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傅斯年与《大公报》

傅斯年与《大公报》
智效民
当今学界﹐许多人是不屑于为报纸写稿的。这固然取决于现行的学术体制﹐也与学者自身的素质有关。众所周知﹐在申报科研成果﹑评定学术职称时﹐报纸上的文章往往是不能算数的﹐因为这不是学术论文。如此一来﹐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就失去一条很好的沟通渠道﹐其结果是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也不了解社会有什么需要。与此相应的是﹐由于缺乏公众基础﹐专家学者们往往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时间一长﹐所谓学术论文就成了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不仅鲜有创见﹐而且八股味十足。这种状况与五四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回顾一下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有利于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象是开始走向衰落﹐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话﹐但这未尝不是他们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父辈们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与这样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十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废除科举制度﹐他也在时代大潮中进入新式学堂。然而即使是新式学堂﹐仍然是以读经为主。对于当时的情况﹐傅斯年有这样的回忆﹕「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的笑话。」傅斯年一生鄙夷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这是他后来经常为《大公报》写稿的一个原因。如今﹐倘若大家还是死守高头讲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在报刊上讲真话﹐就只能让我们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时代。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可以追溯他读中学的时候。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当年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一位名叫侯延塽的学生。侯氏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后来他考取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乡省亲并拜望恩师﹐没想到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侯延塽发誓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便想带这孩子到大城市去读书。侯与《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好朋友﹐他路过天津﹐与英敛之等人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的几篇作文拿了出来。英很欣赏傅的才华﹐劝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天津。于是侯延塽赶回山东聊城﹐在征得傅斯年祖父和母亲的同意后﹐便把傅带了出来。
傅斯年到天津时大约是十三岁左右。经过短期准备﹐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还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读书求学﹐到国内外大事﹐几乎不所不包。学校的宿舍盖好后﹐傅斯年虽然搬到学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总要看望英敛之。后来﹐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此外﹐英敛之的夫人既是皇室后裔﹐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似乎与胖乎乎的傅斯年颇有缘份﹐所以英千里还说﹕「先母是最喜欢傅大哥的﹐说他聪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给他讲教义﹐并在星期日带他进教堂。他虽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对于教会人士好感﹐也未尝不是因为受了先母的薰陶。」傅斯年与英敛之的交往﹐对于他在五四期间创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热衷于文章报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再次交往﹐是在「新记」《大公报》诞生以后。辛亥革命后英敛之萌生退意﹐将报纸交给他人主持﹐自己全力从事宗教﹑教育﹑慈善等活动。
从此《大公报》每下愈况﹐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终于被迫停刊。第二年年初﹐英敛之溘然去世﹐正当这份报纸也要随他而去的时候﹐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将它买下﹐才使《大公报》起死回生。这一年冬天﹐傅斯年从欧洲留学归来﹐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辞去教职﹐专门从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筹建工作。史语所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工作﹐但是在当时却受到地方主义的阻挠﹐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何日章俨然以维护本地文物自命﹐散发传单﹐斥责这是「既无学识﹐又无计划」的举动。一九三零年一月﹐《大公报》驻河南记者根据何氏传单﹐以《发掘殷墟龟甲文》为题报道此事﹐对发掘工作多有歪曲。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傅斯年致信《大公报》﹐指出上述报道「系根据一方面之传单而作﹐与事实完全绝对不符」（按﹕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泛森﹑杜正胜编辑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该信原件﹐其中有「何日章君」四字﹐后改为「一方面之」）﹐《大公报》当即予以发表。在此之前﹐傅斯年还去河南进行调解﹐并宣传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事后他风趣地说﹐为了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瘪了。当年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也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进一步交往﹐是在一九三四年该报开辟「星期论文」之后。「星期论文」由学界名流执笔﹐第一批被邀请的学者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八人。据说开辟这个专栏是张季鸾与胡适的主意﹐当时张的想法有两点﹕一是邀请名家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评﹔二是邀请自由知识分子加盟﹐有利于拓宽言路﹐扩大该报的影响。
据周雨《大公报史》转引方蒙﹑谢国明的统计﹐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的作者有二百多人﹐共七百五十篇。其中发表「十五篇以上的﹐有胡适﹑傅斯年﹑吴景超﹑陈衡哲﹑陶孟和﹑张其昀﹑沙学俊﹑周太玄﹑何永佶﹑谷春帆﹑伍启元」等人。另据《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着述年表》反映﹐傅斯年为《大公报》共写「星期论文」二十二篇﹐占数总的百分之三左右。这个数字仅次于他在《新潮》和《独立评论》上的发稿量。《新潮》和《独立评论》是他参与创办的同人刊物﹐不能与《大公报》相提并论。换言之﹐在他为公共媒体所写的稿件中﹐《大公报》占绝对多数。
从内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二是国际评论。关于前者﹐可以从《政府与提倡道德》（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一睹其风采。作者说﹕自民国以来﹐每届政府都要制礼作乐﹐提倡道德﹐其结果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是徒增许多伪善。他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除了教会的作用外﹐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训练﹐而不是道德说教﹐是政治家以身作则﹐而不是政治口号。所以﹐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那就应该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等近代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他强调﹕「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屏弃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文章最后﹐傅斯年问道﹕在「国难之急﹐民困之极」的今天﹐「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令人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傅斯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我不知道所谓「不相干的事」是指什么﹐但如果把这几个字换成「公款吃喝嫖赌﹑公费出国旅游」的话﹐那岂不是一篇声讨当代贪官污吏的檄文﹖
至于国际评论﹐他曾写过《今天和一九一四》（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八日）﹑《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国际之沦落与复兴》（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天朝─洋奴─万邦协和》（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第二战场的前瞻》（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等论文。傅氏并不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但他的文章却有视野开阔﹑搜罗宏富﹑论证严谨﹑判断准确等特征。究其原因﹐一是他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和触类旁通的分析能力﹐二是在许多问题上他不像如今一些所谓专家似的﹐只会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注意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张季鸾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虽然未署年月﹐但是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这是在《大公报》上海版创办后写的。再加上信末署有「二日」字样﹐估计这封信与傅斯年的《国联之沦落与复兴》有关。该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为了避免侵华日军制造口实﹐张季鸾对它有所删节﹐故写信进行解释。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之敬业精神和他对作者的尊重﹐也可以发现《大公报》在外力逼迫下﹐要想申张正义是多么艰难。
除了英敛之和张季鸾之外﹐傅斯年与王芸生的关系也很密切。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后来﹐傅斯年虽然没有写出这篇宏文﹐却在抨击孔祥熙﹑宋子文时表现出气势如虹的大智大勇。可悲的是﹐他们所说的这种状况不仅至今没有改变﹐反而还有蔓延的趋势。
除此之外﹐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王芸生写给傅斯年的那封信也值得注意。该书第二部分为「友人书信选」﹐收入张元济﹑蔡元培﹑陈独秀﹑汪兆铭﹑丁文江﹑蒋介石等的书信三十八通。从名单和内容上看﹐这些书信均弥足珍贵﹐可惜篇幅有限﹐每人只选了一封。王芸生的信写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正是我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内部的腐败和外来的侵略把我们这个国家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无论辛亥革命还是国民革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所幸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联合国的成立﹐才让国人看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在这性命攸关的历史时刻﹐王芸生清醒地看到﹐要想让希望变成现实﹐只有「民主宪政是一条坦途。」不幸的是﹐正当国内民主呼声日益高涨﹐国家开始走向宪政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和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也开始形成﹐于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又面临着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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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大公报》2002-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