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文化的，还是政治的？

   五四运动：文化的，还是政治的？

陈永苗（北京）



原来五四运动所以给予目标和梦想，老是盼望不来，人们已经丧失了信心。是去恢复，还是另外寻找?施密特对现代性的诊断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正当性资源已经亏空，已经转到传统主义的合法性中去寻求。传统主义的合法性，还是民族主义的。





原来五四运动所以给予目标和梦想，老是盼望不来，人们已经丧失了信心。是去恢复，还是另外寻找?施密特对现代性的诊断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正当性资源已经亏空，已经转到传统主义的合法性中去寻求。传统主义的合法性，还是民族主义的。



转到传统主义的合法性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堕落的过程，难道我们就顺应堕落，还美曰其名：发现自然？自然是要被征服的，堕落应该阻止。应该有峻烈的机法来截断堕落。

 

汪晖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儒学政治和现代中国这个话题，重提鲁迅是很有趣味的。鲁迅和康德是文革之后思考的两个起点。康德系的，奔向了自由主义，鲁迅系的，大都奔向新左。



搞文学批评的和鲁迅脱不了干系，例如汪晖，由研究鲁迅开始，到了现代，写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那是不是说，如果思考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绕不过鲁迅？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要把前面的鲁迅研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东西一起读了。“现代中国思想”延续到新启蒙，在延续到现在要复兴的儒学政治，都脚踩在鲁迅肩膀上，没想清楚鲁迅最根本的东西，就能起飞了？



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造成要么回归中国古典，要么回归到近代。回归到近代，把古典看作史前史，近代的民族“再生”看作起点和源头，才是一个最佳出路。要批评西方现代性而回到中国古典来寻回主体性，是一件非常一厢情愿的事情。



当下自足，无需外求和向古人寻找什么。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本身必须成为理想图景的源头，成为启示的源头，成为足以烛照未来的历史王道本身。实际上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要找出的规定性，除了汪晖的“天下帝国”之外，还有就是近代中国本身成为思想的来源，而断弃古代。记得汪晖本人也说过重视近代中国的话。如此一来，除非把近代中国以前的当做史前史，当作素材，才有可能解决这二者的矛盾。



很有意思的是，二卷4部的《现代中国思想》用了整整一部，下卷的第二部来讲“科学”，这样就变得非常明显，前三部是讲“民主”的（五四运动的“民主”不仅仅是民主，而且平等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价值都糅合进去的）。那么《现代中国思想》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也是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并不应该是从政治立场上拒绝西方，而应该是返本开源，回到其源头开出属于中国的现代性，正如德国哲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一样。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现代中国思想》至少是暗中回到西方的源头，但是明地里学习墨子刻，回到宋明理学。



这样的反思，是对五四运动意义的摧毁，而且又形成政治立场上拒绝西方的效果。与现代中国的普遍心理来说，政治立场上拒绝西方的效果实际上降低了中国现代性的意义，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宋明理学与现代性的对立和断裂，没有对西方文化的崇敬，就没有对中国现代性的崇敬。中国现代性的正当性来自西方。



中国现代性自诞生开始，就站在古今之争今胜古和中西之争西胜中（中西之争其实就是古今之争）的偏见之上，没有这种偏见，就没有中国现代性。如果抽去这种偏见，中国现代性就立即被古典性打败，这是不可想象的。



回到古代也是没有主体性的体现，也相当于找回祖先崇拜，也是异化。与学习西方而丧失的主体性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只能说从心理距离上来说，西方更不是我们的，祖先更是我们的。可是祖先也不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祖先崇拜更容易让主体性丧失，因为西方不是我们的，就容易警惕，而祖先崇拜更不容易警惕。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如果想拒绝把西方现代性当作中国现代性的政治立场，就必须首先崇敬西方现代性，不可否定今胜古和西胜中的偏见。而崇敬西方现代性确实有可能造成丧失主体性，那么唯一政治成熟的选择就是必须有这样一种政治神学：把近代民国和五四运动美化当作黄金时代，当作历史的开端，而在此之前的古代，是史前史，尚未被救赎的历史，仅仅是为现代中国做准备做酝酿的历史。过去的辉煌仅仅是地域性的，将来的辉煌是全球普世的。



