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毕竟书生学“猫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6:57:06
毕竟书生学“猫步”
赵刚
一
“在我们这里，谎言不是道德问题，它是整个社会的支柱。”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2007年重新增订出版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的书中，收录了学者刘小枫一篇新作《知识分子的“猫步”》。文中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一番自我认识的努力”，“纷纷走起catwalk（猫步）”。
何谓“猫步”？通常是指模特在时装表演时所使用的一种程式化的步子。行进过程中，模特的左右脚必须轮番踩到两脚间中线的位置。刘小枫借用“猫步”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比喻，讽刺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思想交锋与磨砺中，心里总是想着左右脚下有条无形的直线，希望自己的脚步能够准确无误地轮流依次踏在这条直线上，“保持‘主义’的政治正确”。
由于头上有“儒冠”，心中有“轨迹”，脚下走“猫步”，于是乎，知识分子举手投足总显得不自信，不自然，让人看起来，总有些故作姿态，装腔作势，走起路来，撅臀扭胯，左摇右摆，踉踉跄跄。
对知识分子走“猫步”的诘难不能说没有道理，知识分子对此也应该忏悔与反思。但若更深一步地思考与探究，不难看出，知识分子走“猫步”确有难言之隐，而走不好“猫步”，也绝非一两句话便能说得清楚。
当政者曾直言敕厉，要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等于告诫书生们，今生今世要走一辈子“猫步”。殊不知，对于这样的“猫步”，他们恐怕永远也走不直，走不好，一辈子都恐难达到“思想改造”的最高境界。所以，凡走“猫步”者，无一不是左顾右盼，磕磕绊绊，最终连滚带爬，落了个灰头土脸，既丢人，又现眼，到头来，只能感叹“毕竟是书生”，“儒冠多误身”。
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知识分子走“猫步”时的丑态百出，而是知识分子为什么放着“人步”不走而要走“猫步”？这种叫知识分子丧失尊严，放弃道德，付出道义与人格的代价的“猫步”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二
“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
——季羡林《牛棚杂忆》
1946年10月，“山猫号”邮轮一声长鸣，慢慢地离开美国旧金山码头，驶向大洋彼岸的中国。
船上，33岁的周一良心潮起伏，难掩激动心情。难怪周一良踌躇满志，刚过了而立之年，已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在美留学七年，他苦读梵文、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涉猎日本史，对梵文与密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学业有成。归国之时，傅斯年先生曾给胡适去信，推荐周一良任教，信中说“恐怕要给他教授名义，给教授也值得。”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洪煨莲也力邀周一良加盟，而赵元任对周更是赞赏有加，他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史语所要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1】周一良正是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偕妻挈子，衣锦还乡。
周一良一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当周一良夫妇从美国留学归来，正值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捉对厮杀。作为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周一良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由于蒋介石政权的专制与腐败，他对国民党由憎恶进而转入丧失信心。当时，北平的中共地下党极为活跃，在各大学不断发起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争民主”的游行示威，周一良受此影响，也投入反蒋反美的活动。
作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得意弟子，像周一良这样的书生，在战乱平定之后的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做出一番事业。
当时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最为看好两个学生，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被海外称为“汉学界第一人”的杨联陞在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周一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哈佛同窗共读的周、杨二人走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周一良的儿子周启博在回忆其父亲的文章中写到：“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成就。然而中年以后，他被社会环境压倒，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学术甚至家庭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领袖是否有什么不对。直到被领袖的党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又被定为反党反领袖而予以整肃，才开始反思。他噩梦醒来，已是暮年。学术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他还能作的，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教训形诸文字，使后人能以史为鉴。”【2】
像周一良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内大多都遭受过走“猫步”的经历。若从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算起，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要经受一次“革命的洗礼”。
