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十二五规划实现的体制弊端

    内容提要：今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10.6%，呈逐季回落之势。面对通胀加速，央行采取加息措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只是回归常态，不可轻言进入加息周期，负利率正是利率市场化的好契机。十二五规划建议已经中央全会通过，其思路和提法也不错，但关键在实施和落实。不减低速度，不在改革上取得突破，落实规划将会遭遇很大困难。

　　一、总量态势

　　1． 经济增长逐季回落

　　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6866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加快2.5个百分点。三个季度分别增长11.9%、10.3%和9.6%，增幅逐季回落。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5600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129325亿元，增长12.6%；第三产业增加值113735亿元，增长9.5%。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6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增长13.5%。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15.6%，中部地区增长18.9%，西部地区增长15.6%。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产品销售率为97.8%，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2.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扬

　　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9%（第三季度上涨3.2%，9月份上涨3.6%）。其中，城市上涨2.8%，农村上涨3.1%。八大类商品五涨三落：食品上涨6.1%，烟酒及用品上涨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2.9%，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0.6%，居住上涨4.1%；衣着下降1.1%，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下降0.3%，交通和通信下降0.3%。1－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5%（第三季度上涨4.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8%（第三季度上涨7.8%）。

　　3.就业形势保持平稳

　　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31万人，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103%；全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440万人，完成全年500万人目标的88%；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2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100万人的126%。截至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05万人，比二季度末减少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比二季度末降低0.1个百分点。

　　4. 外汇储备又呈增势

　　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9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7011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1． 投资增长稍有回落，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稳定

　　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2228亿元，同比增长24.0%（第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0%）。其中，城镇165870亿元，增长24.5%，农村26358亿元，增长20.5%。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7.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2.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6.7%；房地产开发投资33511亿元，增长36.4%。；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1.5%，中部地区增长27.1%，西部地区增长26.5%。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1029亿元，同比增长18.3%（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8.5%）。其中，城镇95987亿元，增长18.7%；乡村15041亿元，增长15.8%；餐饮业收入12632亿元，增长17.6%；商品零售98397亿元，增长18.4%。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零售额40945亿元，增长29.3%。热点消费快速增长，汽车类增长34.9%，家具类增长38.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8.1%。

　　2.贸易恢复性增长强劲　利用外资增长过快

　　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21487亿美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出口11346亿美元，增长34.0%（第三季度增长31.6%）；进口10140亿美元，增长42.4%（第三季度增长31.6%）。进出口相抵，顺差1206亿美元（第三季度为653亿美元），同比减少149亿美元，。

　　2010年1-8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721家，同比增长18.3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5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8.06%。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406.81亿美元）、台湾省（46.69亿美元）、新加坡（35.59亿美元）、日本（27亿美元）、美国（25.45亿美元）、韩国（17.54亿美元）、英国（11.87亿美元）、法国（7.21亿美元）、荷兰（6.32亿美元）和德国（6.11亿美元），实际投入资金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89.5%。

　　3.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企业利润增长更快

　　1-9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3039.5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520.64亿元，增长22.4%。其中，中央本级收入33230.36亿元，增长20.7%；地方本级收入29809.15亿元，增长24.2%。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5957.37亿元，增长24.2%；非税收入7082.14亿元，增长9.6%。

　　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005亿元，同比增长55%。在39个大类行业中，36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个行业由亏转盈，2个行业利润同比下降。

　　4.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　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

　　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69.64万亿元,同比增长19.0%，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0.2和8.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4.38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1.0和11.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19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3610亿元，同比多投放1041亿元。

　　前三季度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29.98万亿元，日均成交6914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26.1%。9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90%，比上月和上年12月份分别高0.28和0.65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98%，比上月和上年12月份分别高0.32和0.72个百分点。

　　5.经济趋缓股指上升　矛盾中显出必然性

　　第三季度，上证指数由低点2319点开始大幅反弹，在2560至2700区间盘整了2个月时间，基本结束了自去年8月开始的下降过程。十一后，上证指数突破2700点关口，开始放量拉升，大盘和蓝筹股领涨。10月20日的升息，似乎对A股没有多大负面影响。如果说股指领先并能充分反应经济形势，那么就可以说，中国经济探底基本成功，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中国股市尚未具有这样的功能。

