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新政前夕，“退保潮”汹涌

         社保新政实施前夕，佛山、东莞、深圳等珠三角民工聚集地，相继爆发“退保潮”。 1月5日，佛山，坐在路边拦路的美泰工人被戴上手铐，身旁是南海特警，工人中多人称被暴打。 摄影_郭继江 12月31号，社保退保的最后一天，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到深圳社保服务中心退保。摄影_王子荣   　　社保新政实施前夕，佛山、东莞、深圳等珠三角民工聚集地，相继爆发“退保潮”，虽然新政为外来工顺畅跨省转接养老保险打通了通道，但是对于被剥夺选择权的他们来说，跟家乡社保对接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拿到手上的钱才是最实惠的。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佛山报道   　　闷在自己8平方米小屋里的王庆，已经3天没有出门。   　　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他们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位厂里的高级主管竟然喊着“打得好！”这可是他为之辛苦工作了整整一年的工厂。   　　在这栋有着100多套单间的出租楼里，容纳100多位房客，其中住着20多名美泰公司的员工，25岁的广西外来工王庆便是其中的一个。   　　“社保金不要了，我准备辞工回广西，哪怕回去做个小生意也不再来广东。”头发蓬乱的王庆，盯着天花板，一脸的茫然。   　　“员工被打，领导叫好，你说在这样的厂里呆着还有什么意思。”同时要辞工的还有其他几名工友，“这一次，是彻底伤了心。”王庆说。   　　2010年1月8日中午12点，正是工厂的午休时间，昔日热闹的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泰公司”）门口却门庭冷落。门岗室旁，数位保安在警惕地盯着厂门口过往的行人，一辆治安巡逻摩托车在周围来回巡逻。   　　这家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的美泰公司，以生产时尚娃娃Barbie而著称。就在3天前，该厂发生了1000多名工人“集体退保”事件，刚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的工厂，为此被迫停工4天。   　　在外来工聚集的珠三角地区，类似的退保事件，并不只是发生在佛山。就在1月7日上午11时许，同样因不满工厂不及时通知“不得退保”的新政策，东莞市常平镇刁朗村百豪玩具厂的近百名员工，集体上街抗议。   　　而在一个小时车程外的深圳，仅2009年12月31日一天，深圳市外来工退保的人数就达到1.8万人，被称之为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退保潮”。   　　民工“退保潮”在社保新政颁布实施前几天逆势反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东莞退保事件当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就亲自赴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调研。胡晓义指出，按照往年经验，预计“农历年前还会有一波要求退保的高峰”。  

　　迟到的通告

  　　2009年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美泰公司在公告栏里张贴出的一纸通告，在有着2600多名工人的厂区顿时炸开了锅。   　　所谓的通告即国务院发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国办发〔2009〕66号，以下简称“66号文”)。通告上写明：自2010年1月1日伊始，养老保险新政正式实施，企业职工不得退保。   　　此时距离2010年1月1日，只有6个多小时，而政府社保服务站即将下班。退保的大门，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已经关闭。   　　据王庆回忆，早在2009年12月28日，工人们就已经从网上获悉，国家出台了新政策，新年后将不允许退保。就在官窑，美泰附近的几家工厂工人，都在陆续集中办理退保手续。为此，美泰工人曾多次询问公司相关领导，但皆被告知“谣言不可信”。   　　“这明摆着是不让我们退保。”王庆说，这一张“66号文”的通告，让来自外地工人认为，自己被厂家给忽悠了。“66号文于2009年12月28日下发，至少有4天缓冲时间，美泰公司为何迟至最后一刻方才公布？”   　　他们不少人当天看到公告后就去办公室讨个说法，但领导们都已下班。2010年元旦三天假期，工人们在焦虑不安中度过。   　　“以前，每到年末每个人退保，都可以领到一笔不小的款项。”王庆说，“1000多元钱，对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些来自四川、贵州的农民工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2010年1月1日，美泰的工人在报纸上读到了这样的消息：仅2009年12月31日一天，深圳社保个人服务中心加班办理退保，一直到31日晚上9点，退保人数达到1.8万人。   　　美泰工人认为，这是“厂方的阴谋”，因为自去年年底，公司订单突然增多，工人经常加班，“所以公司故意隐瞒66号文，担心大家集中辞工退保，完成不了生产任务。”于是，1月3日晚上，一些工人商量周一上班，一起找公司领导讨个说法。   　　1月4日上午10时许，300余名工人聚集在美泰公司大门外侧，要求公司领导、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出面，就职工退保一事做出说明。   　　大多数工人闻讯停工，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中去，聚集人数在不断增加。狮山镇官窑办事处相关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他们手持打印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不断解释新政策的好处，并力劝工人们复工。   　　但是，双方现场调解无效，场面陷入僵持。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警车在厂区里兜起了圈子，大家的火气更大了。”王庆回忆说，“我们工人只是让厂里领导给个说法，又没有闹事，厂里把我们工人当什么看了。”   　　下午3时10分，工人派出代表与官窑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美泰公司会议室洽谈。数百人把会议室团团围住，但最终谈判无果而终。   　　当日晚上8时许，工人们又聚集在公司大门附近，一夜不眠，人数渐增。  