当下自足，无需到中国古代，或者西方去。现代中国精神的源头就在近代中国。从近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是从黄金时代下降到白银时代，如今到了黑铁时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也就是为未来立法。过去是真是什么样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必须有一个曾经美好的过去，没有也要塑造一个让别人相信。《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目的，在于促成结束黑铁时代，转入黄金时代。



保守近代

从《愚公移山的读经运动和基督教宪政》和《政治保守主义的写作》开始，我觉得我对文化保守主义最大的冲击之一，就是指责他们超越了近代，把近代忽视了，还是留在近代中西之争的心理记忆之中。难道不应该保守近代么？



从表面看，文化保守主义放弃西方，来嫁接东方造成的断裂和彻底革命。其实不然，160年之后的今天，其中西交汇的语境，不再是单纯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而是中西混合的文化与中之争，甚至中西混合的文化基本说是西方主导，而中方仅仅作为集体无意识存在。那么如今全盘推倒西方主导的局面，也是革命和断裂。其意图是保守主义的，可是功效是革命的。复古是革命性的。



文化保守主义要恢复自己的政治正当性，可能必须学习佛教兴旺后儒家的做法，如果潜伏下来，搞成真正的保守主义进路而不是嘴皮上的，学会隐微，不与基督教的兴起相冲突，不与现代性的断裂，不与妖魔化古典的这种根本性动力相冲突，不与现代性向前的时间冲突，才有将来的复兴。只有潜入黑暗中，才有将来的光复。到了几百年之后，根本性断裂的心理条件或许丧失或者淡忘，这时候才有复兴的可能。根本性断裂和对古典的妖魔化，只有在现代性的初期才是强大的，而到了后来逐渐遗忘。所以现在谈文化保守主义，是为几百年以后，甚至一千年之后伏灰千里。在当下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弥补性的，如同施特劳斯在三次现代性思潮中，谈到的反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促进补充作用。文化保守主义能起的作用，也就是批判建立在现代性之上弥补现代性的不足和缺憾，使之更加完美。



西方启蒙运动在战胜天主教教会之后，是让天主教回到适当的位置—社群方面。当然不让回到国家政治层面。因为有一个根本性的断裂，从古典时代的自然法意义秩序体制，也就“天人合一”的瓦解。这种瓦解，与走出伊甸园一样，是不可以回复的。中国张灏说到自然法意义秩序体制延续到文革为止。文化保守主义如果还建立在“自然”上，用古典时代的“自然正确”来论证，不时有些荒唐嘛。问题在于这种古典时代的“自然正确”到了当下还是“自然正确”么。文化保守主义的自然，是“历史自然”，那是人为的，是被污染的。在哲学上要被嘲笑的。



文化保守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而担心主体性失落，而去搞起来的政治神学（蒋庆翻译完《政治神学文选》就变了）。把传统文化当做神，必须当作信仰，不可审判，其目的在于找回主体性。他们认为，只有传统神圣了，主体性才找回来。可是这是一种逻辑自恰的。自恰并不是实际上有效的。传统“神圣”了，就刺激起中西争论，中西争论如果不诉诸于民族主义，中方必败，诉诸于民族主义，就陷入非理性。这样西方地位更高了，反而更加陷入丧失主体性的可能。



文化运动还是政治运动

作为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周作人看出，五四运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政治运动。而现代新儒生胡适却扭曲为文化运动，并且后来沿着文化的方向，奔向文化政治，奔向文化革命。上个世纪中国革命，其启蒙革命，也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哲学驱动下的革命。胡适手上沾满了为之牺牲的近1个亿人的鲜血，是为血手。



这并没有冤枉胡适。虽然他诉诸于文化，可是却极为强烈渴望政治。在胡适壮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也曾认为五四运动从文化运动走向政治运动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胡适就南下准备投机北伐（梁漱溟的父亲和王国维的自杀，都在北伐发动之后，可是北伐才是对古典秩序致命的见血封喉）。实际上，一度时间，他同意对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比他提出的“文化解决”更切合实际。



