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国宗”群体：太平天国君王们的亲戚

       国宗是太平天国众多高级职官里最神秘的一群，他们身份显赫，地位特殊，却又不在正规职官序列里；他们仿佛一夜间突然出现，成为一支又一支远征军的主将，一个又一个独当一面的重臣，却又在短短几年间消失在历史长河，仿佛从未出现过。

    “国宗” 领导人的兄弟

    顾名思义，国宗就是太平天国君王的亲戚，具体的说，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兄弟。

    照理说，太平天国是洪姓的家天下，国宗应该姓洪，但根据拜上帝教教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5人都是上帝耶和华的亲儿子，耶稣的亲弟弟，因此这5位的兄弟也就都是“国宗”了。

    《平定粤匪纪略》中记载，国宗有“四姓十三人”、或“五姓十三人”，目前所知道有国宗头衔的，包括洪、杨、韦、石四姓，人数则远不止13人。

    如果是“五姓”，应该包括姓冯的国宗。但清方和时人笔记中都记载，冯云山的兄弟亲属都未能投入太平军，他是孤身一人，且早在广西、湖南边界就战死，那时候还没有“国宗”这个新生事物。在太平军中的南王亲属除幼南王外，闻名于世的只有庚申十年（1860年）封搢天安、后来封佩王，癸开十三年（1863年）七月在天京城外印子山战死的冯真林，但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早年曾获得国宗的封号。

    照理说，国宗都应该是领导人的亲兄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记载中真正符合这一“理想国宗标准”的只有两人：韦昌辉的哥哥韦滨和弟弟韦俊；石达开“并无兄弟”，石姓国宗都只是他的族人；洪秀全是有两个哥哥的，但各种记载都表明，他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被封为更高级别的“国兄”，以示血统高贵，而目前唯一记载系洪姓国宗的，只有堂兄洪仁政一人。

    杨姓国宗数量众多，但杨秀清非但是孤儿，而且杨氏族人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叔叔杨庆善，众多“清字辈”国宗都是认的干亲，如排行“大国宗”的杨元清，原本是广东天地会首领；排行“七国宗”的杨辅清，则是广西桂平人杨金生，参加上帝会后被认作义弟。也就是说，杨姓的国宗其实没有一个和杨秀清有血缘关系。

    萧朝贵是排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第三号人物，而且萧朝贵本姓蒋，过继给萧玉胜，族兄弟有萧、蒋两姓，人数众多，为何一个国宗都没有？是不是因为萧朝贵早死，故而被杨秀清排挤、又被洪秀全冷落？

    不是。

    萧朝贵的亲属，如妹妹嫁给他做王娘（鉴于西王娘是大名鼎鼎的洪宣娇，这位王娘应该是副职）的殿左二十七指挥罗际隆、曾经防守半壁山的西贵亲（不知是什么亲）陆炼福等，都受到重用，这些都是旁系亲属，血缘更近的直系兄弟自然更不可能被冷落，考虑到萧朝贵儿子萧有和、蒋有福和洪秀全的特殊关系，冷落萧、蒋两姓，简直是不可能的。

    关键在于萧朝贵不是耶稣的弟弟，而是耶稣的“妹夫”--他妻子洪宣娇才是耶稣的“妹妹”，这样一来，按上帝亲子、耶稣亲弟划线的国宗头衔，自然也无法落到萧、蒋两姓头上了。

    事实上国宗还不止领导人的同辈兄弟。

    按照《贼情汇纂》记载，洪、杨、韦、石四人的侄子称“国相”，但出了天京城同样称“国宗”，目前所知的国宗中，有韦以德（韦昌辉侄子）、石镇仑、石镇吉、石镇常（都是石达开的族侄），以及杨在田（不按“清”字排辈，当是被杨秀清认为子侄而非兄弟），可见，广义的国宗，还得算上这些子侄。

    尽管有“十三人”的记载，但成书最早的《贼情汇纂》里，就已经记了14个国宗的名字，稍后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中，仅杨秀清的兄弟辈国宗已排到第七，有记载称“同姓连宗者二十余人”，加上诸人的侄子、干侄子，总数就很难统计了，估计30-50人总是有的。

    许多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士都迷惑于国宗的级别，因为记载十分混乱。

    从这些凌乱记载中应可看出，“国宗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只涉及兵权有无，不涉及官职级别的高低，而“国宗兄”的地位要高于“国宗”。甲寅四年四月前，太平天国翼王以下最高官职为侯爵，“国宗兄”级别与侯爵相当，而低一级的“国宗”级别相当于丞相；秦日纲封燕王后，“国宗兄”级别升至和燕王相当，而从罗大纲照会揣测，“国宗”的级别未作调整。

    “空降”国宗到疆场

    绝大多数国宗都是在金田起义时、甚至更早就参与起事，并随着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天京，但一开始他们似乎都没有任何职务。

