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学术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理想”

“理想的学术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理想”
——沪上学者为学术出版把脉
编者按：2009年，大陆出书超过25万种，在其中占据10%份额的学术、思想、文化类书，种类总量在25000种左右。和海量出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站得住的学术书为数不多；和出版业普遍年轻化的朝气蓬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偏低的出版业靠什么吸引年轻人”这样问题的不容回避。近来，不断有学者发问学术出版，诸如“学术出版是否应该设门槛”。对以轻薄姿态进行文化传播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质疑，声音不断。
日前，沪上十余位专家学者与出版界人士，齐聚世纪出版大厦，共同讨论“理想的学术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理想”，为学术出版的发展把脉，为“80后”的年轻编辑上课。当众位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展开热烈讨论，这场出版界与学界的对话进一步呈现了学术出版面临问题的峻急。我们在此辑录了与会者的发言纪要，希望这次讨论能够促进大家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面对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的双重压力，如何做好学术出版？
■王为松（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
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章，像虞云国先生在文汇报曾经批评过的大众类的历史读物，温儒敏先生日前也提出学术出版是否要有一个基本底线。也有学者来谈到，现在的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论文，不去图书馆查纸质书，引文完全依靠网络。这样的论文可信度与创新性体现在哪里？年出书总量和优秀学术书的比例，或许不像我们时代的诸多问题那般峻急，但却密切关系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作为有理想的出版人，对此无法轻描淡写地略过。这些问题需要学者与出版社一起来讨论，需要媒体共同来关注。而像上海书店出版社这样的相对小型出版社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出版业转制后中小出版社面临的共同问题——面对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的双重压力，如何做好学术出版？更进一步说，这也是出版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现在，许多“在路上”的“80后”编辑，在从事学术书的编辑工作中面临着他们这代编辑人独特的困惑和思考。他们中很可能就有未来中国的加斯东－伽利玛，因为加斯东的一生，就是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而这50年的出版史，就是法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一章。当我们现在青年编辑从生力军成为主力军，开始挑起出版社的大梁时，他们其实也面临编辑业务上的进一步提高，更面临对出版大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今天我们选择“学术出版的理想与理想的学术出版”作为主题，也表明我们在选择自己定位时的态度。
出版人要有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陈昕（世纪出版集团总裁）
首先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感谢，世纪出版集团如果说今天能有些影响，是一代一代作者关心支持的结果。我们只有从学者这里不断汲取营养，才能搞好出版工作。
我觉得“理想的学术出版和学术出版的理想”这个题目有意义。过去我们一直讲学术出版的理想，但今天更有意义的是“理想的学术出版”，这确实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到底理想的学术出版是什么样？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版国家了，我们的年出版图书已高达27万种，如果做得不好，这可能就不是成绩，而是一种浪费了，我总觉得我们并不具备那么多足够好的内容提供能力或者讲内容生产能力。当前，为推动文化建设，国家财政为出版重大项目拿出了一大笔钱，去年底，各家出版社都积极申报了一批“走出去”的重大项目，要把各种传统文化、典籍都翻成英文。我有点担心，现在到底能有多少人能担当此任？不要翻译出来给人笑话。前一段时间高校的科研经费比较充足，为图书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内容生产能力一下子得到空前提高，所有的高校教师都在出书，但书的质量怎么样呢，这值得我们注意。我还有些担心，如果各家出版社仅仅为获得财政补贴和各种赞助出版学术著作，而不认真提高学术图书的质量的话，学术出版工作很可能是不理想的。