　　三，政策效应

　　1， 总体观察

　　今年前3个季度GDP增长10.6%，增速仍然处在高位，虽然实现8%的政府目标已无悬念，但是经济运行的风险仍然较大，10%左右过高的增速不利于经济调整的进行。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是11.9%、10.3%和9.6%，呈逐季回落之势。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使然，也是中国经济调整和再平衡的需要。预计第4季度还会继续回落。

　　1－9月，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9%，其中，第三季度上涨3.2%，9月份上涨3.6%，环比上涨0.6%，呈现出同比和环比涨幅上升的现象。一些人根据去年的基数预测，第4季度价格的涨幅会回落，但是，去年10月份仍然是负增长，后两个月的涨幅也很小。4季度可能会有所回落，但也很难在降至3%以下。即使全年超过政府目标，也不必刻意为之。借以提高通胀目标和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也是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来看，投资增速小幅稳定回落，第3季度的增长率已经低于24%，仍是增长贡献中的大头。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18.5%，除了价格因素以外，支撑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汽车销售，1－8月增长了39%。贸易出口出现了达37.9%的恢复性快速增长，过分强劲的态势不利于贸易质量的提升。

　　2， 关于房地产调控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一直是政府经济管控的重头戏。由于中央政府心挂两头，地方政府全力保驾，尽管调控政策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严厉，但是，调控效果并不理想，房价仍然是只涨不落。9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9.1%，涨幅虽比上月所有回落，但环比仍然上涨0.6%。于是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下，京沪深等地纷纷出台了以限购令为中心的楼市调控细则，深圳的细则规定，不论是全款还是贷款，一户只能购买一套住房，上海和北京将首套房首付提至三成，上海还留了房产税试点的后手。细则出台以后，深圳新房成交继续下跌，上海的成交量仍处于高位。如果各地能够按照细则严格管控，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可能趋冷。

　　不过，限购令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并不足取，而对外来人口的限购，更是一种歧视，看来别的办法没有学会，歧视性政策倒是不断翻新。政府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好，不该做的事情却非常积极。就以保障性住房而论，各地虽然叫得很响，但实际行动并非如此。有一个市的新建保障性住房只占全部新建住宅面积的1.5%，足见我们是如何实际行动的。

　　3， 货币政策讨论

　　货币政策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近期的政策操作更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但意见分歧也很明显。因而有详细讨论的必要。

　　继今年4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央行于19日晚宣布，从10月20日起将存贷款利率各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时隔三年后的首次加息。上次加息是2007年12月，为应对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央行曾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从2008年9月起，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央行又启动降息，曾5次下调贷款利率，4次下调存款利率，分别从7.20%和3.87%下调到5.31%和2.25%。

　　这次加息的背景有二，一是消费物价高位上升，9月份达到3.6%,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二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9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9.1%，房地产调控政策失效。因此，此次加息旨在收紧流动性，抵制通货膨胀，也必然会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考虑到外部汇率升值压力再起，加息也有减轻外部压力的作用。应当肯定，这是一次正确的选择。相对于今年4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数量调节，央行终于启动了价格调节，这是值得欢迎的。

　　这次加息的政策操作有一点值得指出，过去的操作往往是存贷款同加同减，区别不大。此次操作有所不同。活期存款利率不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对称上调25个基点，二、三、五年存款利率分别上调46、52和60个基点，而贷款利率一律上调20个基点。如此复杂的利率政策结构，一方面说明了央行考虑的细致和周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央行的矛盾和为难心态。既想回收流动性以控制通货膨胀和抑制房地产泡沫，又尽量减轻加息对地方和各个主要行业增加负担。在不得不加息的情况下，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丢掉，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选择和安排。既然是在是夹缝中生存，在夹缝中求平衡，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是条件不成熟吗？非也。负利率的现实正是启动利率市场化的契机。根据国际经验，利率市场化可以采取从大（额）到小（额），从长（期）到短（期）的渐进方式，用几年时间完成，但从上个世纪搞到这个世纪，二十多年过去了，央行依然要如此安排。与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热情和期盼，形成显明对照。

