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误入歧途的书生(作者：土圣吧)

我手里有一本旧书：《灯下集》，作者吴晗，出版印刷的时间是1962年11月，距今已有46年、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在书的扉页上，有原购买者的题签：“胡颖，1963年7月购于长春”；书内还夹着购买此书时新华书店所开具的发票，金额是0.81元。
我所感兴趣的，是书内有不少原购者的批注——尤其是在《论海瑞》一文内，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批语。
这些批语，十分清楚地表达出原购买者对作者一些观点的看法。比如，在“他是为民的、想做好事的”这句话边上，有个大大的问号；在“海瑞是同官僚地主做斗争的”这句话旁边，也有个大大的问号。在原文“他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这句话旁，原购者批道：“岂有此理？这是反马列主义的！”
“反马列主义”这话份量很重，在1963年，谁要是摊上这句话，恐怕他这一辈子就要完蛋了，不是死于非命，也得倾家荡产。
也许，此书的原购者只是一个普通读者，一个小人物。他发发议论，恐怕还不至于立刻致作者吴晗于死地，但是，这样的小人物能够被忽视吗？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重大的事件，往往是由某个小人物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引发的。小人物，不仅能改变一个人、一批人的命运，甚至也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乃至历史的发展进程。
比如，姚文元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原《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1957年3月他去参加上海市委的一个会议，发现姚文元也在车内。当时他就纳闷，姚本来是没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他不知道，此时姚文元的小人物生涯即将结束，因为毛泽东曾在一个会议上公开指出：上海的姚文元，文章里片面性比较少。曾亲口听毛泽东如是说的徐铸成，没能体会出这句话的含义。
《灯下集》的作者吴晗，也没能意识到这个远在上海的名不见经传的胖子，竟然是自己大好前程的残酷终结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正处在狂热、亢奋之中，1959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海瑞》一文，号召人们学习“海都堂”敢说真话、直言无忌的精神。而此时，正是彭德怀因为“万言书”在庐山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可惜吴晗没能意识到“直言”所带来的危机，他正兴冲冲地于那年的11月开始创作京剧《海瑞罢官》，两年后《海瑞罢官》公演。
从1961年的11月《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的名角马连良、裘盛荣等公演，到1965年的11月，整整四年间，吴晗沉醉在一片叫好声中，他甚至还开始着手写另外一部水浒戏。与此同时，姚文元正带着自己那“片面性很少”的文章，往返于京沪之间。几经修改，他终于在1965年11月11日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然宣称《海瑞罢官》是在替早已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被当头棒喝的吴晗这才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他忧心忡忡地对身边人说：“这是有来头的。”
当然是有来头的，而且来者不善、来势凶猛。姚文元的大作，被公认为是半年后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拉开的号角。1966年5月，“文革”正式开始，从此，意气风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吴晗，就开始了提心吊胆、整日被批判的日子。1968年3月，他被批准逮捕。
在过去，凡有大事，总要杀鸡宰牛祭祀一番。今天看来，吴晗就是“文革”的祭品。他是“文革”打倒的第一人；换句话说，随着祭品鲜血的滴下，“文革”正式开始。
被拉上祭台的，为什么会是吴晗？是命运使然，还是历史不公平的眷顾？其实，反思吴晗的悲剧，还得回到姚文元的文章——他罗织得很清楚。从大的历史环境来说，彭德怀1959年被打倒后，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饿殍遍野，面对这种情况，自然有人开始怀念当年冒死犯颜直谏的彭德怀。因此，最高领导层一方面要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一方面要维护政权根基的稳定，所以，出重拳反击“翻案”之风在所难免。谁在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呢？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自然是那个歌颂因“直言”而“罢官”的人——吴晗被揪出来，简直太顺理成章了。