理想的学术出版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最近几年，我们一致在调整我们的出书结构，优化我们的选题。我们集团曾经一年最高峰的时候出过8700多种书，当时在全国排第一，其中新书约4500多种。去年我们的品种总量已经降到了7200多种。原因就在于，我觉得书的关键是内容质量，仅仅靠规模扩张是有问题的。我自己有个感觉，最近三五年来，是我们集团相对比较理想的出版状态，所以，我每年清理样书的时候就很为难了，好些书都希望再留下来看一看。这也说明我们的学术出版有提高，但还是有相当的不大理想的各种学术书出版。学术出版有资助当然好，但不能降低出版的标准，要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和尺度。出版人要有自己的尊严和底线，有一些东西在实践中我们如果坚持好，就会把工作做好。重大项目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而是出版人和学者对未来负责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追求。
我们集团的口号是：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这个口号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我们在做大众出版时要有社会责任，要从建设的角度普及文化。另一方面，从学术建设和创造力讲，要出那些能够反映学术成果、推动学术发展的好书。所以我讲，“理想的学术出版和学术出版的理想”这个题目确实很有意义，不仅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天既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又是一个喧嚣的年代，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好，需要大家提供更多建议。
我们现在正在做“十二五”出版规划和今后十年发展规划。1999年在制定“十五”出版规划之前，我曾带集团所属各社的社长总编辑十几个人去北京调研，在北京学界开了五个座谈会，葛兆光教授当时也在。当时有学者提出了很尖锐的意见，问我们，上海出版业名气大，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端地，但近两年上海到底出了哪些好书。我当时听了很震动。但正是这些尖锐的声音和积极的建议，激励着我们十年来在学术出版方面不断努力。今天我可以讲一句，别人再要问我，我可以报出很多比较好的学术书和有创造力、影响力的书来。今天这个会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提更好的、积极的建议，包括一些严肃的批评。
做出版说到底是靠人做的，有了人，才有书，所以，像今天这么一个会，我讲应该也让更多的年轻编辑过来听听，听听学者们对出版工作的想法、要求。今后我建议各家出版社举办此类活动时与左邻右舍通通气，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编辑听到学界要求，了解学界动态。
单靠翻译，支持学术出版的路能走多久？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在研究中经常会有要用的资料找不到，比如民国时期南方学者的资料、不为读者了解的民国资料讲义等。举例说，由徐复观、金克木两位先生主办的《学原》是旧中国最好的学人杂志，今天回头看它仍然代表了民国学术最高成就，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考验，此类期刊就可以考虑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应该多考虑影印那些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又被历史尘封的史料。缺了这一块，我们目前所能勾勒出来的民国学术史肯定是不完整的。一个前辈曾经说过，一个学者的知名度跟他有无学生有很大关系。比如马一浮先生，一度少被人知，就是因为没什么学生。出版社就是要多想想怎么把学术史上的失踪者找出来。
朱维铮先生说过，学术要单干，我深以为然。学术书不宜于多人会战。十几个人写一部书怎么能写好？这种情况的生发，原因在于“学术包工头”现象。在科层化日益加重的高校，评职称要用到的东西教师不能不做，这种情况下会写出来什么书可想而知。我反对会战，但出书还是要有计划有系统，一个好选题往往能带动一个出版社。选题好了大家不会管出版社是谁、怎么样，我就曾因为书的选题好购买过口碑不怎么样的出版社的书。一个不知名的出版社，出的好书多了大家也就记住了它的名字。订好计划不难，难在实施计划，尤其在大部分人都在忙着出差、出国、开会的情况下。
年轻编辑最大的资本是识人，要擅长和作者打交道，培养和作者之间的默契；要与作者不断联系，建立长久关系；要多为作者着想，这样才能合作愉快。那种有事时有人，没事时没人，只认东西不认人的编辑做不长久。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不管是张元济那样的出版家还是普通编辑，很多人和学者都是朋友，也因此做起书来得心应手。今天的出版形势，守株待兔已经不够，需要和学界积极沟通。我就曾碰到过某周刊学理工科的记者来我这里听海德格尔课的情况，这种交流方法，年轻编辑可以参考。通过听课不单增长学识，也认识了更多研究者，明晰了学术版图。此外，年轻编辑不妨野心再大一点，做调查，有针对性地拾遗补缺。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学术出版的选题怎么策划？要了解学术界。在我看来，30年风水一转，今后的学术可能不再沿袭现在的研究方法，从书评类的报纸中可以看出这个变化的蛛丝马迹。编辑要了解，学者出了什么书，他们在谈什么、想什么。