　　对于此次加息的效应不可高估，就是对于抑制通胀，也不是一次加息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过，加息的选择表明，决策者对经济运行的信心增强，把抑制通胀的目标暂时放在了保增长之上。实际上，今年的经济增长大大超过了预期，是无需去保的。这也许是此次在增长回落的情况下选择加息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这次加息“出其不意”。所谓出其不意，只不过是过于相信了央行的政策惯性，再加上行长周小川前几天关于“今年内不会加息”和“现阶段中国不能急于控制通胀率”的宣示，而没有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如果再不向市场表明正确的政策信息和导向，有可能出现更大的风险和问题。其实，加息幅度的选择故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市场和公众预期朝着希望的方向和目标前进。这次加息也不是像一些人讲的“适逢其时”，而是姗姗来迟。负实际利率的情况由来已久，且在不断扩大，主张加息的人也大有人在，今年以来，我们也一直主张升息。就是从国际范围来看，巴西和印度已经提高了利率。其所以是以今天才出手，主要是官员现在的普遍行为方式是，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以至错过了很多大好时机。

　　有人认为，此次加息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正在回归常态，并有可能进入一个加息周期。首先，这里所说的回归货币政策常态是相对于今年4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言，是指央行少用存款准备金率，而多用利率工具。这当然是件好事，我们积极支持，但在经济失衡没有根本改变和利率市场化没有实现以前，常态能否保持还不一定。从需要和可能来看，中国的确存在着进一步加息的较大空间，但能否进入一个加息周期还有待观察。目前世界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分歧很大，一方面面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态势，澳大利亚、挪威、巴西、印度等国先后加息，而俄罗斯、南非和匈牙利等则下调利率，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则依旧维持低利率政策，甚至进一步下调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担心利差扩大，热钱流入，会不会采取进一步加息的操作，还是个问题。这次升息的幅度不大，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此次加息引起的外部震荡大于内部，其中，澳元大跌2%，有色金属、石油、农产品和橡胶等国际大宗商品应声暴跌，伦铜下挫183点，即跌2.17%，美股受挫，道指下跌165点或1.48%，而美元大涨近1.5%。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已经成为全球货币政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于是，中美利差扩大，刺激热钱流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之说又流行起来，有人甚至提出2006－2007年加息和升值双轮驱动会不会重演的问题。其实，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热钱流入的原因与其说在外，而不如说在内，国内经济过热和增长超速，必然进一步扩大出口和增加引资，这是升值的内在逻辑，跨境资本流动通常不是为赚取利差，而是为了追逐资产泡沫，更何况我们还有资本管制，加息和升值的节奏还可以具体掌握，有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要知道，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主要目标，多目标操作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石两鸟好是好，但在不同方向上不可能实现。

　　4， 关于汇率问题

　　在今年第1季度的宏观分析中，我们回顾了中美关于汇率问题的争议，明确指出，随着美国政府推迟决定是否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人们繃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台前的争吵暂时让位于幕后的交易。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争论还会再起”。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最近，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再次对人民币施压。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一时间，汇率争议又热闹起来。

　　美国人非常清楚，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不在人民币汇率，而人民币汇率升值也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就业问题，但美国人也非常现实，通过打汇率牌可以提高其他方面向中国的要价，中国人的被动也给了美国人以口实，而且这种做法往往可以取得成功。6月19日汇改重启以来，到9月初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到0.5%，美国政府认为太慢，9月份升值加快，达到1.5%，美国人又认为是施压成功的标志。因此，在汇率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主动应对，以便尽快摆脱被动局面。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外汇市场风声鹤唳。根源在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两极分化，其货币政策也相背而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依旧疲软，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复苏强劲。据IMF最近预测，今明两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7%和2.2%，而新兴经济体则高达7.1%和6.4%。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欧盟、日本都在考虑或者已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继续注入流动性，这必然压低这些国家的本币汇率，而印度、巴西和中国为了应对通货膨胀，都先后提高了利率，而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需求，以保持经济复苏，也都追求弱势本币。今年下半年以来，韩国、印度、巴西、智利央行先后干预外汇市场，抑制本币升值，最近，日本和新加坡央行也参加进来。一时间，“汇率战争”和“货币战争”的声浪聚起。

