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谋国直堪笑”——关于张东荪

“书生谋国直堪笑”
——关于张东荪
作者：黄波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 67 更新时间：2008-10-22 3:11:39
也许真应了“不贤者识其小”这句套话，读完厚厚一册《张东荪传》（左玉河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给我印象（刺激！）最深的竟是传主的一段自白：1916年，素来以“政论家”自期的张东荪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他在一篇讨论“联邦制”的文章中沉痛地说：“吾侪书生，徒发空言，固不足济事于万一，而师我者，方据为口实，又宁能无怖于心？”[1]窃以为，对张氏这段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揭出了近代中国“政论家”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具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政论家”不能不对现实政治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因为政治不上轨道，“政论家”的政论却往往要撞入被实力派别把持的现实政治的鬼打墙。
张东荪，这是个当代人已然陌生的名字。先引用谢泳的一段话：“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三十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方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2]这段话中颇有值得辨正的地方。首先，张东荪不仅是在1949年以前享有高名，1952年更因一起离奇的“叛国案”而名播宇内；其次，张东荪的声名似乎并非建立在纯粹的学问领域，耿云志在《张东荪传》的序言中说传主的“哲学未免浅而驳杂”并不能算轻薄前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张东荪主要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引领一时风骚，他不但积极输入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更以一种“介入”的姿态月旦人物指点江山。这种“介入”的姿态很容易给旁观者两种不同的观感，褒者曰有责任感和事业心，贬者难免要讥其过于热中不甘寂寞了[3].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名东荪，1886年生于浙江钱塘县一官宦世家，自幼在父兄的督责之下受过正统儒学的系统训练，十六岁时对佛学产生兴趣，佛家义理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1904年前后，张东荪获得官派留学的资格，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一方面接受西方心理学和逻辑学的训练，另一方面广泛涉猎近代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萌发“救世之心”。留学期间结识了对其人生走向关系甚大的张君劢、梁启超等人。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留学归国，以《东方杂志》上一篇《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啼声初鸣，拉开了书生论政的序幕。武昌首义后，张东荪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临时政府的人每人拿着一张证明书就到北京去了”，而张东荪却没有到任，选择了办报。这期间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同意；梁启超组建统一党，后来改为进步党，其中的骨干如张君劢、蓝公武都是他的知交，他也未参加。张东荪1948年回忆斯时心境：“当时我感到命是革了，这个国家从别人手里拿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是不知怎么办好……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都是像在做事情的，于是没有几个月我就走了，我认为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地方。”[4]
张东荪所谓“其他的地方”就是评议政治。一个有“救世之心”的人雅不欲在纷纷扰扰的近世政坛上一试身手，却一心要卖弄嘴皮子，这与其说是自谦还不如说是张东荪骨子里透出的自负。按照近代以来西方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理性、平等、自由等这些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里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必须超越于个人以及小团体利益之上。作为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明洗礼的人，张东荪在自我定位上已经完成了从旧式“士子”到“知识分子”的嬗变，这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关怀公共利益的职责有相当清醒的自觉，并据此对“干政治”与“评政治”作了一番区别，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评政治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党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5]评政治的张东荪很快显示出了他特立独行的一面。按他的个人政治倾向，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本来是稍稍向国民党人倾斜的，可是他“下海”后的第一枪却是指向国民党，对民国初年国民党人在临时政府时期实行总统制，而为了限制袁世凯却在《临时约法》中规定实行内阁制、扩大国会权力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因人制法、因人变法的行为只会损及法之尊严。张东荪在此处表现出的锐利眼光和对法治精神的执著追求足以让今人汗颜！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不是还在为国民党人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的策略大加赞赏吗？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内阁制、总统制孰优孰劣，不在于该不该对袁世凯的权力加以制约，而在于一种制度能不能因人而变？如果袁世凯的总统权力需要制约，先前就任的孙中山就不需要制约了吗？在独立的政论家的眼光烛照之下，以法治为名谋党派利益之私的行为自然无以遁形矣！