五四运动有两个层次的参与，一个层面是教师的意识形态参与，一个层面是在老师意识形态教诲之下，在肉身参与的学生身上，真实发生的、自然的精神运动。属于五四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一开始受到欺骗，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好。因为如此，才能让闻一多具有最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到了抗战末期，闻一多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了”。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



哲学或政治哲学，要带上剑。启蒙运动获得世俗王权的支持，才获得与天主教战争的胜利。没有带上剑，如何获得文化权力。儒学政治虽然可以开出新外王，但是并没有自由民主政治的品格，并没有站在民意这一方，历史这一方。即使儒学政治自由民主的品格，至少没有平等的品格。



假冒伪劣产品与商业民族主义

儒家文化是约定，自然高于约定。当约定不再合适的时候，如尼采所说，应该价值重估，用自然刷新约定，返本开新源。列奥·斯特劳斯说，自然远比任何传统都要久远；因此，它也就比任何传统都显得更为神圣、庄严，更不容被冒犯和亵渎。在剔除对祖先的盲目崇拜之后，自然的权威为哲学所认同和接纳。”



由哲学进入政治，用基督教来启蒙崭新的方案。基督教来启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高于理性的说服力，二是利用了断裂的巨大能量。而儒家来启蒙的话，不仅没有好处，而且会让原有的约定败坏新的方案。



文化保守主义既然有政治层面，就不能单纯留在哲学当中，应该进入洞穴经历政治。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恐怕过不了鲁迅这一关。2004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愚公移山的读经运动与基督教宪政》一文中，我提到了鲁迅在经学和基督教文明之中彷徨的生命体验。鲁迅就看到很清楚，很政治成熟，就必须看到文化偏执和矫枉过正的问题，应该说鲁迅在价值重估，学习尼采，用自然刷新约定。



可是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就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秋菊认为她丈夫的裤裆神圣不可侵犯，是一种禁忌，村长踢了的裤裆，是一种侵犯。秋菊为这种价值而不断告状，可是这样一种非常私人化的经没用公共性的主观价值。儒学政治只致力于秋菊式倔强，不去考虑别人能否接受。文化保守主义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普遍性：哈，我们儒家也可以开出自由民主论证，儒家可是不去考虑是否可以推翻“原判决”。



儒家或许也可以开出自由民主论证，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儒家的方案？现成好好的换一个，代价多惨重，而且现成那些毛病儒家也补不上。儒家提出来的修补方案恐怕文化保守主义本身也没信心，因为儒家除了做广告卖吆喝之外，理性论证的工作基本不做。文化保守主义说，我们自家人阿，你不买自家的不好，还算自家人么，你看看西方的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



虽然文化保守主义用批评西方现代性的方式，证明原来判决可能错误了，但是已经申诉开庭多次还败诉了，还是原来那种理由不屈不挠提出申诉。诉诸于自家的，就像国有企业假冒伪劣产品用商业民族主义来销售一样，无法证明原来判决确实错误。因为陪审团大都知道，你那是假冒伪劣产品，即使修补了赶上了国际质量标准，还是不信任，还有换一个转移成本太大，原来西方买来的修修补补还是很好用。



重新审理近代思想

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说，一切关于政治事务的知识都包含着与政治事务有关的种种假设，也就是不仅包含着与特定的政治情况有关的假设，而且也包含着与政治生活或人类生活本身有关的种种假设。包含着政治事务全部知识的有关政治事务性质的种种假设，具有见解的特征。只有这些假设成为评论的并构成连贯的分析的主题时，才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



80年代新启蒙的思想高度根本不如五四，一茬不如一茬。就像《大旗英雄传》中铁血大旗们武功一样，一代不如一代。最大的问题，在于遗忘。



陈独秀从儒家出来的人，切入政治很深，会抛弃儒家，指明基督教，其生命体验和思考，值得我们重新审理，这里不仅是一个时代潮流的宏大叙事，而且是一个痛苦蜕变的过程，他们也是民族主义者，我们现在能想到儒学政治的好处，他们也能想到，但是他们的决断为什么是如此。如果没有重审，我想这次的文化复兴思潮还是弥补性的，其意图虽然与文化政治领导权相关，但是脱离为了现代性作嫁衣的命运。



