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转载高工程师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引起各位相关人士的兴趣：
要素供给推动需求继而推动发展（1）
———中国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
内容提要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农村宅基地作为经济要素还没有具备资本特征，其所有权尚未明晰；然而这也正是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机遇所在。本文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指导，以扩大就业及改变农民就业结构、增加农户资本性收益为切入点，拟选择及设计以供给推动需求继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对拟供给的首选要素的禀赋特征及首选准则的研究为切入点，以期达到直接引发诸多经济要素衔入其中导引资金和劳动力聚集式就业而产生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聚合式发展效应；同时对如何推进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职业化的进程亦提出一些探讨性建议。
关键词 二元经济结构 宅基地 供给推动 禀赋特征 发展模式
一、背景分析
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耕地的使用政策构建了耕地资源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也同时拉开了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向工业化、现代化推进的帷幕。这既是国家政治、经济稳定的基础策略，也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举又同时求得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的统筹性策略；它贡献给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近三十年的时间和空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农村现有的耕地制度的时效性特征及其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它也同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小农经济状态的农业、难以城镇化的农村和难以成为产业工人的农民的迫切待以解决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跨世纪性的课题。
伴随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年中，中国农业土地的使用权权责经历了减免、减负、补贴等一系列变化。但这一系列的变化并没有将其土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标的分散的使用权转变成土地集约型的农产品生产以市场交换为目标的经营权；耕地、宅基地作为经济要素还没有明确的市场性地以集约为明确目标的流转并形成流转着的土地资本；大量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还停留在产品生产的自给自足状态且没有经过市场的交换过程演变成为土地要素的收入而直接进入了农户的粮囤和餐桌；农户的土地耕作仅仅依赖季节的变化获得农产品实物而不是月薪形式的货币。因此从目前农民与经济要素之间的相对关系分析，前述的由国家财政对以小农经济为前提的农业、农民的这种形式的补贴从某种意义上分析有强化农民与土地要素现行关系依赖性的可能；用比较利益原则分析部分地区在城市打工的部分农民会因此而返乡重操旧业并处于半闲状态；同时容易引发由一定程度的靠天吃饭转变为一定程度的靠政府吃饭的激励负面效应；由此亦可能引发我国农业的产业化靠农业自身能为缓慢的发展其时间的机会成本的不断扩大将使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不堪重负而产生某种危机。
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本文将以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为指导，以有选择的要素供給衔带要素就业模式，同时辅以结构供给特别是制度供给推动需求继而获得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得以快速转变的经济发展态势，以构建和谐的利益关系和以公平优先为前提，来寻求激发我国农业、农村、农民潜在的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的切入点，创建以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为主旨的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达到推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要素供给推动需求继而推动发展的模式设计
1、拟供给要素的首选准则及角色拟定
面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势必在充分利用城市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从农业、农村、农民中寻求化解二元经济结构现状的契机。由此分析，农村地区的诸多自然禀赋的经济要素中，土地自然是最重要的经济要素。而农村土地分别拥有承包性耕地、宅基地、自留地、果木林地、荒山地等禀赋特征。由分析得知，自留地、果木林地、荒山地等禀赋特征的经济要素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給的首选之一尚缺乏经济分量及规模效应，而且对如何发挥城市及工业企业的基础优势尚很难找出结合点；而分散着的2.3亿农户居住的宅基地直接捆绑着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要素：连带着消费群体的劳动力――构成了农民居住群体；大面积的宅基地特征的土地――构成了农村社会。显然，如若我们设计以宅基地聚集式迁移作为推动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供给要素的首选，并将其聚集规划建设为高层居住小区，使得农户形成区域搬迁态势并聚集成为具有现代城市规划特征的、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和规划导引的具有一定居住人口规模的新兴城区；同时给每个农户配以具有结构性与制度性的双重供给特质的一定面积的餐桌用地的使用权，并将其集约性规划拟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种植和养殖特征的经济合作组织。显然，这种农户居住聚集式迁移不是被‘纳入在城市规划’之中，而是被‘规划于新兴城市或卫星城市’之中；因此，这种农户居住地聚集式迁移及拟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农业种植或养殖特征的经济合作组织，将直接引发诸多经济要素衔入其中导引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聚集式就业，其对于有效挖掘城市及工业企业现有的基础优势将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和地位；这种农户居住地聚集式迁移及就业需求一旦被引发出来，它将迅速及大幅度的拉动诸多工业产品特别是建筑类材料包括钢铁材料的消费，而且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持续的消费，并形成庞大的基本建设工程群，不仅即时缓解了劳动力就业的压力特别是使部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成为可能，也为农民的进一步分化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由于拟规划的新型城镇其居住集中有序且易于形成规划规模的同时也形成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进一步的扩大了就业群体。这将是农户宅基地作为拟供给要素的首选所具有的最显著的内生性的具有自然禀赋的一个持点。