　　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今年上半年又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增长也比较强劲，前三个季度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06亿美元。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汇率政策更应当主动应对，有效地实施以我为主、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重启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1.9点，速度有所加快，实际升值并不多。人民币升值不应考虑美国人的要求和压力，而应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进行权衡，服从于国内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需要，就是兼顾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从我出发，而不是考虑某些外国的需要。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考虑在美元走贬时，人民币不跟着贬值或者以较小的幅度贬值，美元升值时，人民币也一同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真正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在已经宣布的浮动区间之内，让其真正浮动起来。

　　5， 关于宏观税负问题

　　最近，国外一家杂志发表了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中国的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欧洲某国。为此，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中国改革》上发表文章，一方面批评该指数的计算有违科学，有失公允，另一方面明确表示，目前中国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合理地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税负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间。

　　我们认为，肖局长对痛苦指数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该指数确定的税（费）种类有6个，包括公司和个人所得税、雇主和雇员交纳的社会保险金、销售税、财产税。这6种税（费）涵盖了收益所得、货物劳务和财产类税收，在各国税制安排上具有普遍性。但是，该指数的评价方法是将其法定最高税率相加后进行比较。这就犯了几个明显的错误，一是税率不等于税负，二是法定最高税率也不等于实际税率，三是把不同的税率相加只是小学生的算术，没有任何意义。根据这种方法所做的评价是不可置信的。

　　然而，肖局长关于中国宏观税负不高，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间，这一观点则值得讨论。首先，宏观税负有广侠二义，侠义的宏观税负仅指税收总额或者一般预算收入及其占GDP的比例，而广义的宏观税负是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及其占比，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的标准，则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五个方面。2009年，预算收入总额68476.9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0.42%，并不算高。但是，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却并不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提供的数据，从1998－2009年，中国全口径的政府收入从1.73万亿元增加到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4%提高到32.2%，上升了大约12个百分点。高于韩国2007年30.8%的水平。应当指出的是，这是可以统计上来的数字，统计不上来的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占GDP近1/3的政府收入和宏观税负还不高，多少才算高呢？除此而外，大量国有企业的盈利也应构成政府收入，如果加上这一部分，政府收入的比重就达到一半左右。

　　肖局长认为，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因此要逐步提高宏观税负。首先，公共支出的增长中有必要的，也有不必要的。我们在维稳上花了多少钱，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社保费用，其中很多是不必要的。难道给中小学和幼儿园派两个警察就能解决学生的安全问题吗？其次，在现行的公共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数量很大，增长很快，因为遭到批评，现在不单独列示，但各级政府部门的排场、浪费相当惊人。再次，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虽然不一定在公共支出中列支，但很多构成公共支出的内容。最后，最需要增加的公共支出，如基础教育、社会事业等，往往增加得很慢很少。要知道，政府有着自我膨胀的偏好，公共支出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制衡的体制之下。

　　四，体制分析

　　“十二五”是中国1949年以来第三个30年的起点。第一个30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却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几乎陷入“贫困陷阱”。第二个30年校正了方向，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目前，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但也发生了较大的扭曲。10月15日闭幕的中共17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揭开了第三个30年的序幕。全会认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攻坚时期。为了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的五个坚持，即“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应当说，这些表述和提法是相当正确的，它为未来五年的发展和工作指明了方向。据此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虽然尚未公布，但从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也是相当完整和先进的。对此，没有什么人会提出质疑。

