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山寨机的兴衰

革命者被革命作者：南都周刊 提交日期：2009-4-9 15:21:00 | 分类: | 访问量：247
　　山寨机”是一个让中外手机大佬都头痛的大品牌，更是一头由集体(产业集群)和个体（大量小型民营企业）“两轮”驱动的“虚拟大象”，它颠覆了手机产业的旧有格局。如今，这个破坏者也面临着被破坏的命运。

　　

南都周刊编辑 张鹏 bluesd@163.com　文·潘九堂

　　

　　

“山寨机之父”联发科捆绑式的解决方案，踢开了手机生产原有的高门槛，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摄影·霍健斌

　　

　　

深圳华强北商圈，是世界山寨手机的一大集散地。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手机批发商和朝圣者前来采购，并将山寨精神和山寨产品传播世界。

　　深圳华强北，世界山寨机集散地。

　　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几乎不出三天，这里的山寨厂商都有能力拿出近乎一模一样的高仿机，且价格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朝圣和采购的手机批发商，流向世界。

　　在这里，山寨厂商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最新的需求变成最in产品的能力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陷阱
　　近百万的货款有了着落，这让陈伟过去几个月来的疲倦和迷茫从脸上一扫而光。

　　几个月前，金融海啸让陈伟十分恐慌。很多山寨厂商的老板，也都暂停了新项目和采购，赶紧清理自己手里的库存回收现金，更有一部分人急于退出大量抛货。在海外市场，汇兑损失甚至超过利润率，进口商都在观望。去年11月，连一向付款很及时的非洲下家，也推迟向陈伟付款。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春节过后，手机市场就迅速反弹。这个非洲代理商也答应付款，陈伟终于松了一口气。

　　和很多山寨手机老板一样，陈伟是传统手机圈子里“勤奋却不安分守己”的边缘人物。1995年，初中毕业的陈伟在湖南老家学了一年家电维修后就来到广东闯荡，又在1998年花费了1万元参加了一个手机维修培训，随后进入了手机维修公司。

　　不甘心永远打工的陈伟，在2000年放弃了当时属于高级蓝领的工作，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小维修公司，于是他发现了手机行业的一个“秘密”。2003年，陈伟结识了一个香港老板，此人通过灰色渠道从诺基亚英国工厂买来“报废”的手机主板，交给陈伟维修后再套上一个壳，这些“几乎不要钱”的废品就能以上千元的高价卖出。

　　陈伟当年维修和翻新的这种“报废机”是山寨机的前身——黑手机。那个阶段是典型的三元经济时代，外资占主导，国有手机企业靠牌照，民营企业偷偷摸摸，主要是靠违法或灰色方式赚钱。

　　这种灰色的出身与欧美手机在中国的统治背景相伴。传统的手机产业链，由诺基亚等欧美主流厂商定义：上游的芯片厂商只做芯片设计，手机厂商自己要做软硬件设计、产品管理、制造、销售……你要做手机吗？OK，前提是这些能力你都有。

　　这个门槛要求手机厂商有强大资金、研发和管理实力，以及巨大的出货量支撑。这是作为寡头垄断者的外企的优势，自然也是国内企业的劣势。不过，那些年头，人们热衷于赞美跨国大象的规模，中国老板们都在想象“做大做强”，外来者的庞大形象，成了大家孜孜不倦的共同目标。

　　几年后，人们发现这其实是个中国人给自己挖下的“陷阱”。从波导、夏新到TCL、联想，中国手机企业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家企业一旦称王后，便会迅速衰败——不是饿死，而是撑死的：当产品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后，研发和管理跟不上，就会造成大量产品研发、采购、库存和财务等方面的黑洞，从而迅速倒塌。

　　一些国产手机企业确实也风光过：通过模仿国外企业，夏新（A8）和TCL（3188）单靠一款明星机型就称霸一时，国产手机企业的利润在2003-2004年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手机变成了越来越多人可以消费的必需品，“单机称王”的时光随之过去，国外厂商也趁起发动了“机海大战”，这时候国产手机便开始应付不来了。

