等14种）

　　4. 1924年（民国甲子）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本（一说为景本。据洪业《崔东壁书版本表》〔1〕（《附录》）（P.936））

　　5. “近年坊间石印本”（据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与上书可能为一事）

　　6. 1902年日本那珂通世编、日本史学会据陈履和道光本标点《崔东壁遗书》铅印本

　　7. 上海群学社铅印小字本（据《崔东壁遗书·附录·序目·目》顾颉刚按语〔1〕（《附录》）（P.911） ）

　　8. 1930年北平文化学社铅印大字本（据顾颉刚《崔东壁遗书·附录·序目·目》顾颉刚按语〔1〕（《附录》）（P.911） ）

　　9. 1936年顾颉刚标点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崔东壁遗书》

　　10. 1983年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崔东壁遗书》本

　　就当时情况看，已有的几种版本中，《畿辅丛书》本是最容易寻找的。胡适的回信表明他已了解日本出版有《崔东壁遗书》的消息，并且认为日本的版本更好更便利。

　　胡适和日本学界有直接联系，如青木正儿、诸桥辙次等。青木正儿主要研究中国近世戏曲史，一直阅读《新青年》杂志，关注中国的文学革命。他在《支那学》创刊后，寄赠了第一卷第一号给胡适，胡适在1920年9月复信答谢，二人开始频繁交往，胡适马上托青木正儿在日本查找姚际恒和崔述的著作。（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此时曾在日本留学的钱玄同尚未介入讨论。

（三）找到《畿辅丛书》本《考信录》并开始研究

　　1921年1月24日，胡适在致顾颉刚信中说：“近日得崔述的《东壁遗书》(还不是全书，乃是《畿辅丛书》本，只有十四种，但《考信录》已全)觉得他的《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故我决计将此书单行，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此书我一二日内可看完。今先送上《提要》一册。此为全书最精采之部分，你看了便知他的书正合你的‘伪史考’之用。”〔3〕（《告得〈东壁遗书〉书》）（P.19）

　　顾颉刚从这一天开始见到了《考信录》的《提要》，即崔述总结辨伪“律例”的部分。

（四）顾颉刚继续寻找《考信录》

　　1921年1月25日，顾颉刚在第二天给胡适的回信中说：“《考信录》这部书，我想看了好久了，到琉璃厂问了两回，书易得而价不能出，所以至今还没有看见。先生说这书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我想有暇时到先生处看看，如我的力量能够标点的，等我《辨伪三种》做完了之后便接下去。”〔3〕（《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P.20）

　　这封信说顾颉刚已在书肆见到《遗书》，但书价太高买不起，说明他在此以前也在独立寻找此书，但还不能决定全力投入。

　　信中同时说到钱玄同对编辑《辨伪丛刊》的意见，开始介入讨论。《古史辨》第一册所载顾颉刚致钱玄同的第一封信，写于1921年1月21日，〔3〕（《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P.23）钱玄同的回信写于1921年1月27日。〔3〕（《论近人辨伪见解书》）（P.24）

（五）胡适对《考信录》的积极肯定

　　1921年1月28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回信即著名的《自述古史观书》中说：“来信使我很高兴。《考信录》在清代算一大奇书，你肯任标点，那是极好的了。我想此书太多，不必重抄，可即用《畿辅丛书》本点读。我当再买一部供此用，因我此部已被我批点过了。《考信录》甚多使人失望处，你看了便知。但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的大胆和辣手的了。以后你的《伪史考》即可继此而起，把他的判断再细细判断一回。……送上《考信录》二三四五册。”〔3〕（《自述古史观书》）（P.22－23）

　　这封信首次披露了胡适关于中国古史先“缩短”再“拉长”的“二阶段”观点，这个著名的观点的提出，全是围绕着崔述《考信录》的背景来说的，其中包括对《考信录》的极大肯定，也包括尖锐的批评。

　　这封信说明，胡适在催促日本方面的同时，已决定不等日本的消息，在《畿辅丛书》本上直接点读，以便尽快出版。

　　1926年顾颉刚追述当时情景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时知道的。但这部书却没有见过。十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3〕（《自序》）（P.45）说明胡适确曾很快买下易于找到的《畿辅丛书》版的《东壁遗书》。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追述说：“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那时我们就靠了书店主人的帮助，找到了这部《崔东壁遗书》。”〔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9）所说胡适得书来源的“书店主人”可能就是他曾光顾的琉璃厂书肆。

