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大公报》三巨子--纪念《大公报》创立100周年

作者
傅国涌
简介
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1999年以来，在《读书》、《书屋》、《博览群书》、《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随笔、评论等数十篇。主要关注方向：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史及知识分子问题等。笔名有"骆驼刺"、"付阳"等。
作者：傅国涌
《大公报》三巨子--纪念《大公报》创立100周年
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大公报》真正辉煌的跋涉始于1926年，终于1949年，前后不足二十三年。但历史永远无法忘记曾缔造了"新记《大公报》时代"的三巨子：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
胡政之：开创百年报业"新路径"
开创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中只有张季鸾以文章名世，但如果没有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资本，《大公报》的成功也是无法想象的。三个人中，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从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到1919年，先后达27年之久。他和张季鸾等一起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高峰，一个至今难以跨越的高峰。老大公报人陈纪滢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外国报界对于胡霖的大名是以报界巨子看待"，胡政之没有虚枉此誉。他见识广博，洞明世事，一生有为有守，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保持着开明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1949年江山易主的前夜，他在上海黯然去世。谢泳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
一
胡政之，名霖，1889年生于四川成都，幼年随做知县的父亲到安徽，在私塾读书，后进安庆省立高等学堂，接触到了《申报》、《苏报》、《新民丛报》等，对林译小说尤其迷恋，有人说他文章里的风骨文采可能受益于林纾。1906年他父亲因病去世，他扶柩回川。1907年，在嫂子的一副金镯资助下自费到日本勤工俭学，进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至少通晓三、四种外语。四年后（1911年）他回到上海，一度曾开办过律师事务所，1912年进《大共和报》任日文翻译，参加过民立图书公司，还在江苏淮阴做过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刑庭庭长。1913年受聘任《大共和报》总编辑，并在中国公学兼法律教员。1915年，他到北洋政府做幕僚。因为这一段经历，1916年9月他受聘出任当时有安福系背景的《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
在他第一次主持《大公报》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17年，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胡政之以记者身份独家采访；二是1919年，他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举行的巴黎和会，这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使他成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也是他终生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巴黎和会结束后，他曾游历欧洲各国，等到他1920年回国时，安福系已垮台，《大公报》奄奄一息，他没有回到天津，一度在北京和林白水合办《新社会日报》，不过为时很短。时值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股政治势力结成反直系军阀的联盟，三方共同出资在上海开办国闻通讯社，不久交由胡政之主持。1924年8月，他又创办了《国闻周报》。随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国闻社和周报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胡政之开始独立支撑这两个新闻机构，除了通过开设广告部寻求经济自立，他也得到了留日同学、时为北方金融巨头的吴鼎昌支持，为他们日后合作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局面埋下了伏笔。
《国闻周报》还同时对外发行英文版，一直出到1937年才停刊，前后共十四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时事性周刊之一。
对他热爱的新闻事业，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在国闻通讯社缘起说："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社会之缩影也。......舆论之繁分数，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于报馆之探报。.....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信机关殆无他道。"（《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19页）在《国闻周报》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他指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通信之报告事实，不著意见"，也就是要求客观公正。
这年他在《国民对于大局应取之态度》一文中也说："今论政，本系以民意为背景，而民意的寄托，又在于公是公非之舆论。"
1926年，他在《国闻周报》发表《作报与看报》一文--"社会需要好报，新闻记者就不敢不努力，......读者鞭策记者的力量，比什么力量还大。"《大公报》后来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办报思想。
他编的《国闻周报》既发表过张季鸾落托时的政论，也发表过年轻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名著《边城》，发行量最高时达二万五千多份。他主持的国闻通讯社通讯网遍布全国，发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这些都为后来新记《大公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作接办天津《大公报》，开创了中国报业史上最有魅力新记《大公报》时代，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胡政之投身报业都有十多年，鉴于过去的教训，他们决心办一张没有任何背景的独立报纸。所以，接办之初他们就提出鲜明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盲、不私），为中国年轻的新闻事业开辟了一条与世界接轨的新路子，使中国以"文人论政"为特征的民间报纸在他们手里迅速走向成熟。他们筚路蓝缕，全身心地投入《大公报》的事业，奉献了全部的热情、智慧和辛劳，这些故事早已成为报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佳话。接办之初，《大公报》职工不过70人，月支出不满六千元，发行量仅2000多份，第二年发行量就翻了三倍，达6000多份，第三年突破万份。到1936年上海版创刊，职工人数增加到700人，是当初的10倍，月支出10万元，全国分销机关达1300多处，发行量超过10万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经过张季鸾、胡政之多年的苦心经营，《大公报》在采访、编排、言论等方面的改革都逐渐趋向规范化。胡适一再称许《大公报》是"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时，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中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人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1941年2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创刊，他在《敬告读者》中指出，"本报虽系营业性质，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人虽以新闻为业，但决不仅仅为‘谋生‘"。正是这种精神使《大公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继续成长，成为中国新闻界最夺目的一面旗帜。至1945年，《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量已达到97000多份，至1949年前夜，加上复刊后的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总发行数达20多万份。 这一数字在那个年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其产生的舆论影响也与日俱增。
