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躲不掉的黑帮渗透

一个人如果从来不嫖不赌不混夜店不嗑药，并就此认为自己躲黑帮躲得远远的。那么他其实是给“天真”这个词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在平凡的一天中，我们的生活与多少个黑恶势力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南都周刊记者·沈玎
很多人一想到黑帮，都会想到一些色情场所、赌场、以及放高利贷、提供违禁药物等一条龙配套服务。这些行业天然的非法性使其成为黑恶势力聚敛财富的首选途径。而对一般行业的渗透则使得黑帮的辨识度大为降低。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认为：“真正高级的黑社会看起来是非常白领的，他自己看起来一切合法，非法的事让别人去做。”
被黑帮接管的日常衣食
黑恶势力染指食品业已有多年历史，《水浒传》中镇关西和蒋门神两位均以“黑”起家，前者称霸了渭州肉类副食品市场，后者强占着孟州快活林饭店餐饮业。这两位的“衣钵”在当今的重庆找到了最理想的传人，重庆有近一半的市民每天吃着黑帮供应的猪肉。
作为重庆第二大绿色生猪基地的铜梁县，原本担负着主城区的鲜肉供应。而由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天伦领衔的重庆“肉霸”，却截断了从铜梁到市区的鲜肉供应。铜梁县多位屠宰场老板纷纷叫屈，称自己曾多次接到今普的恐吓电话，警告要是再往市内送肉，就“打死你龟儿子”。短短几年间，今普占据了重庆41%的肉市，有市民感叹，在重庆，王天伦“跺一脚就能导致大面积的肉价上涨”。
农产品市场一直都是全国黑恶势力的必争之地。2005年7月26日，广州白云区偌大的远景综合市场，出现了“一肉难求”的怪象。从52号到65号这十来个肉档“人去档空”。而在市场北门，正有一堆人在围观一辆挂着十来块生猪肉的五十铃小货车，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柴油味。
就在前一天，市场内的猪肉档主就玩起了集体失踪，因为他们都遭到了“断腿威胁”。这辆五十铃小货车是肉联厂临时拉过来解市民的“肉荒”的。没想到车尚未开进市场，就有闻风而来的十多名凶徒，有些手持铁棍，有些开始泼洒柴油。
有知情人士透露，“其实肉档档主和市场办公室都知道是谁在搞事，谁在干涉市场正常经营秩序，只是大家都不敢明说而已。”
“黑社会组织发端之初通常都从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入手，如搬运、农产品等。”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表示：“在初级阶段，因为经济实力不够，黑社会组织内成员素质不高，通常以暴力为后盾，进而实行行业垄断。”
这种直观速效的“野蛮经济模式”放之四海皆准。辽宁省佟二堡曾是闻名中外的中国第一皮装市场，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曹杰的小伙子开始经营皮装加工，并承包了当地的皮夹克厂。随着各路财神来到佟二堡投资经商，佟二堡皮装市场开始走向鼎盛。
当时政府财力跟不上市场的扩容，曹杰挺身而出，垫资修路、成立联防队，一举成为佟二堡举足轻重的人物。1998年，曹杰出钱托关系，设法被聘为佟二堡经济特区管委会副主任，一年之后，又“荣膺”佟二堡公安分局副局长。在随后几年，曹杰在佟二堡建立起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第二政府”的组织。
就在这时，兴建了一个大型商业城的鞍山市个体户王守成因为太出“风头”而触了霉头。由于商业城地理位置优越，曹杰感到利益受到威胁。结果在“开业大吉”的第二天，商业城就遭遇“不吉”。曹杰指使手下人白天砸玻璃，晚上鸣枪、投石头、掷恐吓信。最后王守成被迫将自己的市场出让给曹杰，曹杰一鼓作气垄断霸占了佟二堡全部七个皮装交易大厅。
从此想在佟二堡经营皮装的，都得花高价从曹手里租用摊位，一个摊位一年的费用由过去两三万元涨到了六七万元，曹杰垄断市场三年就赚了２个亿。而且当地政府还打着便于管理、统一规划的旗号帮他垄断运输线和喷浆厂。
到2002年曹杰被逮捕时，多名重量级领导干部也受到牵连而被相继“双规”，造成佟二堡市场恐慌，许多大户携款外逃。一个曾令世人瞩目的大市场就这样断送在一个农民黑老大手里。
买到了黑房，又坐上了黑车