（六）为整理出版《考信录》继续寻找日本刻本

　　约在1921年1月30日前后，胡适写给顾颉刚一封短信《转致玄同先生论崔述书》，并随附了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信《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胡适的短信中说：“玄同先生信五页，论崔述书，附上，请看了还我。我现正在物色陈刻全本。日本刻本，我明天去托人访求。”钱玄同的信中说：“你说崔东壁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了不起的疑古大家，我也是这样的意思。……道光二年陈履和刻的《东壁遗书》，才是全璧。日本史学会铅印本（四巨册），就是翻陈本，加上句读和引号，做上索引。此部最佳，但此时恐买不到。……”〔3〕（《转致玄同先生论崔述书》）（P.27）

　　这两封信都未署年月，按照当时胡适与顾颉刚通信的频率来看，钱玄同的信应当是胡适收到后随即转给顾颉刚的。又因为《古史辨》第一册的编次，此前为顾颉刚1月29日的信，此后为顾颉刚1月31日的信，所以这两封信只能暂时系于1月30日。

　　钱玄同致胡适的信显然是封回信，信中讲述《崔东壁遗书》的版本优劣，十分精细，表明胡适曾写信给钱玄同询问有关《遗书》的事情，也说明钱玄同对于《遗书》特别是日本版本的情况确实非常熟悉，包括出版者日本史学会（胡适曾误称为文学会，见后引）的情况、句读引号索引等体例情况、铅印与册数等印刷情况，都说得很清楚，说明钱玄同确有此前见过日本版本的可能。那珂通世的《崔东壁遗书》出版于1902年，钱玄同于1906－191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结识章太炎等，交往广泛。（参见吴锐《钱玄同评传·钱玄同学术行年简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胡适一向以擅长搜求版本著名，但此前他虽知道《遗书》有日本版本，但对于《遗书》的了解不如钱玄同。他写给顾颉刚的短信说明他在听了钱玄同的介绍以后，决定将陈履和刻本和日本铅印本都搜求到手的安排。

　　据李庆先生介绍，由张小刚整理的胡适1921年2月4日致青木正儿的信（在《吉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刊出。又见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附一《胡适与给青木正儿来往书信二十七通》，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P319。）中说到：“又有一事奉托。我想叫我的学生们‘整理’(这是我们新流行的一个字，例如‘整理国故’)崔述的《东壁遗书》，预备出一个‘新式标点’的本子。听说日本文学会曾出了一部《东壁遗书》的‘点读加引号’的本子，校刻的很好。不知此本还可以求得吗？我寄上日币二十圆，请你费神托旧书店去替我找一部。假如不够，请你告我。如有余，请暂收存。”〔2〕

　　如果胡适写给顾颉刚的短信中所说“日本刻本，我明天去托人访求”是指写给青木正儿的这封信的话，那么这封信与本文推测的致顾颉刚的短信写于1921年1月30日的日期，有3天的误差。大概胡适是在3天以后，而不是“明天”才给青木正儿写信的。

　　到1921年5月19日胡适致青木正儿的信中又说：“《东壁遗书》的事，我盼你不要过于急急寻找。你的热心和厚意是我十分感谢的。”〔5〕（P.287）

　　钱玄同信尾的删截号为原书所有。胡适短信中说，钱玄同的信共有“五页”，当时《古史辨》所刊出的钱玄同的信到“此部最佳”处便嘎然而止了。如果推测顾颉刚在写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前，曾通过钱玄同间接得到日本的影响，此处所删除的内容中便含有一定的可能性因素。

（七）顾颉刚对《考信录》的评价

　　1921年1月31日，顾颉刚致胡适的信《论伪史例书》中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我觉得在伪史里很可归纳出许多例来。”

　　此时上距顾颉刚得到《考信录》第一册《提要》仅有6天，上距他得到《考信录》第二册仅有2天，可见他阅读速度之快及当时“大快”的情状。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追述：“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破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兴极了，立志把它标点印行。”〔3〕（《自序》）（P.45）表明了顾颉刚与崔述精神气质上的相通。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顾颉刚投入大量精力所整理标点的亚东版《崔东壁遗书》。从1921年直到1923年4月，顾颉刚在与胡适、钱玄同的信函中，多次提到《考信录》或崔述，但没有详细的论述。然而有一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此前顾颉刚提到崔述的著作，大抵是指《考信录》一种而言，但到1936年他所标点出版的《崔东壁遗书》，已是崔述的全部著述了。

（八）顾颉刚“层累说”与崔述的关联

　　1923年2月25日和4月27日，顾颉刚接连有二封信写给钱玄同。2月25日的信中说到他想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文章的计划，以及“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等等大意。其中也说到“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P.61－66）4月27日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随后又说：“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P.59－60）

　　这二封信被顾颉刚编在一起，发表在1923年5月6日的《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上，成为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正式提出了轰动学界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虽然此时顾颉刚对《考信录》已有较多批评，但是“层累说”的提出背景仍然与对崔述的讨论直接相关。