难怪在经过15年不懈努力之后，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了具有世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密苏里大学教务长马丁写信给胡政之说："贵报今年被推得奖，端为一外国之自由的报纸，在其悠久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具有优异的贡献。吾人此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记者的一致赞许。"同年张季鸾去世，开始了胡政之独自领导整个《大公报》的时期。
《大公报》风云天下"是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1945年，《大公报》如日中天，处于鼎盛时期，据李侠文回忆，胡政之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这张报纸的影响不下于一个政党，你看办报是不是很有意义？"（《大公报人忆旧》264页）抗战胜利前后，胡政之雄心万丈，想创办《大公报》广州版，以天津、重庆、上海、广州占领华北、华西、华东、华南四大据点，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国报业托拉斯，但无情的现实打碎了他的梦想。
1947年11月，他在《大公园地》发表文章说："抗战以来，国事日非，仍然有许多人发议论，发牢骚，求痛快。我因为办报多年，尚为国人所知，近十年来也曾参预过国家政治，比过去更认清了中国政治问题的特质。"因此1948年初，他才会化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又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今后的出路。对时局的发展、风云的变幻他有着职业性的敏感，他计划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他在1948年春天所作的那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桂林版的退路一般，都是未雨绸缪，有先见之明。他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不料4月4日他就因长期积劳成疾而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养病，无奈地告别了心爱的报纸。
在病床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病魔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第二天《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他1943年写的纪念张季鸾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不料也成了对他自己的纪念。
三
曾任《大公报》要闻版编辑的郭根说："一般认为《大公报》的成功，是由于胡政之先生的经营以及张季鸾与王芸生先生的文章，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
这一点是与主持报馆人事、经营工作的胡政之分不开的，正是他培养、提拔了大批无名小卒，如徐铸成、张琴南、金诚夫、王文彬、许萱伯等，如金诚夫、曹谷冰、孔昭恺、范长江、萧乾、孟秋江、徐盈、彭子冈等，可谓群星灿烂，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真正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气度。
1935年，《大公报》资助默默无闻的青年范长江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去遥远的大西北旅行，在《大公报》连载发表他的旅行通讯，轰动大江南北，后来结集出版了畅销不衰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一举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名记者。范回忆，他进《大公报》前，胡政之曾对他说："做新闻记者，做报人，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字，各方面要诚，不能不诚。"（范长江《论人民的报纸--1946年初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话》，《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1辑，1982年5月，展望出版社）
萧乾回忆1935年7月第一次见到"胡总经理个子矮胖，方脸上闪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和善之外，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表现在听人讲话时注意力十分集中，而回答时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大公报人忆旧》，164页）
当时，胡政之对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说，小公园副刊"你觉得不对头，这就对头了。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编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们看。把你请来，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这一页。你怎么改都成，我都支持你。"（同上，168页）
在人才录用管理方面，胡政之用人惟贤，亲手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其中包括六项考核标准、三项奖惩办法。在职工福利方面也有四条规定（恤养金、子女教育补助、医药补助费、婚丧补助费），这些制度始终都得到了贯彻。1944年1月，《大公报》同人福利委员会成立。9月，还通过了《大公报社旅费支给规则》。此外，还有年终奖金惯例等一整套完善的、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人事制度。文人办报常常鄙于求利，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报纸无法长久。而他在报业经营上眼光远大，以铁腕著称。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取得重大成功并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报业史上，恐怕只有胡政之一人。他是记者、政论家，更是杰出的经营家、报业家。他认为：
《大公报》"从经营上看，表面上是公司组织的形式，实际上有同人团体性质；始终以知识阶层为读者群，并不怎么大众化；普遍使用白话文也是在1934年以后。"
"报纸因为是商品的关系，所以竞争性很厉害，一方面是人才的竞争，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竞争，不过如果同一资本而怎样去运用，却要看人才如何而定。"
"报纸生活根据，原建筑在广告与发行两方面上的。"
"报纸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非作报的人所可得而私，同时政府与国民对于报纸也应当尽力调护"。
