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学家江平八十自述：我为什么要呐喊

江平 陈夏红

我比较喜欢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搞了个“50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把我也选上了。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很多媒体搞活动庆祝，比如《南方都市报》搞的“30年，30人”，以及体改委评选的 “三十年风云人物”，还有“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评选出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这些评选结果中都有我。2009年6月，《南方周末》搞了一个“中国梦的践行者”，也给我发了一个奖。

我觉得，这些活动一方面是有媒体在推动，而在这个推动的过程中，被评选出来的人物就打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而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在当局看来就多少有点说你是反对派的意味了。当然，频频在公共事件中发言，也会招致各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如果稍微有点名气，那么有关部门就要留意你在相关活动里面起什么作用，关心你是不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2005年3月8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作报告，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没有专门对法学某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这个人又喜欢发表言论，什么题目都谈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我现在的思想状态。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我几乎不担任任何职务了，说话、做事也自由很多，对于我认为具有价值但又明显失之公平的公共事件，我也愿意以法学家的身份发表我的看法，此外，对于人权入宪、司法改革、物权法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也比较喜欢发表意见。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

民法与宪法:谁先谁后

大家都知道，我的专业是搞民商法的。但是最近几年，我又跟修宪或宪政问题发生了比较多的联系，甚至让人误以为我跟宪法之间也有关系。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涉及中国的宪政问题，我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么，民法与宪法到底有没有关系？且不说理论层面的争执，其实在立法实践中，尤其是《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反对 《物权法》的北京大学巩献田教授，振振有词地指责《物权法》违宪；那么，我们支持《物权法》的学者，则必须证明《物权法》没有违宪，我们当然要找出理由来。那么为什么说《物权法》不违宪呢？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讲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之间的争论。在《物权法》的讨论过程中，民法学者和宪法学者确实发生了一些争论，产生了某些隔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我看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有些民法学者把这个问题说得太极端，他们认为从法律史的角度看，是先有民法，后有宪法。

先有民法，后有宪法，这个对不对？当然对。民法从古罗马时代就有，那时候罗马法很发达，而且罗马法体系中只简单分为公法和私法，还没有宪法。宪法完全是现代法学概念，修宪的问题、立宪的概念，这都是现代的概念。

但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先有民法，后有宪法，那么，民法是跟宪法当然没关系，所以，民法体系跟宪法体系不应该被同日而语。民法和宪法没关系？民法可以超越宪法？宪法学者听了这种说法，就感觉到有点刺耳了。

争执的实质在于，谈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角度不一样，结论也就大相径庭。在法学的历史发展中，民法是先有的，而宪法是后来的。而且，宪政是有宪政国家的概念时才有的。民法和宪法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说谁大于谁、谁高于谁。

所以我后来讲，《物权法》也好，民法典也好，整个都是受宪法来管。如果非要说民法和宪法是平行的，民法与宪法是互相独立的，这种说法肯定不合适。

我曾经对我国的宪政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我对宪政里面保障人的权利的问题，谈过一些自己的看法。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财产权，所以任何国家的宪法里面，不管是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还是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哪种表述都是首先肯定公民的财产权。没有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严格说来算不上一部好的宪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宪法本身必然保护私人财产权。

民法里面，当然也涉及人身权和财产权。实际上，民法从产生之初，就以保护财产权为主，无论罗马法还是 《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都是如此。

那么这么做，有没有保护人身权呢？后来民法学界就有争论，民法到底是保护人身权还是财产权？有的学者说，应该先保护人身权;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该先保护财产权，人身权不是不重要，但在民法里面人身权不是最重要的。

在这种背景下，后来涉及人身权保护，西方国家大都是按照人权法院的体系来解决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人权研究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中国和西方法学理念的差异所在。我们在《民法通则》中，将人身权内容单独成一章，规定隐私权、人身权、名誉权等内容。对于人身权侵权诉讼，也单独在普通的法院里提起诉讼。可是在欧洲国家，这些诉讼都是由人权法院审理的。

因此，无论涉及人的财产权还是人身权的保护，宪法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民法和宪法有很多交融点，而且，这些交融点是不可忽视的。

宪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就是三大权利：一是政治权利，二是社会权利，三是民事权利。我想对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作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

政治权利指的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这样的一些权利，这部分权利是我们最应加强的，这部分权利我们只在宪法中有规定，而没有单行法的保障。唯一有单行法的，只是一部 《集会游行示威法》。我们没有言论法，没有新闻法，没有出版法，没有结社法，这是很欠缺的。我们的宪法权利没有实际的法律保障。

那么社会权利当然比较多了，比如受教育权也好，劳动权也好，社会保障权也好，甚至包括被告之后的人身权利等。我想这部分权利，整体而言是在逐渐改善之中。

最后当然还有民事权利。这部分权利都是在《民法通则》里规定。正是由于公民的这部分权利在宪法中仍然有很多不足、不完善的地方，所以，现在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焦虑。比如说违宪问题，违宪以后怎么办?我国的宪法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如果违宪了以后，是不能到法院里提起诉讼的。像前几年山东的齐玉苓案，考试录取后又被别人顶替，那么当事人的受教育权被侵犯了，能不能援引宪法条文用诉讼来保护呢?这是我国宪法中很大的问题。我也常常讲，中国的问题，实质上还是宪法权利保障的问题。

将私有财产权绝对化是对《物权法》的曲解

2007年3月，重庆发生了“最牛钉子户”事件。对于这起拆迁纷争，我与舆论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

我想，当时的社会舆论有一种误区，就是将私有财产权绝对化，那是对《物权法》的曲解。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给予合理补偿。具体补偿的标准，地方政府也有相应的规定。但补偿是否合理，也不能完全由个人说了算，不能说只要个人的要求没有达到，补偿就是不合理的。

任何征收行为都是由行政权力来行使的。如果财产所有人认为征收的补偿不公正、不合理，认为行政机关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或者程序违法，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果起诉后，法院判决认为仍然应当拆迁，那么我认为应当执行法院的判决，至少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其他的办法。

目前，社会舆论有一种误区，就是将私有财产权绝对化，如果大家都认为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能拆我的房子，那是对 《物权法》的曲解。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秩序，需要用一种理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所谓理性的办法，就是在其他手段无法解决争议的时候，最后提交给法院，由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决。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人们被政府野蛮拆迁行为的照片激怒了，从而把愤怒行为导向那种断水、断电、断交通的行为，而忽略了“钉子户”是否有充分依据抗拒拆迁。

当然，目前我国在行政诉讼中，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起诉，而各地政府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正是被视为抽象行政行为而不能起诉，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应当说，我们目前还缺少一个东西，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在拆迁的时候，如果财产所有人认为不合理，也只能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起诉，而不能针对抽象行政行为。当政府制定一个有关拆迁补偿标准的规定，被认为不合理，这被认为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个人，而是针对所有公民的拆迁补偿办法，法院对这种起诉一般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也会驳回诉讼请求。因此，法院在拆迁案件的判决中，只是判决是否强制拆迁，并没有解决补偿是否合理，更没有去审查政府制定的补偿规定是否公平合理。所以说，法律确实有不完善的地方，将来只能通过《行政诉讼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完善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