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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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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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  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  
   
西汉侍女俑, 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舞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  
木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二虎搏猪纹透雕铜扣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