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先生对于建国初期由毛泽东领导并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曾做过这样的评述：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洗清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以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于这场运动，这位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的认识颇有见地：其效果是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党为了其政治控制与思想控制不受威胁，同时又要保证正常地发展经济，就不得不在控制与放松之间走钢丝”。【3】当然，这只是局外人的看法，对这场思想改造的成败，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遭遇不同，立场也就不同，评价与结论自然也就见仁见智了。借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只有尝过梨子的人，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对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感触最深的，当属过来者。因此，从当事人自身的感受中，可以对这场运动得出明确的判断。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夺取全国政权不久，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动因，就是毛泽东对新生政权是否能够巩固一直抱有高度警惕，对知识分子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怀有戒心。毛认为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4】如果依了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5】当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为此讲话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那些“书生气十足”且 “不知抬举”的抱有自由主义理念，或是民主个人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是“口头上拥护，骨子里是看”，“他们的头脑中还存留着许多反动即反人民的思想”，因此，他们是美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6】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因此，毛泽东认为在知识分子思想中，特别是高校中的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反苏、疑共”的倾向，虽说知识分子很重要，但他们并不可靠，要想利用他们，必须对他们加以改造。
所谓“亲美”，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对美国充满崇拜和幻想。借用当时报刊上的宣传词汇，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例如，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诸国列强纷纷侵华，割地赔款，涂炭百姓，而美国并没有在中国领土发动侵略，“当其他列强嚷着要求特权与势力范围时，美国只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愿望。”【7】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又是美国率先退还赔款，并将巨额赔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让中国政府利用此赔款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二战中，美国又是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援助。
所谓“反苏”，就是对苏联不信任，对新政权“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不赞成；例如，知名学者顾颉刚曾言：“予说到对苏美态度，因谓苏联自以为先进国家，我国应追随之，然胸中有积疑二：乌苏里江之东海滨省，黑龙江北之阿穆尔省，帝俄时代所夺地也，既对我友好何以不还？一也。帕米尔高原，唐努乌梁海，皆中国地也，苏联何以不声不响地拿了去？二也。此事，我政府或有难言之隐，然对我辈高级知识分子必当有一交代。”【8】
所谓“疑共”，就是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怀疑，认为中国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并且对共产党是否能够真正实行民主制度抱有怀疑。例如：当时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就认为：“解放以来，我对与共产党钦佩的地方是苦干、负责、谦虚、有办法、不怕麻烦……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已在我眼前完全证实了，但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我很老实说，….我是不敢太相信。”【9】而储安平更是直言不讳；“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绝非‘民主’……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10】“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11】
恰巧,此时出现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的所谓“叛国案”，更加证实了毛泽东的想法，也为改造知识分子提供佐证。于是，一场旨在“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2】
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享有“士”的号称，并且位于“四民之首”，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回顾中国历史，战乱及暴政时期，“士”的职责是针砭时弊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在和平及安定时期，“士”的任务则是激浊扬清维护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保存着浓厚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士大夫意识。加之，从欧美留学而归，所接受的是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教育，因而，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臧否当局，监督批评，克尽言责更被书生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职责。
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各类知识分子仅有200万人，不足全国5.4亿人口的0.37%，【13】其中大部分是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而在高校中任职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其中不乏有独立人格和深厚学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国之初，这批学人对新政权普遍有一种自负感，自认为学识、技能、才华、身份，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仍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救世主意识。殊不知，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敌对势力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是必须洗心革面，接受改造的对象。当局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必然不会客气，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口气相当严厉：“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是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抛弃原来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根本的东西，这种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学校中进行清理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准备。”【14】请注意，这里提到的“思想改造”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仅仅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态度，提高认识，而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抛弃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并且与“肃反”挂钩，为清除阶级敌人的组织手段而做的思想准备。