　　制定发展规划固然重要，因为它能指示前进方向，描绘未来前景，具有巨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但是，规划终究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不能实施或者基本上不能实施，也许不如不去制定。因此，规划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和实施。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因为经验表明，我们很多工作的目标往往很好，但我们的手段往往很差，有的甚至与目标相悖。因而才出现了那句尽人皆知的顺口溜：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1， 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安排问题。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8%，但实施结果，都大大超过，从2000－2008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0.2%，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增长率为10.6%，就是受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GDP增长率也达到8.7%。至于各个省市区的经济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作法就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也正因为过快的增长速度才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首先就要把过高的增长速度降下来。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过高的速度能降下来吗？多少是合理的区间？如何降到合理的区间？

　　“十二五”期间，出口减速、城市化速度趋缓，房地产需求减速、劳动力增长减速，生产率增速下降，利率水平上升，经济增长潜力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合理的增长区间肯定不是现在的10%，也不是9%，而是在8%以下，甚至是6－7%。那么，我们能接受这样的增长率吗？退一步讲，即使中央政府能够接受这样的增长率？地方政府能接受吗？在现在的体制条件下，即使“十二五”期间,政府把增长目标定在7－7.5%，根据历年的经验，实际的结果是9－9.5%，而各个省市区的数字肯定在10%以上。这样一来，发展方式如何转变，经济结构如何调整？要知道，我们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种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治理方式，大干快上非常容易，一声令下，一拥而上，去年4万亿刺激经济就是证明。但要退要下，难亦哉！这是理性选择，不是党性能够解决的问题。谁先退先下肯定谁吃亏。问题在于，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我们既没有决心、也找不到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内在约束的体制，而外在的约束只有上级拿着的乌纱帽。房地产调控最后要来个行政首长问责才能实施，其道理也在这里。国内储蓄率奇高，资金过剩，各个地方还要千方百计地竟相引进外资，经贸部也将此为政绩。

　　既然没有内在的经济约束，而只有外在的行政约束，既然是快易慢难，那么，剩下的办法就是奖慢罚快。这显然是荒谬的。看来最根本的还是如何解决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和控制权问题。

　　2， 关于落实十二五规划的三大突破口的问题

　　有人根据全会精神，提出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有三大突破口。一曰改善民生，二曰城市化，三曰节能减排。不论怎么概括，这三个问题的确是十二五规划的中心和关键。

　　先看改善民生。在十二五规划中，我们把强国富民改成富民强国，这种次序上的颠倒和改变是正确的。因为，强国和富民没有必然的联系，强国不一定能够富民。此前我们走的是强国的路子，国强而民不富。但是用词上的颠倒容易，而观念和做法上的转变却不易。强国富民的路子具有很大的思维惯性、机制惯性和利益惯性，并且有政府的管理行为作保证。其转变不是发几个文件做到的。

　　改善民生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改善公共服务。全会提出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正确的。但这是结果，关键在于办法。

　　首先，劳动市场已经形成，劳动报酬既与劳动力的供求有关，也是劳资双方交易谈判的结果，政府能做的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持成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监督企业改善工厂的劳动条件，促进集体工资协商等。这几条做得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企业的工会并不代表工人利益，而是代表政府利益或者企业利益，而工人自发成立的工会组织，政府又不允许，因而处于非法状态。为什么不能让几个工人组织同时存在？很多工厂的劳动条件的确很差，我们那么多的政府官员，《资本论》中有很多工厂卫生员的报告，我们至今没有见过一件像样的报告，以至像富士康那样，居然一连十三跳，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官方的一个调查和说明。难道这也是工厂内部的事情，政府没有必要插手？我们可以给学校派警察，而没有力量给工厂派调查员。劳动部门力推工资协商谈判，如果不允许工人自发的工会组织成立，对此不可寄予过多的希望。

　　其次，国民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可以操控的，这也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着手。近几年来，政府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了扶贫、救灾等的支出，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十二五”还需加强。问题在于在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条件下，这些资金的使用效果。政府把这些资金层层下拨，层层扒皮，到了真正需要的底层，所剩无几，甚至有些捐款的用作也不知去向。为什么不可以试验一下两腿走路，既由政府机构来运用，也让民间机构来实施，让它们相互监督，相互竞争。从收入方面来看，前述税务局长还要提高宏观税负，政府还要分得更多，怎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少企业收入。在中央国有企业狂飙突进、大肆扩张、垄断强化的情况下，这可能吗？

