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文化的沉沦与迷失

2001年12月27日 15:48 南风窗

　　庄礼伟(广州)

　　互相撕咬型的“民主政治”

　　在战况惨烈的2001年台湾“立法院”选举中，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联盟成为赢家，继掌握“总统府”、“行政院”之后，民进党又成了“立法院”中的第一大党。民进党在政坛上“号令武林”的局面似乎就要出现。但是，政局是否能因民进党的强势而稳定下来？国民党的颓势何时止住？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方面的分裂将引导台湾走向何方？没有一个问题有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选战的激情和迷乱之后，政坛上所缺失的理性和公心仍在远处。

　　事实上，整个台湾社会已经选战化和泛政治化了。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不可不讲政治，但整个社会泛政治化，动辄对决、撕咬，只能说明这个政治已经不是“维民所止”的那个政治，而变成政客们游戏于其中、爽快于其中的政治了。

　　目前的游戏格局是，泛绿联盟在“立法院”的席位已接近半数，如能再把反对党(特别是国民党)内的具有本土化倾向的“议员”拉拢过来，那么将可以组成一个较为稳固的联合政府。雄心勃勃的民进党希望能一鼓作气，在2002年2月新“立法院”开会、新“内阁”成立之前“整合江湖势力”而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所以选战结束后，连战在指责民进党“以卑劣手段诬蔑本党而获胜”之余，迫不及待地致电宋楚瑜，表达了在野的国民、亲民两大党联合起来的愿望。联合起来干什么呢？制衡民进党？或联合竞选下届“总统”？也许宋比连对2004年的“总统”选举有更大的期待。关于在野势力的联合，民进党主席谢长廷一语惊人：台面上的政治明星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距离看起来很近，但事实上却可能相距十几二十几个光年。

　　而口口声声“民意”和“公心”的政坛人物离台湾民众的期望的距离又有多远呢？

　　一般而言，政党间的竞争应当是政见和施政才能的竞争，但就台湾此次选战来看，候选人之间的辩论内容，几乎全是一些没完没了的政坛恩怨，以及被刻意渲染的族群分野。台湾民众对政治的期望，无非是一个安定、和谐、向上的社会环境，大家能够踏实生活，踏实工作。但是这一期望居然十分的奢侈，民进党的精英们已经在台上表演一年有半，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人民财产缩水一半，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在民进党的“清流共治”之下，黑道人物昂然行走于公堂，俨然民意代表。而作为在野势力中坚的国民党依然没有脱胎换骨，领导层老气横秋，黑金、腐败的形象难以洗清，落难的遭遇得不到民众的同情(为政者实在是应当为其后继者造福，而不是造孽)。

　　观察当前的台湾政坛，不难有以下体会：

　　1.政客泛滥，政治家匮乏，政坛上泥沙俱下。

　　2.助选的选民队伍庞大，严肃稳健的公民社会缺席，政治文化中感性多于理性。

　　3.建设性的执政─在野关系缺乏，制衡成了拆台，监督成了对决，互相撕咬成为宝岛政治生活的常态。

　　当然，有一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对于民进党在“总统”选举和“立法院”选举中的连战连捷，恐怕还不能以“侥幸”、“窃居”简单视之，尤其是在台湾经济低迷、内地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情况下，民进党为首的泛绿联盟还能吸引近半选民，值得探讨。说民进党的胜利是“买”来的也似乎缺乏说服力，因为在“买票”方面，资产仍比民进党雄厚的国民党的“投入”更多，却不见得有多少“产出”。

　　变了味道的“民主选举”

　　台湾也有一系列的“依法治岛”规章，有关于选举的“阳光法案”，也有公务人员财产登记法，更有“总统”、“立法院”、“县市长”的定期选举，而且还是一人一票，按理台湾社会应当清明、昌明，给人的印象应当是向上而不是沉沦。然而为什么台湾政坛还是如此污糟，黑道、黑金还是如此猖獗？

　　台湾的选举制度存在着以下明显的弊端：

　　首先是黑金政治泛滥，俨然成为选举过程的当然组成部分。台湾选民对“黑金政治”和某人靠贿选上台痛恨不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己欣然收受候选人塞过来的钞票和礼品。往年塞钞票最实在，今年的“立法院”选举和“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政府”打击贿选，于是改送小礼品，以滋阴壮阳类药物最受欢迎。无法遏止的贿选风气和狂热造势的助选风气，使得选举成了一项社会资源消耗甚巨的活动。

　　其次，选举制度不尽合理。不仅金钱使“民主选举”发生霉变，对选举制度的技巧研究甚于通过选举彰显民意，也使得“民主选举”味道不正。不同的选举制度设计必然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台湾选举制度是简单多数当选制，陈水扁以39%的选票当选“总统”，就是这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选举中已经相当少见了──票数不过半，何以充当“全民领袖”？