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未经历过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对于这场 “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心理准备不足，原以为新政府会像国民党一样容忍书生们指摘自己的缺失，岂知自己已是“待罪之身”。因此，当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时，自然一个个始料不及，振慑悚息。
不少参加过当年思想改造的老知识分子回忆，他们是怀着“原罪感”而参加那场运动的。为了能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洗澡过关”，他们不仅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且把自己祖宗三代也痛骂一顿。对于以儒家学说作为精神寄托和伦理支柱，同时又接受了西方“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折节自辱的方式，不仅使自己惘然若失，而且还有一种徒唤奈何，羞愧歉疚之感。
顾颉刚在日记中写到：“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自己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15】
中国的这些老知识分子的所谓“原罪感”，其实与基督教意义上的“人人皆有原罪”大相径庭。对照一下俄国的知识分子，更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不同。俄国知识分子也怀有一种“罪恶的救赎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过，这种“罪恶的救赎感”，并非只是单纯地通过灵魂忏悔而拯救自我，而是建立在要拯救社会，维护自由与公平，进而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因此，这种“罪恶的救赎感”，往往伴随着他们的良知与正义感。
正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感，他们就会有追求真理的意识和为正义献身的勇气。被列宁称之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的托尔斯泰，便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本人拥有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以及令人动心的财富，但他却为自己的优裕富足的生活而感到羞愧难安。当他努力为农奴改革时，他遭遇到的是奴隶的麻木与冷漠；当他决心为社会底层的民众尽力做事时，他受到的是贵族的鄙夷与嘲笑；当他下决心放弃贵族生活寻求新生时，得到的回报是家人的反对与抱怨，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他。他不仅向自己挑战，而且向沙皇的专制统治挑战，1902年，他在写给沙皇尼古拉的信中，对残暴的独裁专制表示了反感与厌恶，他写到：“君主专制是一种腐朽的形式”，“这种制度建立在企图阻止人类不断前进的痴心妄想之上”。【16】
正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感，俄罗斯文学史上镌刻下一连串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留下了人类文明历史上永远值得怀念，令人瞩目的，幽雅而高贵的诗歌和小说。俄国人民是幸运的，因为有了这些飞翔的俄罗斯魂，他们从来不曾被完全奴化，从来不曾丧失道德与良知，他们的思想和人心也从来不曾被彻底征服与败坏。
正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感，才会使俄罗斯的总统向全世界人民郑重承认“20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让俄国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俄国的悲剧”；才会使俄罗斯的最高当局向全体俄国人民庄严保证“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感”则是在权势的逼迫下，盲目、被动地接受的，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通过外界灌输与自我否定后，培养起来的特有的一种负罪意识。在这种负罪意识中，知识分子首先是由于其出身剥削阶级，有着从娘胎里带来的，与生俱来的罪恶。进而他们又接受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教育，所获取的知识不仅是靠剥削工农劳苦大众而来，而且是为压迫工农劳苦大众所用，就像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言:“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知识有罪，知识分子更加有罪。其次，知识分子缺乏革命觉悟，未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造反，是革命的旁观者。革命成功之后，新政权不计前嫌，仍雇佣自己，给自己饭吃，因此应当诚惶诚恐，感恩戴德，若仍啧有烦言，面折廷争，以社会的批评者自居，自然罪上加罪。最后，既然服膺领袖，就该“士为知己者死”，自觉地相信党、相信人民，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唯一的选择，让党来代替自己思考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倘若自己再奢谈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与党离心离德，对领袖和当局的大不敬。
“原罪”的紧箍咒和对领袖的迷信，使知识分子的灵魂扭曲到了“自虐”的地步。当周一良的子女因“文革”不能上大学，周对他们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当周一良的妻子邓懿解除劳改，被派往江西干校，栉风沐雨，露宿荒原，如涸辙之鲋，徒唤奈何之时，远在北京的周一良，反而给妻子写信，吟打油诗赞美干校的露天厕所：“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吟毕，竟然还问：“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
通过认识的转换，书生们实施了话语的转换，积极而且主动地投入“脱胎换骨”的改造。可以说, 这一切与他们的原罪意识分不开，“原罪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思想改造欲望的前提,也是他们能诚心诚意地接受不断改造的心理基础。
二
“最初，你不喜欢监狱,然后你适应监狱,最后你离开了监狱就活不下去了,这就叫做你被体制化了。
——《肖申克的救赎》
如果说由于“原罪感”，使书生们战战兢兢，走不好“猫步”的话，那么，能够让他们服服帖帖按着脚下的“直线”，降心相从地接受改造，惟命是从地走“猫步”，则是由于书生们躬身称是地接受了毛泽东的“皮毛论”。