根本性断裂

我们是站立在断裂之后的我们，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近乎没有任何身体烙印。鲁迅和陈独秀那一代有，也已一撑荡开来了。



对于断裂的处理，一种方式是去连起来，一种方式是更加彻底的断绝，这两种方式在不休止的打战，古今之争没完没了。当然后者胜过前者，两害相权也比前者可取。还有一种方式是当下自足，我们的祖先是重新盘古开天地的鲁迅和陈独秀那一代，而绝不是儒家的那批人。

儒家并不是我们的，因为没有感情，就像一个生你但是没有抚养你而且遗弃你的父亲，纵然有血缘关系，也无法爱她。与古典的儒家相比，鲁迅和陈独秀是我们的鲁迅和陈独秀，我们是历史中的合伙关系，他们在坟墓里面与我们共同呼吸，我们对他们有感情，他们是我们的父亲和兄长，我们爱他才尊敬他。儒家就像我的爷爷，我出世的时候，老早就不在了，我如何去爱他，当我祖先干什么，我根本不爱他。



对于我们来说，儒家是约定的、文化的，是在博物馆中的史前怪物，没有爱是没有尊敬的，也不会被神圣化的，只会被投以怀疑的眼光，距离我们还不如西方耶稣接近呢。儒家憎恨我们的独立自由的激情，仇视我们，并不赋予我们的存在的意义，而且想榨干我们。



如今的儒学政治说孔子是我们祖先，是一种虚假的激情，是伪造的。他们自己内心找不到的，而且又要把这种虚假的说成自然的。而鲁迅和陈独秀是自然的，我们可以呼吸他们的呼吸，对他们身感同受。自然的不会产生异化，不会妨碍主体性。约定的无法胜过自然的。



    例如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并不是真实的，而是政治虚构而刺激起来的激情产物。政治虚构而刺激起来的激情应该是文化的和约定的，也不是自然的。在断裂以前，王夫之与孔子是一家人，他们之间的合伙关系是自然的，因为是在一个延绵不断的精神共同体里面的。



而断裂之后，是一个崭新的精神共同体，梁启超严复开始的构建民族国家的努力，后来因为日本侵华而成为现实。这才是我们的精神共同体。现在所谓的炎黄子孙之说，也成为崭新共同体的素材，是经过政治裁减过的。文化政治的作用取决于政治，政治说要就可以，政治说不要就进了博物馆。新旧的炎黄子孙之说，大不相同。



儒家是不是我们的儒家，要经过政治的裁决，过去已经裁决败诉滚蛋的，如今又提出再审，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有新的证据可以推翻原判决，或者能够证明原来判决确实错误了。        



新美洲与基督教

美国与欧洲的断代，是新的天堂，在自然之野，一片空白地带上欧洲文化中自由民主的理想的试验，而这些在欧洲已经腐败。美洲大陆是新的开端。美国的开国先驱早就指出美国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隔绝于欧洲的思想。中国近代与古典的断裂，也是一样，是寻求脱胎换骨的再生，而不是苟延残喘的延续。



如果学习黑格尔，首先塑造出一个自由的中国史，甚至为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那也不如美国与欧洲的断代。当然在德国不能用断代，但是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断代。而且德国没有成功，而美国成功了，保险系数更大一些。那更应该学美国，其实当代中国更接近美洲新大陆，从整个社会心理条件，例如平等，还有例如基督教的兴起等等。



  中国比美国具有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美国是空白，而中国藕断丝连，有比较深厚的心理沉淀。以色列作为天选民走向上帝救赎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而没有成功，而美国是混合民族的，比较成功。如今如果中国民族自任选民民族，重头回到以色列单一民族的。



文化保守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延续，它没有对自身的自我克服，所有的灾难性问题都继续保留着，并且进一步扩大。从欧洲历史来看，虚无主义产生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民族国家的偶像崇拜，一种在社群方面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公民宗教。前者的解决失败前车可鉴，又可能把中国带入纳粹化时代。