"从前作报，好标榜‘有闻必录‘，仿佛记者对于言论纪事，都不负责任似的。现在文网严密，法令滋多，作报的人毋宁要‘有闻不录‘，遇到良心上不能不说的事，也只能在字里行间，呻吟咏叹，予读者以暗示。""我们确信，要想做成一份好报，看报的人，即社会公众，倒具有百分之六十的推进力。"（《新闻界人物·4》，新华出版社143-145页）
他对编辑、校对要求十分严格，认为"错误发生在报纸上，白纸印上了黑字，斧头也砍不掉。"（同上，204页）
在他领导下，《大公报》热心社会服务，如倡导戏剧和体育，组织大公篮球队和大公剧团；慷慨救助全国各地的灾难；首创了文学奖等。
人们往往只知道胡政之是报业经营长才，却忽略了他也是文章好手，他口授社评，叫人笔录，念一句，记一句，中间没有停顿，段落分明，斐然成章。新记《大公报》以言论见称，有人评价张季鸾的社评犀利明快，王芸生的社评清晰透彻，胡政之的社评和张风格类似，但在《大公报》内他不以社评著称，远没有像张、王那样文名远播。《大公报》内的地下党员李纯青说："如果把文人论政集中反映在张季鸾、胡政之二人身上来解释，也许可以摸出一条线索来。光说张季鸾一人是不公平的，胡政之对大公报的贡献不下于或者可以说大于张季鸾，他主持大公报时间也比张多出七年。胡政之不仅善于经营，而且博学能文。"（《大公报人忆旧》309页）
四
1943年10月21日，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说：
"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
"但自从我们接办《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份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到这种‘代表国民说话‘的资格，但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的。"（见1949年4月15日《大公报》上海版，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97辑，104页）
自1926年9月以来，胡政之、张季鸾他们的确开创了一条民间报纸的"新路径"。但他并没有打算将这一事业据为己有，他曾说："我只有从社会取来的大公报事业，将来也要还给社会。我的子女近亲都不学、不干我这一行，你们（指报馆同人）谁有本事谁来接班。""吴、张、胡可以不办大公报，而大公报必须办起来，因为它是社会事业。""新闻记者要站在时代的前面，敏于度察时势，抢先报道，要像猎犬一样地嗅觉敏锐，行动迅速，要有忠于事业的献身精神。"（《大公报人忆旧》272、273页）
1942 年6月15日，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在桂林星子岩一片绿茵上，胡政之对《大公报》桂林版编辑部人员作了长时间谈话，发表了他更具体的一些看法：
（一） 　　本报与国家同命运。
（二） 　　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作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完全当作社会文化事业，决心为社会人群服务。
（三） 　　报纸是一种进步的事业，与普通商店绝对不同，普通一个商店招牌卖出去了，便可以享受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利益。但是报纸却不然，必须随时代而进步。......（《新闻界人物·4》，新华出版社，141页）
他一贯主张"新闻记者要站在超然地位"，曾多次对徐铸成说："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1943年9月6日，在纪念张季鸾去世两周年他宣布"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第一条即是"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表示言论方针并不因张的去世而改变。1947年，《大公报》重庆版多名记者被捕，传闻胡政之回电"爱莫能助"，但他为营救被捕的驻广州特派记者陈凡出过力也是事实。
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成为国民参政员，1943年11月，他以无党派代表身份作为中国友好访英代表团成员赴英国访问，曾和邱吉尔会晤，并在《大公报》桂林版连载发表他的《访英游美心影记》。1945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筹备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1946年，他以无党派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了政协会议。作为一个报人，他始终是清醒的，他深知"中国的事情复杂难办，人们‘社会世故‘深，难得真诚爽利，像马歇尔这样有世界威望的人物把纳粹打败了，可是在中国却栽跟头"。1945年，他以官价购买20万美元无非为了《大公报》的战后重建，不是他对"四不"方针的背弃。即使到国民大会签到也是"要存大公报这份事业"，所以他对人说这是"跳火坑"，报纸照编，不要受他影响。李纯青回忆他参加"国大"开幕式回到上海，在社评委员会上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了解我的苦衷，参加国民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面色惨淡，两眼红涩，声调近于嘶哑，我从出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沮丧和可怜。" "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 （《大公报人忆旧》316页）。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派秘书傅泾波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谢绝招待，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说："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最后以一代报业巨子走完他的一生。
张季鸾："文人论政的典型"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从他年轻时担任《夏声》编辑，踏上这条不归路，他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毛泽东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4年，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季鸾文存》序言中说：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一
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身后一无长物，家贫如洗。1901年，十四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如果不是遇上陕西大儒刘古愚，如果不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官费留学日本，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1905年10月，他东渡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加入同盟会，他都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四十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的句子，他的"不党"思想可谓植根深远。
1911年初，他回国任上海《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他和胡政之也是这时才认识（虽然他们同在日本留学，却未谋面），第一次见面在康心孚家。三十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和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杨杏佛、任鸿隽等青年才俊），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1913年初，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 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
