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 正 文】 

乡里政权是汉王朝派出的最基层政权组织，乡官里吏尽管大多不是国家正式命官，但职责重大，承担着摊派徭役、征收赋税、率民为善、受理诉讼、监督户口年纪等职能。他们既是乡里政权的执掌者，又是邻里乡党的“长者”，不仅平时影响乡党舆论，而且政局动荡还能左右人心向背，构成汉王朝最基本的政权基础。伴随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演变，异军突起的豪民地主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逐渐把持了乡里政权乃至郡县右职，他们既是汉王朝对庶民百姓实现封建剥削的依靠力量，也是渔肉乡里、破坏封建秩序的罪魁；既是汉政权维系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也是滋生地方分裂势力、瓦解刘氏王朝的掘墓人。 

一 

    豪民在两汉书中或称豪富民、豪强、豪右、豪大家、大姓、著姓、强宗等，后避唐讳亦称豪人。豪民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封建私有制经济的不断深化而形成的一个新生社会阶层。其本质特征有三：一是“无寻尺之禄”（注：《国语·晋语八》。），即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的“素封”（注：《史记·货殖列传》。），仲长统形象地喻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注：《后汉书·仲长统传》。）。即不享有赋税徭役优免特权的非身份地主。二是家资巨万，农、林、牧、副多种经营，即“庶人之富者”，是一些生财有方，善于在各种经济领域发财致富，“以利相欺”的惟利之徒。其发展途径大致经历了营商取利、致力工虞、兼营农业等几个阶段而成长壮大。三是在社会上活动能量极大，上可以“交通王侯”，与官府分庭抗礼，下则“武断于乡曲”，“刺客死士，为之投命”，即庶民之豪者。 

    汉代豪民的形成大致有三个途径： 

    前代贵族后裔　前代贵族后裔延续到两汉，且在史书中留下笔墨的，以六国贵族最具代表性。六国贵族虽经秦代的铁血镇压和秦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传统势力受到极大摧残，但在汉初宽松的政治、经济氛围下，一些支脉疏属又转而从事工商，变成商贾豪民。正如司马迁所云：“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注：《史记·货殖列传》。）诸田当然就是齐地迁至关中的齐国旧贵族。这类豪民经武帝打击曾一度破败，但宣元以后又死灰复燃，且在经营方式上转向综合发展的道路。作为东汉田庄经济典型素材的南阳樊氏，因与刘秀的特殊关系在政治上曾大放光彩，但考其家世，却是由前代旧贵族转变而来的乡里豪民，按《中常侍樊安碑》：樊氏出于周宣王时佐命功臣仲山父，“食采于樊，子孙氏焉”（注：洪适：《隶释》第6卷，第78页。）。这个谱系可信程度并不高，但依《左传·定公四年》、《国语·周语上》、《续汉书·郡国·河内郡》及刘昭注等史书的记载，樊氏乃殷周大姓，南阳樊氏追认仲山父为其先祖，范晔对此并不怀疑，说明樊氏确实出自前代贵族。奉职三朝、位极三公的第五伦，“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第五伦在两汉之际率宗族闾里筑营壁自守，“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注：《后汉书·第五伦传》。）。宗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他不仅营理田业，还到太原、上党一带贩盐，是典型的豪民身份。 

    农工商贾畜长　这是在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滋润和放宽工商业禁令的驱动下，“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的新生代，也是一个不断产生、消长不定的社会群体。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不同行业——农、林、牧、副、渔——的佼佼者，认为“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此外，还有大冶铁家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大盐商刁间，畜长桥姚、卜式，大商贾师史等。这些农工商贾畜长皆家赀巨万，“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武帝“告缗”之后，这类豪民也一度消沉，靠盐、铁等特殊商品产销致富的渠道亦被堵死，但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易中发达的商贾豪民不久又重新抬头，元、成间“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注：《汉书·王尊传》。）。嗣后，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等并“为天下高赀”（注：《汉书·货殖传》。）。 

    豪杰并兼之家　是伴随土地私有制程度的加深而以营农为主的豪民，大致由罢官之家和乡里豪民构成，在职官吏“豪猾并兼”不在论列。在以人治为基本特征的封建社会，为官一方，岂止十万雪花银，更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为此，很多罢官之家及官僚族属或逐商贾之利，或兼并役使，族势声望决不亚于工商之豪。如平通侯、中郎将杨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自称“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但因商贾乃“下流之人，众毁所归”（注：《汉书·杨敞传附杨恽传》。），故有身份地位的士人尽管赋闲乡里，受社会舆论的掣肘亦不轻易为之，按他们的理财观念，兼并役使方为正途。如内史宁成脱罪后，“乃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注：《汉书·酷吏传》。）。燕相灌夫免官居家，“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注：《汉书·灌夫传》。）。 