鹅公岩是重庆的一座普通大桥。据媒体公开报道，2007年8月，一个名叫黎强的人指使手下在这里公然抢走一辆公共汽车。依靠民营公交起家的黎强，为了争夺公交路线的经营权，选择了最为便捷和不需要技术含量的打、砸、抢。短短几年，黎强拿到了重庆的100多条公交线路经营权，他的势力已经足够影响到城市的公交命脉。
为什么黑帮会盯上交通运输业呢？近年来，在一些城市中，交通运输业发展非常迅速。跑客运和货运，成了来钱最快的行当之一。由于很多城市缺乏调控和管理，恶性竞争非常严重。黑恶势力趁虚而入，为了垄断运输行业，往往不择手段。
其中尤以号称“广州涉黑第一案”的周广龙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甚。来自黑龙江的周广龙原本在广州火车站一带以拉行李包为生，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从1990年开始，周广龙有意识地拉拢一帮人，在广州火车站一带与人争夺地盘。
1996年初，周广龙见货运市场竞争激烈，雄心勃发要将整个货运市场“统一起来”，并公开宣称“如果谁不同意合作，就砍断谁的腿”。随后周广龙成立了五联公司，开始逐条线的暴力垄断计划。仅一年多时间，他就以入干股的形式控制了广州至郑州、西安、乌鲁木齐、兰州等地的铁路、航空货运市场。
广州火车站的黑车更是令许多外地人乃至广州本地人怨声载道。本是破烂报废汽车，但车票价却比正规车次高一倍到两倍。行至中途，有时尚需再交“高速费”、“好处费”等多种费用。如有乘客表达不满，就直接被中途甩客扔到半道上。
黑车还常常超载，极易发生车祸，曾有一辆黑车在中山因超载突发车祸，造成六死八伤，其中当场送命的一对老年夫妇还是被黑车的“拉客仔”强行拽上车的。
一位匿名揭黑者透露：这里其实有一个组织严密、势力庞大的团伙，老大手下有4名带头大哥，分别有打手保护；下面是马仔，十几名马仔控制百多名“背包党”，而光是“背包党”就有近2000人。这个团伙的成员分工明确，“背包党”负责拉客行骗，打手除了保护大哥外，还不失时机地使用暴力手段，对不就范的旅客进行胁迫。
安全出行已属不易，最要不得的是也许就连那个每天安抚疲惫身躯的房子，也是涉黑势力开发的。
三年前，重庆一块在1997年报价5500万的地，却拍出了3710万的贱价。据当时亲历拍卖会的重庆记者回忆：拍卖师宣布起拍价3670万元，6号、7号两块牌子象征性地各举了两回，最后在3710万落槌，仅高于底价40万元。很多开发商虽然到场，却早接受过各种“教育”，到场只是做个样子。
还有全国各地的各种黑帮控制着建筑工地，开工停工，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逼迁更是黑恶势力的拿手好戏。沈阳臭名昭著的黑老大刘涌在1999年筹建“嘉阳广场”时，为了按时完成将近3万平方米的动迁，他专门指派其犯罪集团的主要干将负责动迁事宜。他们以威逼、打砸等手段强行动迁了2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住户。《辽沈晚报》记者曾以《“中街大药房”白日遭歹徒》为题报道了此事件。刘涌看后恼羞成怒，威逼药房经理刘风江在同一报纸上刊登《情况说明》，指责记者曝光自己药店被砸一事是记者误会。
面对一些黑恶势力欺行霸市，一些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出于种种原因，选择沉默或视而不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如果黑社会一旦染指房地产行业，形成欺行霸市的垄断局面，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民生、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个行业被黑恶势力染指的话，整个社会就不稳定。”
劫了你的钱，再做你的偶像
重庆“肉霸”王天伦在个人履历上有多项内容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包括王天伦“富而思源，热衷于公益事业，已先后为家乡修路、办学、改善公安部门工作条件等，捐赠近500万元。”
“现在的黑恶势力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戴墨镜、穿风衣、手拿AK47的形象。”王大伟教授说：“他们还要做一些形象工程，为的是赢得社会的荣誉，为的是去买那个红顶子。”
试着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你每天的衣食住行都被黑恶势力无形地操纵着，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入侵了你的生活，损害了你的利益。然后他们还摆出一副慈善家的面孔，让你对他们感到由衷地崇敬。黑恶势力不仅在控制社会财富，还要做社会的“精神偶像”。
