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汉代士大夫社会平衡机制的形成

新华网河北频道 ( 2009-11-24 20:08:59 )        稿件来源： 衡水市委宣传部
马彪 （日本国立山口大学人文学部 教授）
董仲舒"为世儒宗"（《汉书·刘向传》）。这是西汉大学者刘向对他的赞语，也是对其作为儒者学术地位的肯定。究竟何为"儒宗"？班固说："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曰："宗，尊也"（《汉书·王吉传》注）。李贤云："宗谓所宗仰者"（《后汉书·党锢列传》注）。可见，"儒宗"指那些为儒者所尊仰的人物。汉代儒者众多，仅有姓名可考者就不下千人 。笔者认为：为众儒之宗的"儒宗"，在当时已形成为一个独立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代表，而董仲舒对这一阶层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贡献，他的思想甚至成为改变秦及西汉初年既定的二元社会结构，从而开启中国士大夫社会平衡机制的理论依据。试论述如下：
一、取代"布衣将相"的时代需求
士大夫官僚作为一个阶层形成于汉代，完全是时代的需要、是秦汉官僚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在战国时期，特别是秦商鞅奖励耕战、图强变法以后，军功阶层逐渐担负起草创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成为当时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秦国由弱到强，最终战胜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都是"王侯将相"（《史记·陈涉世家》）秦军功阶层的胜利。然而，这个集团本身毕竟带有种种宗法氏族制的残余，它崇尚暴力治国，致使秦朝因滥施暴政而短祚速亡。代之而起的是汉代军功阶层，即所谓汉初的"布衣将相"（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他们以汉初的"无为"而治取代了秦的暴政。秦汉官僚社会发展史上的这一变化，表明宗法氏族制的残余正经受着时代潮流的进一步荡涤。但是，"王侯将相"也好，"布衣将相"也罢，他们都是军功阶层，有着共同的时代局限性：他们勇于作战，但缺乏文化；崇尚武功，而轻视文治；重视暴力，却鄙夷教化。
总之，他们能够于马上打天下，却解决不好马下坐天下的问题 ，都未能承担进一步完善、巩固秦汉帝国统一大业的历史重任。为汉王朝建功立业的"布衣将相"，仅仅到了他们的第二、第三代，已经是"子孙骄逸，亡其先祖之艰难"，其继承者"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 。据《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序》言，刘邦所封列侯一百四十三人，至文帝时尚存不足半数，及至景帝时只剩下五人。逮武帝时则更呈现出"元功宿将略尽"的结局 。占据汉代统治地位的"布衣将相"已经没落，与此同时一个新兴的儒宗阶层却正在孕育之中，这就是后来显赫于汉代官僚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与"布衣将相"集团的较量最早是在"儒道互绌"的学术外衣下展开的。景帝时，代表旧势力的窦太后曾召见儒者辕固生问老子书时，辕固生竟然轻蔑地说："此是家人言耳"（《史记·儒林列传》）。当时儒者对"布衣将相"统治者的不满情绪由此可略见一斑。这种统治阶层内部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武帝即位后的第六年窦太后去世才告一段落。
二、"三论三求"的理论先导
汉武帝是一位通晓经学的皇帝 ，即位时年青有为，不满足于汉初清静无为的统治方式，而以好儒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这些人"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隆儒"局面。当此之时，为了全面开拓大一统新局面，汉武帝急需寻求理论依据。建元元年武帝下令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纪》），表明他对人才的渴望。经学大师董仲舒正是在这时献上著名的"天人三策"，从而一举成为后代儒者所尊仰的"儒宗"。笔者以为"天人三策"大致可概括为"三论三求"。即每一策均系董仲舒为武帝提供一种理论，并附带为儒者集团提出一项要求 。试述如下:
其一，以"更化则可善治"为命题 ，提出"更化"论，满足了武帝为全面"改制"寻求理论基础的迫切愿望；同时提出欲"更化"须"以教化为大务"，首先要清除秦以来"重禁文学"之余毒，为儒者要求学术自由权。
其二，以"俭非圣人之中制"为命题，提出"有为"论，打消了武帝欲变汉初无为而有为的顾虑；同时指出："有为"必须养士而求贤，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且"使诣列侯、郡守、二千石名择其吏民之贤者"，为儒者要求入仕权。
其三，以夏、商、周三代虽"改正朔"，然"明教化"不变为命题，提出三统论，对武帝关于"更化"、"有为"是否合于"天人之应"的提问给予肯定答复；同时以替天行道必合《春秋》大一统之义为由，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儒者要求学术垄断权。
班固对此"天人三策"有段精辟概述曰："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前一句讲"独尊儒术"，后一句言"明经取士" 。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满足了武帝巩固、发展大一统局面的理论需要；后者达到了为儒者向统治阶层索取入仕特权的实际目的。至此，儒家经学在其诞生三百余年后，终于迎来了自身昌盛阶段。儒学不仅开始取得了中国传统时代统治思想的正宗地位，而且成为儒者登上政治舞台的必由之路。董仲舒就这样为儒宗阶层的形成成功地做好了理论准备。
三、"明经取士"途径的开辟