吴晗也够倒霉的，写海瑞，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主动为之，他是响应上面的号召。1958年，毛泽东观看来自家乡的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个人物引起他的注意，这就是在《明史》里被讥讽为心理不太正常的海瑞。毛泽东找来《明史》阅读，个性鲜明的海瑞使他兴趣大增，甚至看后还觉得不过瘾，就表示要找历史学家来研究一下海瑞。海瑞是明朝人，研究他就要找明史专家，最有资格的明史专家，非“吴市长”莫属，所以胡乔木找到吴晗，表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早在解放前就曾把自己撰写《朱元璋传》呈给毛泽东“御览”的吴晗，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悲剧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而形成的。
《朱元璋传》换回来一部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但是，《海瑞罢官》就没那么好运了，它只换回来毛泽东的两个评价：“一惯反共”、“是国民党”。
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吴店苦竹塘村。他的父亲做过警督，所以，幼年时的吴晗经常挨打。
饱受鞭笞的吴晗和父亲的关系不太好——这点和毛泽东有点相似。吴晗一直到18岁，还被父亲殴打，所以，他始终想离家出走。一度，他要去投考黄浦军校，也想出家当和尚，但都被亲戚劝止。
并非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吴晗，读书很刻苦，尤其喜爱文史。1928年，吴晗来到上海，考入著名的中国公学，在此他得遇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校长胡适。吴晗给胡适写信，谈自己的学术研究理想，呈上自己的论文，并希望胡适能够指点。胡适十分欣赏他的文史基础，对这个面临人生起步阶段的年轻人百般爱护，为他指明研究明史的方向及方法，从此奠定吴晗一生的学术基础。可以说，吴晗日后所有的学术成就和事业荣誉，都是在胡适的训练下开始的。这点，吴晗至死承认。
1931年，吴晗直接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二年级，但是身无分文的他面临巨大生活压力。胡适再次伸出援手，给清华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及史学系主任分别写信，为吴晗谋求工读生的职位。清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看到信后，略带歉意地对吴晗说：按说胡适先生推荐你，我应该给你更好的照顾。可是，作为系主任，我的最高职权只能开出25元的工资。结果，吴晗得到那份每天整理2小时清代资料、每月25元的职位。
不要小瞧这25元，它除了是胡适的拳拳爱心，也可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因为，当时的生活费用平均只要4元！从这个角度来说，吴晗一生视胡适为“恩师”，那份情感，的确发自内心。
在胡适的指导下，吴晗十分刻苦，他通读了《明实录》，并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摘录出340多万字的中国史料，正是由于这些资料，关于满清建州时期的历史研究才得以开创性地开展。据明史专家郑天挺回忆，当时，每到周末，只有两个人风雨无阻地前往位于北京文津街的原北平图书馆看书，一个是70岁的清史专家孟森，一个就是30岁不到的吴晗。
吴晗的明史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洪武时期胡惟庸案，另一就是建州女真时期的历史。对前者的研究，使他后来写出《朱元璋传》，此书至今仍是朱元璋研究的必读经典和巅峰之作；对后者资料的整理，为现今众多研究满清开国史者提供了详细的史料依据。这是吴晗对明史研究的两大贡献。
胡适对吴晗的学习成果是满意的。1934年6月24日，他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公开表扬两位1934年夏天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位就是清华大学史学系的吴晗。
令人遗憾的是，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吴晗，并没能把自己有着不凡起点的学术生涯，按照胡适的期望继续下去。
1937年，抗战爆发，吴晗来到昆明，先任云南大学教授，后又担任搬迁至此的西南联大教授。