现在，不少老牌的出版社出书也没有章法了，很多出版社都在大量做翻译。靠翻译支持学术出版的路能走多久？毕竟现在外语好的人越来越多了。回顾学术史，近日学者还在查阅的解放前出版物，多是原创书，很少是翻译书。我认为，和佛经一样，好的学术书隔二三十年也应该出一个新译本。当然，文学译著和学术译著的情况又不一样，前者的生命周期相对长一些。
最后说一点个人体会。说句心里话，作者很在乎技术性工作。自己出过的书中，有一本出后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被指骗钱，说错字太多。那本书是发表过的文章结集，经过多次校对，出现大量错字恰是因为排版过程中出了问题，显然，编辑也没有用心校对。而我最近出的另一本书，编辑很细心，都到了三校环节，又找老编辑帮我挑出了一些问题，我特别感激。年轻编辑应该注意此类问题。
做出版的人不能不有一种“光荣感”，把学术出版作为使命
■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一个出版社要做到体量大、赚钱多并不容易，但如果要做到声誉好、口碑佳恐怕更难。不择手段可以换来金钱与地位，但不择手段绝对换不来称赞与荣誉。出版是一个文化事业，尽管现在都改制成了企业，但它生产的并不是只管赚钱的金融产品，而是提高人的思想品位的文化作品。因此对一个出版社来讲，如何提高自己的品位，做出自己的品牌是远比赚钱更重要的事。做得好的，就成为在历史上记录在案的文化机构，而不是一般的出版印书单位，譬如前五十年的商务印书馆，从陈云到茅盾都从那里经过。上海书店一直致力于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这是一项重大出版工作，也是可以成就名山事业的工作。中国文献学很少讲近代文献，传统概念文献是按照经、史、子、集分成四部，但近代（其实从晚明起）以来，西方的声光化电、社会人文科学传入中国，原有的四部分类已经不适用，起初只是勉强加了一个新学部，但最终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二十世纪以后的新书都采用了新的分类法。但是形式上是古籍，实际上是新书却是许多近代文献的共同特点，这些书有相当数量是过去所谓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的三不书，但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却是极重要的文献。上海书店近年在出版近代文献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发挥了好的作用。希望你们抓住近代文献整理这个传统板块，以后或许能推动“近代文献学”的产生，为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出版社数量已经相当大的今天，对单个的出版社而言恐怕要有一定的出版倾向，以今天的条件，像上海书店这样的小社变成解放前商务印书馆那样规模的学术出版机构已经不大可能。使命感、责任感这样的词今天可能被用滥了，不过我还是想说，做出版的人不能不有一种“光荣感”，把学术出版作为使命。出版人如果只想赚钱不想成名，肯定办不好出版——不赚钱活不下去，不成名则不会被人记住。
在纸面文字出版将有较大收缩的情况下，学术出版的地位则会上升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30年来社会变化巨大，文化状况和它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都在迅速变化。作为这个机制的一部分的纸面文字出版，无论其自身的状况，还是它在整个文化生产机制中的位置，也都和1980年代完全不同。对这些变化的前景，我有一些初步的判断，其中一个是：互联网及其配套系统，会越来越明显地取代纸面文字出版业，成为大众娱乐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如今都市中人，越是年轻的，越习惯于到网上去娱乐，看电影、聊天，包括阅读小说；农村地区的年轻人的娱乐方式，也越来越跟着城市走，就是读通俗小说，也开始从手机上读。前些年，出版社在中国特色的市场转型中，主要是靠“教辅”读物与通俗读物这两支桨，艰难地转过身来的。可现在看来，这两支桨都快断了，“教辅”读物的事情今天不谈，单就快餐文化的生产来说，纸面文字出版业势必很难竞争过互联网。因此，从总体来看，今后纸面文字的出版会有较大的收缩，但在这个出版中，学术出版的地位则会上升。越是在快餐文化生产的竞赛场上失利，纸面文字出版就越会转战于别的具有长期效应的内容生产。有深度、能常销的精品书的出版，可能成为纸面文字出版的主要支柱，相比于书的数量，质量会更占优先地位。今天，这个变化还不怎么明显，但二三十年以后呢？
出版社该如何应对？如何能有预见，早做准备？如果我刚才的分析大体不错，那就可以说，十年二十年后，图书市场对出版人的文化水平和能力的要求，会相当高，既然你主要是以质取胜，那就一定要有高水平的编辑。没有大批高水平的编辑，文字出版社就没有生路。