　　而在“立法院”的选举当中，奇怪的事情就更多了，在某个选区中只需获得6～8%或更少的选票就可以当选。因为台湾采取的是举世罕见的“单记非让渡选举制”：每个选区产生若干名“立法委员”，但选民只能投一票，该票只能投给一个候选人。这样自然可能使一些人可以通过较固定的支持者低票当选，这也诱使候选人可以不顾所在选区大多数人的诉求，而只须取悦一小部分忠实的支持者。当然这也就导致一些素养不佳者登堂入室，而“立法院”中屡屡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也就不奇怪了。今年“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单记非让渡选举制”。

　　第三，台湾的选举充满着浓厚的地方性和派阀性。由于“黑金政治”，由于“单记非让渡选举制”，使得候选人都极端重视结交地方大佬和财团巨富。地方势力虽没有对全岛事务的影响力，却足以替候选人提供当选的票源。所以有观察家说，某个候选人能否当选，除了在大台北地区还可以讲讲“理念”、“形象”外，在其余各县市，关键就在于是否得到地方有力派系的支持。

　　上述情况不免令人怀疑：台湾的“民主选举”是表象上的还是实质性的？

　　探寻“民主”的真义

　　民主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人类社会运作机制。近数十年来，民主与和平、自由、人权等等已经成为得到普遍承认的人类共同价值，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些价值，尽管在关于如何诠释这些价值、如何实现和维持这些价值方面，总是存在着尖锐的论争。

　　民主作为一种运作机制，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选举是民主机制的核心，通过合法、公平的选举程序，政府获得了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选民又可以通过选举将品行、能力不合格的官员和代议士赶下台，从而使人民的各种权益得到保障。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解，选举是判断民主制度在实践上的唯一标准。

　　然而，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鲁金指出，对于民主，除了熊彼特的理解之外还存在着别的理解，有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单用选举来定义民主制度。而这部分人又分两派，一派认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不应仅仅表现为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也应表现为宽泛的多元主义。而另一派则进一步地把社会和经济民主也纳入民主制度的定义，即要保障社会平等，至少也要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公正(参见亚历山大·鲁金：《选举型民主还是选举型派阀政治：俄国的民主化和转型理论》，《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

　　而在现实政治中，熊彼特的理解占了上风，我们可以从美国政府在全球热心推动或操办“自由选举”的举动中略见一斑。在亨廷顿的《第三波》一书中，实行自由选举被看作是民主机制的“制度内核”。

　　笔者也认同熊彼特的理解。过分强调实质正义和某些“完美目标”，可能会破坏程序正义，乃至走向泛道德的乌托邦。对于公民来说，程序正义是最稳固的依靠，而民主究其本质也是一种程序。

　　认同选举是民主机制的“制度内核”并不难，但要设计和维护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体制才是实质性的、关键性的课题。遗憾的是，台湾的选举实践中，有着太多的漏洞和弊端，这也是造成今日台湾“民主”空洞化的重要原因。

　　从选举动员的角度来看，在热闹的竞选、助选表象下，可以看出形式多于内容。2001年的“立法院”和“县市长”选举的真正主角，实际上是“四大天王”(陈水扁、连战、宋楚瑜、李登辉)加上一个帅呆了的“小天王”(马英九)。天王级人物一站台，面目模糊、政见模糊的某个候选人的支持率就上去了，这是民主选举？还是追星族的爱屋及乌？选举的选贤与能机制被空洞化了。

　　台湾“民主”空洞化其实也是欠发达地区民主化进程普遍遭遇到的波折。就台湾而言，这种空洞化的深层原因主要是：

　　一、前现代的人际关系传统使政治“泛伦理化”了，地方、宗族、庇护-被庇护关系等种种因素消解了现代政治程序的严肃性，民进党在台湾南部的竞选成功就与上述因素有关。

　　二、长期的专制统治所孕育的腐败和金钱政治风气愈演愈烈，形成了破坏选举公平性的恶性循环，选举不能有效表达民意，反而成了权钱交易的方便通道。

　　然而，如同金大中所说的“民主是我们(亚洲人)命里注定要得到的东西”一样，笔者也相信民主东方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一般而言，民主会出问题，选举会有漏洞，但这些问题和漏洞远比不民主制度所积累、所爆发的灾难要好得多。何况，转型社会的一些制度操作混乱，并不是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转型前的体制所积累、所遗留的不良惯性所致；何况，混乱的民主实践当中也不乏一些进步，一些转机。例如此次台湾选战采取的民意调查与党员投票的提名程序，与过去的领导人说了算的提名方式相比，就有不小的进步。相信台湾民众也会从目前的乱局中汲取教训，树立更具自主性的政治理念，采取更理性的政治行为，从而使一个强大、自足的公民社会出现在新世纪的台湾政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