1940年吴晗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用的教材是钱穆所著《国史大纲》。按照吴晗的才华和能力，编一本自己授课的教材，应该是毫不费里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一是天下战乱，吴晗不得不分心照顾母亲、弟妹；二是此前一年他与袁震结婚。袁震长期卧病，吴晗对百般体贴，也用去不少时间；第三，生活条件的改善，可能也使吴晗不再像学生时代那么刻苦。吴晗在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一年，工资即有100元大洋，而和自己同样的助教才有60元。过早的功成名就，使吴晗竟然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这对史学基础极为扎实的吴晗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吴晗与袁震的结婚，直接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不仅表现从个人生活上，也体现在吴晗从此对政治有了切实的、近距离的观察，因为袁震是中共早期党员。有了这层关系，后来吴晗卷入政治运动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1943年，吴晗由袁震的中学同学介绍加入民盟——一个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政治团体，从此投入到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中。
后来，吴晗写作《海瑞罢官》后，曾有人说他以一个历史学家而写作京剧剧本是“破门而出”。现在起来，吴晗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破门而出，他走出书斋，走向街头，走上一条不归路。
抗战胜利后，吴晗回到北京，继续任教清华，同时负责民盟北平事务，他依旧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
1949年1月，吴晗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大学，4月出任全国青联秘书长，9月担任政协委员，1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达到一生生业的顶峰。
一个没有任何人事背景和行政资历的寒家子弟，被直接任命为首都的副市长，主管全市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这实在出乎吴晗的意料。在象征性的请辞后，吴晗愉快地开始了新的工作。
突如其来的名誉、地位，是否会让人一下子变得狂热和非理性？40岁担当大任的吴晗，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吴晗主管北京的文教部门长达17年。期间，他也有过不少值得称道的政绩，如倡导修建北京天文馆等。只是，和他对北京的破坏相比，人们似乎更关注后者。
前不久，北京西单牌楼重建，再度成为西单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当初，梁思成曾指着坚决要拆掉它的吴晗说：五十年后，你们就会知道自己错了！梁思成的妻子林徽音也因吴晗大肆拆除古物而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呵斥。
吴晗对他们反唇相讥：你真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到处是高楼大厦，你这些牌楼跟鸡笼子一样，还有什么文物价值可言？一番话，气得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
历史真的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如今北京的确高楼林立，可是，人们却更加思念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建筑，那些被吴晗大笔一挥就抹去的建筑。
对吴晗不遗余力拆除北京古建筑的行为，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也看不下去，在一次会议上，他对吴晗说：拆除古物，要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态度。”吴晗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言下之意，北京地面上的事，洒家说了算。
针对梁思成的反对，吴晗答道：“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这话从吴晗口里说出来，的确是个反讽。他忘了，自己也是个专家，而且是明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他这个专家的意见，在有的时候，是必须要实现的，比如挖掘十三陵。
1956年，吴晗找了好事的郭沫若、怕事的茅盾以及热衷收藏古物的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他的旧友考古学家夏鼐对他说：你不能以自己研究的需要来挖掘十三陵。夏鼐说，早在做学生时，苦读《明实录》的吴晗就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挖掘十三陵。
郑振铎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谁也不敢扫了他的兴致，最后只好折中，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挖掘前代帝王的陵寝。想当年，蒙古人占据中原，保护了宋王陵；满洲人入主中原，保护了明十三陵。