恕我直言，今天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普遍的状况并不好。原因当然很多，比如说，年轻编辑收入太低，出版社不容易留住优秀人才。由于历史原因，现在出版行业的人还是太多，其中真能做事的人，却又不够。这主要是体制问题，迫切需要各级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尽快解决。
如何才能做一个优秀的编辑？有一点很重要：现代社会的一大特质，就是技术媒介日益深刻地介入内容生产，随着今后纸面文字出版愈益转向以质取胜的方向，学术出版势必越来越不能守株待兔，而是要深度介入学术活动，甚至介入学术活动的前期阶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内容方面的“策划力”。如果这么来看，在座的各位年轻编辑，就不单要有良好的文字和编辑能力——这些技术性的活儿，大概会越来越容易干，因为有各种软件可以帮你，而是要自己参与学术活动：参加学术会议、广交学术界的朋友、知道什么人是真有水平、学术前沿在哪儿、哪些人的研究今后有前景……总之，你不能是个圈外人，最好你自己也能在某个方面，当小半个、甚至半个学人。
对年轻编辑来说，所谓交学术界的朋友，主要不是指结识已经成名的学者，能结识当然好，但更重要的不是他们，而是结识你们的同代人，是你们的同代人在代表学术的未来。譬如在座的陈昕先生，他当初在三联书店编青年经济学家文丛，就是抓住了一批日后非常重要、但当时大多还在读书、没什么名气的年轻人。什么是学术的判断力？这就是。因此，青年编辑结识年轻学人，互相帮助，一起成长，这就是介入学术生产的最佳途径，也才能形成学术研究和文字出版的良性循环。
学术出版不理想，学界和出版界各有一半责任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近年来，正因为学术出版不理想才有了今天关于“理想的学术出版”这个话题。这种情况，一半责任在学界，学者拿了不少经费，可以资助出书，所以什么烂书都可以出；另一半责任在出版界，出版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找不到好的选题，到处乱找乱出，这都导致了粗制滥造。
我觉得，年轻编辑最要下功夫的，是对学术趋向的了解，要知道学界在关心什么、将要关心什么？用句套话讲就是“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记得董桥曾经说，穿一年后的时装是时尚，穿十年后的时装是邋遢，穿一年前的时装是落伍。编辑要做到，学界将研究什么，就出什么，要了解“行情”。杨联陞说过，写书评的人最重要的是了解“行情”，编辑就应该是一个书评人，能够判断书的好坏和缓急。
在我个人看来，有三类书值得下功夫出版。一是资料文献。判断哪些资料是大家关心的，要优先出，哪些是重复的，不要出。二是前沿论著。大家都在关心和争论的话题，不限国内国外，了解国际学界动向。要超越专业，超越地域。这样的书在学术出版上才有意义，才能带出所谓“话题”。三是好的学术普及类书。我所谓的学术普及书，不是那种心灵鸡汤，学术普及类书的写作要求，其实比专业学术书更高，不易学，可一旦写好了，会影响很大。应该让更多人通过普及类书进入学术界，好选题需要出版社与学界充分沟通。
学术出版需要学者型编辑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今天主题的思考，可归纳为四句话。
第一，大书小做。今天有太多在形式上很“大”的出版物，个头越做越大，出版社是否考虑多做一般开本，甚至口袋本，方便阅读。就内容而言，题目也越来越大，篇幅很多。今天学术书这么多，又有多少是作者的原创想法，值得怀疑。出版社应该更多考虑将一个题目做小、做透，使之成为这一领域绕不过去的东西。在写作方法上，要把厚书写薄，大书写小，让一般读者爱看。
第二，旧书新做。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很多书，经过时间的考验，今天仍在闪光。可以在续编《民国丛书》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学术名著重新做，推荐给学术界与读书界。再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隔绝，港台也积累了很多资料性的、有原创性的东西，值得发掘与引进。
第三，单书群做。要善于集腋成裘，做单本的时候就有大手笔，逐步做出书的序列，这个首先需要出版社领导的规划，也要求编辑有眼光。王云五编《万有文库》的做法、日本《岩波文库》的做法，先是做单本，再把有学术价值的单本纳入文库本推广普及，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第四，你书我做。编辑要做到你学者的书由我来做。我自己也常来世纪出版大楼，发现年轻编辑的压力很重，编务很忙。编辑如何和学者建立关系网络，值得考虑。出版行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脉的竞争。年轻编辑需要留意学术的前沿与学者的成果。1949年前有很多编辑都是学者型编辑，今天学者型编辑又有多少？
不够学术水准的所谓学术著作，哪怕有出版补助也不应印行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书店出版社近年来进步很大，变化也很大。总的感觉，一方面继承了该社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文史资料整理出版更加丰富多样，开拓了新的空间。但是，还需要在原创性学术著作出版上下大功夫。史料整理无疑十分重要，是学术出版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不是学术出版的全部，希望看到新的、扎实厚重的、有创造力的学术著作问世。
