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47年后重返贡嘎山

47年后重返贡嘎山
撰文/杜梨  摄影/王健军
透过岁月斑驳的玛尼堆，老登山家刘连满和刘大义希望找寻到铭刻在记忆深处的贡嘎群峰。“1957年能够登顶，与其说是一次胜利，倒不如说是一个奇迹。”
海拔4200米的折多山口铺着一层薄雪，此时正是2004年的5月。横断山脉的群峰都笼罩在苍茫的云色里，有些肃杀。在通向贡嘎山的公路上，一辆旅行大客车一晃而过，喧闹的车厢里坐着两位老人——刘连满和刘大义，他们安静地望着窗外起伏的山峦。路还是那条老路，从成都经雅安、泸定、康定，翻越二郎山和折多山口。47年前，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也是沿着这条路驶向贡嘎山。
“那时候我们都憋着一口气呢。”刘连满先生的笑容十分健朗，1957年他登贡嘎山的时候还很年轻，26岁，“1956年登慕士塔格峰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登山运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都是从各个工厂选拔抽调来的，主要是身体好。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就和苏联联合攀登。登上去了，但是外电说咱们是靠着苏联人登的，甚至有的说‘中国人是苏联队员拉上去的’。外国人不承认。后来，我们就自己登。都是自己的人，自己的装备。”
“那时候就是为国争光，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一声号令就往上冲，不管危险不危险！”刘大义先生当时更年轻，只有20岁。
营关寨是出入贡嘎山的门户，过营关寨不久，就没有公路了，只能雇马或者牦牛骑。刘连满和刘大义跨下的马看来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如此身材高大的主人。“年轻的时候，这段路骑不骑马都无所谓，现在年龄大了，这段路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沿途需要骑马翻越4600米的子梅山，两位老人都坚持下来了。
骑上马就是5天。通向贡嘎山的大路逐渐变成一条蜿蜒在河流上和岩石间的小道，满目都是无垠的青冈林，杜鹃花开放的地方则一派斑斓，流成一条彩色的河。远方，一座雪白的山峰悄然跃入大家的视野中，又不断掩映和消失在山丘林木背后。那是贡嘎山完美的金字塔形主峰，晶莹剔透，散发着静穆的光辉。作为横断山脉的最高峰，贡嘎山主峰雄居于大渡河与雅砻江——两条野性难驯的大河之间，遥遥注视着雪线之下生机勃勃的世界。
当太阳逐渐西斜，云朵也由绯红转入昏瞑，山腰处出现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贡嘎寺，这里是历次由西坡攀登贡嘎山的大本营。一路上一直照顾两位老登山家的杨建国先生今年49岁，他从2岁的时候起，就知道贡嘎山这个名字了，“因为我父亲就长眠在这里。”杨建国的父亲师秀正是和刘连满、刘大义一起登顶贡嘎山的队员之一，不同的是，师秀在下山的路上发生滑坠，掉下了冰崖。“小时候我总是被‘冷冻人复活’一类的科幻故事吸引，坚信父亲一定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且他不会变老，永远年轻。”杨建国笑了笑，支起了帐篷。
师秀是1957年贡嘎山遇难的4位登山队员之一，那次滑坠只是当时遭遇的诸多生死艰险中的一个。47年前的5月，当19位登山队员兴致勃勃地在贡嘎寺里安营扎寨，这些几乎稚气未脱的小伙子还陶醉在沿途的美景里，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烟稀少重峦叠嶂的世界，将要发生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
夜晚坐在海拔3740米的贡嘎寺里，大家可以听到山上的雪崩和冰层爆裂的声音，感觉到山体传来的震颤。篝火烧得正旺，两位老登山家的目光被火焰映照着。“登贡嘎山的时候，我光滑坠就滑了3次，每次都下去几百米，好在那山上都是雪，如果碰上一块岩石，就完了。雪崩、冰裂缝、雪岩、暴风雪、雷电，都遇到过。”刘连满缓缓地回忆着。