1913年6月，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庾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雅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8年。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了牢狱之苦。1919年，他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说："张季鸾君主持上海《中华新报》，立论公正，文笔犀利，惜该报拙于经营，无法展其所长。" 胡政之后来也多次对徐铸成等说及"张先生在《中华新报》主持笔政时，文章也非常脍炙人口，外国记者每以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但因经营不善，日销不过二三千份，报馆奄奄一息，终于倒闭。"弦外之音是《大公报》之成功主要是他经营有方。实际上，《大公报》不仅是他俩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浸透了全部编辑、记者的心血、智慧与汗水，这是后话。
1924年，《中华新报》终因经济拮据停刊。胡政之约他主持《国闻周报》笔政，他只写过几篇时论，认为一星期写一篇文章不过瘾。冯玉祥发动政变后，他第三次进京，再度为《新闻报》写特约通讯。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 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二
从开封流落到天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经理汪汉溪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写稿。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议政"相期许。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趋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开辟了《大公报》的新纪元。"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徐铸成生动地回忆起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
"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胡政之的《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1946年9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一文也这样说。
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十五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它上接中国读书人（"士"）源远流长的清议传统，同时渗透了张季鸾求学日本时代接受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办一张《泰晤士报》那样的大报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一切几乎都被他概括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十五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 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1939年5月5日，经过十三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他同时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报业"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三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身后由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 "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忧心忡忡，奔波营救，并非只是出于对故交沈钧儒的关心。当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事隔十年（1946年），沈钧儒回首往事，还感慨地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他不仅自始至终关心老友的安全，也关心同时系狱的其他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中代不绝书的"士类"），并尽力维护他们的尊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他的言论对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到底有多的啊影响我们无法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转折与他不无关系，他为此兴奋地呼喊这是《国民良知的大胜利》。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武汉一年，国家局势最为动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发表于1941年8月18《大公报》重庆版）。从"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他和同人一起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大公报时代"。
四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屡次礼贤下士，请张季鸾共商国是，他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被外界看做蒋的策士。《大公报》成为蒋每天必读的唯一报纸。1934年的一天，蒋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将济济一堂，首席主客竟是张季鸾，席上蒋对他推崇备至。等到吴鼎昌入阁，尤其《大公报》重心南移、出版上海版以后，他们的往来更加频繁。青年党的左舜生说他深知蒋的为人和想法，在脑中将它推前一步，写为社评，蒋觉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实行。《大公报》所以常常得风气之先，蒋因此收"尊重舆论"之誉。但终其一生，张季鸾只是无党无派一报人，至少在他生前，《大公报》与蒋介石、国民党从没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没有违背"四不"方针、丧失民间报纸的独立性。
他对记者的作用十分看重，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
"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 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大公报人忆旧》255页）
即使在和蒋介石的"蜜月"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当局的批评。"九·一八"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蒋没有因此对他怀恨在心，而是以"国士"待之，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见蒋的人之一。正是他始终坚守"文人论政"的信念，虽然一无显位、二无巨资，却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深刻印痕。
虽然他对王芸生说过"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王芸生、曹谷冰《1926-1949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31页）但同时他也认为"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如人意"。至于抗战胜利以后，他指出"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会得到读者的同感。"