毛泽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17】
这便是毛泽东著名的“皮毛论”。此时发表此妙论的毛泽东，早已不再是延安窑洞中偏于一隅的共产党领袖，而是君临天下、执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元首。而敢于在朝鲜战场与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掰手腕，并迫使对方在谈判桌上签订停战协议的毛泽东，其威望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德国共产党领袖、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这本书中写道：如果没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公民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那么一切社会生活都会沉默，都会死寂；最后出现一些精力充沛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制度建立起来，有一个强大的逻辑，必然要反对一切反对派，不能容忍其他的一切意见，这是一个强大的规律，任何政党都不能避免。因此，毛泽东的“皮毛论”一出，它便被全党奉为圭臬，其经典与权威性不容置疑，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的最高指示。
“皮毛论”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二千多年来，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一直在中国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由于中国处于漫长的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下，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往往注重体力劳动及物质化的成果，对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则缺乏足够的认识。提起读书人总是鄙夷不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言以蔽之，“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社会分工不同，自然各干各的。让不同职业的劳动者相互比较，是无法得出统一标准的结论。这就好比用尺子，是无法衡量出物体的重量一样。
从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看，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备受瞩目。2600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泰勒斯，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天，泰勒斯仰望星空，观察天象，不留神掉到了沟里。身边女仆将他拉出，哂笑道：连眼前的事都看不清楚，您还想了解天上的事情。但是，看不清眼前事情的泰勒斯却利用自己的天文知识预知了来年的橄榄大丰收，显示了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多数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依附于专制皇权和封建地主阶级，但仍有不少读书人，一介布衣，或四方游学，著书立说；或开馆办学，传道解惑；或教授私塾，授业为生。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资本家而言，更是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者分开，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18】可以说，“皮毛论”的片面性，反映了农业社会的小生产者认识上的局限性。
如果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限性？借用领袖自己话来说，就要从其“阶级烙印”来做分析了。毛泽东作为韶山冲的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耳濡目染皆为农村环境。他本人对农民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参加革命以来，他也是从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举行秋收暴动，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一步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最高职务。长期的乡村环境熔铸了他农民本色的情感态度和认知心理。在他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时，曾耿耿于怀，“为什么书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与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曾经出国留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从未到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西方现代工业化文明亦缺乏了解。但说到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对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认识，相比于其他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人，他的确出类拔萃，其卓越的见识远远高于他人。毛泽东本身也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但他又是一个中国化和农村化的知识分子，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博古、王明这些党内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革命的道路、理论、路线、以及具体政策了然于胸。比其他人高明就在于，他认清了所谓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农民的革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是穿了军装的农民，要想率领这支军队打天下，夺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满足农民的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以说，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文化形态，使他在倚重农民、动员农民、获取农民的支持方面，如鱼得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纵横捭阖，屡克强敌。