那时候经验不足，为什么反倒选一个“比珠峰还难登的山”呢？这令人难以理解。“我们都以为它比较容易。它不太高——海拔7556米，只比慕士塔格高10米，登慕士塔格峰的经验是7500米高度不带氧气瓶也可以。而且贡嘎山的雪线比较高，坡度又大，积雪就比较少，这样雪崩的机会少一点。再有就是，贡嘎山在四川西部，毕竟是内地，交通也方便一点。”刘大义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贡嘎山更像一个“山难大全”读本。
贡嘎山虽然不到8000米，却是中国地势起伏最大的山体之一，据说，以贡嘎山峰顶为中心，在半径10公里之内，平均高差达到4000米，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山势陡峭和冰川纵横成就了贡嘎山的两大“特色”。由于积雪深厚，再加上气候变化剧烈，发生雪崩十分频繁。另外，这里还聚集了横断山区的110条、292平方公里冰川，在许多看上去平静的积雪下面，常分布着由冰川断裂而形成的“冰瀑区”。贡嘎山正等待着队员们用生命来支付学费。第一课就是暴风雪、冻伤、滑坠和冰裂缝。
“开始侦察的时候遇到暴风雪。8个队员差点都给埋里头。那次是刘连满把我们给救了。”刘大义想了想，“那雪比帐篷还高。”刘连满那天晚上睡觉正好没脱衣服，“连高山鞋都没脱，所以大雪把帐篷压住以后，我挤得受不了，就钻出去了。后来彭仲穆也钻出来，我们俩一起拿雪铲挖，从早上6点挖到晚上6点。挖的速度还没有雪往上埋的速度快。我们把人挖出来，他们衣服也没穿好，都冻坏了。”队员王凤桐冻得丧失了意志，要求把睡带给他一个，就在那呆着了，可那等于送死，最终大家还是劝他下来了。“下来走了没多远，可能也就是100米吧，”刘连满又想起来，“王凤桐这家伙从后面一下滑下来了，把我们几个叽里咕噜就撞下去了，停下来的时候我正好前脚登在一个裂缝的沿上，那裂缝有1米多宽，如果不是我背着大包，卡住了，就掉下去了。我当时往下一看，是个冰洞，漆黑看不到底。”刘大义回忆：“那段路是70度以上的陡坡，前边开路的人走每一步都要用冰镐刨出一个台阶来，还必须用冰镐探路，因为可能遇到浮雪，看着好好的，下面却藏着冰窟窿和冰裂缝。”
在贡嘎山遇到的危险里，滑坠造成的损失最大。有一次，摄影师张克松一组四个人滑坠了上百米，幸好被一个冰坡挡住，可是当时携带的电影摄影器材全摔坏了。不过令大家记忆最深的还是雪崩，因为它使队员们第一次失去了战友。“就在我们侦察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后面支援，后来就听说他们遇到了雪崩。”
有关那次雪崩的经过，参加1957年攀登的冰川学家崔之久曾经这样回忆：“当我们从4400米的陡崖下部向上攀登时，突然遭遇了雪崩。全队13人被从5000米处打下来，向上攀登时足足走了三个小时，而被雪崩打回原地只不过十几秒钟。我当时和丁行友同一结组，我第二个，他第三个。当我被雪崩卷起而下坠时，神智很清醒，脑海中闪现了‘这下我完了’的念头，身体轻飘飘地数次被抛起又落下，最后停在一个冰洞的半坡，身体被深埋住不能动。我正使劲挣扎时，听到了近处雪下发出‘救命’的求救声。我用力拉前面的结组绳，拉不动，知道组长已被埋在雪下，再拉后面的结组绳，发现断了。我们终于爬出洞口，而丁行友却遇难了。”
“据说你们还遇到了雷击？”杨建国说着，又往篝火里添了块柴。
“那是后来的事，雷电把人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所以我们当时把冰镐啊这些导电的东西就搁远些。”刘连满说，“其实和后来发生的事比，这些都不算什么。”
早晨从帐篷里钻出来，冷空气袭来，猛地打几个寒战之后，人清醒了许多。从贡嘎寺沿着起伏不平的冰碛石堆向上，跨过溪流，来到向主谷延伸的一个山梁上。在不远的地方，贡嘎山主峰正被一大抹云遮住山尖；山腰处的大小贡巴冰川延伸、交汇，像一对打碎的水晶冠额沐浴在清晨的光芒里。当初队员们登顶的路线，几乎都完整地展现在每个人面前。
47年前的6月4日，也是这样一个早上，17名登山队员从贡嘎寺出发上了山。“速度很慢，”刘连满说，“6月10号才到6000米高。之前气象部门预测说，10号雨季就要来了。所以这时候负责支援的同志们就都下去了，只剩我们6个——队长史占春、我、大义、师秀、彭仲穆和国德存，向主峰前进。”第一个难关是“骆驼背”。 “海拔6250米的地方，就是那个形状像骆驼背的冰雪坡。”刘连满指着前方似乎触手可及的一处山梁说，“我们上去了才发现，前面是一个大概100米高的陡直的悬崖。想退回去是不可能了，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了。下！我们队长让我先下。把两根结组绳结起来，我顺着绳子往下。可是两根结组绳一共只有80米，还差20米。”刘连满利用冰镐和带冰爪的鞋扒住冰壁继续往下，而下面又面临一道深数百米的冰裂谷，快下到悬崖底部的时候，刘连满险些掉下冰裂谷，“又是多亏了我的背包，我卡在那，没掉下去。”6个人前后一共花了3个多小时。
