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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和隐私权


2006-1-9 9:01:49 　　 来源： 社会主义百科要览

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和隐私权  报刊和隐私权的关系在于：新闻报道不能涉及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不能侵犯个人生活的安宁，引起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涉及私人事务，即未经本人允许，公开其形象、姓名、活动、家庭关系、阴私等等。这一新闻报道的惯例，马克思1843年1月作为《莱茵报》的主编时论述过，他说：我“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较为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乡镇的名称，只有当我引证公开发售的报刊上的文件或者提及姓名无损于任何人时，才是例外。报刊有责任揭示一般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它不应该揭发个别的人；指出个别的人，只有在不这样做就不能防止社会的某种祸害，或者事情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已经公开，因而揭发一词
在德文中已完全失去其原意的时候，才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2页，以下引书同）马克思没有使用“隐私权”这个概念，但相当完整地表述了现代报刊与隐私权的基本关系，即（一）报刊不应揭发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个人私事，例如揭示他们的姓名、住址和活动等等；（二）如果个人的活动会对社会造成祸害，或处于公开的政治、社会活动之中，那么他的个人活动就不属于
不应揭发的个人私事，而成为报刊的报道对象。
关于第二点，恩格斯曾特别进行过论述。1875年，俄国政治流亡者彼·拉甫罗夫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纸上发表的小册子《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因为其中揭发了巴枯宁集团的许多事。他说：这本小册子里充满了“私事”，而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恩格斯承认私事和私信不应公开这一隐私权的原则，接着他说：“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他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他的两个宠姬的私事、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和她情夫的私事为例，指出：“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
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又被其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际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供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回到巴枯宁的阴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上，恩格斯接着反问道：“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
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第18卷第591页）恩格斯强调了隐私权与报刊关系的一个侧面，即当个人的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政治生活发生直接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当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能回避的内容。
隐私权在报刊工作中的实施，有保护个人正当权益的一面，但若实施不当，也会有掩饰罪恶的一面。因而，马克思十分注意对隐私权的法律解释问题。1867年，法国亚尔萨斯省的纺织工业大王多耳富斯家族制定了一种名义上是慈善事业的合同，一旦工人们在这种合同上签了字，他们实际上就变成了几乎没有人身自由的依附奴隶。巴黎各报对此进行了揭露，而这个家族则认为这是他们的私事，新闻媒介不得干涉。为此，多耳富斯家族的代表、牟罗兹市市长让·多耳富斯于1868年2月联合一些人，向立法团提交了一份出版法草案，要求保护私生活。3月，立法团只作文字上修饰，通过了这一法案，法案规定：“凡期刊发表有关私生活事宜，均为违法行为并罚款500法郎。”马克思连续批评这个法案利用隐私权庇护犯罪行为，指出：“亚尔萨斯的多耳富斯家族，那完全是一伙骗子，他们通过订立合同条款使工人同他们建立一种舒适的而又对雇主极其有利的奴隶关系。他们在巴黎的各报上已受到应有的揭发，也正因为如此，不久以前，多耳富斯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在立法团提出并硬要通过一项最下流的出版法条文，即‘私生活应予以严加保护’。”（第32卷第529页）恩格斯也反对隐私权成为禁止报纸批评政治活动家的借口。1871年，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揭露几个法国政客的劣迹，英国贵族的报纸《派尔—麦尔新闻》为维护特权者的利益而认为是不必要的。恩格斯认为，政治活动家的隐私范围应比一般人少得多，正是由于有产者报纸维护他们的政治代表，才使他们得以延长政治生命。他写道：“《派尔—麦尔新闻》声明说，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国家活动家的人格本身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他的公开活动才能受到攻击。不言而喻，如果那些说明英国国家活动家的人格的情况一旦公诸于世，那末，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要到了。”（第17卷第40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与隐私权的论述，一方面表
现了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对法律问题的熟悉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