2003年5月份，深圳曾有一家媒体这样描述：陈毅锋平时生活很简朴，日常打扮是低档的牛仔服装，但在短短的几年内却拿出7000多万元扶贫济困。而在警方的记录中，陈毅锋的形象发生180度翻转——强占和强建多处商业重地，13次组织暴力抗法，打伤群众300多人，敛财10多亿元人民币。
陈毅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上世纪80年代，陈毅锋趁深圳东门老街拆迁改造之机，抢占了所有的临时铺位，每月的租金收入就可达2000多万元。临时铺位的租金一直收到1997年。
让陈毅锋恣意妄为、有恃无恐的原因在于他所招募的400多名全副武装的黑保安，俨然形成了一支私人部队。据一名保安交待，他们上班时必须随身带钢管，否则要扣工资。
在获得了基本的财富积累之后，陈毅锋开始做起了深圳的“罗宾汉”。据深圳一家媒体当年的报道，陈毅锋对家乡的扶贫开始于1995年8月，他把3万元钱无息贷款给了罗定华石镇的一位有名的穷光蛋——陈新国。陈就此搞起农业脱贫致富。
到了1996年，陈毅锋对家乡的扶贫开始规模化。他给家乡罗定华石镇大未村发放扶贫款、助学助残和修路。并获取了“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广东省政协委员”等头衔。陈毅锋的“事业”显然黑白两线并行不悖。
1999年开始，陈毅锋的慈善名声甚至开始远扬海外。他受邀出席联合国的经济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公司＋农户扶贫开发模式的探讨与实践》。在罗定的扶贫开发项目还被联合国定为在中国的一个“公司＋农户”样板基地。
对于陈毅锋的“暴力扶贫史”，一位司法界人士这样总结其过程与肌理：以暴力掘得第一桶金，用黑金进行慈善活动捞取名声和各项社会头衔，通过社会头衔接触各类政界人士，使人误以为其很有背景，以这种“背景”来庇护其暴力真相并牟取更大的暴利。
通过“洗白”的方式来参与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现在的黑恶势力组织最热衷的事情。他们将大笔资金用于收买人心、甚至进行政治投资。有的黑帮已经可以左右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政策。
甚至连死后也可能被黑帮支配。2001年的时候，台北曾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随后引发了一场暴力冲突。不过冲突的双方并不是事故双方，而是分别来自两个殡仪馆的职工，他们为了抢夺尸体而展开街头混战。
殡葬行业在台湾是一门大生意，如果赶上是个有钱有地位的人，丧葬费及出殡排场更是令人咋舌。很多地方的黑道很早就开始染指殡葬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抢夺死人，几乎每个黑帮都在医院派驻信息人员，而交通队、消防队等部门里也早埋下了眼线。
从衣食住行再到生前身后，想躲掉无缝不入的黑恶势力，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营环境恶化导致黑帮横行
王学泰是研究历史社会的知名学者，他所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探讨了中国古代隐性社会的构成、形成机制及其与“白社会”的关系。王学泰对传统隐性社会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拓深对黑帮产生机制的认识。在重庆打黑行动引起世人瞩目之际，王学泰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分析了重庆黑帮的历史地缘渊源、黑社会与正统社会的关系、当前民营行业被黑帮渗透的复杂因素。
记者·杨猛 北京报道
帮会不能一概称为黑社会
南都周刊：“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近代才频繁出现在新闻、纪实作品中。中国历史上有没有黑帮或者黑社会？
王学泰：据我所知，民国时期开始使用“黑社会”这个词。民国时期江浙一带的青红帮，北方的在理会，湖广一带的洪门，四川云贵一带的哥老会等帮会形成的势力构成了与“白社会”相对的黑社会。
我们现在常说帮会，实际上，帮和会不是一回事，两者是不同的。帮，是一种江湖组织，清代以来主要在小城镇活动，清末也扩大到上海大城市，主要成分是游民。会，主要是指秘密会教门，是地域性或说乡土型的。