“这时候，我们发现，因为雪崩，后援的队伍没有上来。距离顶峰还有两天的路程，但我们已经没有吃的了。”刘大义说，“那也不能回去啊。我们集中了所有食物，大概是20块水果糖、少量花生米和人参。”13日凌晨3点，6名队员从67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做最后的冲击。天气出奇地好，队员们没有背背包，只带者国旗、高度计、温度计、宇宙线测量仪、照相机和一只铁盒。下午1点钟，他们终于筋疲力尽地到达了顶峰。
“下山走了没有多远，天气就坏了，雷鸣闪电的，全是暴风雪。”刘连满说，“雷声都很怪，身上好像通电了，一氆氇身上好像都冒火。当时能见度只有10来米，我们就不敢走了。怕一走就掉悬崖里去。我们等了一会，说往回撤吧，再找找路。刚一走刘大义就滑坠了，把我和史队长也带了下去。人在滑坠的过程中都飞起来了，再落下，再飞起来，再落下。”
三个人一直滑到悬崖边。“那时候正好有一个突出的石头，刘连满是从右边滑的，我和队长史占春从左边，石头就把绳子挂住了。队长史占春把石头死死抱住，这时候我也就拿冰镐保护住了。”刘大义还记得，“好像当时刘连满的脚已经悬空了。”刘连满的半个身子已经掉下了悬崖，“这时我才慢慢爬上来。我的左肩摔的有点脱臼了，冰镐也甩丢了。那时候的天气有点亮度了，我往下一看，悬崖能有2000米。我们就说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上边的3个人问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就喊：你们要小心。”
话还没说完，另外那3个队员——师秀、彭仲穆和国德存也发生了滑坠。当时刘大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能够把他们拦一下，“我就往前跑了一点，可是绳子也就是一个人的距离，10多米而已，我只走了几米就被绳子拉住了，我也够不着他们。我当时没多想，假如真的把他们拦住了，也可能我们6个人一块下去了……”
刘连满和刘大义都沉默了半晌，在他们面前的贡嘎山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云雾缭绕，他们当年几乎坠落的地点——贡嘎山顶峰的西侧被包裹在一片氤氲迷离之中，仿佛雪山也正陷入往昔的记忆里。杨建国安静地望着悬崖下方的冰围谷，那里是贡巴冰川的源头，他的父亲正长眠在这个壮美肃穆的世界里，“也许，这该是登山者最完美的归宿了罢！”
在1958年史占春先生撰写的《我们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高峰》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悬崖相对高度有2000公尺。我们就这样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一声没有响地坠下了断崖，这种情形几乎使我们晕倒……为了把更大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用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内心的沉痛。”惊魂未定的刘连满、刘大义和史占春挣扎在风雪交加的贡嘎山顶，没办法继续下山，他们只好挖了个雪洞，刘连满回忆，“我们坐了一夜。第二天下山，走了不久就看见帐篷了，也饿也累，走到那就走不动了，钻到帐篷里躺下就睡了一宿。第二天继续下，又到了那个骆驼背。”
“当时已经没有体力往上上了，我们就往右边绕道试试看。”刘连满又是走在最前头，“那个地区到处都是横纵的冰裂缝，掉下去就是几百米深，也不管了，总得回去啊。”回到了6200米的营地，整夜的暴风雪几乎把三个人连帐篷一起刮走。
第二天继续向下的时候，队友就在下边喊，让3人不要下山，说下面有雪崩。刘大义直摇头：“那哪行？不让下去就饿死了，已经4、5天没吃着东西了。”
在大约在海拔5000米左右，3个人经历了最后一次滑坠。“那坡挺陡，”刘连满回忆，“可能有70度，史队长从顶上掉下来，把刘大义撞下来了，我一抬头，刘大义穿的冰爪一下就登到我脸上，我额头上和眼眶上就多了两个大窟窿。”
在贡嘎寺前，刘连满、刘大义和杨建国各自点上了一柱香。此刻，两位老登山家身后巨大而静穆的贡嘎主峰正刺破云层，傲岸地俯视着莽莽群山。其实，如果没有那块偶然出现的救命石，也许整个中国登山史的历程都将被重写。
来源：中国科技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