我们应该有理由重视农户住宅聚集式搬迁重建并规划形成新型的城市群落对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可以看到，在以上的在新型城镇的规划设计中，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建设，也包括党的建设五位一体均得到了再造的发展平台；同时其在拟规划的新兴城市里将快速促进社会功能包括金融、保险、教育、医疗、法律、治安、通信、交通、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的功能体系趋于健全，农村城市化（并不是靠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将成为现实；它也将拉开我国继改革开放30年以来第二阶段也是攻关阶段的彻底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帷幕。
2、宅基地作为要素供給的模式设计规划
综上分析，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林毅夫教授的观念，首先我们可以以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方式，在城市及乡（村）镇结合部或镇、村结合部，铁路、公路等交通便利的地域选则一个以农村现有住宅基地比较集中的适宜区域，进行以民居聚集为规划目标的小城镇式的居住群试点，并逐渐发展形成具有一定居住人口规模的城区；待时机成熟，再形成以正式规范的契约式制度供给的方式，迅速推动存量要素的重新配置，其规划的具体操作设想如下：
（1）、宅基地的用途分配设计规划
有资料显示，我国有近2.3亿农户，每个农户平均户籍人口约为4人，人均占有宅基地面积大约为0.4亩（包括村内外及民宅间小路、村公共用地），由此算来村际宅基地总面积高达3.68亿亩（2453亿㎡）之多；如果我们设想将农村民居改造为高层小区住宅（设定为每层8户，18层电梯房，144户，432户为一个小区），若人均供给居住的建筑面积设定为28㎡，每个小区首层占地面积960×3㎡，则总建筑首层占地面积约为15.4亿㎡，如果再加上小区空地面积（若小区空地面积按人均设定为8.0㎡），按每个小区户外环境可用空地面积为8.0×144×4×3=13824㎡（折20.73亩），又增加了73亿㎡，总计88.4亿㎡。如果再规划给每户230㎡的菜地（集中地块，每个小区约合50亩菜地）则餐桌规划用地为529亿㎡（近8000万亩）；至此其规划总占地面积为88.4＋529=617.4亿㎡，总计节省土地2453－617.4=1835.6亿㎡（约2.753亿亩），并净增加了8000万亩农业（餐桌）用地。
在如上关于宅基地的用途分配设计规划中，我们给每个聚集式迁移的农户设计规划了颇具意义的一块餐桌用地，其作用和目的不仅仅是宅基地用途的补充分配，更重要的是借此规划形成庞大的农业经济组织，使得每个农户家庭产生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就业者，它不仅分化了农民，使得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聚集式向市民角色的全面转型，也同时改变了农户家庭成员的就业结构，成为工薪式农业产业工人；由于其餐桌产品的市场交换使得农产品和农产品对应的劳动获得最大限度的要素收入并参与了社会分配，使得农户的收入结构及其公平性得到改善；同时也为农业生产工业化继而形成产业化创建了一个平台。因此，对于所形成的新型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体制的设计和选择仍然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引导，以期形成最具效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产业组织。
（2）、利益关系的设计及评估
宅基地通过重新规划位移以聚集方式形成高层小区住宅；其中，农户住房产权的明晰、每户230㎡的菜篮子用地的使用权的明晰，把不动资产变成具有了流动性的的社会资本，大幅度提升了农户资产性收益。显然，建立以构建和谐利益关系和公平优先原则为核心的有效的利用土地资源的规则及制度的供给，并形成一种运行机制，其能够产生个人或群体的自利行为与制度及机制的设计者的初衷目标一致亦即是激励相容为其评价标准并作为制度变迁的诱致性供给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前述关于农户宅基地的用途分配设计规划中，总计节省土地2453－617.4=1835.6亿㎡（约2.753亿亩）。若112㎡的住房平均造价（不含占地费）为11.2万元（拆迁的农户不需用钱即可住房），而节约的土地（可作为城市基本功能建设用地及新兴城市的政府体系用地、工厂用地等）平均售价在12万元/亩计算，则土地售后预计余款仍有33万亿元可供新兴城市公共产品投资、房地产商、农户及对应的各类社会福利保险、银行及国家进行再分配；因此可以认为农户宅基地聚集迁移的所得利益远远超过过程所需成本，而且制度供给中的所有参与者在制度变迁的实施过程中符合激励相容机制。
在如上的设计中，将农户、房地产商、政府、银行四方设计为一个契约式的和谐利益关系的共同体作为创新制度供给的受体，具体操作模式设计由政府为农户担保原宅基地折价抵押给商业银行，房地产商竞标参与住宅楼及新型城镇的开发建设，农户用抵押贷款买房并预交（集资式）住宅建设预付款，宅基地聚集后节省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变卖部分节余土地为农户偿还银行抵押贷款；政府与房地产商、农户代表三方合约规定最高房产限价，房地产商的工程款部分亦可置换政府变卖的节约的土地。由此我们不仅为工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土地资源，获得了要素的收入，也同时提供了拟将供给要素的资金来源和周转的方式；此种操作中为迁移的每个农户除可分到一套房子外，还可得到一笔拆迁费用（据区域状况待定），特别是保留了一块集体所有的农户拥有使用权的蔬菜用地（该使用权仍可以流转）所形成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不仅使得每个农户产生了一个就业的岗位，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充分的保护了农户的权益；由于属于每个小区集体所有的蔬菜（或养殖）基地具有一定规模（每块地约为50亩，使用人口数为144户×4×3=1728人），可以形成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农户分红），以提高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程度（生产无公害蔬菜），促使原农户餐桌上的食品部分进入了市场的交换过程，亦可使得部分厨房的家务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使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并为都市绿色农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若以500个上述规模的小区聚集成为一个新兴城镇，既可以形成近86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亦为农村村镇级政府其功能向城市政府的功能转化提供了契机。