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汪洋恣肆 坦荡书生

梁启超梁启超纪念馆 　　策划 赵洁 李倩    撰文 金叶    摄影 倪黎祥
很多人知道他，多是通过中学的语文课本，那篇慷慨激昂的《少年中国说》。
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世人的眼中，他的名字，总是首先跟康有为、跟维新变法联系在一起。
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在晚清民主思想启蒙宣传中，他所向披靡，立下举世无出其右者的赫赫劳绩。从他的笔端流淌出的澎湃激情，曾经激励了整整一代的革命者。
他的一生置身风云变换的政治海洋，难得的是，却始终恪守一份书生本色，情谊为上，磊落其身，是一个地道的性情中人。重感情，轻名利，严于律己，坦诚待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似乎都能营造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
他甚至，还是一位童心未泯的教育大师，以“趣味主义”沐浴心爱的子女，为神州慷慨输送过3名院士。几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间奇迹。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学术大师，有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之称。
少年壮志
雷雨中
童年出广东
珠江三角洲南端，广东省新会市往南约二三十公里，有个名字叫“茶坑”的村落。山清水秀，背倚凤山，山上有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凌云塔，西江和潭江在这里交汇，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鱼米之乡。因为处于亚热带气候，它的土地似乎具有无限的活力：花开四季，有桑园、有柑橘、有香蕉，还有行销海内外的大葵扇。
如果不是梁启超出生在这里，你不会觉得，平凡如斯的它，跟广东其他的乡村有什么不同。沿着绿树成荫的水泥铺成的村中道路前行，约走几百米便是梁启超故居。清代“三眼灶”式建筑，青砖黑瓦，耳房各施木楼阁，阁设走马灯式曲折栏杆，建筑面积155平方米。紧连故居南面是怡堂书屋，为梁启超及其兄弟少年启蒙读书之地。新会市政府前几年在这里兴建的梁启超故居纪念馆，里面设有梁启超生平事迹展览。
天气很热，而且又不是休息日，偌大的展馆里，参观的人并不很多。偶尔有举着小旗的旅游团经过，会带来一阵小小的喧闹，他们说的话，跟我们平时说的普通话有点不一样，上前打听，果然，旅游团来自海峡那边的台湾岛。
“梁启超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影响都特别大，相当多的旅游团都来自这些地区。”当地的导游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
涛雨伴英杰
气候多变是茶坑的一大特色。《新会县志》有云：“一日之间，雨晴寒暑，顷刻则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海，促起俄顷。”
也许是这种特定环境的影响，抗拒灾难、善于应变，身处飓风中心而不惊不慌……成了新会茶坑人的性格特征，而因为世居小岛，外面的世界反而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好读书、尚学问、求仕途、向往升官发财荣宗耀祖，也就成了茶坑的世风。
查新会梁氏，家学渊源，但后渐离官场，十世为农。据《梁氏历代世系图谱》所记，广东有梁氏始于宋朝的梁绍。梁绍，字季美，进士出身，为官广东，后居南雄珠矶里。梁绍传3代，梁南溪迁居新会大石桥，再传12代梁谷隐立户于茶坑村。梁谷隐之十世孙名光悦字光恒，为梁启超的高祖，光悦之子炳昆为梁启超的曾祖，炳昆的第二子维清即为梁启超祖父。
梁维清苦读诗书，曾想通过科举进士，改变梁氏十世为农家道中落的现状。梁维清之妻黎氏是当时广东提督黎弟光之女，梁维清却终于苦读不成只中了个秀才，做了个不入流的八品官——教谕。不过无论如何，这在茶坑村也算是个人物了，梁家在村里购置了十几亩的好地，过起“半为农者半为儒”的乡绅生活。
1873年，茶坑村又添新丁，梁启超诞生于风声雨声涛声中。据说，在梁启超落地的那一刻，很大的风很大的雨刹那间停了下来。“这孩子必有大出息。”村里的老人家都这么说。
“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梁启超喜欢这般自谓。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祖父梁维清，从梁启超只有两岁的时候，便开始这样训斥他。而那个时候，在母亲的膝下，梁启超已经开始认字了。
这是一个自小就被认做“神童”的孩子。4岁在祖父的教导下研读《诗经》，六岁进了父亲开办的私塾中读书，念《中国略史》、《五经》，到了8岁，作八股文，下笔就已经是洋洋千言。
童子秀才
1882年，刚满9岁的梁启超，到广州考秀才。
岭南11月，新谷登场，秋风徐来。一条木船，一叶风帆，从新会沿西江而上，赶赴广州。船上坐着的便是梁启超和新会县其他的赶考者。任谁见了都会感觉奇怪，这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混在一大群可以做自己兄长，甚至是父辈的人当中，究竟是去干吗？
那个时候，从新会到广州的水路，要走整整三天。有一天，舟上午餐，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人提议以咸鱼吟诗或作对。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却毕竟不登大雅之堂——“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说的仍然是臭，满船的人一时之间都被难倒了。却没有想到，船上最小的一个孩子突然朗声应对：“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
满船哗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如此风格典雅、诗意浓郁的绝对，谁会想到居然出自一个9岁孩童之口。有后人在论及神童梁启超时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始得翻身，入风流儒雅一类了。”
9岁的梁启超，第一次应试名落孙山。1884年，梁启超第二次广州应考，中秀才，时年11岁。“童子秀才”由此得名。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跨进了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深造。当时，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粤华书院、粤秀书院、广雅书院一起，号称是广东五大书院。5年苦读。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用所获之“膏火”（奖学金）购得《四库提要》、《皇清经解》。
1889年，广东乡试。16岁的梁启超欣然应考，并一举中第，位列举人第8名。少年得志，前程似锦。和他的朝气蓬勃相对比的，是一个进入风雨飘摇之年的大清王朝。这是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个年近六旬的铁腕女人统治着华夏河山。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惨败、禁烟名臣两广总督林则徐被发配新疆，已经过去了40多年。
