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立场与批判功能

陶东风：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立场与批判功能

\当前作家、艺术家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个发展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是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展主义思潮、发展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及其实践行为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与反思，还是跟着发展主义的思潮一起起哄，甚至把那种以牺牲环境、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看成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成中国崛起的标志？这是摆在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面前的严肃问题。在我看来，现代文化批评意义上的批判必然是在坚持边缘、与中心、主流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对处于中心、主流的思想潮流及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单维化、一元化、霸权化趋势所进行的批判，因此，一种文化立场或理论话语的批判性，是以其边缘性为前提的。任何一种社会趋势、生活方式、思想潮流或文化观念，一旦获得中心地位，就有可能变为一种强势话语，从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排他性，成为排斥边缘话语的霸权话语，导致人类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失衡。一个时代的健康的精神环境应当是一种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生活方式、思想潮流、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相互制衡、良性互补的环境，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特殊精神劳动，自己的批判话语，促成这种环境的形成。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艺术的自主性、独立性，常常表现为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和主导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它，相反要审视、反思它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警醒的声音、批判的声音，从而在与主流话语保持的张力中产生制衡机制，促进时代文化的健康的精神环境的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落实到当前的社会现实，我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发展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发展”或“进步”又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经济、物质或科技的发展，理解为GDP的增长。对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发展观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一直是非常稀缺的，至少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第三世界的后发展国家同样十分普遍，在那里，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知识分子基于人文理想对于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

2、在与社会主潮保持距离、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与批判精神方面，大学与文学艺术界富有特别重要的使命。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自主精神，自主精神的核心则是与一个时期的社会主潮保持距离，我们常常把大学精神庸俗地理解为“为社会服务”，又把为社会服务庸俗地理解为为政府服务甚至为政策服务、为官员服务、为大款服务、为明星服务，在当下中国就是为经济发展服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学也沉浸在发展主义、经济挂帅的，大办各种产业或者成立与产业相关的研究机构、研究中心。真正的大学应该有自己与社会主潮不同的独立精神，有大学的独特文化，而不是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俯首听命，摇尾乞怜。西方的著名大学敢于拒绝给首相、国务卿、产业界巨头办法学位证书，这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相反，中国的大学近年来一直在不停地上演绑大款、绑政要、帮名人的丑剧，争先恐后地给官员、大款和明星办法学位证书，或聘为特聘教授、讲座教授、荣誉教授，可谓斯文扫地，丑态百出。更可怕的是，中国的大学完全把发展主义和经济挂帅当作了自己的办学宗旨和大学理想，把数字和规模当成自己的最高追求目标（校园面积、大楼数量、论文数量、课题数量、经费数量等等）。它不但没有对于发展主义的反思，相反成为发展主义的参与者与推波助澜者，以为世界最大就是世界一流。

大学的确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是其服务的方式却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当下的社会主流是什么就追随什么，政府官员提倡什么、需要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大学服务社会的独特方式，这是为官员的政绩服务。大学应该对特定时期社会主潮掩盖下的危机有敏锐的警觉，并及时地、超前地提出防范措施。比如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的弊端，中国目前的发展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黑砖窑和强拆事件所凸现的对社会正义的践踏，食品安全问题所凸现的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沙漠化、河流、湖泊污染凸现的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都已经打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难道我们还要在这条断子绝孙的发展主义道路上走下去吗？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大学，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了吗？没有。

3、中西方的现代文学艺术史都充分证明：作家艺术家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判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但不会危害现代化而且有助于避免现代化的偏颇。通常情况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家、企业家以及知识分子中的科技专家、经济学家等的声音总是占据了主流地位，而他们又常常把现代化、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文关怀在他们即使不是完全缺失，也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艺术家的强烈的人文关怀作为一种边缘立场，就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意义。由于评价角度的不同，作家艺术家更多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人文代价，从而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发展的残酷性。

在人类的历史上，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常常呈现二元对立现象，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文精神的提升并不同步甚至相互对立。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种悖论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维度与人性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从韦伯、马克思、海德格尔，到霍克海墨、阿多诺、马尔库塞、福柯、哈贝马斯，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负面效应，看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之间的不一致，比如科层官僚制度的对人的铁笼式统治（韦伯）、工具理性的片面化发展对价值理性、生活世界的挤压（霍克海墨、哈贝马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导致攫取型的原子式孤独个体（弗罗姆、克尔凯郭尔）、现代科学知识与社会控制的关系（福柯），官僚制度与极权统治的关系（鲍曼、阿伦特），等等，现代化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离（海德格尔），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坚决站在非主流立场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几乎都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制度等），相当数量的人文知识分子也秉持这样的立场。西方现代派作家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对发展主义持批判或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盲点，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主义等一直是主导的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识和警惕社会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些与社会发展的主流相左的作家和作品，并不妨碍反而增强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比如，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