    豪杰是一个内涵较广的概念，可从智谋、勇武义项定义，如《淮南子·泰族训》说：“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它更多应用于战乱或社会秩序不稳的年代，政局平稳之时也往往沿用，既可指称官贵，亦可指称游侠、豪民。如黄霸“以豪杰役使徙云陵”，师古注云：“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也。”（注：《汉书·循吏·黄霸传》。）李善注两汉奉行的“三选七迁”，“谓徙吏二千石及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注：班固：《两都赋》，载《文选》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这类豪杰无疑指豪侠并兼之家，而当秦末、莽末，天下丧乱，史书中连篇累牍的所谓“豪杰”则相对宽泛。 

总之，豪民是一个包容极广的社会阶层，我们为行文需要虽然可以从来源上权作分类，但实际中其身份相当复杂。大体来说，汉初至武帝“告缗”，是汉代豪民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豪民以工虞商贾最为活跃，在致富类型上具有单一经营的特点，兼并土地、购置地产的现象还不普遍。“告缗”以后，商贾豪民沉寂了很长时间，元、成以后商贾豪民又重新崛起，并在社会上兴风作浪，但盐铁巨富、子钱家在历史上消失了。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动向是：经武帝的严厉打击，新兴的各类豪民在投资理念上发生逆转，“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致富守产论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而且，豪民地主在经营方式上不断走上综合发展的道路，田庄成为豪民经营地产的主导形式，东汉时期尤甚，这就使豪民在类型上的相对分野变得更加模糊。 

二 

    豪民拥有雄厚的财力，必然会对社会施加影响，或兼并役使，或插手吏职，甚者起兵反叛、割据一方。但从总体上看，在王朝政治相对清平的条件下，豪民的影响还主要局限在地方，特别是乡里。乡里是汉代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乡设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孝悌、力田等，“三老掌教化”，职在以德化民；“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为乡府的实际行政长官。其中，有秩、啬夫、游徼虽由郡县属吏下派（注：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台湾长达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5页。），但性质仍属乡官。每县的辖乡数，论者或以为3 乡有余（注：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 年版，第187页。），或以为应在4乡至5乡之间。乡下设里，里设里正（或称典）、里魁、里胥、监门、假士等，管辖100户至50户不等。每乡的辖里数，或以为西汉时较大的郡、县，一乡管辖100个里；中等县辖里70左右； 小县小乡辖里20至40左右（注：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9页。）。多年来，因文献对乡里组织的记载挂一漏万，居延等地相关简文又过于零散，论者虽然在探幽索隐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对许多问题仍然见仁见智，存疑待考。今据《尹湾汉墓简牍》释文，可大致说明如下问题：一、《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一句，中华书局点校本句读不误，尹湾简《东海郡吏员簿》中“乡有秩”与“乡啬夫”是分列的，即“乡有秩”是有秩啬夫的略称，“乡啬夫”是无秩啬夫，但不能把“有秩、啬夫”连读，若此，则少了“啬夫”一职。二、《百官公卿表》、《百官志》中所载乡官吏员是就乡级政权设置的一般制度而言，并非每乡均按这种编制全额设置，如尹湾简乡有秩凡24人（其中1县不明）、乡啬夫137人，合计不满《集簿》的“乡百七十”（注：简文“乡百七十”后缺一字，但从后文“乡三老百七十人”来看，此乡数不误。），说明个别的乡既未设“乡有秩”，亦未设“乡啬夫”，或以乡佐代理，亦未可知。游徼也非每乡一人，简文仅82人，或者一名游徼兼管数乡，因无直接证据，只能存疑。三、每县的辖乡数不能笼统地按平均数值去理解，因聚落、人口的多少，乡的设置参差不齐，《续汉书·百官志》所云“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只是一个大概的规定或推算，而非最多以四乡为极限。据笔者统计，东海郡各县辖乡数少则1乡，多则14 乡。四、按尹湾简，“里二千五百卅四”，每乡平均管辖18个里，大概每乡辖里数在同一个郡或县亦存在较大差别，不能按大、中、小县一概论之。 