　　（九）顾颉刚与那珂通世的日本版《崔东壁遗书》

　　就本文所见资料，在1923年以前，顾颉刚尚未见到日本版本的《崔东壁遗书》。

1983年，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的《附录》部分收入了那珂通世《书重刊崔东壁遗书目录后》一文，〔1〕（《附录》）（P.925－926）以及赵贞信介绍于式玉女士据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七月《史学杂志》第十三编第七号译出的那珂通世著《〈考信录〉解题》一文，〔1〕（《附录》）（P.926－930）后者明确说到：“《考信录》之价值，中国儒者解者甚尠……即在我国（日本）研究史传之结果，因兒岛高德之消失，曾高唱抹杀之声。”

　　据赵贞信《〈考信录〉解题》文后附记：那珂通世死于1908年，1916年三宅米吉写了那珂通世传，此文由黄孝可译后，载于1931年创刊的师大《史学丛刊》第一期。〔1〕（《附录》）（P.930－931）赵贞信并且具体介绍了那珂通世印本的分册（四册）及各册出版年月。顾颉刚在《崔东壁遗书·附录》中收入了三宅米吉述、黄子献译的《那珂通世校订〈东壁遗书〉》一文，注明为《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之一节，原刊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丛刊》第二期，与赵贞信所述当是一事。〔1〕（《附录》）（P.1077）此传译文前，曾有陈垣所作短序。

顾颉刚与那珂通世所编二种《崔东壁遗书》，编目各不相同。据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考信录》，内容包括《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以上三种又称《三代考信录》）《洙泗考信录》4卷，《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总计12种36卷。

　　那珂通世在《书重刊崔东壁遗书目录后》中，据崔述《自订全集目录》，称《考信录》共十二种，三十六卷。但是在《〈考信录〉解题》中，又称崔述有“《考信录》三十六卷，《考信翼录》十卷，合为四十六卷”。〔1〕（《附录》）（P.926）在目录上，也与顾颉刚不同。将《考信录》划分为《前录》4卷（包括《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正录》20卷（包括《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洙泗考信录》4卷），《后录》12卷（包括《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另将《王政三大典考》3卷，《读风偶识》4卷，《尚书辨伪》2卷，《论语余说》1卷编为《考信翼录》10卷，总计16种46卷。其中《考信翼录》还非全部，尚有《读经余论》2卷，《知非集》3卷，《无闻集》第5卷1卷，《小草集》5卷，《细君诗文稿》1 卷，《荍田賸笔》2卷未收录。

　　以上有关那珂通世的情况，包括他所编的《崔东壁遗书目录》，都可以是间接收录，不能证明顾颉刚已见到日本版本。但是在1983年上海古籍版的《崔东壁遗书》的正文中，已偶见有那珂通世的按语，如《洙泗考信余录目录》中“论语源流附考”一条，有“通世按：旧本无此六字，今据卷三本文补之”一语。〔1〕（《洙泗考信余录》）（P.364）《王政三大典考目录》中有“通世案：旧本三考各自成书，无目录。按东壁自订《全集目录》作‘王政三大典考’三卷，今据补”一语，〔1〕（《王政三大典考目录》）（P.489）可知顾颉刚已见过那珂通世所编的日本版本。他编订的《崔东壁遗书》，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而参照了那珂通世的整理成果。与此同时，对于那珂通世所介绍的日本疑古思想，所谓“高唱抹杀之声”，也略有了解。

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查找那珂通世版本，均未见有库存的痕迹。至于顾颉刚先生在何时何处得到那珂通世版本，则尚待进一步的调查。

二、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关联的几种评价

　　在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界的疑古思潮方面，以往学者的研究分歧较大。由于涉及了中日两国的学术关联，以及对于前辈学者的学术评价，因此问题也比较敏感。这些研究综合而论，大致有以下五种观点。

（一）胡适“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

　　关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研究、表彰之前，崔述学说的继承问题，顾先生自己曾说：“要是没有陈履和一生勤勤恳恳地忠于表彰他的老师的著作，崔氏虽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也不会发生这样大的影响的。然而，后来第一个接受他的思想的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作《支那通史》的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在他的国内断句重印了。”〔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8）崔述及其《考信录》是经过日本学者的提倡而后引起中国学界重视的，但此处“第一个接受”一语却存在语义含糊的问题，不及胡适及钱穆先生的说法准确。