遗憾的是他没能活到那一天。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与世长辞，终年54岁。他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所以挽词中有"执手犹温"之语。他在《归乡记》中说过："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他后期和蒋的关系恐怕就有这种报恩思想在内。
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周恩来当晚就给张季鸾、王芸生写信，《大公报》第二天即安排发表。第三天，张季鸾发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认为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十年间"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希望"对国家永作正号的贡献"，并提议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他虽然与共产党政见不同，但却无法否认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他去世后周恩来等称其为"报界宗师"，"谋国之正，尤为士林所矜式"。毛泽东等肯定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荣获了密苏里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在重庆新闻界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他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这是他三十年办报经验的总结，是他报业生涯的血泪结晶。
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
王芸生："文章报国之志"
一
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 "文人议政" 的传统，当然也是他参与掐断了这一传统。他的文字热情洋溢，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说他的文章"长处是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陈布雷夸奖他的文章"得张季鸾十之八九"， 尽管张在百年报业史上的影响更大，但他们的文章各有风格，不能简单地说他就不如张。重庆时期，张季鸾在读了他写的一篇社论后由衷地赞赏说："我要写也不过如此！"
无党无派的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这样评价--
"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1946年11月25日《人物》第四期 ）
这个文名满天下的一代报人却因为少时家贫，只读过八年私塾就被迫失学，完全是刻苦自学出来的。1936年，他在《芸生文存·自序》中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下过去，孩童的脑子里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和杀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的轇轕，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这十多年来我一贯是在编报写文章，报已编了三四千天，文章便也写了一堆。我的报自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史料，我的文章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
作为一个大时代的产儿，他亲历了这个时代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他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从1929年到1949年，他在《大公报》的二十年，将是后世有志于言论报国的人们永远的话题。
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芸生文存》，260页）这番话代表了他作为一个独立报人朴实而坚定的追求。
二
王芸生自称"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1901年9月生在天津郊区，不满六岁进私塾，父亲给他取学名叫德鹏，"‘芸生‘ 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芝琛《我的父亲母亲》，《老照片》第19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1页）少年失学后，他先后做过茶叶店和小布店的学徒、洋行职员，但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参加集会、撒传单、演讲，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天津处于危险之中，匆忙逃到上海。
在上海，他参加了一个共产党刊物的编辑工作，先加入国民党，再由博古等介绍加入共产党，曾和几个共产党人一起办过《亦是》、《猛进》等周刊，还担任过《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作。"那一年的生活，大体说来，是烈烈轰轰的，终日所接触的都是热血蓬勃的人物，夜间则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在上海，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芸生文存》，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346页）
因老母思子心切，写信要他回家过年，他才从上海回到天津，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每天给《华北新闻》写一篇社论，这些经历对他以后走上职业报人之路恐怕都不无影响。"四·一二"之后，他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华北新闻》的社论也不能写了，生活陷入困境。这时，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1928年，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华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后来他曾在报上刊登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误会，特此声明。"
他因为与张季鸾打笔仗，而被张发现，于1929年8月22日进入《大公报》，最初负责编地方新闻版。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这也是大公报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派王芸生协助汪松年编中日关系史料，后汪因年老、才力不及，推举他来主编。 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他往来于平、津之间，奔走于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常常通宵达旦。每天写出一段，即在《大公报》上连载，前后三年，受到广泛欢迎，许多学者和外交家还把珍藏的材料寄给他。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到1931年正好60年，所以定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没写完（只写到1919年）。
在不到三年的时光，他一口气写了洋洋200万言，这本书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刘大年 《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46页）日本史学界也非常重视这本书。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瞩目的焦点，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