文化保守主义最大力量来自民族主义。但也不是基督教的对手。奥古斯丁说罗马基督徒时罗马最好的公民。很容易证明基督徒是最好的中国人。而且从基督教和民族主义对立的历史来看，这种对立来自清末的乡绅，因为基督教教士的精神权威影响到乡绅的文化权力，所以乡绅不断捏造谎言妖魔化基督教。为了自己私利，把基督教和民族对立起来。





《青年文化评论》
　到了取消“山鹰社”的时候了

　　　　　　 陈永苗

　　　　　　 7月3日，3名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贵州省六枝县登山时发生事故，清华大学学生黄德坠崖身亡。在两年前北京大学“山鹰社”的5名队员也曾在登山时不幸遇难。
　　　　
　　　　（南水：陈永苗也算是在媒体干过的人，竟然见媒体上的风就以为是雨。“3名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谁都知道这是不确的，因为另外两名只是北大的校友。我记得两年前北大5名队员遇难，许多所谓的评论家根据媒体的只言片语，对山鹰社这个组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大肆泼污水。这次陈永苗又是如此了，在事情完全弄错的情况下也能骗来稿费和许多跟贴。）
　　　　
　　　　　　 两年之前的事故，曾经搅得国内舆论像热气腾腾的开水锅，而这次显然不同，静悄悄的，风平浪静的。肯定不是民众心理疲劳，也不是人死得不够多。
　　　　　　在我上1992年大学开始，我就体会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大学不再是纯粹的象牙塔，有了各种骚动。教授卖茶叶蛋，学生弄跳蚤市场，甚至搞起虚拟股票市场，我的同学们搞得不亦乐乎。这些举动与后来的勤工俭学相比，这些是戴上了玫瑰色光环的经济活动，带有宗教的色彩。人们兴奋地谈论着，实践着这些举动。
　　　　 （南水：一个天天自称为自由主义宪政专家并以此四处招摇撞骗的人竟然对人们的趋利选择表示出不以为然，特别是大学对市场的初步适应这一重要的走向市场社会的现象，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我天性不喜欢这轻浮的举动，就像很多当代哲学家不喜欢“消费主义”一样。在这种骚乱中，流失的肯定是一种东西，那就是求知的意志。来大学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为了知识，大学本来就是求学之所。在我看来，它应该纯纯粹粹的一个象牙塔，而不是熙熙攘攘的市场。可是，那时候象牙塔居然成为落后的代名词。
　　　　（南水：哦，原来他不做宪政专家了。他要做当代哲学家。他不是在自比吗？大学不是熙熙攘攘的市场，那大学生怎么在市场社会生存啊？大学既是象牙塔，在市场社会也是市场。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他对知识的理解，很显然是中毒太深。哈耶克如果知道有人自称自由主义而却是如此理解知识和求知意志，那不吐血才怪呢？在他看来，登山肯定是一个体力活而已，因为他根本就无知啊。他哪里知道组织一次登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至少在山鹰社这里，队员们要和政府官员、学校官员、企业人员、登山专家做无数次的摩擦和沟通，队员之间要经历反复的磨合而有个性十足，每个队员都要承担一定的任务，在很多时候得独自完成。在陈永苗看来，大约这些不是知识，但是山鹰社很多队员因此而终生受用。更主要的许多队员在学业上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一点陈永苗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当然假如陈永苗去统计北大登山队员毕业后的去向，我想他是要吐血的，因为大多数比他做得更出色，比他更懂得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的要义。如果他去接触山鹰社的社员的话，同时他是一个真的自由主义者，他就会发现山鹰社造就了一大群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就体现出个人价值选择的社会成员。他们正在努力地创造自己的生活，悠闲地享受着自己的个体价值。）
　　　　
　　　　　　 我大学毕业后，就听有人说，一开始把北大的毕业生看起来很傻，不能适应社会，还不上专科生，但是大半年以后北大的毕业生后劲就出来。路遥知马力，学风凝重的大学的大学生就像一瓶陈年老酒。