　　胡适先生在此问题上的表述前后有所转变。1923年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的引言部分，（此文第一、二章已刊于1923年4月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王煦华先生于《崔东壁遗书·附录》文后按语说写于1925年，可能有误。）他说：“明年（一九二四），就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了。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约二十年前（一九0三—四）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方才知道有崔述这个人。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的。……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1〕（《附录》）（P.952－953）

　　1931年胡适先生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后记》中，说他1923年始作崔述年谱，这一年“秋后我从南方会北京，我的兴趣已经换了”，所以年谱的后半部分也由赵贞信续完。〔1〕（《附录》）（P.1015）事隔14年，1936年在亚东版《崔东壁遗书·序》中，胡适先生说：“他的著作，因为站在时代的前面，所以在这一百多年中，只受了极少数人的欣赏，而不曾得着多数学人的承认。”〔1〕（《附录》）（P.1043）这时便不再提那珂通世。

　　钱穆先生的陈述是更加精确的。他说：“东壁之学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没于书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于今始大显。”〔1〕（《附录·钱穆序》）（P.1046）这一判断以骈体写出，看似含糊，其实是更为准确的。

　　钱穆先生的这种表述与他撰写此文时的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学养、信念有关。钱先生的《序》作于1935年12月的北平，当时由顾颉刚先生整理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版在即，而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也更加急剧，时局紧张，有传言说日本人将要逮捕顾先生。〔6〕（P.170）钱先生详记当时情形说：“顾君又敦促……而北平各大学青年爱国运动骤起，牢狱之呻吟，刀刃之血滴，触于目，刺于耳，而伤于心，一室徘徊，胸沸脉竭。而顾君之期限既届，则我又将何以序崔氏之书而应顾君之命乎？无已，请舍崔氏书而言时事；时事之坏无足言，请言其所以坏。……为穷源探本之论者，乃研讨及于吾中华民族文化之真价。……我民族之光荣何在？曰：在古史。我民族文化之真价何在？曰：在古史。……然则儒家之所传，《六籍》之所载，固于古史为若是其不可信欤？曰，又不然，儒家亦古学一大宗，《六经》亦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其自身即为古史一大部，谓必舍此二者而后可以求古史之真相，我未见其有当也。”钱穆先生是由国难的深重敏感到古学的价值和保存民族文化的责任，从而比较崔述与顾先生观点的异同说“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1〕（《附录·钱穆序》）（P.1047－1048）其中隐含了对顾先生的间接批评。

另一方面，钱先生也从学理上论证了殷商史的可信性，其否定崔述的推理方法迄今仍为学者所称引。他说“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今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自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夥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可为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1〕（《附录·钱穆序》）（P.1048）

在此背景及认识之下，钱先生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便带有否定疑古的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崔述、顾颉刚的同时，钱先生实际上给出了关于本民族与其文化的方向性的指导意见。他说：“中国二千年来之人才几于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来之历史亦不啻儒术之历史，二千年来之文化亦不啻儒术之文化也。”〔1〕（《附录·钱穆序》）（P.1051）“故将有志于治国史而探讨我民族以往二千年文化之积累，使不通乎儒家之说，不究乎《六经》之旨，是犹登山未跻其巅，涉海未达其岸，终必将晻黯而有所不睹，茫洋而有所未逮矣。”〔1〕（《附录·钱穆序》）（P.1050）“一民族之复兴，必将于其民族文化自身为内力之新生；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内力之新生者又必于其已往之历史有清明之别择。”〔1〕（《附录·钱穆序》）（P.1052）

　　本文认为，以上胡适先生的“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先生的“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虽然未及详尽分析，含义也比较模糊，但是就其大旨而言，至今看来仍然有其合理之处。

（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

　　关于顾颉刚先生与崔述的渊源关系，王煦华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全面肯定的，既肯定了二人的学术方向，也明确了二人的学术关联。

　　王先生认为：“从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看，他的疑古辨伪思想是继承了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疑古辨伪工作的成果，用历史进化论、社会学、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的一个系统，是中西文化结合产生的硕果。”〔7〕

　　王先生分别引用了崔述和顾颉刚的有关论述，引用崔述的是《补上古考信录》的一段：“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引用顾颉刚先生的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总结陈述：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3〕(P.60)以及稍后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说的：“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3〕(《自序》)（P.51)

　　王煦华先生说：顾颉刚的古史观和历代辨伪言论相比较，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他们的一些基本思想，但并不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有一些量的改变，而是有了质的变化。就拿最后的崔述来说，他说的‘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虽含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念，但思想还是模糊不清的。因为，(1)识见的上下，与称引的远近，并无必然的联系；(2)时代的前后，传闻的繁简，与古史系统的远近，也无必然的关系。因此，崔述的这些总结性的话，对历来相传的古史系统并不能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顾先生对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表述，则排除与古史系统远近无关的识见和繁简，而单纯以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先后来比较，从而得出两者的先后恰恰相反的规律性认识。”