任何革命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十月革命”十分相似，尽管夺取政权的道路有所不同，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工业革命滞后，并且都是在没有经过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国家中爆发的。因此，这样的革命必然缺乏民主政治的实践与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外有国外资本的封锁和压榨，内有工业化革命要求压力下，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尽快地实施近代工业化革命。在这样的革命实践面前，毛泽东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仍旧摆脱不掉新民主义革命中的农民文化形态，并用此来指导革命实践。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这些运动的背后，不难发现农业文明的乌托邦式的憧憬，不难察觉小生产意识的局限性。作为政治领袖，如果从工业革命的角度出发，必然有一种大局观，将知识和科学技术置于发展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必然尊重知识分子在推进工业文明中的社会地位，必然为发挥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实施政治民主，必然创造一种自由与宽容的社会环境。其实，这一切早已为马克思所论述。
毛泽东从其农民文化形态的认识出发，虽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但判定它只是一个依附于一定阶级的、没有独立性的阶层，其阶级属性则取决于它所依附状况而定。这种理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否定。换言之，在领袖眼中，评价“书生们”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十分简单明了，只要依附于共产党的“皮”上，就等于投靠了革命，反之，则是自绝于革命的反动。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分析，不难发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工人阶级从理论上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仍然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农民阶级虽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但时间不长，国家通过建立“合作社”便收回了土地所有权，并取消了所谓“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随着农业集体化，从“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的不断深入，以及对粮食采取“统购统销”，农民不仅逐步丧失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甚至连处置粮食的自由都丧失殆尽。尽管，毛泽东口头上说要知识分子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但实际生活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了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了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垄断了公民权利，因此，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
“皮毛论”的片面性还在于它只强调了经济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文化在一个社会中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知识分子所唯一拥有的资本。当代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文化、人格这三个因素决定了社会行为。“皮毛论”在社会、文化与人格的因素中过于强调了前者的作用，忽视了后者对历史与现实的作用，它所重视的是经济范畴，轻视和忽略了文化和心理因素。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资本”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财富。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为何“无恒产”的“士”却能有“恒心”？并非知识分子有法术、通神灵，而是他们拥有其他社会阶层所缺少的文化资本而已。知识分子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时，才能坚持其“思想上的信念”（intellectual convictions）。美国的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认为，从“文化资本”或“人的资本”来看，知识分子自成为一个“新阶级”。他认为这样分析并不悖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的。“就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对阶级的明晰的概念而言，它似乎认为阶级是由那些在生产方式上具有相同关系的人所组成的。我也以相同的方式提出，新阶级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尤其是与我其后称之为文化资本或人的资本的关系，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他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的概念“可以恰当地运用于诸如奴隶、农奴、雇工或资产阶级等历史上不同的集团。而且，很明显，它并不把阶级这一术语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雇工和平民可被称为‘阶级’，那么理所当然地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也可以组成一个新‘阶级’。”【19】古德纳从文化资本这一角度，按照马克思的关于阶级的概念的逻辑出发，得出知识分子可成为独立的阶级的结论。或许，马克思在天之灵能为有这样的门徒而感到庆幸？
在中国将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阶级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最早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毛泽东尊为“真正的老师”的李大钊在1920年1月25日《新生活》杂志的《知识阶级的胜利》这篇文章中指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主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在文章中，李大钊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是独立存在的，他不仅把“知识阶级”与“民众”作了区分，而且明确了知识阶级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认为前者是“民众的先驱”，后者则是“知识阶级的后盾”，而“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主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0】
三
“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 浮士德
