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级别”体制弊端还需还权于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解除“级别”体制弊端还需还权于民
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说起
作者：殷庆言等
来源：《人民论坛》2010年11月(上)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6 8: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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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一说这一提法，不合于国家刚刚确定的教育改革方向。目前在大学校园，行政权力高居于于学术权力之上，在各种资源配置中，如经费投入、研究课题、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等，统统由行政机关控制。高校学术泡沫和学术造假层出不穷，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质量下降。以社会上仍划分行政级别，要求继续保持高校的“级别”，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高校的级别到底是怎么来的
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笔者还注意到，该文件在征求意见稿中还是“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在正式文件中已把“逐步”这个限制词取消，足见中央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决心和力度之大。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校一直都没有行政级别。1993年7月，当时的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确定到2000年前后，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并要求将此事作为面向“21世纪”的大事来抓，故称“211工程”。1998年5月，教育部又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先后有三十几所高校被纳入“985工程”名单。实施“211”和“985”工程的初衷是，集中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在短时间内创建一批重点院校和高水平大学，缩小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行政化的倾向，把高校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和副厅级来管理。
大学在世界上迄今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始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1988年9月18日，在博洛尼亚大学建校九百年之际，欧洲430所大学的校长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宣布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大学之母”，即欧洲所有大学的母校。从博洛尼亚大学诞生到现在的九百年，国外从未有一所大学，包括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被授予任何行政“级别”。从这一国际惯例看，在高校划分“级别”，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不仅毫无益处，反而助长“官本位”意识，促使更多高校“跑部”升级，产生诸多副作用。
在我国自己的大学发展史上也无先例。自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创建以来，高等教育在我国已诞生了115年。1949年以前，我国有三类大学，一是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是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三是国外教会或基金会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但无论哪种大学都没有“级别”。蔡元培1912年曾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解职后在1917年又做北京大学校长，但在当时无论蔡先生本人还是社会都没有认为被“降级使用”或“遭贬”。纵观中外大学的发展史，“级别”从未有其合法性。
高校是否赢得社会尊重，也不能靠“级别”吃饭。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依靠“庚子赔款”办学，虽财大气粗但并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大学班了，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数并不多，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清华在十年间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完全在于严格的教育质量。那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尽管当时国内的一流大学都没有“级别”，但培养的学生却群星灿烂。其代表人物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毕业于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建的国立西南联大。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其教育成绩之卓著，足令今天的“副部级”大学汗颜。
“级别”为何成为单一的评价标准
以“级别”来衡量一切之所以在当今大行其道，问题源自“官本位”的影响和以此相适应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官本位”与“级别”密不可分，“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主要形式，又决定拥有者的一切待遇。比如政治地位、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一个社会如果“官本位”盛行，必然造成“级别”泛化。“级别”泛化，又会诱导人们以级别高低作为评价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而不是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级别高”的浮躁心态。眼下社会上“级别”乱象丛生，哪怕离行政权力很远的部门和行业，也纷纷往“级别”上靠，甚至出现了“处级方丈”、“局级住持”。
革除现行制度中的这些弊端，出路是在党的领导下还权于民。对于眼下体制的弊端，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一语中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按照一定的规章，放权于下，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解决“级别”泛滥的问题，必须打破在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上形成的思维定势，走一条减法之路，科学地下放权力，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在党的领导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30年前中国的改革之路是从还权于民开始的，把农民的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把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放。30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应该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延伸阅读：
一位局长的“级别心声”
我在某局当局长，级别是正处级。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是达到这个级别确实不容易，这是我奋斗二十余年才取得的成果，其酸甜苦辣自己最清楚。我刚升职的时候，级别是副股。然后是正股、副科、正科、副处、正处，细算一下已经走过了五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才取得的。所以，我格外看重珍惜级别，对级别情有独钟。
在我们局，级别就是利益。利益是一个核心问题。与利益挂钩最为紧密的就是级别。比如我们局，确定工资标准，实行的是系数工资制，不同级别的人有不同的工资系数，按系数发放工资。工资系数是根据级别确定的，员工为1，副科长就是2，科长是3，副局是5，局长是8。要知道，工资系数就是金钱呀。同样在一个单位上班，你挣的工资是1，我挣的工资就是8。不仅如此，分配奖金也与级别挂钩，级别越高，奖金越高。还有，副局长以上级别的干部配有专车，配备宽敞明亮的带有休息室办公室。副局长以上干部，个人住房由局里解决，标准当然是很高的。所以，在我们局，大家争着当官是再正常不过了。
我在工作中总是严格按级别办事。对什么样级别的人就授予什么样的权力，没有级别，对不起，靠边站。你是由别人管着还是你管着别人，你说的话份量重还是份量轻，凭的是级别。级别低的要服从级别高，这是机关最根本的法则。在机关，有些东西分得不是很清楚，但每一个人的级别绝对分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个人是似是而非的。机关人不分年老年轻、男人女人、先来后到，分的是级别。人家才二十多岁，你年过半百，可人家比你级别高，你就得乖乖地听人家的。(牟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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