　　“不懂新政策”的民工

  　　1月5日清晨6时30分，美泰公司2600名工人中，有近2000名工人，先是堵住公司大门进行抗议，随后走上工厂门前的永安大道。   　　据当地的官员在事后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永安大道，双向6车道，连接广州花都及佛山南海，车流密集，聚集的工人逐渐涌到永安大道上，交通开始受阻。   　　见到这种情况，狮山镇官窑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紧急联络警方。随即，20多辆警车呼啸而至，现场很快被封锁起来。百余警察手持警棍、盾牌，将工人们逼退到永安大道两侧，场面一度混乱。   　　约3小时后，抗议的工人被警方强力驱散。当天中午，官窑派出所负责人表示，因“堵塞单位大门，扰乱单位生产秩序；堵塞永安大道，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警方果断处置，现场带走22名工人(15名男工人，7名女工人)接受调查，并将移交司法机关。   　　10时许，天空飘起了小雨。21辆警车列队而去，现场只剩下百余名工人在公司大门附近久久不愿离去。   　　“我觉得这次事件是一个误会，我也不知道深圳退保的事情，新政发布3天后就施行了，当时工人们还在度假，他们突然获知新政感到意外，并难以接受。”美泰公司中方代表Edena.low在1月11日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12月31日下午3时，公司才接到狮山镇官窑办事处的电话通知，通报66号文内容，随后公司打印、张贴，通告员工，并未（存在）刻意欺骗。”   　　“另外，我觉得新政的宣传方面，政府做得不够到位。”Edena.low认为，“这次只是厂里几十个人在闹事，我觉得是媒体把这个事情和人数夸大了。”   　　对于工人被打伤的情况，Edena.low称，警方提供的数据只是“到1月11日为止，有10名工人被释放，12人仍在接受调查”。同时，Edena.low表示，“如果存在高管在工人被打时叫好的情况，公司将会调查。”   　　对于工人称厂方故意拖延新政策发布时间，狮山镇官窑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则称，此前他们不知66号文内容。2009年12月29日接到上级通知，次日下午4时至5时，广东省人社厅召开专题电视电话会议，“开完会后，我们就下班了。12月31日上午，我们再请示佛山市政府相关，下午得到回复后，正式书面通知各个社保服务站。”   　　“该项政策为外来工顺畅跨省转接养老保险打通了通道，对外来工是有好处的，希望外来工能够理解，南海区也正在各个厂区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分局副局长赵峰介绍说，“对于这个社保新政，农民工大多并不了解。”   　　“闹事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凑热闹。”在1月5日狮山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美泰公司员工退保风波系因小部分工人当初进入公司时，使用假身份证登记，致使如今无法办理社保手续，从而引发不满，纠集闹事。而很多工人出于同乡之情，遂加入聚集行列。  

