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公车改革模式是否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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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公车改革模式是否值得提倡?

[日期:2009-06-29] 来源:郴州日报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新闻事件:

浙江省杭州市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在全国尚属首例。但与此同时,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不少议论。(6月24日《新京报》)

 

赎买式车改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以发放“补贴”的方式取消公车,这种“车改”以前在其他地方也试行过,但大都在质疑声中夭折了。实际上,杭州市此次“车改”与以前其他地方的“车改”所受到的质疑如出一辙。

“车贴”是不是对享受公车特权的一种“赎买”?应该说,有“赎买”的成分,也有“补贴”的成分。首先必须承认,公车的使用确实形成了一种特权;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公务员在履行公职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付出交通的成本,这当然应该由公共财政埋单。“车贴”会不会变成工资以外的福利?每人每月在工作中的交通支出肯定不会一样,这就意味着“车贴”有可能用不完,也可能不够用。杭州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取现”的规定若能严格执行,就能有效地预防“车贴”变成“福利”。

公车取消后公务员会不会懈怠公务?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不过,这个问题应该通过督促和监督来解决,我们不能把公务员的勤勉建立在奢侈浪费的基础上。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基本上都没有公车,而那些政府的行政效率比中国还要高。

至于说“车贴”的“官本位”,未免过于求全责备了。的确,领导外出的需要并不一定比一般公务员多,但他们以前使用公车的机会肯定比一般公务员多得多。取消公车,“损失”最大的肯定是领导干部。“官本位”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想借“车改”而顺便革掉“官本位”的命,完全没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车改”问题上必须算“大账”,那就是要在总体上进行利与弊的权衡。一名副厅处级干部每月车贴2000元看上去很多,但以前消费公车的实际月消费更多。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每年的公车消费高达3000亿元,对这个天文数字,人们深恶痛绝。如果都像杭州这样改革,全国的公车消费可能会下降到2000亿元。

也许有人要说,2000亿元仍然太多了。但它总比3000亿元少多了吧?补贴标准也许偏高,但这个标准以后可以再商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取消公车。标准为2000元还是600元只是量的问题,而是否取消公车是质的问题。几年来类似杭州这样的车改都被“骂”停了,但结果是“黑洞”式的公车消费继续吞噬着纳税人的钱。

因此,在公车改革问题上,我们应该抱着理性的态度,而绝不能理想化。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渐进式的,车改也不应该奢求一步到位。“两害相权取其轻”,杭州的车改是值得肯定的。(盛大林)

 

公车改革不要成了瓜分利益的盛宴

公车改革已走入了15个年头,但在巨大的阻力面前公车改革至今仍迟迟难以推进。每年超过3000亿的公车开销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让财政不堪重负,而且积重难返的公车制度也遭到了社会的诟病。此次,杭州改革可谓勇气可嘉值得肯定。然而,从此次公车改革的措施来看,改革似乎变成了既得利益群体对公共财政的瓜分盛宴。这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从媒体报道来看,杭州的公车改革似有“公款赎买私权”、权力自肥,把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群体利益政策化、合法化之嫌。而且,在此次改革中作为主体的人民实际上是缺位的。这看起来倒像是“公仆”自家内部的利益分配,在这样的背景下公车改革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甩掉沉重的财政包袱平息民愤,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但此次改革的却成为一些公务员变相加工资加福利的特权。不仅一些级别较高的官员补贴很高,就连那些违反配车规定的低级别官员也获得了利益(根据相关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及以上干部按配备专车),真正实现了“皆大欢喜”。不得不说,此次公车改革其实就是一场少部分人瓜分公共利益的盛宴。利益受损的永远都是群众。

其次,在公车补贴的标准和具体操作细节上并没有做到科学严谨。有网友为一些厅级官员算过这笔公车补贴账发现,副厅级干部每月2000元的“车补”的补贴对很多官员来说是很高的。显然,补贴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在具体的操作上,“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可用于向服务中心叫车后刷卡付费,还可用于公交车、打的、加油等交通支出,但不能取现”。问题的关键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样的措施难以杜绝取现和公费私用现象。这些看似“利好”的政策,实质上是权力的自肥,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最后,一些公车被拍卖后资金的流向和剩下公车的使用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在缺少有效监督的公车改革中,被拍卖的公车资金会不会变成单位整体或者个人的特权福利?那些拿了“车补”的官员会不会还是照样享受公车的待遇?这些问题都需要厘清。

 在屡次的公车改革中,我们看到,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并没有充分的话语权,公车改革完全就是政府的“内部事务”。这不仅使得公车改革往往被扭曲为权力的自肥,同样也让公车改革陷入后继乏力越改越难改的困境当中。而且,由于缺少群众和媒体的有效监督,公车改革中的种种措施往往难以得到全面的落实。因此,公车改革避免成为“公款赎买私权”、权力自肥,成为掌权者瓜分公共资源的盛宴是改革中应该引起警惕的问题。(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