    豪民势力在乡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直接参掌乡里政权。 

    乡官大多有位无禄，有秩、啬夫、游徼等虽为郡县属吏出任，但却“职斯禄薄”，斗食而已。惟其如此，乡以下职务一般为士人所不齿。如郑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后“遂造太学受业”（注：《后汉书·郑玄传》。）。但乡官毕竟是广大农村的头面人物，众望所归，还有机会迁升为郡县属吏，乃至地方长吏，故也不失为豪民从政之一途。但由于正史所收传记人物，无非帝王将相，对其履历于“正途”之外又往往缺笔，这就为我们查证豪民出任乡官的事实造成极大困难。汉代以“孝”治天下，“孝”在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村社组织中具有极强的凝聚作用，故汉政府对“掌教化”的三老非常重视。刘邦早在即位的次年就下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注：《汉书·高帝纪》。）三老既为民师，左右乡党舆论，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因此致仕的官僚（蜕变为豪民）、儒士、豪民多出任乡、县三老，如武帝朝的绣衣御史王翁孺解职后为魏郡元城委粟里三老（注：《汉书·后元传》。）；出身世代豪吏的赵宽为浩亹三老（注：《东汉三老赵掾碑》，载《文物》1964年第5期。）；南阳豪民地主樊重因“赈赡宗族，恩加乡闾”，被推为乡三老。三老虽无具体行政职责，但位尊身荣，豪民出任三老，便身价倍增，除享受免役、赏赐等特权外，也为本宗、本族营造出一个声威加于乡里的势力氛围。 

    乡啬夫是豪民争仕的又一职务。乡啬夫虽贱为斗食，但掌握一乡的徭役摊派、赋税征收、监督户口等大权，直接决定着管内民户的命运，声威有时远在守令之上，如爰延任陈留外黄乡啬夫，“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注：《汉书·爰延传》。）。乡啬夫还可迁为郡县属吏，经察举等途径成为国家正式命官，如鲍宣初为渤海高城县乡啬夫，“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注：《汉书·鲍宣传》。）。一代名臣张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注：《汉书·张敞传》。）。其余如朱邑、第五伦、爰延、郑玄、郑宏等，均由乡啬夫起家。豪民从政，除赀选、察选及买爵贩官而外，也往往把啬夫作为仕进的跳板。他们从乡里政权入手，再出仕郡县右职，进而和士大夫集团结为一体，构筑起牢固的地方权力格局。我们从《隶释》所见碑文可知，东汉时期，郡县掾史基本为“乡里著姓”、“右姓”所把持，掾史的任用权在制度上职在郡守，而“三互法”却使郡县功曹成为实权人物，汝南太守“主画诺”，南阳太守“但坐啸”（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的谣言就一语破的。在此条件下，士族——豪民一体化的局面基本形成，仕进的途径虽然扩大，但仕进的覆盖范围却日趋狭窄，如山阳湖陆人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注：《后汉书·度尚传》。），而《续汉书》却说“尚少丧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书》，为吏清洁，有文武才略”（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则知他“不为乡里所推举”的根本原因乃“家贫”，而非“不修学行”。 

    第二，经济上间接左右乡里政权。 

    豪民在乡里的影响更以侵陵小民、广占田园、放债畜奴为烈，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师丹等人的“限田限奴议”都是针对豪富吏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注：《汉书·哀帝纪》。）而发；王莽的“王田私属”制也在官贵豪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告破产；刘秀“度田”失败后，占田无限，更使得“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问题愈演愈烈。 

    豪民拥有雄厚的财力，因在乡里气指颐使、偷税抗税、辜榷奸利、大放私债，间接地左右着汉代的乡里政权。“辜榷”即垄断商品交易，“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注：《盐铁论·禁耕》。），《后汉书·孝灵帝纪》引《前书音义》曰：“辜，障也。榷，专也。谓障余人卖买而自取其利。”班固称这种行为是“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注：《汉书·货殖传》。）。豪民辜榷由来已久，灵帝光和四年置*[马+彔]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而“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东汉初汝南太守邓晨任许杨为都水掾，使修复鸿郤旧陂，“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竟欲辜较在所”，又以许杨拒斥而诬其受贿，险使工程毁于一旦。为此，东汉政府屡诏郡国，不令长吏“优饶豪右”，“得固其利”，态度强硬，措辞严厉，但收效甚微，以致豪右往往利用贫民避役典卖家资之机，或政府“假民公田”之时，勾结官府，“得其饶利”。 