　　路新生先生是近年来专门研究疑古史、史学史并且成果较多的一位学者，他的研究认为顾颉刚在三个方面承袭了崔述的辨伪成果：一，古帝王非出一系；二，关于夏商与商周关系；三，五德终始说。（参见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主要内容又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崔述考信辨伪的成就与不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邵东方的引述。）也是基本上肯定了顾颉刚与崔述二人的先生方向。

　　路新生的研究是在非常具体地比较二人学理上的共同点一方面进行的，如认为：“对比一下顾颉刚与崔述的说法，显然，顾说更加精彩，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了，而崔说则还比较直观和感性化。另外，顾说中根据第一、第二点抽象出来的第三点，是崔说中所没有的，这也是顾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关于如传说古史期中被放大的具体人物，顾、崔二说也不尽相同。然而，从思维的指向上看，从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看，顾、崔二说存在着内涵上的叠合面，以今度古和世愈后却载记愈详这两个崔说的‘终点’，正好成了顾说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顾的‘层累说’所具有的那种理论思辨色彩和哲学的抽象性，虽然为时处乾嘉封建时代的崔述所不可及，但崔说中具备着可供顾颉刚进行理论总结的思想芽蘖，这也是事实。崔、顾二说前后继承、发展的思想轨迹是清晰可辨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顾的‘层累说’是在受到了崔说的启迪，发展了崔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他的比较性的工作受到了邵东方先生的批评，被称为是“在学术的最浅层次上”。〔8〕（《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P.249）

　　关于顾颉刚与崔述的渊源关系，邵东方先生的观点与王煦华先生比较相似，二者可以互为补充。邵东方先生认为：“崔述和顾颉刚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的根本差别就是，崔述是在首先承认《五经》所载为真实的前提下，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质疑，他主张凡与经书相矛盾和抵触的记载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而顾颉刚则对《五经》与其他古书一律采取平等的态度，认为所有的古书都是经过了后人的歪曲或加工。同时，他们两人怀疑古史系统的意图也不相同：顾颉刚以疑古达到古史的考信，这样就在客观上破了‘儒家之道’；崔述也是以疑古为手段，借此弄清史实，然而他的目的是使帝王圣贤之事光明于世，所以他是以崇圣卫道为首要任务，而疑古只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所有这些都表明，双方学术的起点和终点是各不相同的。”〔8〕（《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P.252）

　　关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胡适在1924年就已指出，顾颉刚“剥皮主义”“这个见解起于崔述”。〔3〕（《古史讨论的读后感》）（P.192）陆懋德先生1926年也已提出：“原书六0面言‘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此与崔氏《考信录提要》之言如同出诸一口，故余谓顾君之思想受崔氏之影响而成也。原书六五面又疑‘后人何以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此语亦与崔氏之说极为相似。”〔9〕（《评顾颉刚〈古史辨〉》）（P.370）

　　王煦华与邵东方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和理论的层面上展开的。本文认为，顾颉刚先生在疑古辨伪方面有多年的思考，形成了他自己的思路和表述，因此不能从来源上认为他的疑古辨伪思想是由崔述接受而来，但是就“层累说”的前二条而论，是明显地、直接地来自于崔述的。除了现代学术语言等形式上的不同，顾颉刚与崔述的意思大体相同。

　　就王煦华引用过的崔述和顾颉刚的论述来看，第一，就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前二条而论，主要是对比“时代”与“传说”二者的反背关系。崔述所说的“世”，与顾颉刚所说的“时代”没有根本的差别；崔述所说的“识”，不是“识见”，而是“所知”，这与顾颉刚所说的“传说”也没有根本差别。“世”与“识”是比较“史”与“书”的关系而言的，也是比较客体与主体两个方面而言的，顾颉刚先生的意思也是如此。第二，顾颉刚所使用的句式“愈……愈”的结构，与崔述完全相同。第三，顾颉刚所揭示的“反背”一语，与崔述所说“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学益浅，其所记宜少反益多”〔1〕（崔述《曹氏家谱序》）（P.707）的“反”字，也有一定关联。

　　对于邵东方的观点，本文认为，时代的先后所造成的差别，宜于梳理其前后变化的轨迹，而不宜于作高低水准的判别。古史辨派是比较重视前后变化的，胡适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相互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10〕（27）顾颉刚先生也多次表示，他的辨伪成就与环境、时势相关。“以是知辨伪思想，无代蔑有，特为不适宜之时代环境所压折，乃若有时有、有时无耳。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如此其可宝贵也。”〔11〕（卷九）（P.6616）“清末的古文家依然照了旧日的途径而进行，今文学家便因时势的激荡而独标新义，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的问题做自己托古改制的护符。……同时，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的价值。”〔3〕（《自序》）（P.77－78）时代总有不同，其风气流转颇可留意，然而要在此一方面比较高低或根本差别，意义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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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廖名春的“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