陈寅恪曾说：“纵览史乘，凡士代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代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21】在新旧交替，社会变迁之时，知识分子本身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贤者”，亦有“不肖者”“；同时还有“拙者”与“巧者”。大师云：往往是“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何也？就在于“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自己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操守，1954年他拒绝了出任中科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并在《对科学院答复》中意味深长地说：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既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不是。”【22】果然，陈寅恪不幸言中。周一良不但将“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丧失，而且将自己的人格、尊严甚至自己的灵魂抵押出去。由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抱着罪孽深重的“原罪”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次次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出身、家庭和过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终于成了“驯服工具”、成为 “红专标兵”，最后被领袖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完成了从“被利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被使用”的学者兼党的干部的蜕变。
岂止是周一良，被称为“清华三才子”的吴晗（另两位是钱钟书和夏鼐），也走过这样一条崎岖的思想改造道路。当时，吴晗是以数学零分进入清华大学而风头盖过钱钟书。吴晗二十五岁便写出了《胡惟庸党案考》的论文，深得胡适欣赏，于是亲自为他选择了研究的方向，推荐他进清华教书。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下，胡适指导他怎样考据；雷海宗、蒋廷黻教会他如何治史；张荫麟启发他何谓文采斐然，在诸多名师的栽培下，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弃学从政，吴晗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创出一番天地。其实，共产党的队伍中并不缺少一名省部级的高干，相反，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却需要增添财富。
吴晗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他写海瑞，或许自己更像海瑞。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吴晗似乎缺乏现代色彩，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不仅要承担学者的角色，而且还要承担社会批评者的角色，而后者更加需要良知与责任。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能过问政治，而是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时，不能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作为权力的附庸，将自己的学术作为政治的陪衬。没有了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自然也就不会有自身的尊严。“对他而言，知识阶层永远是一张皮，自身无法独立地生存，最后总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必须寻找正义的化身，寻找自己的群体归宿。一旦自认为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奋斗的正确方向，他愿意将自己全部交出去，交给这个代表光明和真理的事业。”【23】廖沫沙曾经在文革中与吴晗一起遭受批斗，对吴晗的所作所为廖曾写过一首充满泪水和心酸的打油诗，题目就是《嘲吴晗并自嘲》，诗中写道：“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受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新风骚。”【24】
如果说，廖沫沙对“文革”中虐待知识分子的恶行已有所感悟的话，那么吴晗可以说仍是执迷不悟。从1966年至1968年吴晗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天天被揪斗，“被绑在烈日之下的枯树上”，造反派“往他脖子里灌滚烫的沙子”， “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由于失去了作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思考的学理资源，他也就丧失了判断能力。当“吴晗一拐一拐地回到住处，擦去了身上的血迹，又拿起毛泽东同志签名送他的书来看。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说得不符，但毛主席为什么不制止这些过火的行为呢？……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疑团始终没有得到解答”。【25】吴晗至死都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一旦学术被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学者的命运也就身不由己了，个人也就成了权力斗争舞台上的玩偶，何时登台表演，何时下台滚蛋，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斗争需要。
当吴晗还沉溺于他对领袖的忠诚和领袖对他的眷顾时，早在1965年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期间，领袖就已经给吴晗定了性。毛泽东质问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在1966年3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更加疾言厉色： “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管不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对阻碍批判吴晗的北京市，毛泽东极为愤懑，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也要打倒。【26】在毛的心目中， 吴晗只不过是他要进行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祭品，是引爆“文化革命”的导火索，既然如此，祭品最终要被宰杀，导火索也注定最先要被烧为灰烬。
对于所信仰的事业和判处自己为“反党分子”的领袖，吴晗的忠诚无需置疑，然而一旦知识分子的这种忠诚是以丧失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作为代价时，就有可能是一种海瑞式的愚忠。
吴晗写《海瑞罢官》后，曾有人说以一个历史学家而写京剧剧本，他是为上而写，“破门而出”。当年的《朱元璋传》换回来一部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但《海瑞罢官》就没那么好运了，它只换回来毛的两个评价：“一贯反共”、“是国民党”。
作为书生，吴晗或许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不明白附在共产党的“皮”上，与有着自由、独立之身有何区别？对此，毛泽东本人却洞若观火，泾渭分明。从他对吴晗称谓的变化，便可以窥豹一斑。解放前，毛给吴晗的信上，还是恭谦地称呼他为“辰伯先生”。“辰伯”是吴晗的字，按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同学、同事、平辈友人之间才互相尊称字号，此时毛泽东虽说已统帅雄兵百万，正逐鹿中原，但毕竟与吴晗相仿，都是在野人物。因此，礼贤下士，才能体现成大业者的虚怀若谷。解放后，毛泽东君临天下，执掌政权，毛与吴便有了上下之分，因此毛泽东与吴晗的交往中，不再像从前那样兄友弟恭，而是称“吴晗同志”。正如章立凡先生在《朱元璋传》再版序言中所言：“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吴晗之误，恰如其师胡适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的确如此。否则，吴晗的学术造诣在其专业领域足可以独领风骚。