近代中国风雷激荡，各种理论思潮交汇搏击，政论家张东荪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辞抨击，同时又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既努力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又强调“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从而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张东荪自称“是向来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人”，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之激烈到了惊人的地步，直言“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对国民党以人民知识程度不够为借口实行训政的倒行逆施严辞抨击。他说：“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时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6]“自治未办，不能实行宪政，这是人人都承认的。那么就赶办自治好了，为甚么要反而取消已有的人民言论自由权呢？人民自由权既是宪政要素之一，国民党的最后目的既在宪政，为甚么现在必须先把这个已存在的要素的萌芽拔去呢？按理应该对于已有的萌芽加以培植。可见国民党的训政是等于斩了已生出来的树苗而偏说可以种出新树来。”[7]批评虽然激烈却没有一点意气用事的成分，显示出了逻辑的力量。张东荪同时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立的革命政党，由于革命环境的熏陶，其“心理不免于失常，总是疑心人家要来谋我，对任何人很难办到完全相信到底”，其自身的严密性组织性、权力的高度集中、革命斗争的坚决性，使它惟武力是信，同样不合近代政党的原则，不合中国实行民主主义的要求。在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后，张东荪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直到1949年，毛泽东已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告“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宣布要走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张东荪仍然执拗地主张新中国不能反美，不能成为苏美冲突的牺牲品，令人震惊的“张东荪叛国案”也源于张氏天真地希图以民间立场、调解人身份疏通中美关系……。和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在论政的一生中是多变的，尤其是在他以中间力量的身份参与调停国共冲突失败以后，面对民盟解散、“第三大党”瓜分豆剖的现实，一向主张走民主宪政之路的他转而对革命和斗争哲学部分认同，企图各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所长，建立所谓“新型民主”。怎样看待这种“多变”？以梁启超之贤，其“多变”亦常常不为时论所谅，被讥为“投机”“趋时”，何况张东荪？然而在我看来，一个谈论政治的人只要所发之论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信仰，哪怕是奇谈怪论，投机、趋时又有什么关系？指责一个“评政治”而非“干政治”的人投机、趋时的论者其实是预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先已从根本上否定了“评政治”的人有不为外力左右的定力和独立的立场。张东荪论政，一度从主张宪政共和到批评议会政治到倡导“修正的民主政治”，但无论怎样变，坚持民主政治的底线不变。他是以萧伯纳、罗素等为榜样的，这种不变中的“多变”似乎毫无奇怪之处，但由于近代中国缺乏政论家独立议政的土壤，别人注定不会把他当成中国的萧伯纳、罗素。罗素在二战初起时曾基于和平主义的立场著文认为与希特勒斗争比对希特勒妥协危害更烈，招致舆论批评，但批评者都只是在批评罗素“这一个”，如果放到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批评者却肯定会自然而然地发出高屋建瓴的质问：你究竟是为谁服务为哪个阶层谋利益？这一尴尬滋味张东荪曾数次品尝。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有集权的趋势时，他大力鼓吹地方自治的联邦制，认为可以制衡中央政府作恶，而袁氏一倒，一时群雄割据，张氏等人鼓吹的联邦制适成为地方军阀拥兵自雄的最好口实！正以此故，即便是金岳霖这样的哲人也把张东荪看成一个“玩政治”的。金岳霖晚年忆旧谈及张东荪时说：“‘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狠抓机会……等等是‘玩政治’的特点。林宰平先生曾同我说过：”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很快。‘“[8]受过西方文明浸染的金氏等人几乎把张东荪视为苏秦张仪之流，大众对张东荪的观感如何自可概见了！
政论家都是以不偏不倚的立场自诩的，抛弃这一立场也便不成其为政论家，可是在一个缺乏政治文明、政治不上轨道的地方，一个习惯于在现实政治中上下其手纵横捭阖的人看来，“客观、公正”都只是谋一己之私的幌子，哪里有什么纯粹中立？《张东荪传》中记有一事：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召开伪国民大会以孤立共产党，蒋介石、宋子文请张东荪吃饭，劝其出席“行宪国大”参加政府，张氏拒绝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无疑，以蒋的思维定势，他是只有为我所用和为敌所用的两分法的。在内战爆发两大党角逐的特殊时刻，中间势力一时似乎颇受各方倚重，但同时却常常又是两面受气，角斗场上，甲方占优，你呼吁和平，乙方大赞你主持公道，甲方却难免要怀疑你屁股坐在哪一边，而等到乙方反占优势，你再叫喊停战时，乙方却要视你为讨厌的鸦鸣蝉噪了！梁漱溟当年为呼吁和平也写过一系列文章，为避免“被认为是受某种势力的支持而站出来说话的”，专门公开声明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只言论不行动，但后来仍然被清算，认定其“立场完全是帮助蒋介石的”。
不论评政治的人怎么自命独立，他总是与干政治的人脱不了关系。首先，在干政治的人眼里，评政治的人不过书生论政，跟秀才造反差不多。然而世上的事情也真怪，书生论政的现实语境下，那种种议论是好像有些缓不济急或陈义过高，但时过境迁，昔日迂论却仿佛先知。张东荪当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曾竭力证明发展资本主义是当时中国发展生产事业、改善人民生计的惟一途径，遭到陈独秀等人的痛批，史论家更下结论说是“驳倒”了，然而后来事实证明如何？晚年胡绳在一次谈话中论及这场争论时发表了通脱的观点：“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9]这一席话从胡绳口里说出真是意味深长！评政治的人和干政治的人还往往有第二层关系，即前者总是要被各揣心机的后者谬托知己。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10]鲁迅先生的口气像开玩笑似的闲谈，然而在熟悉先生身前生后事的人读来却另有一番欲说还休的滋味，以迅翁的清醒、敏感甚至多疑，仍然难免被人利用，遑论其他！
因“叛国案”被“养起来”的张东荪赋闲家居，作旧体诗词以自遣，望着壁上悬挂的梁启超手书的对联“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回首前尘不禁老泪纵横。平生事业，是耶非耶？他作了如是总结：“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11]好一个“书生谋国直堪笑”，这难道就是张东荪那一代以“言其所信”“但求心安”的政论家自期的知识分子的宿命么？
1968年，张东荪和他的长子张宗炳（著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被捕；1973年6月2日，张东荪逝世于北京第六医院，此前，由于受其牵连，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颖夫妇已先后自杀。在张东荪逝世前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坚冰打破，当家人告诉他这一消息时，张东荪激动得像孩子似的喃喃自语：“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12]……当然，对一个曾经笔落惊风雨的杰出政论家来说，这些都近于题外话了。
注释：
〔1〕〔4〕〔5〕〔6〕〔7〕〔11〕〔12〕王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24、25、313、314、441、448页。
〔2〕〔8〕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3〕张中行：《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9〕《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0〕鲁迅：《补白》，收入《华盖集》，转引自浙江文艺版《鲁迅杂文全编》（上编），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