　　谁来破解这个魔咒？陈伟们的”山寨机“。

从蚂蚁到大象
　　陈伟的经历，是一个略带戏剧性的历史回放：由一个黑手机翻新专家转变成了山寨手机老板，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造手机，他又与很多类似经历的老板们一起，从最初势单力薄的蚂蚁工兵组团为今日令外资大牌都心惊的“虚拟大象”。

　　不过，从蚂蚁到大象，他们首先都要感谢“黑手机教父”——一个叫做蔡明介的台湾人，台湾联发科（MTK）的老板。

　　在联发科没闯进“手机江湖”之前，国内的手机业秩序井然，大家都按“江湖规矩”办事。那时进入手机行业，必须跨越两个门槛：一是两亿资金，一是较高的技术。相对而言，技术门槛远比两亿资金门槛更难跨越。但联发科研发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轻松就把两个门槛一脚踢飞。
　　联发科让原来复杂的手机研发制造工作标准化、模块化——通过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的捆绑，把手机所有流行功能，如摄像头、MP3、手机电视、触摸屏等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只要采购联发科方案，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手机外壳，就可以生产多功能、外观时尚、价格低廉的手机。

　　联发科让手机生产制造成了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门槛最低的行业：一个手机企业，理论上只要三个人就可以运转：一人负责采购联发科方案，一人找代工厂，一人负责销售和回款。这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参与进来，这些中小企业又迅速组成一头“虚拟大象”的基础。

　　这些中小企业就是后来的山寨手机企业，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深圳华强北和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一带。除了少数规模较大的山寨公司有自己的组装工厂，绝大多数公司的生产都是外包。

　　他们汇聚成了一个以百万计的山寨手机产业链：上游是MTK，中游是上百家手机方案研发公司，下游是上千家手机集成商和贸易商，配套的上万家元器件、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它们聚集在深圳，形成了强大的信息交流、创新启发和产业上下游一条龙的完整生产链条。

　　当这头虚拟大象运作时，强大的颠覆力量立刻显现。

　　
　　
　　
　　 破坏者
　　“山寨机”就像手机产业链上已经发生病变的癌细胞，一经裂变，便上下通吃，强悍扩张。其中让正规品牌厂商胆战心惊的就是“山寨机”的市场反应速度和高仿真能力。现在，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不出三天，山寨厂商便有能力生产出几乎一模一样的高仿“山寨机”，且价格甚至可以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深圳华强北商圈的批发商，流向世界。在“山寨机”的邪恶武功套路面前，甭说实力不济的国产品牌，就连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外资巨头，都要疲于奔命。

　　这个由众多山寨厂商组成的巨型虚拟企业有一个研发部（MTK），有上百个工程部门（手机方案公司），上千个产品项目组（山寨手机企业），每个工程部门和项目组都是独立核算且相互竞争的，下游还有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这个体系的竞争力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优势于一体：由于技术和物料标准化，它们有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上的协同和规模效应，同时又是相互独立的小企业，非常有活力和效率，避免了大企业的官僚病。

　　同样，他们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倾听新资讯和新想法。每天，他们都收集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华强北“朝圣”、采购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与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的分工合作，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又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很多在大公司需要经过繁复的汇报或者论证的新产品，在这里进展异常神速。

　　在消费者那一端，产品变化迅速、创意层出的“山寨机”成为这头大象的“集体品牌”，他们让过去被广告定义为需要昂贵价格才能拥有的手机，彻底变为廉价的玩意。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中国山寨机在全球的投放规模，但这个数字至少是以亿计的。自2005年开始山寨手机产业以来，深圳至今累计出货量已经有几亿只，不仅和国外品牌、国产品牌三分国内市场，更远销亚非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被TCL、波导等传统手机厂商采用，而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天宇朗通和国虹更是源于山寨体系。

　　有意思的是，当年很多中国大企业沉溺在与国际巨头的模仿与比较里，2004年联发科来中国大陆市场最初试图和波导、TCL这类品牌厂商合作，但却被当时这些如日中天的既得利益厂商冷待，结果成就了很多陈伟这类的边缘人物和企业。