暴风雨就要来到了，一切都显得格外平静。
风云际会 政海沉浮
1890年，康有为在广州云衢书屋执鞭开讲。少年得志的梁启超，在同为学海堂高材生的陈千秋的介绍下，开始追随康有为左右。1891年春，云衢书屋迁往长兴里邱姓书屋，也就是今天的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1893年，长兴学舍人满为患，再度迁府至学宫仰高祠——今天的广州第一工人文化宫所在地——时称万木草堂。
在万木草堂几十名弟子当中，康有为最欣赏的是梁启超。“盖其机敏而不失苦读，才思若涌，下笔千言竟在片刻之间。”有人说，康有为这一生当中，一切都失败了，唯独他塑造的少年梁启超是成功的。这两位年龄跨度足有15年的师生，在历史上被后人习惯性地称做“康梁”，在寻求进步的学子之中，其感召有同日月。1895年春，梁启超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以下诏、迁都、拒和、变法为主张的“公车上书”，虽然受到阻隔，但是这次事件，却如同一根从封建帝制的裂缝中挣扎而出的青青小草，宣告着阳光的不可阻挡，也在嘲笑着枯槁与腐朽。
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他回到北京，开始积极运作“百日维新”。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却只持续了103天。有人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康梁是成于“公车上书”，败于“戊戌变法”：他们最终说动了光绪皇帝实行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面全方位的变法和革新，却终究无法说动已触及到其切身利益的西太后等一应顽固派势力，103天之后，西太后以一场政变，彻底改变了有维新思想的大小官僚们苦心经营的前途和梦想，只留得“戊戌六君子”血洒京城的悲歌。
1898年9月，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时人曾有评论，孙梁倘能共图大业的话，则大业已成功一半矣。凭着孙中山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及梁启超的文章理论，以及他们共具的在海内外华人中的威望，没有不成功之理。然而，现实总是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孙中山和梁启超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相反，却成了政治上的对手。这是两个相当宽容的人，但是相互之间却没有办法做到宽容。
在日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宣传改良。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他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反袁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从主张变法维新，到和平改良、革命破坏，再到主张君主立宪、共和民主……梁启超这一生里，政治主张多变，一直是他政治生涯最大的特点。反对他的人说他是“变色龙”也好，支持他的人说他“具有探索精神，与时俱进”也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在20世纪初叶，整个中国文坛上最为耀眼的骄子，梁启超不知点燃了多少中国人心中暗藏的豪情，可是他的政治主张，却总是“习惯性”地以失败告终。
哪怕他自己说，他的兴奋点，最要者，始终是中国的时局，他对政治的欲望超过了对文学的欲望。
很多学者叹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文人气质浓厚的梁启超，他更适合做的是一个论政者，而非一个参政者。自古文人从政就很少获得好下场，梁启超能全身而退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走下来，安然从事文学事业，也许于他于人，都是一个更 加两全其美的事。
历史
选择广东
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不只是梁启超，还有康有为、孙中山、黄遵宪……一位又一位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影响了整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全部来自广东。
也许是因为鸦片毒害莫过于此地？也许是虎门炮弹牺牲的民魂在南海中推波助澜？更也许是因为随着舶来品输入的西方先进思想，首先有机会在岭南地区“登陆”，然后才有机会被广为传播？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广东，广州，是当之无愧的风云际会之地。
当花季少年梁启超初来到广州这个繁华的城市，奔赴他人生中第一次科举考试，他应该并不知道，同是广东人士、比他年长7岁的孙中山，正在美国檀香山架构救国方略；而比他年长15岁的康有为，正在西樵山苦读苦思，试图用一支生花妙笔，改造中国。
他们在时代的召唤下，不约而同地，从广东这个共同的故乡，走到了外面那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他们中的每个人或早或迟地踏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也因此发生了交集。
“这是一个看似偶然，但又必然的现象。”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管林这样对记者说。清朝长期以来奉行一口通商的政策，广东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封建王朝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这使得广东人相比中国其他地域的同胞，有机会首先在西风东渐之际获得思想上的启蒙。”
从这样的天时地利来看，广东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集中涌现了一大批思想上的巨子就成为一种必然。说是“历史选择广东”并不为过。
“不过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最终在中国的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广东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于广东，但是他们的活动并未局限于广东，实际上，他们最终展现自我，确立自己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是在北方、在中国这个大舞台实现的，而且他们的阅历和影响力，通常与他们在世界范围的游历分不开。”
“有人说，西方思想之于广东，就如同是一股‘穿堂风’，来得快也去得快，只有那些有心的人才懂得如何把它们捉住。而这些先进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更加离不开一个可以给予他们营养的肥沃土壤。这样的土壤，更有可能是在政治文化活动更加集中的北方地区。”
“思想巨子的产生，离不开一个开放的窗口，更加离不开开放的胸襟，以及敢于走出家门、放眼世界的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