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雏形：“三三制”政权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的雏形：“三三制”政权的理论与实践
田居俭
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建国主张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正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强占中国东北之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册第 581、608、609—610页）
1936年9月，为了敦促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改弦更张，中共中央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把“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月，在《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又提出把“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第 89、95页）从此以后，建立和健全民主共和国便成为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如果国民党把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则实行“四项保证”，即停止以武装推翻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特区政府所辖区域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57—158页）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林伯渠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工作，着手筹备“更名改制”。3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状态，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接受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国共两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改制”迟迟不予以承认。经过共产党据理力争，国民政府行政院才通过决议，确认了“改制”的合法地位。
1937年9月 20日，在此前依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自下而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乡、区、县三级议会和政府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首府设在延安。国民政府行政院将23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包括陕西的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神府、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今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宁夏的盐池。总面积约 1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150万。后又经过交涉，解决了边区某些县两个政权并存问题，国民党撤走其派驻的官员，边区政权实现了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1938年1月，复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
“三三制”建政的理论与实践
1939年末和1940年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等名篇中，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家和社会的精辟论述，总结这一时期政权建设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这一思想，源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后来毛泽东阐明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有别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有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即人员构成，无论是民意机关还是行政机关，一律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样做有利于“保证党的领导权”，“争取小资产阶级”，“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675、741、742页）
根据毛泽东总结的建政经验和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经过充分准备，在第二次普选的基础上于1941年11月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林伯渠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张邦英作常驻会工作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总结了第一届政府的工作成绩和不足，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设想。与会参议员审议后一致通过。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由西北中央局提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共21条，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以及人权保障、司法、廉政、农业、土地、工商、劳动、税收、文教、妇女、民族、俘虏、外侨等具体政策。会议指出：这个纲领“不仅适合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惟一正确的边区施政纲领，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督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30页）
会议选举参议会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时，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选举常驻议员，发现候选人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王世泰、萧劲光等主动申请退出。选举政府委员，发现候选人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谢觉哉、王维舟、马文瑞等主动申请退出。选出18名政府委员，又发现共产党员占7名，超过了三分之一，于是徐特立申请退出，会议决定，依次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最后，高岗当选为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谢觉哉为副议长；林伯渠当选为政府主席，高自力、李鼎铭为副主席；雷经天当选为高等法院院长。根据有关规定，李鼎铭不能同时担任副议长和副主席，为此，免去其副议长职务，补选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机构，实际上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政权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和县两级参议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县、乡三级政府是行政机关，另有边区政府派出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派出的区公署。司法机关则有边区高等法院和它在专区设立的分院以及县法院。
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相辅而行，陕甘宁边区政府贯彻毛泽东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即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道路，实行公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者个体经济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公营经济包括工业、手工业作坊、农场、商业等，主要由政府、部队或学校经营，虽然数量有限，却居主导地位，引领和帮助其他经济发展。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实行与形势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策。如：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保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债主的债权，“租佃及债权债务双方，须遵照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第107页），按二“五减租”或“五一减租”（按原租额减25%或20%），“分半减息”或“一分减息”（即年利不超过15%或10%）。又如：通过劳动契约，一方面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时，另方面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奖励私人企业，保证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第105页）。这种机制，有利于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
上述经济体制和机制，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边区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农业为例，耕地面积逐年扩大，1936年为843.1万亩，1945年为1521万亩，增长79.4%；粮食产量不断增加，1937万为111.63万石，1945年为200余万石，增长80％以上，农民大多可以做到“耕三余一”。以工业为例，1938年以前，仅有几家被服、印刷、军械修理等小厂，工业用品全靠从区外输入；到1945年，已经有了门类齐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工厂，如炼铁、炼油、机械制造、军工、煤炭、陶瓷、玻璃、纺织、被服、制革、制药、化工、造纸、印刷、农具、火柴等，产品可以全部或大部自给。
为了服从和服务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陕甘宁边区根据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努力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针对边区文化异常落后，99％的人口是文盲的现状，把教育放在文化建设的中心位置，实行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并重。其中，干部教育又居首位。为培养成千上万的各类干部，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边区民族学院等院校（或训练班），制定和颁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分期、分批培训各级干部。依据《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在工农群众中进行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教育，通过冬学、识字班、夜校、读报组等方式提高读、写、算的能力。对于广大适龄儿童，则根据《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通过公办或民办公助等方式进行免费义务教育。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事业。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创作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秦腔《血泪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曲《东方红》、《绣金匾》、《南泥湾》，以及大量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还创办了《中国文化》、《中国文艺》、《文艺月报》、《大众文艺》、《新诗歌》。《音乐月刊》、《边区戏剧》等文艺刊物。为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的头脑，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等著作。又出版了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创和《矛盾论》是其中两章）。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面向不同读者的报刊，如《新中华报》（前身为《红色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成立了新华通讯社（前身为红色中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
新中国光明灿烂前景的象征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初步实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有力地证明了“三三制”政权的理论与实践是当时“‘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为后来“重建国家”积累了宝贵经验。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开了先河；与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民主集中制”政权组织形式，成为一脉相承的政体；“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677页），自下而上产生参议员组成各级参议会，由参议会选举政府领导成员组成各级政府，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源；政权机构中的“三三制”人员分配，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萌芽；“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93页），显露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端倪。“三三制”建政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蕴含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些，已为历史进程所证实。
当年，毛泽东评价“三三制”建政原则时指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 785页）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中强调：“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予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6页）民主人士李公朴率团考察晋察冀边区后，赞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就是因为边区的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人士精诚团结，力求进步，所以在今天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具体地说明了争取最后胜利，以及建国成功的方法和步骤。”（《华北敌后——晋察冀•序》）
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因为有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对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探索和实践，构成了新中国的雏形，才有解放战争时期在此基础上充实和提高，经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辖有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华北人民政府，辖有辽宁、辽西、热河、吉林、黑龙江、松江六省和沈阳、抚顺、鞍山、本溪四市的东北人民政府，辖有内蒙古东部地区各盟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才有历经28年浴血奋战、最后实现“重建国家”理论、纲领和方案的新中国，才有未来能经得起狂风巨浪考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5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