    豪民私债是汉代社会危害小农经济的祸根之一，也是豪民役使贫民甚至支配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它在汉代的演变一是自杨可告缗后开始与权贵地主结合；二是抵押借贷沉渣泛起；三是对社会的危害性日益突出（注：参见拙文《汉代豪民私债考评》，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豪民放贷还不止于“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5页。），它的另一伴生行为就是“豪杰役使”，声威凌驾官府。史载西汉成、哀间成都罗裒因重贿外戚王根、宠臣淳于长，故“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注：《汉书·货殖传》。）；权贵之家竟“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注：《汉书·谷永传》。）。豪民乘财役使，令“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注：《后汉书·桓谭传》。），畜长出身的卜式也坦言“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注：《史记·平准书》。）。正因私债的盛行，才使豪民得以对负债的农民超经济役使，比之乡官里吏，声威权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使“忧私债”成为广大乡村愁苦不堪的心理负担。 

    从政治地位上划分，豪民无任何封建特权可言，本来，汉代的赋税制度与商品价格已经对豪民极为有利，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转嫁负担，通过种种手段偷税抗税，寻求法外特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具体负责赋税征收的乡官里吏狼狈勾结，或以财凌权。如“（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注：《汉书·何武传》。），即属典型的抗税事例。刘秀欲行度田，而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上府责之县，县责之乡，为虚报垦田数字，又要“优饶豪右”，遂侵刻赢弱，竟将“庐屋里落”计为民田；和帝永元五年诏书指出：郡国每向朝廷呈报贫民户口人数，常把“衣履釜*[兟+臼+鬲的下部]”（注：《后汉书·孝和帝纪》。）计为民赀。凡此种种，无非豪民与官府沆瀣一气，偷逃税役。对此，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揭露：“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注：《盐铁论·未通》。）豪民偷税抗税，乡里又要应对上计，只好刻急细民，使“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从而使流民问题恶性循环。加以“乡部私求”，“因公生奸”（注：分见《汉书·贡禹传》、《后汉书·孝安帝纪》。），“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注：《后汉书·循吏列传》。），正所谓“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戚吏正者之愁也”（注：《盐铁论·取下》。）。 

    第三，社会上实际凌驾乡里政权。 

司马迁在生动描绘汉初商品经济活跃发展的生动景观后，概括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是说在封建专制社会，财力是仅次于权力的支配力量。豪民尽管无权，但财势凌人，在社会上宗族势盛、财大气粗、奴仆宾客成群、坐享威福，崔寔痛心疾首地针砭曰：“上家累巨亿之资，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注：崔寔：《政论》。）武帝世，灌夫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宣帝朝，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宁成更是“使民威重于郡守”（注：《汉书·酷吏传》。），乡官里吏自然“畏惮”，而不敢“笃责”。由此可见，豪民何止“渔食闾里”，其权势或可与乡里政权并重，或高高凌驾于乡里政权之上。

三 

    乡里是汉政权依赖的重要基础，一乡一里的治乱尽管不至于对政局产生太大影响，但乡里治理的整体水平却直接关系到民生的安康或动荡，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的治乱。秦末征发闾左服徭役，成为引发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依王子今、张汉东等学者考证，“闾左”即“里佐”，乃里正之副（注：参见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汉东：《闾左新解》，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4年第27期。）。秦二世对闾左的征发，直接动摇了基层乡里政权的支柱，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的土崩瓦解。 

    在汉初社会，作为政府异己势力的游侠一度颇盛，同时也是豪民阶层异军突起之时。豪民同汉王朝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从实现社会安定，维护封建秩序的角度论之，却始终是王朝政治的对立因素。因为豪民势力的壮大，不仅瓦解小农经济，腐蚀社会政治，破坏封建法治，败坏社会风俗，而且其影响还远远超越乡里范围，豪民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结党谋反，或武装对抗，从一种王朝政治的潜在威胁质变为公开的分裂力量。 