如上所述，董仲舒确实不愧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国策的启蒙者，但也应该看到他还仅仅是儒者阶层的精神领袖。因为汉武帝虽采纳了独尊儒术、划一统治思想的建议，但在政治实践中却并不受其束缚，而是坚决奉行"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汉书·元帝纪》）。所以汲黯曾评价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但是汉武帝确实看到儒者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为此他起用了另一位儒者公孙弘。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就学术而论，远在董仲舒之下。所以在建元元年应征贤良时未得重用，十年后复为贤良征时，仍被太常列为"第居下"。但武帝却看重他对策中儒法杂用的治政主张。公孙弘在其概括的八项"治民之本"中，主要提出了礼仪为表，赏罚为里的主张，即所谓："礼仪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汉书·公孙弘传》）。这种将法制"缘饰以儒术"的道理正符合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加之公孙弘本人又"习文法吏事"（《汉书·公孙弘传》），故而倍受赏识。自采纳董仲舒对策，武帝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又起用公孙弘拟订创立太学方案，奏请为《五经》博士招受弟子五十名，免其徭赋，另招"受业如弟子"若干（《汉书·儒林传》），学成后经考试录用为官。"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儒者亦始得势于仕进之途。无论如何，董仲舒首倡之"独尊儒术"与"明经取士"，对汉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的确有着开山之功。
四、士大夫社会层的平衡机制
士人是战国贵族的下层、民众的上层，长期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至秦代，士人在"儒以文乱法" 的偏见下，被排斥在国家共同体之外，更成为纯粹的民间势力。汉高祖刘邦虽然开始下马"治天下"，但在武帝之前的士人仍然仅仅属于民间社会的普通一员。
直至西汉中期，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用士人为官，中国才第一次出现了士大夫这样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富特色的崭新阶层 。这一阶层以读书―做官―致富的手段开辟了一条由平民上升为贵族的通道，同时也架起了民间基层通向中央朝廷的桥梁。汉代所形成的这种新型君权与平民关系，迥异于秦朝那种下层官吏与朝廷皇帝、中央官僚之间单纯的从属关系 。从此，中国的国家管理机构一直是在以官僚上下级关系为表，同时又以士大夫平衡调节机制为里的系统中运转的。
所谓士大夫的平衡调节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指他们那种具有沟通君主与平民这汉代的两大社会的机能:他们既是下层平民的代表，又是朝廷皇帝的依靠力量。这是一种沟通两端的中介社会层：
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否认贵贱血缘差别的社会层，所以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代表平民。在身份上，普通劳动者、商人可以读书做官（樵夫朱买臣官至郡守，世代农夫出身的匡衡位至宰相），士大夫亦可以与游侠为伍，下野去做隐士。在社会舆论功能上，贤良文学的进言制度可以弥补地方上计制之不足，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如"盐铁会议"）；太学、郡国学、私学的学生可以和朝野士人相互声援，左右朝政（如"党锢之争"中的声援党人）；在野士人或下野士大夫可以自由评论时势人品（如乡村的"月旦评"）。
第二、因为士大夫社会层具有一条以学问为标准来判断能力优劣的晋升门径，致使他们永远是文化素养最高的国家管理人材。所以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既能受到君主信任，又能制约朝政的强大势力（东汉时期儒者在官僚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40%以上 ，最终形成强大的士大夫"清流"势力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三、在儒家道德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层是以伦理道德为吐故纳新原则的，所以这一社会层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政治生命力（东汉末他们虽与朝廷腐败势力斗争到最后同归于尽，但在那之后他们又在新的朝廷中获得再生）。
总之，吸收平民各阶层成分，代表民间势力取得统治者的信任，成为国家管理层的中坚力量，形成沟通汉代君权、平民两大新兴社会的通道 ，从而维持了社会结构的平衡稳定。这就是我所强调的士大夫阶层能够使二元结构社会在对立中达到平衡的调节机制，也是汉代不同于秦代，而胜于秦代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汉朝能够产生举世瞩目之汉民族、汉文化的根本原理。无论如何，对于汤因比所指出全人类约30种文明圈中只有中国文明延续不断的现象，如果论其原因的话，我想上述这种在在西方未曾有过的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机制是不能忽视的关键，而秦汉这个产生士大夫的阶段无疑更当是关键之关键。毫无疑问董仲舒在促成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上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