1934年8月，他第一次应邀上江西庐山采访，历时33天，在牯岭住了24天，给蒋介石讲了2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内容是"三国干涉还辽"。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三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王芸生故地重来，感慨万千，他已不再是十年前的流亡青年、职业革命者，而是在全国报界崭露头角的、有影响的报人。"那时的朋友们，到现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为一个大时代尽过他们的责任了；屈指数来，也有不少的人们业已显达。我对于显达的人们毫不羡慕，而对于被时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们，每一念及，辄不免心头滚烫，暗暗的落泪。"（《芸生文存》，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346页）他把自己五年来写的三十几篇文章汇编成《芸生文存》第一卷，由上海大公报馆出版发行。第二年，他又在炮火硝烟中编了《芸生文存》第二卷（收入他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寄北方青年"等文，取名《由统一到抗战》）。怀着对那片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土地的挚爱，他连续写下了六篇"寄北方青年"，以热情的文字鼓励青年，剖析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在《三寄北方青年》中他坦白地说："我们是靠做报吃口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来谈谈这个大问题。"
1937年8月17日，在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中，他曾发表短评：
"昨天是沪战的第四日，连朝风雨，乍转晴朗，在丛丛浓云中露出阳光。这阳光照耀着地上的血迹。大时代中的大上海，一面展开热烈的民族战争，一面描绘凄凉的都市惨景：在机影炮声之下，人们紧张焦急，心头眼里，都似有重大的期待。偌大市场，家家商店紧闭着大门；摩天楼下转徙着无家的流民，夜的马路比死还静，惨亮的路灯，照不见一个人影；一道闪电，一个轰雷，是炮声追逐着火线。中国的儿女，敌人已把我们拖入大时代，我们便应该勇敢坚决的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大时代中翻身！"
"‘来日大难‘是我们的前途。救中国人者是中国人，担当现在国难者也应该是现在生存着的中国人。我们不须卜课，我们的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四万万人不要亡国，国不会亡；四万万人都忘掉国家，这个国家便一股脑儿沉沦大海。"
透过这些至诚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王芸生的执着、冷静和热忱。
同年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宣告自动停刊、"含泪‘暂别上海读者‘"之前，王芸生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报社业务，并开始大量的社评写作，这是他得到锻炼的时期，为他以后全面主持《大公报》笔政，主导《大公报》的言论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他撤到汉口，"参加《大公报》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主要是帮张季鸾写社评。
1938年10月18日，汉口版撤出武汉。《大公报》重庆版创刊以后，张季鸾已很少写作，王芸生实际上开始主持笔政。1941年张去世，他成为主要的继承人，陈布雷写信给他，说自己和《大公报》及他个人的交情，将和张在世时一样。
王芸生出身贫苦，生活简朴，不喝酒、不吸烟，甚至不喝茶。虽然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但早已登报声明退党。对《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他一直奉若神明，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登一篇文章，派人往他家送厚礼，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他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写信要求把礼拿回。陈诚邀他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处长，他回答："我服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言下之意他头上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表示不要他办公，举荐一个副处长即可，他还是不答应。陈又送给他一个设计委员的聘书，不用办公，每月可拿三百元津贴，被他当场退回。张治中做部长时也给他送了聘书，照样被他退回。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 ，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地位。
四
1941年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说："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前者引发了昆明、贵州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后者导致郭的下台。
1943年2月2日，他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心情激荡，挥毫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此文一出，人们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
抗战的胜利曾给王芸生带来昙花一现的希望，他当时的社评《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先生来了》都显得那么乐观。他还为马歇尔来华、停战令、三人军事小组、政协会议的召开喝过彩。当然，即使这段时期他也发表了《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这样的社评，揭露、抨击国民党官员借接收之机大肆劫夺的行径。
随着和平化为泡影，内战烽烟四起，1946年后他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社评，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陈布雷为此公开声言："我在精神上和王芸生绝交。"
1947年5月25日，王芸生发表个人署名的《我看学潮》一文，说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三反运动是很自然的，呼吁"赶快停战，快快和平！"对学运消息也作了大量客观报道。12月29日，发表李纯青执笔的社论《何必防闲学生运动》，更是公开支持学潮。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天就发表社论，大骂王芸生"响应共党匪徒"的"武装叛乱"。1948年1月1日，胡政之发表题为《两点说明》的署名文章为他申辩。
1947年6月5日，王芸生发表《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社评，"从6月1日天未亮的时候起，本报连续遭遇三件不幸：一、重庆本报八位记者曾敏之等被捕；二、本报驻广州特派员陈凡被捕；三、天津自6月1日又行新闻检查，本报津版特受苛遇，凡属专电特稿大半检扣。这固然是大公报的不幸，其实更是国家的不幸。""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并尊重舆论。......尤其是捕记者，检查新闻，显然是与保障自由尊重舆论背道而弛 。""捕学生，捕记者，演惨案，是各地治安当局太张皇了。......为了国家的荣誉，也为了新闻界的职业自由，我们郑重要求政府从速恢复被捕记者的自由，取消天津的新闻检查。"
6月8日，英国代表自由思想的权威报纸《曼彻斯特导报》为此发表评论，王芸生把这条专电安排在《大公报》要闻版，眉题是"外报论中国捕记者"，主题是"抓人封报实难叫人同情"，副题两行"人民不满情绪岂可压抑，实现和平民主才是上策"。
