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忽视民间金融领域自发的“内部规则”

　　在云南昭通地区，外出民工务工去年收入共计21亿元。其中通过银行等渠道汇回的款项不到50%。云南省银监局日前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以昭通为代表的云南偏远农村地区，私下从事资金汇兑的民间机构正在逐渐增多。在一些人眼里，这成了一个问题。那么，代表着现代经济的政府监管机构，应如何应对传统部门自发生长出来的、旨在满足自身需求的金融制度？
　　
　　摒弃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
　　在一个城乡二元经济体中，现代经济部门当然需要现代金融制度相配合。银行之类的现代金融制度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因而，与传统的票号、钱庄相遇，后者无法与之竞争，而自然地被淘汰。这种过程发生于20世纪初。不过，这些票号、钱庄其实是城市的，与银行的市场覆盖范围重叠，发生正面碰撞而被其替代。
　　但是，乡村的传统金融制度，比如各种形式的合会，则是现代银行所不愿介入的市场。所以，至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乡村自发形成并维系的金融制度仍然存在，彼时的民商事法律对于这些传统金融形态大体采取的是放任政策。
　　从那之后，情况发生变化。随着权力深入民间社会，现代金融网络也向乡村社会伸展。当然，这种扩张基本上是权力驱动的，而非市场需求驱动。看起来比较现代的银行，服务乡村的功能远小于其汲取乡村资源的功能。
　　政府为了将所有资源集中于自己手中，以实现自己设定的经济与政治目标，必须维持这一网络的垄断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现代金融体系向乡村的扩张不是出于市场的真实需求，因而，其扩张存在某种无效率。为维持生存，使之免遭竞争压力，同样必须维持官方金融网络的垄断性。
　　这种垄断在1980年代之前没有遭到任何挑战，因为，所有剩余皆被现代经济部门剥夺的乡村，并无任何金融活动可言。但1980年代之后，随着个体私人经济发展，乡村金融体系自然地复苏，并渗入工商业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个与官方金融部门相对的民间金融部门。十几年来，政府持续地执行了一种取缔民间自发金融活动的金融监管政策。有些学者也带着一种现代化偏见，称其为“地下”金融，或“非正规”金融。
　　有观点称，这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但民间金融活动因为高度分散，绝无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恰恰是在城市现代金融部门，由于垄断及因此导致的某些无效率，给整个经济积累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当然，它也是带有某种寄生性的现代经济部门一个牺牲品。
　　如果摒弃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人们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官方现代金融体系与民间金融体系两者，带给经济健康增长的贡献和带给经济的风险分别为几何。对于权力驱动下整个现代体系的扩张，笔者更愿意保持一种审慎态度。再以现代教育体系为例，它所传授的知识和意见，对于大多数注定了无法进入城市生活的学生，究竟有何价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代教育的功能是把乡村中最有能力的人从乡村选拔进城市，如同现代金融体系把乡村的资本转移到城市一样。
　　
　　不能用外部规则取代内部规则
　　假如监管部门确实想防范这些民间金融活动的内部风险，那它就不应当迷信源于现代金融实践的“外部规则”，这种依据外部规则的监管，因为它可能会扰乱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或许会放大风险。
　　由于存在效率低下，现代银行纷纷收缩原来由权力支撑的营业网点，邮政部门的服务能力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因而，云南省银监局也不能不承认，民间汇兑机构在方便群众、弥补金融服务不足方面，确实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但据说，这些民间金融组织存在明显的“身份认知”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成文法中没有关于它们的身份的明文规定。而法律没有规定，就是不合法的，就蕴涵着巨大风险，就应当予以打击。比较温和的做法，则是将其正规化，但同样认定其风险巨大。
　　这里的逻辑跳跃也太大了。现行金融法律都是针对现代金融活动制定的，因而它们其实属于某种特别法。但其实立法时，民间金融活动或许根本就没有被考虑过。当然，成文法没有规定，并不意味着民间金融活动中就没有法律，完全是无法无天的。那里其实是有法律规则的，那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或者是习自传统的规则。用哈耶克的术语说，这些属于“内部规则”。
　　其实，在任何一个商业交易领域中，都存在这种“法”。在欧洲中世纪的商业繁荣时代，形成了所谓的“商人法”。威尼斯之所以繁荣，就是因为那里执行的是自发的商人法，而不是“国家法”。英美为什么能发展出现代市场制度？也是因为，普通法灵活地承认并随时吸纳各个领域中形成的内部规则。中国古代同样有发达而完善的商事习惯法。
　　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金融发展过分沉溺于某种现代性的崇拜中，没有接受民间金融领域自发形成的内部规则，相反，总是试图用现代金融制度管制民间金融。但对于民间金融，这些貌似现代的规则，只是一种强加的“外部规则”而已，它与民间金融本来就是不相干的。因而，这种管制只能打乱民间金融的自然生长，破坏市场参与者对内部规则的遵守、信仰，强化所有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民间金融如果有风险，那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试图用外部规则取代内部规则的现代金融监管活动本身。
　　在二元经济基础上，不应当指望形成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而多元的金融体系当然需要监管的多元化，包括规则的多元化。金融监管部门的理念完全是现代的，那它就集中监管现代金融部门。
　　至于民间金融部门，它本来就是在自发形成的规则之下运转的，可以推测，此规则必能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对交易各方也是公正的。因而，如果政府要进行监管，则司法监管就足矣。法官通过对内部规则的解释、阐明和执行，即可使民间金融部门的交易秩序正常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