在组织结构上帮和会也有区别。会，讲究辈分，比如白莲教，是师徒之间的传授。而帮没有辈分，一入门都以哥弟相称。比如洪门、哥老会，讲究“哥不大，弟不小”，表面一律平等。但实际也有“大哥”的决定权、对兄弟的处置权，绝不比父亲、师傅小。
南都周刊：你对历史上这些帮会是一种什么态度？
王学泰：对于帮会性质应该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称之为黑社会、黑帮。清代天地会（洪门）、哥老会，起因都是底层人求生存、反压迫，有的还带有底层人互助性质，从这些来看，其产生有它的合理性。不过当时底层人民要生存的话，做合法的营生很难。再由于当时的法律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种逆向淘汰，也鼓励和引导有组织力量（秘密帮会）去干违法犯罪活动。这样即使是本意在于互助的组织也渐渐演变成“犯罪组织”了。
帮会组织也罢，黑社会也罢，最初都是一种自生组织，或曰自生社会。
南都周刊：自生组织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出了问题？
王学泰：人本身是群居动物，人由群体而组成社会符合人性的诉求，这种自然而然产生的社会我称之为自生社会。有好的自生社会，必然就有不好的自生社会。
读中国历史可知，历来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苦，获得一口饭吃也不容易。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那时人口少，土地比较多，但人们生活还是很艰难的。在孟子设计的理想“仁政”社会中，如果实现了也不过“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一个理想社会也仅仅是可以吃饱饭，那么现实社会中老百姓活得怎么样？不言自明。当老百姓生活不下去、挣扎在生死边缘时，组织起来反抗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也会产生诈骗、盗窃、抢劫等一系列的现在看来是刑事犯罪，对于古代饥寒交迫的人却情有可原的事情。这些“犯罪”中，有组织的行为占了相当部分。
古代帮会与行业经济的关系
南都周刊：正统社会能容忍这种自生组织吗？
王学泰：古代实际上是一个控制很强的皇权专制社会，组织非常严密。虽然过去交通不发达、信息不发达，可是控制很发达。从秦开始实行郡县制，除了郡县外，基层还有乡、亭、里三级，后世基本如此，只是名称上稍有异同。这是行政控制。而且古代的民间社会是宗法制度，它与皇权专制同构。宗法网络与行政控制两者构成古代社会的强控制。在这样的社会里除了宗法组织外，其他自组社团大多是不被允许的。
宋代的统治与后来的元明清相比是较为宽松的，产生了一些娱乐性组织和半宗教组织。《水浒传》中高俅到端王送篦子一节中，写到端王相中了高俅的球技，要求高俅展示一下，高俅说：“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坚决推辞，端王说“齐云社，天下圆”，也就是说，在这个以踢球为主的社团“齐云社”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当时，斗蛐蛐、放风筝、耍木偶等都是有组织的，也都有结社的记载。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对于民间自组织，特别对“焚表歃血结拜”是严厉打击的。对于洪门等帮会是抓住即杀的，特别是搜出“票布”（入会凭证）的。
总体而言，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对于群体结社是非常警惕的。明清对于秘密结社是严厉禁止，坚决取缔的。
南都周刊：这次重庆打黑，发现不少行业都被黑恶势力渗透、染指。历史上黑帮与行业经济的关联如何？
王学泰：历史上的青帮就来源于漕运，元明清定都北京，但粮食等生活资料都要靠运河从南方的江浙一带运来，运河的这种运输就称之为漕运。来往船只成千上万，从事这种运输的水手也数以十万计。这些船工以及相应的服务人员，大多都是流动性的，为了彼此照应，结合在一起，因始于安庆，最初叫安庆帮，又简称庆邦、讹为清帮，后改为青帮。他们又信仰一种秘密宗教—罗教，成员之间，辈分极严，“拜师如父，收徒若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成为其间关系准则。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漕运中断，运输走海上了。大批水手失业，青帮由原来以互助为主的组织变为贩私盐、走私等干违法犯罪勾当的组织。青帮在民国初年有很大发展，连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也入了青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都是近代青帮代表人物，影响力极大，甚至还和官府势力相勾结，参与政治暗杀。有的还参与了政治斗争。
