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律、制约到制衡：反腐思路的转变与深化--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从自律、制约到制衡：反腐思路的转变与深化
曾 峻
2010年03月30日13:06   来源：《学习时报》
从自律、制约到制衡：反腐思路的转变与深化--中国共产党新闻
腐败可以说是权力的“影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性以及变成现实性的程度。要使腐败不成为现实或使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必须对权力施加某种限制，而能不能有效限权则取决于采取何种策略与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有效控权、限权途径的历史，走过了一条从自律到制约再到制衡的道路。
自律及其限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里，控权的基本思路是诉诸思想道德教育和公职人员的自律。曾几何时，凡查出一个贪官，在分析他变质的原因时往往是“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放松主观世界改造”等等。既然腐败原因被归结为思想认识，所以相应的反腐手段则是教育，把腐败分子的劣迹制作成警示片让大家观看，或者到问题比较严重时开展集中的思想整治活动。
自律控权、思想反腐背后隐含的是人性善假定或官性善假定。比如，我们误将理想当作现实，以为公共机构不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公职人员是一群“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权力具有自我扩张和排斥约束的属性，要求权力自我约束，无疑是“与虎谋皮”；同理，要求权力自我监督，也不符合监督的本义，因为监督内含有他律的精神。
单向度制约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依靠自律防腐逐步转为主要依靠外部制约。从全国党代会报告来看，十四大报告中尚未出现“制约”一词；十五大报告则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明确了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努力方向和权力监督的重点环节。
然而，在实践中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却演变为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的单向度制约，具体表现为权力的上收或纵向集权。在行政领域，是以垂直化管理为手段将地方政府的权力上收。实行中央或省级垂直管理的系统不断增加，涉及海关、金融、外汇、海事、工商、税务、质检、食药、土地、烟草、盐业、环保、统计等 30多个部门。针对乡村基层腐败，许多地方则推出了“村财镇（乡）管”体制，由乡镇政府出面直接控制村委会财务，以扭转村级财务混乱局面。针对县委书记腐败，一些省份则采用省管办法，直接介入县委书记的考察和任免。针对用人上的腐败，组织部门也采用“大包大揽”做法，深度介入到各个系统、各个单位的干部提名、考察、招录、考核等各个环节。特别是对法院、检察院、纪委监察系统的主要领导实行“空降”或“异地交流”，通过控制人事权来实现对这些领域的监控。
纵向集权式反腐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抑制下级机构的自主性，强化“等靠要”思想，上级和下级两方面的积极性变为上级一方面的积极性。第二，削弱下级机构的治理能力，由于人权、财权、事权上收，基层和地方管理主体被肢解，无力对民众需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基层和地方治理的窘境最终会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第三，加重上级机构的负荷。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导致扩权和事无巨细地监管，而扩权和事无巨细的监管导致上级管理幅度剧增。以少数来制约、监督多数，结果要么是“顾此失彼”，要么是“鞭长莫及”。比如，一个省级组织部门要面对数百个厅局级单位、数千名厅局级干部、上万名厅局级后备干部，不论其它，单从工作量就可以想象其管理的难度。在管不过来且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病提拔”现象便难以根除。
通过上级集权来对下级进行制约监督同样反映的是一种性善论。与自律治腐策略不同之处在于，自律策略建立在全体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教育、自我觉悟用好手中权力的假定之上，而集权治腐策略则假定下级机构和人员是恶的，是会出问题的，而上级机构和人员是善的，是不会出问题的。事实是，当权力上移、上级机构和人员拥有更多权力的时候，他们出问题的概率也会迅速增加，“分散的腐败”被“集中的腐败”所取代。近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不断被查处（如“郑筱萸案”），县处级以上“一把手”犯案已占被查办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近40%（如“陈良宇案”）就是明证。
呼之欲出的制衡
由于认识上的简单化，长期以来我们把制衡视为西方“三权分立”的伴随物，在批判“三权分立”的时候把制衡一起否定掉。所以，在正式文献中很难找到“制衡”这个词，即便有也是一个贬义词。但我们可以找到带有制衡意思的近似表达——“相互制约”。《宪法》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十七大报告进而用“司法职权配置”来表达司法权力之间的改革要求。这意味着，在司法系统，相互制约不再局限于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而是扩展到各个方面。十七大报告还在更大的层面上提出了优化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将权力一分为三并使之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可以说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从制度上控权限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制衡”已正式出现在党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中。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先使用了“制衡”一词，要求形成企业内部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2008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使用了“制衡力”的概念，提出要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制衡原则对政治组织的治理结构或权力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优化三种关系：首先，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成员或直接或间接（通过代表）有表达和实现共同意志的权利，相应地组织有尊重这些权利的义务；反过来，成员有遵守和执行经民主和法定程序作出的决策的义务，组织有维护这些决策权威性的权力。其次，组织内部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决策、执行、监督的关系。决策应充分发扬民主，执行应注重效率，监督应强调严肃权威。最后，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应明晰各自权限范围，既不以下犯上，也不以上侵下。
合理的治理结构不仅是对现代企业的要求，而且是对现代政府、政党、基层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要求。在成员的选举权、表达权、知情权落空的时候，组织便会游离于成员意志之外。在最高决策机关虚位、监督机关缺失或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必然导致执行机关“坐大”。在上级大包大揽的时候，下级组织则无主动担责的积极性。如果下级组织的治理结构不完善，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异化问题。
从分解权力和权力制衡入手来控权防腐，在实践中已初露端倪。比如，近些年来“村官”成为腐败的重要群体。“村官”犯罪的制度原因是在基层群众自治结构中有决策机关（村民代表大会）和执行机关（村委会），但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关；由于村民代表大会非常任，因而也无法对村委会进行有效监督。为从制度上防范“村官”腐败，一些地方出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务监事会”、“村民代表会议”等机构，专司对村委会的日常监督。这些制度创新已经写入正在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类似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制度性缺失在其它领域也可以看到，所以这些领域的改革也必然要遵循基层制度变革的逻辑。这或许是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不同的是，前一次发生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联产承包”），这一次发生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