　　廖名春先生提出了一个近来较有争议的观点，他说：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自述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幾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此外还有另一由钱玄同到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日本学界背景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一文中，廖名春引用了胡秋原1973年所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的观点，即认为顾颉刚与钱玄同的关系密切，并曾主张废止汉字，效仿日本作家“外骨”自称“废姓外骨”而改名“废姓玄同”，继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学白鸟库吉之舌，说尧舜禹皆为神话。“在他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他们求证的办法很简单，一、过去许多疑古、考证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录，再抄抄白鸟等人之说。”同时认为古史辨派的灭古帮助了有白鸟库吉参加的灭亡中国运动。〔12〕

　　廖名春指出，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于1909年首倡“尧舜禹抹杀论”，成为一时风尚。1909年8月白鸟库吉刊出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讲演，认为尧舜禹都是儒教中的传说人物。随即有后藤朝太郎写出《论尧舜禹的抹杀》。1911年12月，白鸟库吉又发表了《关于支那革命的史的说明》一文，1912年4月发表《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关于尧舜禹》，重申观点。同时他的学生桥本增吉在1912至1914年连续发表了《书经的研究》，支持白鸟库吉的说法。而著名汉学家林泰辅则反对此说，认为尧舜禹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发表了《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再论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辩论。〔12〕

　　据此廖名春推测，顾颉刚曾接受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并且指出：“否定尧舜禹，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古史辨学者却替侵略者干到了。”理由主要有三点：（一）1906年9月至1910年5月，钱玄同在日本留学，因此有可能看到白鸟库吉的文章，并间接影响到顾颉刚。（二）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于1920年9月至1922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中文图书编目及清理外文书籍工作，而该馆藏有刊登了桥本增吉、林泰辅及有关介绍文章的日本期刊，顾颉刚可能看到了这些文章。（三）王国维与林泰辅多有交往并有较高评价，而顾颉刚对王国维最为佩服，王国维在1922年8月致罗振玉的信中评价顾颉刚“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12〕

　　关于顾颉刚与白鸟库吉的关系，王汎森、刘起釪、李学勤等学者都曾予以否定。王汎森先生说：“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13〕（注五六）（P.53）刘起釪先生说：“顾先生倡其疑古学说时，并不知有白鸟、桥本等之说，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所承受的学术源流实际主要是乾嘉经学，又接受了一点胡适等人介绍的西方学术，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14〕李学勤先生据尚未发表的顾颉刚日记判断说：“有人提到，我们的古史辨派受到白鸟库吉、法国的马伯乐的影响。是不是呢？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点的，特别像白鸟库吉，他的著名的说法就是‘尧舜禹抹杀论’，这个就很像顾先生他们的一些论点了。”“有学者们指出，说这个是不是顾先生受外国的影响？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仔细地读过顾先生的日记。当然早期日记不太全了，可是我特别敢说，因为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先生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顾先生这个绝对不是这样。以我个人的知识来看，不会是这样的。老实说顾先生日常也不太看国外书的。他主要是继承了宋清以来的辨伪思潮，与当时新的思想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5〕（此处据录音原稿引用。）

　　本文认为，廖名春的文章对相关史料进行了仔细的挖掘，研究的问题也较为深入，对于活跃学术气氛也有一定作用。但是从方法论上来说，它并没有给出证明，还只是推测。因为：第一，文章论述钱玄同、顾颉刚与日本的关系，虽然提出了种种可能，但是到最后关键的结论上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顾颉刚先生是位纤细而情绪化的学者，他记日记的习惯保持了60年之久，据其女顾潮和熟悉他的李学勤先生所见，无论是哪个年代，他都没有在日记上提到过白鸟库吉，那么这个证据是否存在呢？以廖名春先生评价顾颉刚的方法而反观他自己的论证，文章亦可谓“假设”有余而“求证”不足了。

第二，廖名春的文章最后说到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但文章自身无疑也是从嵌入中日关系的政治背景来评价顾颉刚先生的。中国近现代以来多灾多难，总不能把诸多战乱、内乱、动乱都按照亲者痛必仇者快的逻辑，都视为做了日本、俄国、美国的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帝国主义都反封建，总不能把本国的反封建都视为帮了外国列强的侵略的忙。

（四）李庆的“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的“共同源头”说

　　关于国外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杨宽1938年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有一段专门的介绍，不过发表时已是1941年《古史辨》第七册出版时了。

