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负增加：税制改革处深水区边缘

　　
　　2003年以来，国家相继推出了出口退税机制的调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农业税的逐步取消，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调整。然而，共占中国税收收入三分之二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却迟迟不能全面启动。
　　
　　谁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看看这个国家的税收吧。”亚当·斯密说。
　　9月2日，中国税务杂志社与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联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2005年度纳税百强排行榜问世———上榜的500家企业贡献了当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细心的人们从中发现了更多：石油、烟草、银行等资源垄断性行业、特殊行业高高在上，先进装备制造业默默无闻；房地产行业“纳税侏儒”形象突变，三家企业异军突起；随着实征税收与法定税收之间距离的不断拉近，企业税负在增加，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核心部分必须加速推进……
　　
　　特殊行业占半壁江山
　　厉以宁从榜单中读出了遗憾。
　　全国政协常委、北大教授厉以宁一直坚信，一个国家要成为工业强国，“本国能够生产先进的成套装备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然而，纳税百强排行榜，却让他看到了中国工业化的尴尬现实。
　　与以往相似，在这份长长的榜单前列，基本是煤炭、烟草等资源性行业、特殊行业企业的身影，而生产先进成套装备的企业则寥寥无几。
　　纳税500强中，资源性行业和特殊性行业分别有170家和225家企业上榜，纳税额占500强纳税总额的近90%，总榜上的前十名，更是无一例外地被这两大行业的企业所瓜分。
　　“这并不奇怪。”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桓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市场的影响，给包括石油、煤炭在内的资源性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2005年，世界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了国内原油、天然气、成品油和化工等主要产品价格上涨，成为2005年度石油类企业纳税额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资源税因素也不可忽视。全国范围内，只有大庆油田、新疆油田、塔里木油田、吐哈油田4家油田适用资源税的税额最高，为每吨24元；而资源税税额的最低标准是每吨8元，这些公司的税收贡献与资源税税额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对于烟草行业来说，其利税贡献之大之所以其他行业企业无法比拟，和该行业的税收构成有直接关系。一个普通卷烟厂，要缴纳17%的增值税和45%的消费税。“别的企业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利税率。”刘桓说。
　　
　　房地产行业上榜
　　端详手中的纳税排行榜，潘石屹笑了。在排行榜上，潘石屹的SOHO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在汇总了“建外SOHO”和“SOHO商都”两个项目后，以28433万元的纳税额列在了榜单的第494位。
　　去年9月，2004纳税百强排行榜发布，号称十大暴利行业之一的房地产企业却几乎全部榜上无名，潘石屹的公司也不例外。“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数据把我们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漏掉了一个亿，不然我们去年就能上榜了。”潘对本报记者说。
　　今年在排行榜上异军突起的房地产企业并非仅此一家。
　　广东增城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28532万元排名490位，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汇总了其旗下十几家子公司的纳税额后，以13.24亿元进入了百强行列，位列第97名。
　　一年时间，房地产企业何以从“纳税侏儒”一跃晋升纳税百强？深圳万科董事长王石坦然承认，变化主要源自统计方式的改变。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排行榜口径的说明，“各单项排行榜所列纳税企业及纳税数据均为独立纳税企业在其税务登记管辖地区实际入库的全部税款，其中不包括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作为尝试，在五百强中，“有三家企业在能够提供经税务机关严格审核的全部纳税资料基础上以汇总方式计算排列”。这三家就是万科股份、SOHO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和红云烟草集团。
　　“实际上，现在很多的统计方法都没有能够反映房地产行业企业的实际纳税情况。”王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解释说，房地产行业很特殊，它大部分是项目公司，本身非常分散，而同时在税收方面又属地化管理。这样，除非把所有项目的全部纳税进行汇总，否则无法真正知道作为集团公司的企业究竟纳了多少税。
　　同时，王石也强调，因为房地产企业中只有两家做了纳税汇总的工作，所以，今年万科的上榜也并不能说只有万科纳税这么多。
　　“我们这次的上榜，更多的是一种示范效应，具有象征意义。”王石相信，在今后的评比中，房地产企业在纳税五百强里面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
　　
　　税制改革已经滞后
　　从排行榜中，高培勇则读出了尽快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
　　与2004年相比，2005年度纳税500强纳税额再度大幅上升，增幅26.88%，平均计算，每家企业贡献税收达12.63亿元。
　　“进入到排行榜的企业最主要的成绩之一，是其应纳税收和实纳税收间的距离，相对其他企业而言，近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说。
　　高培勇认为，当下实征税收与法定税收间差距正以非常快的速度缩小，使现有的税制与现实宏观经济环境的矛盾日益明显。
　　从增值税来看，如果以法定税收为百分之百，1996年国家实征税收45.8%，到2004年，提升到了85.7%，8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从综合税收来看，1994年税制改革时，税收实征水平不过50%多一点，到了2003年，则提升到了70%以上。
　　这意味着，按照同一套税法，税务局可以征收到更高的税收，政府可以在经济分配的份额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企业也在缴纳越来越多的税收。
　　高培勇指出，现行税制提供如此大的征税空间，源自1994年税制改革所处的宏观经济背景。
　　一方面，当时政府部门财力捉襟见肘，为保证改革不会带来财政收入的缩水，便提出了原有税负不变并略为增长的改革思路。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以上，严峻的通胀形势需要政策制定者想方设法抑制企业的投资。因此，在税制的设计当中也融入了这样一种思路。
　　同时，当时税务部门征管水平相对较低。
　　在这三大因素交互作用下，那次税制改革的设计理念，只能是“宽打窄用”：以“宽打”的法定税制架构，来确保“窄用”(实际征收)的实现。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实征税收与法定税收距离的越来越近，依照宽打窄用的税制设计理念构建的当下税制，已经不能与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相适应。”
　　在高培勇眼中，新一轮税改的推进不容乐观。2003年以来，国家相继推出了出口退税机制的调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农业税的逐步取消，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调整。然而，共占中国税收收入三分之二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却迟迟未能全面启动。
　　在高培勇看来，什么时候这两个税种的改革全面启动，那才意味着真正意义的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到来。而推动这两项改革的尽快实施，“是企业家的福祉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根本利益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