7月，《大公报》记者唐振常被捕，王芸生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留下了"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见报"这样掷地有声的话。
12月26日，王芸生在社评中直接批评"新产生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就文字与精神言，在这时代，均不算十分理想。""这部宪法最大缺点，还不在它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了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的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着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王芸生挺身而出，不仅写下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接着，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联名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这是《大公报》文人议政传统陨落之前最后一轮辉煌的跋涉。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连续发表《在野党的特权》、《三查王芸生》等文，污蔑、攻击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王芸生并不畏惧，发表《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予以反驳
五
王芸生曾对家人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1页）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
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社评，批评共产党。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他在《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18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直到 1948年1月8日，《大公报》还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评，在这前后曾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武力解决"，呼吁"世界需要中道而行"的文章，在白热化的两极对决中，为民族前途作最后的努力。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民族那种深挚的无条件的爱无疑决定了他最后的选择。所以，他会那么强烈地反对有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1946年2月11日，英、美、苏同时发表雅尔塔协定全文。 23日，他在《大公报》发表《读雅尔塔协定有感》社评，指出"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被处分的地位。"28日，他发表 《东北的阴云》社评--"我们谨以中国人民的立场，声明一个界限，就是：我们要对内争民主，对外保独立。若国家独立的不存或有损，尚何民主可言？"29日，他发表《东北的经济与金融》社评，同一天，还发表了傅斯年等20位著名知识分子签署的《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5月以来，他多次在北大、燕京、清华、南开等大学讲演，揭发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10月他在《国讯周刊》43期发表《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10月16日的《大公报》上海版全文转载。此后《大公报》不断发表社评，组织座谈会，反对美国扶日政策。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他所有的理想、追求和痛苦都和这一点难以分开。
六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时，口无遮拦的王芸生直言"不要另起炉灶"，领袖含笑答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 不久，他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的感慨（见台湾版《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
因此，他从1945年12月16日起，连续四天同时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在"补识"中说：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郭沫若、蔡尚思、周振甫等左翼学者的猛烈批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变沧桑之后，我们重读此文，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无情，一切不幸被一个只读过八年私塾的一位报人言中了。这样的言论一发表，他未知的命运自然就已注定，哪怕他怎样往自己脸上抹黑，怎样否定自己都无济于事。
从1946年11月4日发表的《做一个现实的梦》，到1948年9月10日的《九一之梦》，王芸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尽头。10月30日，形势已逐渐明朗，旧政权摇摇欲坠，大变局迫在眉睫。那一刻，《新民报》、《文汇报》等民间报都已被封杀，《观察》周刊危在旦夕，胡政之病入膏肓，《大公报》何去何从，王芸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
在得到毛泽东转来的口信后，他断然下了决心，11月5日取道台湾转到香港，10日就发表了标志着香港《大公报》左转的社评--《和平无望》。1949年1月，他北上北平。对这一令后人费解的选择，他自己的解释是向"人民阵营来投降"。 5月27日，他在大公报内的共产党人杨刚的陪同下重返上海，6月17日，《大公报新生宣言》的发表成为新记《大公报》时代的终点。尽管在此后他还担任了"新生"的《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也拥有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等头衔，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文人议政"时代的结束。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决不出卖朋友"。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泽东金口玉言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在一个新的时代，他只能和曹谷冰一起化两年时间去完成《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这样的回忆录，以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时期的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虽然现在看来过分自贬，不够客观，但还是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此外，他只写过《台湾史话》，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他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的重新编订工作还没有完成。以他的才华、思想、见识和经历，他后半生三十多年的光阴的确是被白白浪费了，这是一个永远难以挽回的损失。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6月21日
读者留言板
回页首
Copyright©2000www.cc.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中社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_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