　　杨宽先生说：“法国汉学家沙畹译《史记》第一卷，其序论亦以尧舜禹为模范人王之传说，谓古史之形式不应整齐划一至此！又以尧舜事迹不见于《诗经》为可怪。日本白鸟库吉于一九0九年在东洋协会演讲‘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题，其笔记刊载同年八月该会所发行之《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创言尧舜禹为儒家思想之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者。后一九一二年四月，白鸟氏又刊《尚书之高等批判》一文于《东亚研究》，重申前说。其大要谓……。后桥本增吉氏著《书经之研究》，亦信从白鸟之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又以秦皇本于‘太一’。”其中引用了日文原文，所据资料来源有《东洋学报》、《白鸟库吉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等。〔16〕（《中国上古史导论》）（P.79）

　　据李庆的研究，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中国史学界都出现了强烈的“疑古”思潮。在日本，开启思潮的是那珂通世，掀起轩然大波的是白鸟库吉，继承发展他的是津田左右吉。这一思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在日本汉学界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那珂通世于1903年4月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则在1908年前后提出，正式见之于文字是1909年8月。两国的“疑古”学者都对《崔东壁遗书》有相当的兴趣，两国的中国古史研究相互间也确有互动的影响关系。〔2〕

　　那珂通世最早在1902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编第七号上发表《考信录解题》，介绍崔述花费40余年“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并说：“读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加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

　　据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原刊日本1923年版《那珂通世遗书》。）那珂通世的《崔东壁遗书》得之于狩野直喜所赠，为陈履和道光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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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野直喜在1900年前后，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文廷式、陈毅、俞樾等文人有相当的联系。据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说：“他(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崔述之事，摘录了他的学说的概要，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之故。从德川时代就有热心的信徒，他的书在日本有很多抄本。据我所知，内藤耻叟先生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博士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博士，那珂博士遂得其完本出版。”

　　由残本到完本，尚有一个细节。据钱婉约的研究，1901年，内藤湖南在杂志上见到那珂通世将在日本刊印《崔东壁遗书》的消息，便写有《读书偶笔》一文，其中说到他收藏有《崔东壁遗书》的全本，愿意借出补足那珂的残本。那珂果然没有立即刊印，而等到1903－1904年，才刊出了《崔东壁遗书》的全本。

　　中国方面，1921年1月，胡适找到《畿辅丛书》版的《东壁遗书》。2月，胡适致信日本的青木正儿，托他购求日本出版的《东壁遗书》，未果。1923年4月，胡适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4年。《东壁遗书》由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出版。此时上距日本重刊《崔东壁遗书》已20年。但是由于《考信录》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反过来，日本一些学者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双方确实存在互动关系，包括“层累说”与“加上原则”早晚问题的争论。

　　据钱婉约介绍说，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富永仲基所著《出定后语》于1744年刊行，其中论述了婆罗门教二十八重天、三十三重天是由后起的教派教理叠加的结果。富永仲基以此分析解释中国历史，著有《说蔽》一文，但早已佚失。

　　内藤湖南于1921年、1922年和1923年，分别发表了《尚书稽疑》、《禹贡制作的时代》和《易疑》等文。《尚书稽疑》认为起初是由儒家提出了王鲁、尊殷的思想，又由墨家提出了祖述尧舜的思想，到战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思想，所以尧舜禹是后人附加上去的。《禹贡制作的时代》认为大禹治水是战国人的传说。

　　1924年，内藤湖南找到了散失的富永仲基的《翁之文》，将其刊行于世。1925年，内藤湖南作了题为《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演讲，首次将他的理论称为“加上原则”。其后到1965年，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奇市定在《独创的支那学者内藤湖南博士》一文中，称内藤湖南在1925年以前所写的有关文章是按照“加上原则”写成的，并且提出顾颉刚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中“叙述了与‘加上原则’完全一样的他自己的思想”。

　　钱婉约认为：1923年顾颉刚首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说”，其后在1925年，日本学术界才正式提出“加上原则”，因此顾颉刚不可能受“加上原则”的影响；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的渊源一是富永仲基的“加上原则”，一是崔述的《考信录》，而尤以《考信录》为“直接背景”；崔述“无疑是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的共同源头”。〔17〕

　　彭林先生也认为：“崔东壁的《考信录》最晚在1904年，日本就把它刻出来了，当时日本汉学界有个叫那珂通世的，这个人是学术巨子，他非常推崇崔东壁的东西，那么后来就把它加以标点，在日本出版了，引起了日本史学界一场革命。那么应该说日本近代史学它里边受到过中国史学的影响。昨天看了关于崔东壁的一些文章，当时日本非常喜欢他这个东西，那么顾颉刚、胡适、梁启超当时对崔东壁非常推崇，大概就是中国‘出口转内销’，发现了崔东壁这些东西。因为进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人注意，到了在日本发生重大的影响了，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个书对我们很重要。”〔18〕