　　“退保”意愿

  　　2009年12月31日，深圳市社保个人服务中心大楼，12个办理退保的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龙。与以往每年底都会迎来一波退保高峰不同是，2009年最后一天的退保人潮，显得来势汹汹。   　　这一天，1.8万名农民工排队退保，形成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退保潮”，工作人员加班到晚上9点办理退保手续。附近复印店的打印机搬到了街上，店主抑制不住意外的惊喜，连称“一天的生意要赶上半年的。”   　　养老保险转移政策实施前夕，作为全国农民工最多的城市，深圳竟出现了疯狂退保的现象。对此，深圳社保基金管理局副局长杜斌分析认为，深圳此次退保人的年龄多数在两头，一头是20来岁，一头是接近退休的。20来岁的缴费时间短，希望在回老家前退保；对快退休的，缴费就这几年了，考虑到也领不到退休金，所以退保。   　　据调查显示，有超过八成的农民工不愿意购买养老保险，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更关心的是，可以直接享受到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微乎其微；即使在中国，2.3亿农民工，参加社保的只有2000多万人，仅占17%左右。   　　“新社保一大亮点是，不仅个人账户的钱可以全额随参保人转移，参保人统筹部分，12%也可以转移,”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分局副局长赵峰认为，“对外来工而言，是绝对不会吃亏的。”   　　但这个说法，并没有说服美泰的工人们。   　　美泰女工、23岁的李玲认为过年了，应该取回属于自己的保金。“现在贵州老家没有工厂可以打工，村里更没有社保对接，钱还是拿在手里实在。”李玲说，“等以后老家有社保了，再办也不迟，‘一刀切’的政策太急，外来的民工几乎都愿意退保。”   　　“我认为，珠三角频现民工退保潮的深层次原因出在设计制度的观念上。”我国劳动法专家、资深劳动争议仲裁员左祥琦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就频繁发生的农民工退保潮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之前农民工年终退保现象，很多决策者主观地认为，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不能异地转移造成的。而新社保政策出台后，出现了更大的农民工退保潮说明了什么？我觉得，主要根源就出在，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给农民工制定权益保护政策时，没有充分地、扎扎实实地征求和理解农民工的意愿，往往居高临下地看待农民工，他们认为，自己想出的办法既然是为了农民工好，就可以不顾农民工的意愿，制定一种让农民工没有选择权的“不能退保”规定，就有可能出现虽然我们是好心，但农民工并不领情的局面。”左祥琦分析道。  

　　“因为我们是捞仔”

  　　自古就有“百粤通衢”美誉的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周边工厂林立，街道上酒店、超市、银行一应俱全，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在位于官窑大街偏僻处的一处出租屋里，眼看着房子就要空出来，33岁的房东朱亮劝王庆，“要忍一忍”。在“退保事件”发生后，王庆和一些工友决定离开佛山。   　　“看着官窑的街道，就像我们老家的县城一样气派，但这里永远不会是我们的家。”来自湖南的朱亮，望着街上闪耀着霓虹灯，心里五味杂陈，“我在珠三角打工8年，也学会了当地的白话，但他们还是称呼我为‘捞仔’。”改革开放后，很多外省人南下到广东打工，其中一些不良分子在广东作奸犯科，广东人称呼这些人为“捞仔、捞妹”，带有些歧视的味道。   　　朱亮称自己是“有点文化、有点技术、也有点思想”的第二代“农民工”，但无论怎样努力，就是变不成“城里人”。   　　1997年高中毕业后，朱亮即去了深圳，做过装卸工、服装工、电子工，一干就是6年。2004年，又去了苏州，做过电子工，也独立开过中介公司。2007年年末，由于妻子来到佛山，他也跟着到了佛山。他在官窑租下整栋楼，做起了二房东。   　　朱亮认为，自己萌生退意的原因，除了孩子的发展问题，其次就是打工待遇低廉，还有当地的治安环境。“每个房客都有电子防盗卡，但你每天还是提心吊胆，偷盗、抢劫时有发生。”朱亮说，“但最让房东担心的往往却是，当地的治安员在半夜三更，挨家挨户用脚踢房客的门，称要查暂住证，然后带着一批房客去派出所摁手印，过几天，房客要搬走不少。”因为工厂里上班的工人，白天累了一天，夜里最怕别人打搅。   　　“在珠三角8年来，无论在深圳还是在佛山，警察半夜查暂住证最大的特点是不是用手敲门，而是用脚踹门，其次是他们离开你的住处时，不会说一声‘打搅了’”， 朱亮说，“这一切都因为我们是‘捞仔’。”   　　在苏州的3年，是朱亮11年打工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工作8个小时，有免费的厂车，有租房补助，工资高、治安好，还有查暂住证的人，永远是客气的样子。湖南老家的小伙子，有的在长三角城市买了房安了家，姑娘们有的嫁到了当地，而留在广东的却不多。”   　　“当地政府的消极导致广东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隔阂。” 作为长期关注着珠三角农民工权益的民间NGO组织“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一直通过不同的渠道，关注着《社会保险法》的审议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施行。   　　“其实，两地社保部门进行对接转移的顺利实施，亦或是建立全国的社保统筹基金，也只是农民工落实权益的第一步，而打破横亘在农民工面前的‘二元户籍制’才是问题解决的根本所在。”曾飞洋认为，虽然有关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办法》极大地方便了参保人的保险转移接续，“但办一个没有多少含金量的暂住证，尚且麻烦到如同梦魇，又如何让农民工相信大笔资金的转移可以轻松自由呢？（应受访者要求，王庆、朱亮均为化名，南方都市报记者王鸾锋、黎诚对本文采访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