　　　　　　 我心目的北大清华就是这样一瓶陈年老酒。所以我一向对什么劳什子“山鹰精神”嗤之以鼻，因为我认为，这种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当时走出象牙塔的欲望，都是缺乏对传统、知识和自然的敬畏。
　　　　（南水：什么是“山鹰精神”？陈永苗你这种既不懂什么是象牙塔有不懂什么是市场和自由的人配懂山鹰精神吗？山鹰社的人在什么时候说过征服自然的话？我们有许多名言，其中就有一句就是“辛辛苦苦登上去，老老实实爬下来”。征服自然的话是很难出自一个登过雪山的人的口里的；如果有，他也只是从雪山回到社会之后不得不应媒体之需做做秀，他心里绝对不敢起任何征服之意。其实每个登山的人去登山的原因大不一样。比如我就是因为看了一次雪山幻灯，为那种美所震撼。如果说要有什么征服，那就是雪山征服了我。我因为体质不好，山鹰社只让我登了一次雪山。毕业多年，我还在为那种美而震撼，在寻找机会去亲历那种美。
　　　　我们的队员比陈永苗学得好，我们的队员不是把敬畏自然挂在嘴边，而是落实在行动中。一个敬畏自然的人又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呢？又怎么能这样去粗暴地对待他人呢？难道一个敬畏自然的人却是一个不敬畏他人的人？敬畏他人就是中国的传统，《礼记》开篇就说“曲礼曰：毋不敬，俨如思，安定辞”。天涯上的网友大抵也不得不读了许多陈永苗文章，试想他那篇文章有丝毫他所说的传统态度。对于陈永苗来说，种种好辞不过是他高举着四处打人的棍子。）
　　　　
　　　　　　“山鹰精神”虽然从表面看起来是坚强意志的体现，但是骨子头一个市场的东西。这里说它是市场的，是因为它也是一种交易，在公共空间中的一种博弈，为了获取名声的博弈。我认为登山活动背后的赞助也能体现市场的因素，这一点不容否认。
　　　　　　 拿破仑说，历史是一个舞台，谁在这个舞台发出的噪音最大，谁就可能留名青史。拿破仑说的是噪音，不管是不是五音不全，只要声音最大就行。在公共空间也是这样。
　　　　（南水：你看他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们先不说这个“自由主义”竟然反对起“交易”、“博奕”和“名声”来——这个为自由主义者，当为了获得反专制主义的美名时，就高举自由主义的一些旗号；当为了获得道德的峨冠时，就开骂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什么“博取名声的博奕”？那个山鹰社的人获得了个人的名声？山鹰社什么时候主动采取过措施去获得名声？这个“求知意志”很强的雪过法律的陈永苗，是不需要去做这样证实工作的，因为他反正知道你很有名；你很有名我就批你“博取名声”；我批了你，别人肯定相信我的批，因为你有名啊，你不博取又哪来的名声啊。他哪里知道有一种名声是自己来的。陈永苗肯定不相信还有名声自己来的，因为他自己耍进了诡计还只是一个小混混。他还会说你不是北大的，哪里会有名声自己来了。他又哪里知道北大的社团多如牛毛，几个人发起就可以登记一个社团。我相信这种自由，陈永苗在自己的学校没有享受过。他又哪里知道这十多年来中国登山运动是怎么走过来的呢？他反正就在哪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山鹰社追不追求名声呢？当然要追求，因为她要拉赞助。山鹰社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做过平衡。而这又恰恰否定了陈永苗所谓的“公共空间的博奕”之说。我不知道向企业拉赞助算不算“公共空间的博奕”了，因为谁知道陈永苗明天又说什么呢？也有人说你不是北大学生，企业会给你赞助吗？我想只要他去听听北大老队员当年是怎样拉赞助的，他就明白这个赞助值不值了。那种躺在家里胡思乱想、瞎编胡扯就想骗个稿费的人当然永远不会知道了。骗稿费都是如此不认真，如此不愿意去花点时间多弄些真实情况来，我看也是骗不长的。那时我看他就只会更加气愤了，会更加叫喊山鹰社如果不是北大的，怎么会拉来登山的钱。）
　　　　
　　　　　　在去年那场关于以经济学精神为主导的北大改革的争论中，著名学者李零发表评论说，大学不是养鸡场。作为一个大学，是追求知识和自由的地方，而不是菜市场。这是大学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尤其是像北大清华这样中国大学的领袖，更不应该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博弈，而应守严守大学和社会的界限，严守象牙塔和菜市场的界限。北大清华如果无法做到，那就等于中国大学无法做到。