定陵的发掘，是在当时政治环境、技术条件和心理准备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行动的。后来，墓主人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被扬弃，金丝楠木棺材被农民拿回家当柴火烧了。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在文革中，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最后死于非命。他的妻子也被迫害至死，收养的女儿精神错乱，后跳楼自杀。
家破人亡，是人们在谈论吴晗时所用的最多的一个沉重词语。
游街批斗，对吴晗来说是家常便饭；哪次批斗要是没挨打，对吴晗来说就是很不错的事，回家后他就会心情不错地对养女说：爸爸今天没被打。
吴晗养子曾回忆，当时吴晗参加的批斗会真不少：“区里要斗，县里要斗，学校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批斗会是惨无人道的，人们把吴晗绑在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有人抡起皮带抽他；有人揪他的头发；有人拧他的耳朵。人们用各种想得出的法子来侮辱他。
据和吴晗一起挨批的张文松回忆，一次他们被拉倒通县去，在车上，吴晗只能抱膝蹲在车厢里，还“不时有人来敲他的脑壳”，此时吴晗的头发已经所剩无几。
和吴晗同为“三家村”成员之一的廖沫沙回忆，吴晗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无法说话，和他说话，他只能痛苦地指着已经积血的胸口。
吴晗的妻子袁震在临终前，对看管人员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可惜都没能实现。
士可杀，不可辱。老舍因此愤而投入太平湖，吴晗却忍辱负重。因为吴晗心中始终觉得，自己一直紧跟共产党，怎么会是反革命和反共老手呢？他还幻想着自己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吴晗根本不可能有这一天，毛泽东已经彻底抛弃了他。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管不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即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也要打倒。
半路出家搞政治的吴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无意中站错了队。从和共产党的渊源来看，吴晗一直在华北党务系统领导下工作，后来他到解放区，也是去找到共产党北方地下战线负责人刘仁，后来又在刘仁担任第二书记的北京市任职。所以，当毛泽东对以原华北党务系统为主的北京市委极为不满时，吴晗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何况，不久华北党务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又被打倒，吴晗更是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吴晗自己的言行，也无意中给自己带来麻烦。本来吴晗是民盟北京市地方支部的负责人，应该对民盟中央负责。但是，吴晗却从不把民盟中央当一回事，口口声声北京民盟只接受北京市委的领导。所以，当北京市委被打倒后，他连一条退路都没有，而这退路正是他亲手截断的。
当时北京市委20个常委中，有3个死亡，吴晗即为其中之一。
毛泽东本人对吴晗的态度也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解放前，毛给吴晗的信上，还是恭谦地称呼“辰伯先生”。辰伯是吴晗的字，按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同学、同事、平辈友人之间才互相尊称字号；解放后毛泽东在赠给吴晗的书上，称呼是“吴晗同志”，不再像从前那样热络；后来，毛在发言中，干脆说吴晗一贯反共、是国民党，全然忘记旧情。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吴晗的悲惨命运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吴晗研究海瑞，出于胡乔木的鼓动。据叶永列所著《胡乔木》记载，胡乔木当时政治处境很不妙。在关于“大跃进”的某个文件起草上，陈云提出不同意见，让胡乔木转告毛泽东，胡一时大意，竟然没有转达。结果毛泽东指着他不满地说：你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也敢不转达？
胡乔木鼓动吴晗研究海瑞，除了要迎合毛泽东的喜好，恐怕还有别的意思，是不是想借海瑞骂皇帝来为自己出一口恶气，也是值得玩味的。
吴晗是“文革”的导火索。导火索在爆炸之前就被烧为灰烬，这是一个难逃的命运。问题是，当初吴晗若不写海瑞，那么后来的历史会否要改写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会。因为“文革”不会缺少导火索。
接下来的问题就比较有趣：如果吴晗不被打倒，他会干什么？
答案也是明确的：他会打倒别人！