哥老会遗风的影响
南都周刊：重庆涉恶势力活跃，有人认为这跟重庆当地的哥老会遗风有关系。
王学泰：的确，哥老会在巴蜀地区历史上曾经相当普及。关心乡土建筑的陈志华老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乡土中国的书名为《福宝场》，介绍四川小镇福宝场的建筑。此书一开始就“从哥老会说起”，讲这个小镇的成年男人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哥老会。可见人数之众。
年前，四川人讲究“海袍哥”，海，就是加入、玩的意思。四川的小城镇，很多男人都“海袍哥”，袍哥讲究交际，注重朋友。四川有句话叫“很四海”。北京话的意思，就是很“外场人”，讲交际，讲义气。
四川为什么出现袍哥现象？从清代起，四川是个移民社会。明末，张献忠屠四川，再加上清人入川，连年战争，清初四川人口只有80万左右，人口下降了90％以上，城郭一片荒芜。成都全城只剩几十户人家，连省会都做不成了，省会移到阆中。据记载南充县好容易招揽了506人，还被老虎吃了224个。为了开发四川，清代统治者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大量移民到四川，号称“湖广填四川”。
作为移民在其移动过程中往往要组织起来，除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组织外，异姓组织自然也会有，如简单的“桃园三结义”，到横向联合的噜会。这既是现实需求，也与传统上就爱抱团有关。有俗语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说明国人的个性还不成熟，依赖性太强。在家里就没有独立性，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靠家长代表。出了门还依附另外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小群体。做好事也好，干坏事也好，都是如此。
噜会后来演变为哥老会。也有认为哥老会是洪门的一支，所以其内部规则，组织结构与洪门大体相似。1949年后，哥老会解体，但遗风在其地并未彻底消失。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又冒了出来，与地方传统不能说毫无关系。
新中国“打黑”
南都周刊：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彻底消灭了黑社会，这个奇迹是如何实现的？
王学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50年代的“一化三改”，对资本主义、个体农业、手工业全面改造。这个改造完成后，就没有私有生产资料了，也没有资本家了。社会上人们收入大体相去不远。收入上，无非干部26级制，工厂是8级工资制，其间差别不是很大了。此时的社会是由各级政府组织起来的，基本上没有自生社会。城市小到街道办事处，农村小到生产队，行政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由不同级别的干部管理。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都是靠国家组织起来的。其中工作人员全都有行政级别，人们回忆启功先生文章说，当他被任命为“文史馆馆长”时，有人对他说“您是部级干部了。”启老笑称自己是“不急干部”。文史馆是一个部级单位。前两天一个广州“足球协会”官员杨旭因做假球，事涉赌球，被警察带走，报道中特别强调他是处级干部。整个社会高度行政化了，从组织能力和控制力上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我们建国之初这么强大的。
新中国也有类似“打黑行动”，主要是针对流氓组织的（大多在城市）。例如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一带有个被称为“九鸟一凤”的集团。后来被打掉，那会儿的打击，也是运动式的。