　　　　（南水：前面刚说完“自由”两个字，后面就紧接着挥舞“强制性干预”的大旗。哎，思路如此不通，他竟然把文章写出来了。不过这句话漏底了：“尤其是像北大清华这样中国大学的领袖，更不应该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博弈”，也就是说，你们这种领袖性的人物也参与公共空间的博奕，那陈永苗哪里还有空间呢？这个陈永苗啊，陈永苗，他的思路又是如此不通了，既然是“公共空间的博弈”，哪北大清华又怎么不能参与呢？如果规定了许多仁或单位不能参与，哪还叫“公共空间的博弈”吗？更可笑的是，别人谈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这个陈永苗在这里谈起“大学与社会”的界限，我应该说这是他的创新，还是说他的无知呢？真不好说，因为我不知道他明天又怎样说啊。大学不是菜市场，但说成知识市场，我想不为过吧。我想陈永苗大抵只知道李零老师那篇文章的标题，而不知道别人文章的来龙去脉，因为李零总不会像他一样思路不通啊。）
　　　　
　　　　　　 学生登山运动已经死了几个人了。这时候，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致力于考虑防护和安全措施的完善，而是考虑取消山鹰社的时候了。大学只有从公共空间的博弈中退出，才能找回他的本质。要不然，难道还要多死几个大学生，才能收手吗？
　　　　（南水：第一、大学只有以自身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的博弈，才能找到自己的属性。第二、大学生登山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的事情（山鹰社历史上只有1998年攀登卓奥友才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即北大的公共性，但对于大多数队员来说，那依然是一次私人的事情。）；只是由于私人的事情也处于社会关系中，因此它具有社会性。第三、大学生还会有“死”，病死的、被杀死的、自杀死的、交通以外而死的、登山遇险而死的……大学不会因此退出“公共空间的博弈”，无论它的智慧、资金、地皮……）
　　　　　　
　　　　　　海峡都市报7月7日
　　　　
　　　　 （南水：最后做几点说明：这次攀岩探险活动为当地政府所邀。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的经济，这种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不能因为有了牺牲就因此就否定这种做法。
　　　　我觉得黄德此事应该属于大学生利用自己的攀岩技术为地方社会服务的性质，尽管至今好像没有媒体从这个方面进行报道。假使拿了比较高的报酬，在市场社会，这种服务性质也不变。在市场经济时代好像不好意思提为社会服务这种意思了。这其实还是在用计划体制的观念来看市场社会的某些与公共服务之间的交易。也就说好像有交易，就不能说是为社会服务。因此这确实属于因公牺牲。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具有个人爱好的特点，就忽视这方面的意思。
　　　　有人总是质疑他们的技术和素质。这也不能怪这些人，因为媒体起了这样的作用。比如事故出现之后，除了一名登山向导撤回，其余的人都返回原处，这本来是事故之后最基本的自我保护，却被这些媒体报道为吓呆了。你又有什么办法不让那些不懂的读者质疑呢？其实他们只要去问问那些没有责任相关的圈内人，就明白他们的技术在国内属于优秀之列。北大登山队是发生过牺牲，但北大登山队的攀登技术和经验在国内还是优秀的。尽管当年拨了许多污水，包括一些责任相关的某些领导更是污水顿出，却忘了恰恰就是他几年来要求山鹰社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写出来推广到民间去。当然后来这位领导说他没有接受过采访，但确实很多评论家和媒体就以此为基调评论山鹰社。我说这个话，只是想告诉某些人，其实他太不了情况了。
　　　　 他们都是成年人，在法律上属于完全行为能力者。我不希望这个学法律的陈永苗真懂多少宪政，我想他只要记住“完全行为能力者”这个概念，就能明白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宪政；否则就是胡扯。）