在《灯下集》序言里，吴晗谈及历史学家尚钺的文章，评价是“歪曲经典著作，胡乱引用历史材料”，“文章的实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大帽子，估计是尚钺无法承受之重。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晗更是全身心投入的积极分子，他在民盟召开的对两位领导人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尤其是把老朋友罗隆基的旧底全都抖出。最后，正如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所说，吴晗如愿以偿地当上民盟中央副主席。
吴晗揭露章伯钧说，章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什么事都好办。吴晗说，章要对中共进行“政治讹诈”，“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
在批判罗隆基时，吴晗揭露出罗曾说过的一段话：毛泽东出身北大、周恩来出身南开，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这个清华毕业的，就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呢？罗隆基当年是五四运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
当时被吴晗等批判的人，还有民盟著名教授费孝通。几十年后，钱钟书曾当面对费说，当时吴晗不是把你整得也很惨吗？费低头不语。其实钱钟书的话只说对一半，因为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在被吴晗批判后，以自己的社会经验很快明白过来，立即“反戈一击”，转身和吴晗一起，一面自我批判，一面批判他人。
据吴晗的老友常任侠回忆，有一次他对吴晗表示不相信“大跃进”期间所放的“卫星”，结果吴晗“立刻变色而作”，大声地说：“你这个人是可以提拔上来，也是可以打下去的！”
对自己多年的朋友都可以用这样的态度，那么，普通同事或是陌生人在运动中碰到吴晗，还会有好果子吃吗？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有一段生动描写：“网络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今天我们重读这段话，总有一种苦笑不得的感觉，与其说它描绘的是朱元璋打击异己的残酷，倒不如说是吴晗在为自己的命运做着某种暗示。从后来吴晗的遭遇看，他和他笔下那些入网的人，结局是何其的类似！
在一篇历史随笔中，吴晗写道：“他射中的鸟总是背上着箭”。夏鼐看后写信给他，说鸟儿中箭只可能是腹部而不会是背部。对此，吴晗承认疏忽，并自嘲说自己只会钓鱼，不会打猎。
不会打猎，就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右”斗争中冲锋在前的吴晗，在“文革”中，不幸被来自身后的子弹射中。
历史有时候真会开玩笑，被吴晗批斗的章伯钧，后来成为吴晗的难友，两人常一起跪在院子里，被别人批斗。
现在人们都知道，写《背影》的朱自清教授，是拒绝接受美国援助面粉而饿死的，他在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对家人说：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宣言上签过字的！
那份导致朱自清挨饿的宣言，正是吴晗拿去让朱签字的。后来吴晗自己跑到解放区，并没和朱自清同甘共苦。
闻一多加入民盟，是吴晗介绍的，他们二人积极发动游行示威，一个被称为“吴晗诺夫”，一个被叫作“闻一多夫”。但是，当闻一多在昆明被害时，吴晗却在上海，并不在自己战友的身边。
当然，我们不能把朱自清和闻一多的死，算在吴晗头上。只是，两位才华横溢的教授过早去世，是中国文艺的一大损失；虽然后来吴晗也死于非命，但至少还做过17年的副市长，着实享受过一段呼风唤雨的人生。
在文艺界最大的冤案胡风案中，受胡风一手栽培的舒芜，把胡风多年前写给他的私人信函拿出来，给了胡风最致命的一击。吴晗也有类似举动。在国共内战期间，民盟内部就如何跟共产党合作发生路线争执，后来，其几个领导人商议，由罗隆基执笔，写一封信给中共最高领导人，信的内容中有一条是要求中共保证“民盟作为合法在野党的自由”。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他亲手把此信交给即将前往解放区的吴晗。可是，吴晗在和毛泽东的会面中，并未转交此信，而是在多年后批判罗隆基时，作为罗的罪证拿了出来。
罗隆基虽不能说像胡适那样对吴晗有恩，担至少在关键问题上帮助过吴晗。当初吴晗困在重庆，而他妻子急需去上海医院动手术，买不到飞机票的吴晗一筹莫展，是罗隆基帮他弄到两张机票，夫妇二人才得以成行。解放后吴晗曾写文章极力主张要继承旧道德，但是那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旧道德，他自己恐怕忘记了。
不过，吴晗并非是个完全忘本的人，在他复杂的性格中，有时也闪现着人性的光辉。
拿对胡适的态度来说，虽然解放后吴晗不止一次说自己早和胡适分道扬镳，但据千家驹回忆，在吴晗的副市长官邸，还是悬挂着胡适手书的对联。不仅如此，在1954年发动的胡适思想批判中，他作为得到胡适帮助最大的学生，并没有写批判文章。