下流化危机
　　不过，破坏者也面临被破坏。

　　相比普通手机，山寨手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价格低、功能新奇和外观独特。但对于山寨产业内部来说，低成本和功能新奇或是来自上游芯片和主板厂商，或者来自产业集群效应，别人都可以轻易模仿。山寨手机企业打倒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也要面临自己的新奇功能和独特外观被同行轻易抄袭的尴尬。山寨手机产业在成功打破现有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新的规则，其内生的自我毁灭机制可能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2008年，昂贵的三星伯爵手机面世后，高仿“山寨手机”也曾一度热卖，但由于多家厂商涌入，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价格一落千丈，由开始的800多元的出厂价跌到后来的300多元。陈伟说，2006年他开发的一款“二哥大”手机（复古大哥大但外形较小的手机）单机利润有数百元，如今一般手机的利润只有几十元到几元，甚至一推出就亏损卖。

　　大多数“山寨手机”厂商在为今天的富足甚至只是温饱搏杀，几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明天的午餐在哪里。经过了2005-2007年的高速发展后，随着大量企业涌入，2008年以后山寨产业变得惨烈，金融海啸更让这个行业雪上加霜。一位山寨手机老板曾对记者说，2006年的山寨手机厂商几乎人人赚钱，2007年赚钱的厂商比例超过1/2，2008年赚钱的手机厂商不到1/4，另外1/4是持平，还有1/2是亏损的。

　　这就是陈伟所说的产业“下流化”危机——在山寨手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由于山寨手机的产品创新和法则难以形成门槛，大量厂商涌入，产品同质化严重，必然导致价格大战。一方面，创新者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手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极限，例如山寨手机中，5-7元的电池大量使用。现在，山寨手机最终比拼的不是谁更优秀，而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

叛逆者回归
　　年末岁初，到处都是对山寨机的争论。不过陈伟说他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媒体的炒作。

　　“政府很清楚山寨机实实在在地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太高调，做得不要太过份。”也正因为如此，在每次政府“打压”前，“陈伟们”总是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提前获得消息而“避一避”，比如将涉嫌抄袭的产品下架，临时关闭办公室和销售点，暂停货物进出口等，只有极少数人把握不好分寸，成为“倒霉蛋”。

　　虽然2008年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山寨元年”，但曾在TCL从事研发和项目管理、现经营一家手机设计公司的张强(化名)却说，有4个年头的山寨手机2009年的关键词是“洗牌”，因为价格战即将走到尽头。

　　这一点，陈伟深有体会。“2008年底是有货没有人要，如今是有需求但无法供货。” 目前山寨手机的售价已经接近成本，更重要的是控制山寨手机厂商命脉的上游元器件厂商现在也不支持这样做。在过去几年中，很多日韩和台湾的元器件厂商，为了抢占欧美厂商的市场份额，低成本甚至亏损出货，这也是下游价格战的源头之一，如今幸存者已经不多，再加上金融危机，上游厂商在缩减产量的同时更强调利润。

　　现在的山寨手机厂商，已经有人选择退出，剩下的有些老板则转而琢磨上网本这样的新玩意。而陈伟坚持留在山寨手机圈子里。对于未来的前景，陈伟仍然谨慎乐观：“手机市场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亚非拉大量刚解决温饱问题的用户还急需‘物美价廉’和‘加量不加价’的山寨手机。”

　　这位自称初中毕业的山寨手机老板总是比同行看得远，2007年国内市场一片火热的时候他发展海外代理，2008年筹集海外组装厂，规避海外市场的进口关税，并打造自己的品牌——用他的话来说，通信和互联网技术让价格变得非常透明，亚非拉美的兄弟们越来越感觉“自己被诺基亚们欺骗了”，他们需要物美价廉的品牌，在这些地区建品牌比国内的成本更低，成功概率更高。

　　现在，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山寨机老板们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将产品卖到国外，他们和陈伟一样，正积极在海外建厂打品牌，希望有一天成为当地的“诺基亚”。

　　“很多山寨老板并不是靠投机做生意。”陈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