    《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攻占天京后，在“癸丑二月”（1853年3月）将诸王兄弟“概封国宗”，这似乎并不准确，如韦昌辉的哥哥韦滨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封，石凤魁、石祥祯分别是癸好三年三月、四月封，但最早记载封国宗的韦俊、石镇仑则的确是“癸丑二月”，而此前他们都没有职务，而是和他们封王的亲属在一起。

    这些“王亲国戚”政治上自然更可靠，但和早期各地拜上帝会首领，以及独当一面的将领相比，他们能力有限，威信不足，被留在诸王身边，而不担任具体职务，应该是适当的；等太平军定都天京，军力从原先的万把人、几万人扩充到几十万甚至百万之众，可靠将领不敷使用，而“王亲国戚”们经过万里转战，经验、能力都有大幅度长进，于情于理，洪、杨等人都不可能将这些最可靠的干部苗子弃而不用。

    由于早期太平天国官制严谨，逐级提拔都以战功为标准，“王亲国戚”们如果“加塞”，必然军心不服；如果真的从两司马之类小官做起，又未免不伦不类，以“国宗”这样编制外的头衔带兵、理事，既足以号令部署，又不抢外姓功臣的饭碗、板凳，可谓煞费苦心的安排。

    这些国宗中有的能力强，有的能力弱，能力强的会被封为国宗提督军务，授予大印，领兵出征；能力弱的则只是封个闲散国宗，从事一般工作，或干脆养尊处优；随着军事的发展，国宗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原本是闲散国宗的石镇仑，癸好三年五月被提拔为国宗提督军务，派去江西；原本是国宗提督军务的韦滨，因屡战屡败，就被收回大印，改为闲散国宗。

    有些国宗会频繁在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间转换，如石祥祯因没攻下南昌一度赋闲，但很快就被重新提拔，负责天京郊外军务。这些往往是能力较强、因一时疏忽犯错的国宗，如果被认定无能，就再难出头了，如韦滨虽然身份高贵，但被杨秀清、韦昌辉认为能力太差，赋闲后就始终未能再起。

    这些国宗在1853-1855年间十分活跃，湖北、江西、安徽战场，以及天京城外的争夺战中，都可以看到国宗们的身影。

    如西征的第一批援军，是由韦俊、石祥祯两位国宗率领；两次攻克武昌的是国宗韦俊；攻克庐州（合肥市）的有石祥祯；防守武昌的主将，先是国宗石凤魁，后来则是国宗韦俊、洪仁政；韦志泰、石镇岗、石明开在天京城外作战，韦滨曾攻打过安徽太平府……在这两三年间，除去扫北，其它各主要战场，几乎都有国宗在唱主角。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段“国宗活跃期”，却几乎看不见杨姓国宗的身影。

    事实上杨姓国宗很早就开始活跃。

    据《天父下凡诏书》卷一记载，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太平军还在广西永安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审理著名的周锡能内奸案，往来东王府和各王、各衙署传达命令的，是杨辅清、杨润清；《天父下凡诏书》卷二和《天父圣旨》卷三中，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让人抬着自己去天王府“问罪”，同样是这些国宗手执兵器护卫、开道。据熟悉广西浔州一带风俗的人士称，“下凡”其实是当地“降僮术”的一种，“下凡”者在施法时，会处于自我催眠状态，一旦有人趁机暗算，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国宗”自然是最可倚赖的贴身护卫；杨秀清身负军国重任，每天要传达数百道重要指令，往来东王府和各重要职能部门、传递公文和命令者，必须是最可靠的人，名义上是“一家人”、利益紧密一致的杨姓国宗，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以1855年1月湖口大捷为标志，在此之后，国宗在战场上的“出镜率”明显变得稀疏：除了韦俊依然活跃，反攻武昌并与“龙套国宗”洪仁政就此坚守外，其它各路，国宗似乎都让位于外姓朝臣。

    除去韦俊等个别国宗不负众望，取得辉煌战绩外，大多数国宗的战果并不理想：石凤魁不听副将黄再兴苦劝，刚愎自用，导致武昌失守，自己还要靠黄再兴苦战才能脱身；石镇仑、韦以德肩负保卫天险田家镇、半壁山重任，却在一天内相继战死；韦滨等国宗曾被寄予厚望，最终却铩羽而归；即使被公认善战的石祥祯，也先因嫉妒掣肘赖汉英，导致南昌久攻不下，后在天京城外盲目自大，生擒清军大将张国梁后疏于防范，反被对方刺杀身亡。要知道这几年是太平军在长江流域处处得势的上升期，许多将领脱颖而出，后期知名将领如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都在此时崛起，国宗们相形见绌的表现，让他们不得不退居二线。

    不仅如此，经过几年血战，国宗中相对更勇敢善战的，许多已经战死沙场，幸存者除韦俊等少数，大多如洪仁政等，是给诸王管衣服、管账房出身的闲散人，在杨秀清看来，他们当然不适合继续担负军政要职。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其他各姓国宗相继沉寂之际，杨姓国宗却开始活跃起来：据《皖樵纪略》所载，国宗杨恒清在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赴安徽潜山阅兵，国宗杨辅清、杨宜清、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也在此前后被派往江西瑞州等地。此时正是杨秀清权力顶峰，洪秀全以下皆俯首听命，大约他因此认为自己在天京十分安全，故而大胆分派杨姓国宗去外地掌握兵权。仅仅两个月后，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死于非命，尽管原因复杂，但志得意满的他将杨姓国宗统统派出，身边空虚、防范不密，是洪秀全、韦昌辉得手的重要因素。