年夏天，我在和平门师大附中上学，初中三年级。一次到西河沿的劝业场书店去买书，结果突然闯进来警察，把前后门堵上了，我困在里头一个多小时，印象非常深。据说也是打击闹事、收保护费的流氓。用现在的话，也是一种“打黑行动”，实际上就是搜捕围剿流氓。“文革”初，红卫兵运动开启了自组织的风气，后来有些红卫兵组织演变为打砸抢的流氓集团。70年代初，北京也有许多关于流氓集团的传说，如说国内一些流氓头目在华山聚会等，大约在1975年左右，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破获一些流氓集团，并集中判处了一些流氓头目与骨干。可见，这种“打黑”那会也有。
黑帮重新插手行业经济
南都周刊：为什么现在黑恶势力又死灰复燃，特别是，许多民营企业都涉足其中？
王学泰：从历史可知，黑社会的出现，是弱势政府的产物。有强大的政府，怎么可能有黑社会？
但是我们还应该分析，今天的情况又和建国之初不同。改革开放实施市场经济，诞生了民营经济，这种经济已经是民间自发自主的行为了。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政府逐渐从社会退出，自生社会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当然这些自生社会大多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是“白社会”。这种自生社会最终要发展成为市民社会，为社会的稳定提供基石。但有白即有黑，一些“黑社会”自生组织也必然会滋生，因此所谓“黑社会”问题，与社会转型确有关系。
听经济界朋友讲，自己也能感受到，很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有数据说民营企业的雇员，占了民间就业率的7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可是中国的税，现在仅次于法国，占世界第二位。国家有了很多钱，每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往往超过了GDP的增长。初一听，很高兴；细一想，挺可怕。如果税率过高使得正当经营艰难，这对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什么好事情。虽然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也不能把民营企业只看做生钱机器，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它们关系着国计民生，就业和社会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的。
除了税率高，民营企业的融资也很艰难，前几年民间企业家孙大午集资问题就引起国内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然而至今也没有能够完全解决。如果民营企业合法经营很难让其生存，作为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肯定会动别的脑子。
另外官场腐败，使得官商勾结、利用贿赂为自己在商场开路成为一些商人的选择，而贿赂成本远低于纳税的成本。这样正当经营的商人往往被不正当经营的商人排挤淘汰。新闻报道，美国也在检查行贿的跨国大公司的问题，其中涉及到在中国的美国公司，为什么这些公司在其他国家没有行贿、而在中国行贿？这与经营环境密切相关。这种腐败机制，不仅败坏社会风气、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它使资本采用各种方法去求得利润和发展，“涉黑”也会成为必要的选项。
南都周刊：针对重庆打黑，有各种声音，有的说打黑是搞运动，有的说打黑是“被逼无奈”，引起很大争论。你怎么看？
王学泰：我不太赞成“打”这个词，这还是有点搞运动的意思，实际上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法应该时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法应该像空气一样，是“不可须臾离也”的东西。
我们的法还没有溶解在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没有依照法律自然而然地生活。经常根据领导一句话，或者突然来一阵，法律的执行时紧时松。对于社会，政府应该是调节机构，不是控制机构，不能把全社会控制起来。
涉黑行为、贪污受贿、打砸抢、收取保护费，肯定都是违法行为，发现一起，就应治理一起，不能等问题成了堆再按照法律惩治。法律还没有规定的，要加强和完善立法。黑社会犯罪在当前的中国还是个新问题，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