    武帝算缗以前，豪民阶层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生产性投资也局限于开矿、冶铁、煮盐、铸钱等部门，兼并土地的问题尚不突出，故有“未有并兼之害”的说法。在此条件下，豪民对乡里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性的商品冲击、高利贷敲榨和人身役使，把小农直接扫地出门者寡，故这一时期流民问题并不突出。而且，汉初以来的“三选七迁”，通过对关东地区豪民势力的阶段性扫荡，也使豪民对社会的危害不致演成大患。但武帝对工虞商贾不加分别的毁灭性打击政策，虽使豪民在一定时期销声匿迹，但其消极影响也不能低估，所谓“民无所牟大利则返本”，“民偷甘衣好食，不事畜藏之产业”（注：《史记·平准书》。），这一方面造成豪民消费投资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使社会资金大量回流农村，使土地兼并、豪民役使等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豪民买通、权钱结合、对乡里政权的控制也步入一个新阶段，其势虽因宣帝的选用能臣良吏而暂时受到遏制，但这种结构性变化却终难扭转。 

    西汉建国以后，一直坚持把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迁至关中，置于诸陵。迁豪虽不损害其赀产财物，但却有效地翦断了他们在关东地区盘根错节的地缘联系，而且，徙至关中后，依法又不得族居（注：《谢承后汉书·郑弘传》云：“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载《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进一步割断了他们的宗亲血缘纽带，这不仅减轻了关东地区土地兼并的压力，同时也滞缓了豪民在关中地区乡里势力的形成。正如建武年间杜林所论：“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规，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以削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注：《东观汉记校注·杜林传》第14 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页。）而元帝放弃迁豪不久， 即出现“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注：《汉书·陈汤传》。）的严重局面，乡里政权排解纠纷、组织生产、赈灾扶贫等行政职能丧失殆尽，农民破产流亡的势态一发而不可收。 

    早在汉初，豪民为结党营私，扩大势力范围，即“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注：《贾谊集·时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宣、元以后，“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注：《汉书·赵广汉传》。）更为普遍，或“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注：《汉书·何并传》。）；或“通邪结党，挟养奸轨……并兼役使，侵渔小民”。显而易见，元帝之所谓“宽政”，不仅助长了宗族势力的强盛，而且“三互”之行，又使地方长吏往往受制于小吏豪民，地方大姓、乡里豪民把持或左右乡里甚至郡县政权的格局逐渐形成。对此，崔寔作《政论》评说：“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注：《后汉书·崔駰传附崔寔传》。） 

    当然，我们将豪民规定为一个社会阶层仅仅是就其基本特征来划分的，如果从整个社会阶

级关系变动的宏观角度观察，豪民实际上是一个界于官民之间不断流变的地方阶层，它既能破落为一般民户甚至取庸为奴，又能通过各种途径为官，尤其是一些拥有前代名门望族渊源的豪民，或因时际遇而显赫一时的官宦后裔，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其上升趋势来说，汉代豪民的最终归宿是逐渐同官宦之家合流，进而演变为以大地产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如南阳樊氏即是一典型例证。但这只是一种趋势，一种整体动态，而非一个个具体个案的累加。在豪民向官宦士大夫转化的历程中，两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为其提供了一次天赐良机。在反莽斗争中，先有钜鹿著姓马适求（注：马适氏为钜鹿著姓，见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受牵株连的“郡国豪杰数千人”（注：《汉书·王莽传》。）；后有刘氏宗族、州郡长吏、地方大族四处并起，从而促成了豪民与士大夫集团的合流。其中许多家族历久不衰，成为魏晋门阀世族的前身。刘秀度田失败后，东汉政府基本放弃了遏制和打击豪民势力的措施，西汉以来豪民与官府势不两立的历史不再重演。东汉中后期，随着官宦士大夫的门阀化，新生的豪民地主就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了，阀阅功劳、门第族望已成为选官的主要依据，势族、单门之间的界限虽不似魏晋以后泾渭分明，但已成为社会上评定人物的标准。所谓“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注：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在前”（注：王符：《潜夫论·交际》。）。赵壹有感于此，作《刺世疾邪赋》曰：“法禁屈挠于执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注：《后汉书·文苑列传》。），可谓入木三分。 

在此条件下，豪民的政治空间又被挤压到地方乃至乡里，他们的政治出路尽管渺茫，但势力仍然炙手可热。他们广占田园，役使成百上千的徒附和奴婢，宗亲宾客一身二任，组成半公开性质的私兵。对这些遍布全国的“土豪劣绅”，不仅庶民百姓畏之如虎，乡官里吏避之不及，就是州郡长吏也惧其三分。他们在支持刘氏政权时，无疑是汉代“专制政治的基础”，而豪民势力所固有的离心倾向也与日俱增，最后成为汉末军阀架空朝廷、火并厮杀所依赖的基本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