    神秘消失的国宗编制

    天京事变的“王杀王”让洪、杨、韦、石的兄弟神话骤然破灭，杨秀清一度变成了“东孽”，韦昌辉最终变作了“北奸”，他们的兄弟子侄自然也不再是什么高贵血统，而在一夜间变成了“问题干部”、“专政对象”，“国宗”的头衔自然不再与他们相干。

    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夕，把大批杨姓国宗外派，自我毁灭的同时却让许多杨姓国宗幸存下来，从1856年到1858年，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姓国宗既不敢回归天京，又不敢投降清朝，只得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转战，并一度和离京远征、同病相怜的石达开部汇合。

    韦昌辉被杀时，留在天京的韦姓亲族被一网打尽，只有驻守武昌的韦俊、韦以琳（韦昌辉的侄子）幸免，他们无心守城，在丙辰六年（1856年）十一月弃城突围，逃到江西、湖北、安徽一带，虽然在石达开求情和洪秀全的审时度势下，最终未被株连，但既然韦昌辉背定了“反贼”帽子，韦俊等人的“国宗”自然也是做不成的。

    石达开一系的国宗尚有石镇吉、石镇常等数人孑遗，在石达开辅政的一年多里，他们仍然是国宗，但这已是无可奈何的明日黄花：丁巳七年（1857年）四月，石达开被逼远征，并最终越走越远，一去不返，石姓国宗从此也脱离了天京序列。

    大约在戊午八年（1858年），洪秀全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神学体系，以为天京事变的“王杀王”自圆其说，一方面，他用中军主将、右军主将这两个杨秀清、韦昌辉最初的职务重新招揽了杨辅清和韦俊二人，并在表面上继续肯定石达开；另一方面，他重新解释上帝的“小家庭”，只留下耶稣、自己和杨秀清哥仨，其余“天弟”，从忠心耿耿的冯云山到一去不返的石达开，都悄然从神变成凡人，已经变成鬼的韦昌辉就更不用说了。

    国宗必须跟天父天兄沾亲带故，韦昌辉、石达开既然不再是“王亲”，他们的兄弟子侄自然也不是什么国宗了。

    1859年，重新获得国宗头衔的杨辅清、杨宜清等开进皖南，和“过气国宗”韦俊、韦以琳比邻而居，昔日的国宗“同胞手足”，今日的不共戴天血海深仇聚在一起，矛盾可想而知。矛盾的结果，是“前国宗”走投无路，叛投清朝，而“现国宗”们的特殊光环，也到了幻灭的边缘。这年十一月，杨辅清打败了叛逃的韦俊，收复池州，被洪秀全封为辅王，原本的杨姓国宗也一个个自动变为“辅王宗”，从此“国宗”在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编制表中消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至于洪姓国宗，原本就不重要，洪仁政从武昌回归后重新做起了后勤杂职，而1859年春抵达天京的洪仁确飧商旄＃蠓飧商煲寮婊ぞ┱鹘坏揭桓鲈戮蜕揖Ω赏酰叩猛耆浅嫉缆罚⑽椿竦?ldquo;编外职务”国宗，说明洪姓国宗在此时已被取消了。

    当然凡是总有例外：在石达开的远征军里，国宗依然存在，因为脱离洪秀全掌握的石达开，只是仍然奉洪秀全为天王，没有、也不可能遵循洪秀全没完没了的改制狂想，他手下的石姓国宗石镇吉、石镇常等仍然顶着“国宗”的头衔，不同的是，石镇吉除了“国宗”，还有协天燕的爵位，在前期诸王中，石达开对宗教神话最无兴趣，他的这一举措，显然是这种世俗思想的体现。

    石镇吉、石镇常长期游离在石达开大队之外，1859年底，他们攻打广西省城桂林不下，撤军退往百色一带，庚申十年二月，石镇常被团练杀死，三月初三日，石镇吉被俘，在桂林被杀，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未说是否国宗）战死。

    这一天似乎成为“国宗”历史告终的一天：自那之后，再无一个“国宗”头衔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1863年石达开在大渡河军覆，死难名单中没有一个国宗；1863-1864年，杨辅清部在苏浙皖边界溃散，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相继投降，但他们的头衔却是“卫王”、“友王”等；1864年夏，天京陷落。    “国宗”是“天上兄弟”的人间延伸，是“上帝小家庭”神话的产物，也自然要随着这一神话的破灭而消失。这个称号晚于太平天国成立3年出现，又早于太平天国覆灭4年消失，“国宗”的旋起旋灭，堪称太平天国这个更大神话兴衰始末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