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体制弊端不除 教授治校只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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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体制弊端不除 教授治校只是空想2009年10月11日 09:04东方早报 】 【打印共有评论3

作者:郭于华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新近出任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兴办的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践 “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理念本是常识、常理,但在中国背景下,宣称践行常识却引起众声喧哗,原因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学生态已经太不正常了。

大学生态恶化,每个有正常感觉、正常思维和尚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都感同身受。以我所在学校为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业都须经一项重要环节——社会实践,而这一活动是由学校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学系,所有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都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故此我们向学校有关部门要求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免将宝贵的暑假时间用于不关涉专业、不切合实际的“实践”过程。但是在当前的“全权”体制下,我们年年打报告,年年被驳回,专业和学术完全没有发言权。

这其实只是大学生态全豹之一斑,“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趋势体现在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行政指挥棒每日在我们头顶打转:昨天是每个导师要给自己的博士生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今天是博士生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方可答辩毕业;明天是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后天可能又来了××评估检查。此外,还有种种招数层出不穷——申报硕、博士点,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级重点学科,申办×× 基地……叠床架屋、花样翻新,似乎永远没个完。而对这些数不胜数的规定、要求、招数,我们从来不能问一声:它们从哪来的?谁定的?依据何在?

大学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象来自于至上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宰、权力通吃。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能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趋之若鹜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

从那么多教授、学者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从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学而官或官而学,从那么多毕业学子看好公务员,甚至数千人争抢一个位置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而作为官外人,作为体制边缘人,作为“白丁教授”,我们却不知所措,无计可施。面对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我们、监控我们、恶心我们。面对不合理的种种规定、指示、要求,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想方设法、东拼西补,变通也好,妥协也罢,最后应付过去了事。而这次对付过去了,不知下次又会来什么“工程”、“计划”,只知道权力支配的学术“大跃进”一定会来。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就像朱清时先生打的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参见2008 年4月24日《南方周末》)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其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委顿的,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统统被卷入水底。

“教授治校”的倡导着眼于长远的、建设性的教育发展和学术创新,实践这一理念必须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着手。否则,有人会说,现在的高校,从主任、院长,直至校长,无一不是教授,“教授治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嘛!概而言之,体制弊端不除,高等教育没有希望,“教授治校”只能是空想。(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