　　再次，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行政手段是有限的，还需要利用市场机制。在汇率扭曲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大量财富向国外转移，而换回来的是一大堆绿纸片（美元），而由于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中国也陷入了“美元陷阱”，成为美国人的“人质”，也只能看着外汇资产的白白损失。在利率扭曲的情况下，一方面负利率实际上是对老百性的剥夺，另一方面低成本的资金大量注入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这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讨论一下公共服务的问题。大家都在讲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均等化。应当肯定，在这方面的确有一些前进，减免学杂费，让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正规学校，部分城市社会保障能够转移和接续。但是，这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在城乡分割、城市内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原住民和新进入者分割的情况下，实行的还是差别化，而非均等化。到现在连个户籍制度都取消不了，进城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问题居然不在政府保障性住房的需求之列。因此，与其高喊均等化，不如实实在在地做几件事情。

　　再看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的确不慢，去年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6.6%，中国城市的市容市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半拉子城市化，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现有城市化率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农业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于是产生了留守儿童、打工者子弟学校、新的夫妻两地分居、多人租屋、春运高潮之类社会问题。不仅如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也是失衡的，城市面积的扩展速度快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快于城市生活的提升。从2000－2008年，城市人口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则以6.7%的速度扩大，而城市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仍然保留着某些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单调、呆滞、缺乏创新。城市群和城市带等城市形态的问题固然重要，但问题解决上述城市化的扭曲问题更为迫切。

　　城市化说到底是农民的市民化，一方面要解决进城农民的落地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离乡农民的土地问题。前者主要是进城农民的福利保障问题，包括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如果国家把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作为保障性住房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进城落户农民工的数量给予各个城市核定土地利用指标，并通过转移支付给予财政补贴，那么，就可以校正这种城乡分割和歧视农民的政策。后者一些地方也正在进行探索，主要办法是城乡统筹、（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和土地换社保。应当肯定，有交易比没有交易好，尽管这种交易不是真正的市场行为，用财产权利交换身份权利在理论上说不通，在现实中则可以进行，这也可能是渐进改革和逐步转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现行办法存在着很多弊端，需要进一步改进。就以指标交易而论，这也是改革中的一个创造，我们曾经通过外汇额度交易和卷烟指标交易实现了外汇并轨和卷烟生产的合理配置，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市场交易，后者实际上是一种配额交易，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则是用配额交易方式完成的市场交易。因为，出卖建设用地指标的是远郊农民，而需要用地指标的实际上是近郊农民，现在是买卖双方不见面，不发生交易关系，而是远郊农民把指标卖给城市政府，政府再把指标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去郊区卖地。这种交易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农民既不知道指标的价格，也不能参与价格的议定。进一步的发展是如何让其公开、透明，逐步走向市场交易。

　　最后，讨论一下减排和低碳的问题。减排和低碳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潮流，也成为未来发展必须占领的一块高地，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弯道超车的一个机遇。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争取我们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这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近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如，最近减少和取消了钢铁等产品的出口退税，推行阶梯电价，限制高能耗产业发展，对新能源汽车提供补贴等，单位GDP能耗减少，今年3季度6大高能耗工业的增速减缓了3/5。但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也是一件非常具体和实际的工作，政府的任务不仅要做出规划，而且要执行好政策，进而把社会的力量都集中这个方向上来。这方面的政策既包括一些限制政策，也包括一些鼓励政策。就以住房建设而论，据有关资料，住房能耗约占全部能耗的30%左右，我们又处在一个住房建设的高潮中，是节能降耗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节能技术和节能材料也没有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制定出相应的标准规范，并严格加以实施，禁止高能耗的住房建设，奖励低能耗的住房建设，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住房条件，而且可以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还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3， 关于科技进步和发展创新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把科技进步和发展创新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心地位，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才是富强之基，发展之本。但是，这也许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虽然我们能够实现登月，很快就会探测火星，但总的技术水平较低，创新能力不足，基本上处于模仿和拿来阶段。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由于现行体制压抑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要真正落实和实施十二五规划，就需要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阻碍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教育，现行教育看重的是知识的贯输和意识形态控制，而不是人格品德、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大学不能独立，思想不能自由，反而陷入了官僚化的泥坑，只能腐朽没落，遑论创新。因此，尽管我国博士学位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但是博士论文的水平实在太低，能够做出创新和突破有多少，能够解决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又有几个，至于专利申请，如果按历年高校毕业的人数计算，少得可怜。相反，抄袭、瓢窃者不少，滥芋充数者更多。高校毕业和研究生毕业中的优秀分子，从事研究开发者不多，而当官为宦者不少，每年公务员招聘的火爆场面就是证明，几千个人竞聘一个岗位，说明我们的政策激励是完全扭曲和背道而驰的。