而新兴城市拥有的用于菜篮子工程的土地总数为500×50亩=25000亩，这些经过规划分布的现代化大棚式菜篮子工程区域，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组织群，将有近1/5的农民在此经济组织中就业，它将产生一个空前的就业浪潮，这也为耕地集约实现农业生产工业化、劳动力就业分流奠定了基础；其可以迅速形成蔬菜种植（或养殖）生产工业化农业基地，并可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和促进新技术的应用，同时也为部分农民转型成为农业产业工薪农民――产业工人提供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契机，这也是推进建设现代农业和促进农村城镇化、进一步促进农民分化的切入点。
三、要素供給、结构供给与制度供给运作机制的评估
我们用石头、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建造一座教堂，此时教堂的社会价值已经不可能仅仅等于那些建筑材料了；我们姑且不考虑教堂的建筑过程凝聚了劳动使这些材料的堆砌产生新的价值，我们思考的是由这些建筑材料堆砌起来的这幢建筑物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文化，所以进入这幢教堂祈祷的人已经说明了他（她）们的信仰身份；同理倘若我们将分散的农户住宅聚集建设成为一幢幢十几层高（或更高）的并带有电梯的高层住宅群，我们同样可以慢慢改变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经济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俗，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之形成新的价值理念和思想；这比马上发给他们手中一个城市的户口薄其作用和意义更大些，社会转型的成本将大幅度降低。
因此说，通过对要素供給、结构供给、制度供给的选择及其对拟供给的要素的自然衔带机能尤其是可能带来的诸多要素聚集式就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点作为新一轮农村城镇化的经济发展总体模式的设计规划的理念是值得关注的。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中对所谓供给要素的选择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核心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投入不同的经济要素，其要素收入绩效将影响经济发展的质素及机会成本。应用发展经济学供给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农户宅基地作为供给的经济要素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这样一份难以流转和割舍的具有祖宗遗产特质的‘资产’才把农民世代禁锢在出生地并与之相依为命；农户在这份‘资产’里并没有得到任何增量财富，因为诸多因素特别是现有政策因素使这份不动产远离城市市场经济的大潮且处于沉睡之中甚至成为套在农民头上走向现代之路的经济枷锁；因此我们要通过结构供给的方式使其成为具有资本特征的存量经济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以作为要素供給的首选因子同时作为推动农村城镇化经济发展的驱动引擎，继而达到初步消除二元经济格局的目的，把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由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认为，对拟采用的农村城镇化经济发展模式运作绩效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作为我们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实施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重要依据。在分析供给诸元要素的特征与首选供给经济要素的供给及相互依存的供求关系时，我们可以看到，农户的宅基地作为首选供给的经济要素，它涵盖着农村、农民、村（镇）级政府等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的自然禀赋，他们有着某种程度的互为依存的关系；其衔带性的要素就业如资金要素、劳动力要素就业是诸要素特别是首选供给的经济要素的自然禀赋在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将宅基地聚集迁移作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将要供给要素的首选，其将产生衔带其它诸如资金要素、劳动力要素聚集式就业的经济效果，从而使我们获得拟定的供给的规划产生微观的供应与需求一致性的分析层面，便于我们即时把握和规制由供给推动经济发展的运作过程中各利益方的诉求动态。藉此，我们可以对拟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作绩效建立一套评估体系：
（1）、经济要素供给绩效的评估是通过首选供给要素的禀赋及其衔带诸经济要素聚集式就业的能力及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用程度作为评价的节点，并指导我们适时投入新的经济要素，以更快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2）、对结构供给绩效的评估是通过对存量经济要素重新配置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等结构调整的力度和经济发展主题目标的实现程度及效率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绩效评价的节点，并指导我们通过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因素作用绩效的分析，来指导和确定我们要素配置的方式及过程的选择；
（3）、对制度供给绩效的评估是通过制度的演进过程能否使得制度内的各关联方新增利益及其分配的合理性及制度外对社会效益的影响并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绩效作为其评价的节点，着重考察制度所构建的利益关系的激励相容性与和谐性，以获得经济的良性发展。
在以上的讨论中，倘若我们在要素、结构、制度的供给中，使得制度内的相关角色能够认识到新的制度安排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当然只有制度创新者群体及制度内的相关角色群体都能够充分认识到，只有改变现有的农户宅基地的制度安排，他们才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同时使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