近年来的人文社科学术出版还不如人意，虽然出版了大量博士论文，出版了大量立项课题成果，但有多少确实有新意，有创见，有启发？这是一个大的疑问。不少是人云亦云的，甚至错误百出的、剽窃抄袭的，都时有所闻。许多著作都有出版补助，因此更应该严肃认真对待。不敢奢望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状况突然改观，正像贪污腐败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杜绝。但是能不能逐步做到，不够学术水准的所谓学术著作哪怕有出版补助也不印行，没有立项没有出版补助但确实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能够创造条件给予出版？
我对1949年以前以学术出版为主的几家老字号出版社很欣赏，但今天这些出版社的总体状况也不如人意。当然，他们仍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质量还能够保证，有的也有长远的学术出版规划。上海书店出版社可以学习他们的长处。
对那些在学术史上已有定论的各个学科的前辈学者，尤其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学术研究的前辈学者，能不能给他们出全集、文集？比如刘大杰先生，比如陈子展先生、徐震堮先生。上海书店在民国报刊影印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还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选题，尚未影印的三十年代的《文艺月刊》、《人间世》、《宇宙风》，四十年代的《战国策》、《中原》以及《文学杂志》、《七月》和《时与潮文艺》等等有影响的杂志都可以考虑影印。
青年编辑要努力开拓眼界，充实自己，要和作者交朋友，学习优秀的前辈编辑的经验，学习他们发现作者的经验。要有耐心，有信心，不要急功近利，要多和作者交流，即便这位作者短期内不能为你提供书稿。往往有些好选题是在喝咖啡时、在饭桌上、在聊天中聊出来的，这就要考验编辑的学术敏感和判断力了。
项目经费补贴降低了学术出版门槛，出了很多不合格的著作
■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近20年来，学术出版泡沫和学术泡沫一样大。翻译、著述的数量大为增长，确是良莠不齐。相反，各种文献的整理和影印出版，是有贡献的，上海书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总体而言，上海书店的文献整理偏于中国近代历史，正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中华上编）偏于中国文学史一样。上海书店在近代历史文献的影印上有突出贡献，《申报》等一系列近代报刊影印，大大地方便了学者。说句得罪人的话，正是这种影印工作，使得文史学界一批靠垄断资料吃饭的学者难以为继了，真正的学术研读，才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起来。
最近十年里，学术出版渐渐地转为以大学、研究院的项目经费补贴出版为主。现在看来，这个转变降低了学术出版的门槛，出了很多不合格的著作。退步的根源，不在出版社，而在主持基金发放的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没有能力组织学者写好书，正是现存的科研体制在制造泡沫。出版社可以搞一些“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加以审核，但在“补贴”面前，多半都没有用。有鉴于此，我常常放弃经费申请，搁置官方项目，为出版社“打工”。出版社根据编者、读者和作者的意向做综合判断，还多一点“学术性”。比如，某出版社愿意翻译一套《中国迷信研究》，这是国内外公认的重要文献资料。我们靠一点点稿费，做了大大的努力，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和普通读者赞誉，总算觉得没有糟蹋纸张，浪费时间。
上海书店按自己的理想和思路编辑学术著作，这在当前的出版界并不容易。学者和读者的兴趣在改变，出版社当然也应该做出调整。以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最近二三十年里，学术界在中西文化交流、宗教学和上海文化的研究方面是有突破的。虽然泥沙俱下，这三个领域的出版也很芜杂，但列为“热点”，是可以拿来和其他“显学”比较的。上海书店在这些领域本来就很强，今后当然可以更加有所作为。
总之，我主张少做“项目书”。按学术界近期的生产能力、工作态度和管理经验，不可能从“科研项目”中涌现多么好的作品。相反，像上海书店这样，按学术界的内在需求，多多从事文献整理，扶持一些公共写作，发现一批学者新人，倒是可以给未来的学术界积累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出版社不仅要有学术判断的眼力，还要有抵御资助诱惑的定力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理想的学术出版”的基础是“理想的学术”。没有“理想的学术”，就不会有“理想的学术出版”。但是，好的学术出版业也会对学术研究有所助益。很久以来，学术界对出版界抱有极高期望。譬如，学术评价问题，学术界基本委托给出版界，包括学术图书也包括学术期刊的出版界。学者的学术水准、硕博士们的水平，评价的标准，一靠所出版的学术成果的数量，二靠所出版的学术期刊的级别。两者结合，大体就是学术评价的内容。因此，这种学术的量化管理，客观上对学术出版界提出很高要求，图书和期刊的编辑们，倘若没有很高的学术判断力，就会辜负学术界的期望。
