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敏自述：沉默30年后我为什么要写《重返1976》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其重大程度让1976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历史的宏大叙事自然会有史学家们挥笔撰写，然而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渺小的个体如果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开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虽然我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之一，但我毕竟是比较外围的，所以，对主要当事人尤其是对核心当事人的采访，对他们的口述的实录，对这些零散的实录用我的思想和文字将它们贯通起来，是我进行这项写作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最为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所处角度的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既然我是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史实，那么这些文字一定会浸透着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许我的认识或多或少并不被当事人所完全认同，但将那一段文革末期的史实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也得到了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和首肯。

　　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它让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与死神赛跑。留下史实让后人怀想和争论总比让事实湮没强上百倍！

　　“总理遗言”为历史作出过贡献

　　浙江省作协主席程蔚东

　　1976年，我与袁敏和蛐蛐儿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当时我们这群文学青年经常一起参加笔会。“总理遗言”案发生时，我和其他人是被蒙在鼓里的。

　　当时，我已经上山下乡。在长兴偏僻的一角，我读到在大家手中流传的“总理遗言”的时候，意识到了“总理遗言”中充满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充满了对周总理去世之后国家命运的担忧。所以，我认为不管“总理遗言”是真的假的，都是正确的。

　　我认为，“总理遗言”对“四人帮”的粉碎，在舆论、人心上作出了贡献。有时正义的东西，要用假的形态来体现，特别在特殊时期。就如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员还要用假的身份一样。

　　蛐蛐儿的父亲是爱国知识分子，蛐蛐儿秉承了他父亲身上的爱国热忱。蛐蛐儿后来健康状况欠佳。在他生病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我认为，他在国家命运关键时期作出的贡献，应该被记住。

　　袁敏在30多年后重提“总理遗言”案，是需要勇气的。而对于这一事件的回忆能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我认为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成果。对历史的重述，毕竟要触及到已经有过的痛处，毕竟要触及到现在看来还有些敏感的地方。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重返1976》这本书，一起来回忆1976，可以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继续前进的力量，从我们已经有过的经历中去索取今天的清醒。

　　本报记者 陈桔

　　那个时代一群年轻人的心灵受难史

　　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王旭烽

　　我还记得197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下午，与袁敏同一个丝织厂的一位女工让我看了“总理遗言”。我看了热血沸腾，二话不说，走进房里就抄了起来。后来，已经开始对“总理遗言”辟谣了，可是我内心不希望是真的。

　　早在高中毕业时，我就与袁敏成了好朋友。在袁敏家，我最后见到的才是“总理遗言”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她的哥哥瓜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重病人。他病了好几年，终于治愈了，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工作第一线。而蛐蛐儿却没有挺过这一关，他虽然活了下来，但几乎半身瘫痪，大脑严重受损。

　　“总理遗言”一案，过去30多年了，但对于亲历的人们而言，他们真的完全过去了吗？我记得我上一次看到的昔日的风流才子蛐蛐儿躺在床上，牙齿没了，一头卷发剃成光头。我只想说，他慢慢笑了一下——我心中一动，我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目光和笑容。蛐蛐儿已经被命运定格在八十年代了，所以他反而成了我们纯洁的青春时代的象征。

　　我读袁敏的文字到哪里最难过，就是看到瓜子放风时发现蛐蛐儿写的一行字：小弟，对不起。那是灵魂发出的呻吟。我以为袁敏文本的意义，是在非常深入的人性层面上展示了一个青春群体，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形成的奥秘。

　　《重返1976》所描述的事件中揭示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审美特质，这种照耀在当年我们青春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的绚丽色彩，那种全民表现出来的强烈忧患意识，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蛐蛐儿的编造遗言，瓜子寻求真理，都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总理遗言”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发生在十年浩劫的尾声，在多方面具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我想袁敏的原意，原本是要通过揭示真相，来展示那个时代一群年轻受难者的心灵，但她同时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怀想的审美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三十年前人间四月那美丽而一去不复返的晚霞。

　　一个真正的叙述者直面笔下的世界时，实际上就是在与自己的命运遭遇。同样蛐蛐儿以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华，编造了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总理遗言，与此相关的一群青年，实际上已经在这一份遗言中与自己的命运提前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