　　二是国企垄断。垄断究竟是鼓励和促进创新，还是抑制和扼杀创新，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其实，改革和创新都是逼出来，只有在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不下去，要走必然是一条死路的情况下，才会想到改革和创新，才会背水一战。这已经为过去的历史所证明。然而，在我国却不尽然，至少在垄断国企上是如此。对内，国企垄断扼杀创新冲动，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和商业模式下，垄断国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得满盆满钵，吃喝不愁，挥霍无碍，现有的饭碗都吃不完，谁还去搞一个新饭碗。对外，国企垄断抑制竞争，再加上政府的保护和支持，竞争者很难出现，也无法形成竞争的压力，至于替代在位者更不可能。尽管由于优越的条件，丰厚的收入，很多优秀人才集中到了垄断国企，但在没有竞争压力下，他们安于悠闲的日子，谁还能冒险创新呢。我们把垄断国企看作社会主义的命根子，看作执政党的经济基础，在“十二五”时期，能放弃和打破国企的垄断吗？对此，我们并不乐观。

　　三是科研管理和科研评价。近几年，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增加了不少，这是一个好现象，它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科技教育在未来发展和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的经费使用得如何呢？大学的大楼和设施都现代化了，但是教学质量没有提高，只有大楼，没有大师。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不胜枚举，各种各样的研究经费也不在少数，但是有多少像样的研究成果，说来让人报愧。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研体制和科研管理，包括筛选、审查、评价机制。现有的经费管理方式成为各个政府部门寻租和洗钱的手段和工具。一方面官员拿钱诱使一大批研究者去争夺，要想争到手中，就要有有关部门的官员参与，借以把相当一部分作为回扣，另一方面，一批研究者也就成为掮客和承包商，一旦项目争到手，就让一些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去泡制研究报告，至于审查和评价也就成为认认真真走过场，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要说缩短差距，也许会越来越落后。

　　以上讨论都是从经济问题出发，围绕着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这是不言自的问题。

　　五，趋势预测

　　目前，国际经济复苏迟缓，特别是发达国家，美国的失业居高不大，贸易和财政赤字有增无减，欧洲国家大都债台高筑，日本的衰退还在继续加深。现有的定量宽松政策究竟是刺激经济，还是加深或者造成新的危机，还很难说。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比较强劲，但世界经济减速之势已成。明年的情况还不如今年。

　　中国经济也处在下行通道，今年的增速减缓不会太多，通货膨胀还在可控之列，明后年的困难可能更大，政策的调整也是被动应付者多，主动进取者少。据此，对未来的趋势预测如下。

      季度

经济指标

2009年全年（实际）

2009年3季度（实际）

2010年4季度（预测）

2010年全年（预测）

增长（%）

增长（%）

增长（%）

增长（%）

GDP

8.7

9.6

8.5

9.8

工业增加值

11.0

16.3

15.5

16.0

固定资产投资

30.1

22.0

23.0

24

消费品零售额

15.5

18.5

17.5

17.8

出口

－16.0

31.6

20

28

进口

－11.2

31.6

25

32

消费物价

－0.7

3.2

3.1

3.0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张曙光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弛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