作者：南水　回复日期：2004-7-14　11:36:10　

　　牛反说得好,陈永苗的自由主义精神就是一个"骂"字,而且不需要讲究起码的实证.这多自由啊,我想骂谁就骂谁,我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你要我为了写一篇报屁股文章还去查资料,这多不自由啊;更何况查了资料,发现情况不是那样,我还能写文章吗,不能骂的文章就没人注意啊.真是一个自由主义.


作者：南水　回复日期：2004-7-14　16:53:14　

　　石地在北京被赶尽杀绝,略有耳闻,据说之所以被赶尽杀绝确实是因为一篇对于石地来说属于莫须有的贴子。
　　
　　因为这件事，一位朋友特意打电话来问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我不得不说，在极权时代，反当政者最容易呈现为自由主义的样子，当年的某党不是也有相当多的关于自由的言论吗？关键不是看他们的旗子，而是要看他们理路和行为。在极权社会，有反当政者，又反极权者，有自由主义者，这三类人容易被人们混淆，从而人们因此容易上当。话还没说完，这位朋友觉得这也很复杂，岳不群之类的人在社会上还是很多的。然后他说，在石地这一事上，觉得在社会上一个标准就够了，即是否宽容。我想了想，觉得在日常生活中也够了。这又使想起另外一位朋友，在描述当前社会思想活动人员结构时，使用了“自由主义”一词，我当时就提出了异议。我说讲点学理的人还是慎用“自由主义”这个词为好。在社会上那么多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人最多只能说立场或旗帜是自由主义的，而理路、言路和行为却是反自由主义的。我建议用“自由化派”。最后他想了想说，用“泛自由派”吧，我觉得很好。
　　
　　 想不到这件事还有陈永苗有关，实在想不到。哎

作者：南水　回复日期：2004-7-14　17:14:15　

　　五月散人，我虽然很少在外面混，但还是有些朋友的。这位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是敬重他的，因为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有缺点而已。只要是人，就会有缺点，何况他确实书生气很重呢。至于那些处心积虑者就另当别论了。在社会上我们要小心两个人，一个是岳不群，一个是成昆。近几年，学术思想界被搞得乌烟瘴气，这两种人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很少写批评文章，在网上写批评的贴子都很少，因为中国近现代以来，不缺革命、反抗和批判，就缺建设。但这件事我不能沉默了。我的登山朋友在这上面混的估计不多，我看到了，只好出面剥他的皮了。一篇出口就错、无处不自相矛盾、无处不捏造的文章，竟然还有人装出一副公允的样子为他辩护，我实在为天涯网友感到羞耻。

作者：南水　回复日期：2004-7-15　11:27:24　

　　夏天的老K:这个帽子大吗？你没看到我几乎逐句批驳他吗？这样还不算“充斥”。他的结论都建立在对事物的一无所知之上，难道不是充斥无知？无知而能下如此之大的结论，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虚妄？做秀可能不用解释，因为全地球上的人都知道陈永苗是个做秀的大王。“奴性”，可能大家不明白一点，我的批驳中只有一处用到了“中毒太深”。有人会问，毕竟别人还有点自由主义的外貌，不至于“奴性”吧。其实只要想想我对他的批驳，假如认为我的批驳有点道理的话，我觉得就不难感到他那些观点的背后就是奴性。他不只是叶公好龙，见到社会生活中普通却实实在在的自由社会之民众基础时，他就吓呆了，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死亡确实很难不使人恐惧。但人们个人而正常的选择在有时难以避免死亡，这种恐惧不能被无限扩大，否则人们就永远没有自由。罗斯福总统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当然不会包括这种恐惧。在人类选择过程中正常的难以避免的死亡面前要求人们放弃自由的选择，将使自由毫无生存空间。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正常恐惧面前的屈服。非正常恐惧是制度必须避免的。要普通人在非正常恐惧面前保持勇敢是有困难的，因此不能随便使用奴性这个词，而用在陈永苗身上再恰当不过。

　　因此这个标题应该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