在目前项目制下，国家对高校科研资助力度不小，人文、社科相当多的成果，有项目经费的资助。对有经费来资助出版的科研成果，是否够得上水准出版，需要出版界来把关；而在学术界，是否有资格得到项目，项目完成得如何，又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成果出版。所以，出版社不仅要有学术判断的眼力，还要有抵御资助诱惑的定力。这就对出版界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我虽身为学术中人，不得不求诸出版界而无法求诸学术界的地方。
有品位、有理想、有追求的出版社，应以出版“项目书”为耻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关于学术批评，近来上海的一家书评报纸因为持续发表对学术著作或译本的严肃批评，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关于“项目书”。“项目书”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那些用科研项目的经费购买书号出版的所谓“学术专著”泛滥成灾。绝大部分项目书，出版社是不将它们列入发行渠道的，因为出版社知道这些书既没有社会效益，也只有很小的经济效益，所以根本不愿意为它们支付发行成本。只有单位职称评审或项目结题时，申报者自己拿出来，大家才知道有这本书的“出版”。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伪出版”。
据说有些单位甚至规定每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奖励5000元，于是有人就拿着科研项目的经费送到出版社去出项目书，书出版后自己可以领奖金。你想想看，用国家的科研经费出项目书，再去学校领归于自己个人的奖金，这不就迹近洗钱了吗？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出版社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也太不光彩了？所以我主张，那些有品位、有理想、有追求的出版社，应该以出版自己策划的选题书为荣，以出版“项目书”为耻。
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些项目中会产生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中许多都会得到出版的机会——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出版社自己会找上门来为你出版，根本用不着你送钱去变相买书号。
我也并不否认，有少数“项目书”确实是严肃的学术成果，只是因为过于冷僻小众，一时没有出版社能够承担出版的成本，所以用科研经费补贴出版。不过，随着学术泡沫的日益膨胀，随着“项目”越来越多，“项目书”也越来越多，这种确有学术价值的“项目书”所占的比例也就越来越小了。
青年编辑需要提升素质，掌握辨别学术著作高下优劣的能力，还要有自己的人脉。对于书稿的质量，如果一下子不能确定，可以请学者帮忙判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
学术著作有水分，但这里有个往牛奶里面兑水还是兑三聚氰胺的问题
■闵冬潮（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在国外，这里，就根据自己在国外作为读者的经验谈谈。刚才谈了很多学术界的问题。市场化后出版社如何求生存?如何出好书?这是全世界出版社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原创性思想的书总会是少数，多数学术著作会有水分，但这里有个往牛奶里面兑水还是兑三聚氰胺的问题，以国外的学术出版社路特利奇（Routledge）为例，它每年出的期刊就有上千种，的确有一些不怎么样的书，但是出版的书基本上不敢抄袭。学术书抄袭是致命的问题，有毒和无毒的东西在一起让学生分辨，怎能不出问题？出版社应该考虑怎么和报纸、期刊一起推动学术建设。举例说，国外期刊都有书评，而且占很大的比重，往往都是请在某个领域有专长的人写。理想的学术出版就要开始做这个事，要开始有目的地让更多人读书、评书。
出版社最好能定期给老师、学术界的人发放书讯，定期交流，让学者了解出版社出书情况，了解趋势，和你的目标读者有一个信息沟通。我目前正在主编“热风译丛”，对翻译书有些心得，觉得找选题很关键，对学术前沿要有所了解。比如，国外学术界已经开始转变风气，随着后现代、后结构那些东西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有些人开始回到基础，比如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上海书店今天做这方面的事亦是在引导学术发展。说到翻译，现在还是有人愿意做翻译工作，还是有学者把名誉放在第一位，而不光是为了赚钱，出版社也一样。有了这个愿望，有些问题会扭转的。我个人作为“50后”，面对在座的“80后”的青年编辑们，我们面临着怎样传承学术的问题，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文化、学术的断裂，大家共同积蓄力量做好学术。我们应该有决心，在有限的条件下做事，毕竟情势已经不同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