　　本文认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内藤湖南（或富永仲基）“加上原则”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三者，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与传说产生的顺序正好相反”的规律来说，是基本一致的。甚至崔述“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之说，与三者也是基本一致的。钱婉约文中比较了内藤湖南“加上原则”所解释的中国古史与顾颉刚“层累造成说”，并列出图示，其中内藤湖南所说的历史人物与提出学派的序列是：1，易学——伏羲；2，农家——神农；3，道家——黄帝；4，孟子——尧舜；5，墨子——夏禹王；6，孔子——周公。顾颉刚所说的历史人物与提出时代的序列是：1，汉代——盘古；2，李斯——三皇；3，《易·系辞》——庖羲；4，许行——神农；5，秦——黄帝；6，战国——尧舜；7，西周中期——禹。二者相较，大体相同，或者说十分近似。不同之处只是内藤湖南的序列中多出末端的孔子——周公一个环节，顾颉刚的序列中多出前端的汉代——盘古和李斯——三皇二个环节。

　　另一方面，在李庆的研究中没有见到顾颉刚直接受到日本影响的证据。钱婉约的文章使问题进一步深化了：白鸟库吉1909年发表“尧舜禹抹杀论”比顾颉刚1923年发表“层累地造成说”早14年，崔述《考信录》1824年刊行比白鸟库吉又早85年，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比《考信录》又早80年。其间没有确定任何直接影响，问题似乎已超出一般考据之外了。

（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李学勤先生从政治和社会思潮的通常角度，以及多国范围的不寻常视野出发，提出了“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一说，对于解释上述中日思潮早晚争论，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向。

　　李学勤先生说：“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19〕（《导论：走出疑古时代》）（P.9）在对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林泰辅有关文章的发表情况作了细致的说明之后，〔19〕（《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P.350）李学勤先生指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史学史上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白鸟库吉后来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很不敢苟同的，后来他是讲满蒙的，他那个满蒙的东西恐怕还是为当时的日本政治起了相当的服务作用，不管是主观上怎么讲，它是起了相当的作用，我们不见得赞成。可是，‘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来看，应该说还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其实那个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啊，完全一样。因为日本的白鸟库吉，那个时候马上就引起一个争论。站在他的对立面和他争论的，是日本当时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汉学家，就是以林泰辅为代表的。……他们这一派应该说是在日本极有根基，所以在我看起来，就和我们中国的情况一样。一派是从当时的思想史来看，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一派是对于考证历史史实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5〕

　　在此方面，李庆先生也提出了相近的意见，他说：“20世纪初开始，《崔东壁遗书》在中国和日本的这一流布的现象，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首先，《崔东壁遗书》尤其是《考信录》在中国和日本的学界，一度成为大家重视的焦点，对于两国的近代‘疑古’思潮的展开，对于要求把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审视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对于打破传统迷信的束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2〕

　　这里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已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和《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发表了以前所未见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其中一篇说到1955年郭沫若访日，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同行，归来后对顾颉刚说：“日本人在封建社会中不敢疑古史，今在美帝卵翼之下乃敢疑古史，可见疑古运动有其科学的一面，亦有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面。”顾颉刚先生在笔记中反驳说：“予闻此颇不服，姚际恒……其时尚未有帝国主义，安得为之服务乎？若谓其前欲为帝国主义服务而疑古，将谓其今日反帝国主义而遂信古乎？”〔20〕（P.246－247）

　　无论当时的政治背景如何，尹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如何，以及其对顾颉刚个人的态度如何，单从逻辑上说，信古具有维护封建体制的客观作用，疑古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尹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话确有逻辑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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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顾颉刚.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李庆.《崔东壁遗书》和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的“疑古”思潮[J].学术集林（卷10）[C].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顾潮 顾洪.顾颉刚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5〕胡适.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王煦华.试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J].中国哲学（第十七辑）[C].长沙：岳麓书社，1996.

〔8〕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9〕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12〕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J].原道（第四辑）[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13〕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14〕刘起釪.现代日本的《尚书》研究[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2）.

〔15〕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J].中国文化研究.1999（1）.

〔16〕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C].上海：开明书店，1941.

〔17〕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J].人文论丛（1999年卷）[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18〕张京华.

众议疑古思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纪要[J].二十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C].北京：京华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即出。

〔19〕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20〕顾洪.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原文刊于《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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