相较之下，他比同样受过胡适大恩的周汝昌，要高尚得多。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生涯也是在胡适的帮助下起步的，胡适还把自己收藏的国宝级珍贵版本无私借给周汝昌。但是，后来的运动中，周汝昌不止一次批判胡适，甚至在晚年所写的《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自始自终未把胡适称为自己的恩师，还大肆批判另一位红学家俞平伯。更为滑稽的是，在家乡政府为自己修建的纪念馆上，他竟大言不惭地集胡适字题额，变成胡适为他题写“周汝昌纪念馆”馆名。
当年胡适在台湾知道大陆批判自己时，还为周汝昌开脱，说周汝昌如果不写批判文章，恐怕过不了关；又说俞平伯念着旧情，不忍心写，结果自己也被批判了。
在对待胡适的问题上，吴晗也算是念旧情的。
我比较喜欢吴晗的文章，尤其是他的历史考证短文。这一方面出于个人偏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写得实在太好了。
吴晗有着的深厚历史功底，文笔又轻松易懂，娓娓道来，和如今一些充斥着新名词、新概念的高头讲章大不相同，在灯下读吴晗的《灯下集》，就我个人而言，是一种充满愉悦的享受。
吴晗的代表作《朱元璋传》，我有四个版本，也读过不止一遍。此书虽然有影射、迎合当时政治环境的嫌疑，但就史料的整理和组织上，还是至尽无法超越的杰作，乃至有人把它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并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不是没有道理的。
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曾感慨道，假如闻一多没有投身政治，那以他的艺术天赋、古文功底，其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我想，这话对吴晗也适用。当初吴晗在西南联大，若是继续沿着学生时代的治学路线走下去，那么，他对中国明史研究的贡献，大概是可以想见的吧。那时有不少学者像胡适那样选择离开大陆，比如钱穆、梁实秋、台静农等，这些人无一不享高寿，且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晗十七年的副市长生涯虽然风光，可是，福兮祸之所依，既留下破坏古物的骂名，又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这恐怕是熟知史事的吴晗，怎么也料不到的。
做官和做书生，假如再让吴晗重新选择，他会选哪个呢？若吴晗在黄泉之下和朱自清、闻一多、胡适、梁实秋等人相见，他会后悔自己的一生吗？
也许胡适会后悔。他当初只是从治学方法上指导吴晗，但没能在生活细节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给吴晗更多的建议。吴晗本人的性格，本就有浪荡不羁的因素，他青年时代的好友罗尔纲和千家驹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这一点。年轻时，吴晗喜好赌博，还好喝酒；就是做了副市长，还有人看见他在西单的烤肉宛和人喝酒，一手拿一串肉，一脚抬起，踩在自己坐的长条凳上。这种并不十分谨慎的性格，本就是从政的大忌，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若控制不好，也很容易误入歧途。
吴晗的性格，容易授人口实。当年吴晗的学生何兆武在由其口述的《上学记》中，对吴晗颇多指责。何记述了吴晗的三个细节：一是吴晗做二房东，经常无故赶房客以求提高房租；二是吴晗打新生的“杀威棒”，第一次考试就给全班同学不及格；学生抗议，吴晗甚至为此罢教；三是吴晗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惊慌失色地连滚带爬，有失教授风度。
何兆武的话，不可尽信，因为他带着私人恩怨。那个被撵的房客，实际是他的姐姐。他应该换位思考，如果他家的房客赖着房租，他撵不撵呢？至于吴晗让新同学不及格，何更是“苦主”，自然说老师的不好；在跑警报方面，其他学生有不同的回忆，有人1984年就写文章说，那时的吴晗因为要照顾生病卧床的妻子，根本无法跑警报，而是听天由命地守在妻子的病床前。这个回忆应该是真实的，比较符合那时吴晗的实际生活情况。另外，学生在五六十年后说死去的老师坏话，这个学生的品格，恐怕也高不到哪里去。
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无意为吴晗辩护。毕竟，吴晗对我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过去。我所了解的吴晗，也只是从别人的文章里所得到的印象。
吴晗，只是我所收藏的几本书的作者；或者是我所收藏的其他人所写书里提到的人物。看了这些书，我对吴晗只有两个模糊的印象：其一，他是一个杰出的、实实在在的历史学家；其二，他是一个狂热的、不成功的政治人物。
当然，吴晗的一生，也令人感叹。所感叹的，不是他的遭遇，而是他当初为何没有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美国诗人Robert Frost在名诗The Road Not Taken中说：林子里有两条路，朝向不同的方向。吴晗选择了一条既风光无限、又荆棘丛生的道路，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也许我们很难说吴晗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那条未走的路，肯定要比他所经历的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