当吴晗将探究历史的学术研究变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影射史学”时，自己也就陷入了为某种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其实，“影射史学”不过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吴晗曾因此受到毛泽东的青睐，也因此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成为了吃掉了自己儿女的绞肉机。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不仅仅是吴晗，与他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都曾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献出自己的全部忠诚。或许他们并未真正思考过：参加了革命是否就意味着放弃独立思考和质疑批判的权利；加入了组织是否就必须丧失自我成为“驯服工具”。缺乏思考，必然盲目，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追求革命演化为追求领袖，将服膺真理演化为迷信权威。有人曾说：为金钱而出卖自由和尊严的是贪婪；为权力而出卖自由和尊严的是野心；为主义而出卖自由和尊严的是愚蠢，正是在“皮毛论”的改造下，书生们俨然成了参加假面舞会的演员，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扭胯晃臀地走着“猫步”。只有当桑榆暮景，回首往事时，才知：
残年方知万事空，
但悲难见师生同，
毕竟书生学“猫步”，
炼狱“求全”多误身。
或许这场未来得及谢幕的悲剧，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文章注释：
【1】周启博：“噩梦醒来已暮年”《老照片》第2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4页
【2】谢泳：《书生私见》上海文艺出版社 98页
【3】（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89，P92）
【4】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59页)
【5】（《毛泽东选集》877页）
【6】（《毛泽东选举》1489-1490页）
【7】（夏炎德：《中美经济关系之前途》，《观察》第19期）
【8】（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50页）
【9】（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第六卷，96页）
【10】（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转引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39-40页）
【9】（《当代中国十哲》华夏出版社，181页）
【11】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2】张东荪案
【13】林蕴晖、范守信、张弓《20世纪的中国：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12页
【14】《中共党史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工作研究室编）第19册，378页
【15】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49页
【16】M.Ｋ 卡斯维诺夫《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商务印书馆，１１７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452-45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444页
【19】[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第9页
【20】《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P457
【2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8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上海）
【22】陆建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三联出版社，112页
【23】许纪霖：《大时代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23页
【24】子真：《廖沫沙统治回忆吴晗》，人民出版社， 34-35页
【25】胡平、晓山;《冤案与名人》，群众出版社，27页
【26】（高皋、严加其《“文化革命”十年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3页）
赵刚
一
“在我们这里，谎言不是道德问题，它是整个社会的支柱。”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2007年重新增订出版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的书中，收录了学者刘小枫一篇新作《知识分子的“猫步”》。文中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一番自我认识的努力”，“纷纷走起catwalk（猫步）”。
何谓“猫步”？通常是指模特在时装表演时所使用的一种程式化的步子。行进过程中，模特的左右脚必须轮番踩到两脚间中线的位置。刘小枫借用“猫步”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比喻，讽刺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思想交锋与磨砺中，心里总是想着左右脚下有条无形的直线，希望自己的脚步能够准确无误地轮流依次踏在这条直线上，“保持‘主义’的政治正确”。
由于头上有“儒冠”，心中有“轨迹”，脚下走“猫步”，于是乎，知识分子举手投足总显得不自信，不自然，让人看起来，总有些故作姿态，装腔作势，走起路来，撅臀扭胯，左摇右摆，踉踉跄跄。
对知识分子走“猫步”的诘难不能说没有道理，知识分子对此也应该忏悔与反思。但若更深一步地思考与探究，不难看出，知识分子走“猫步”确有难言之隐，而走不好“猫步”，也绝非一两句话便能说得清楚。
当政者曾直言敕厉，要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等于告诫书生们，今生今世要走一辈子“猫步”。殊不知，对于这样的“猫步”，他们恐怕永远也走不直，走不好，一辈子都恐难达到“思想改造”的最高境界。所以，凡走“猫步”者，无一不是左顾右盼，磕磕绊绊，最终连滚带爬，落了个灰头土脸，既丢人，又现眼，到头来，只能感叹“毕竟是书生”，“儒冠多误身”。
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知识分子走“猫步”时的丑态百出，而是知识分子为什么放着“人步”不走而要走“猫步”？这种叫知识分子丧失尊严，放弃道德，付出道义与人格的代价的“猫步”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二
“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
——季羡林《牛棚杂忆》
1946年10月，“山猫号”邮轮一声长鸣，慢慢地离开美国旧金山码头，驶向大洋彼岸的中国。
船上，33岁的周一良心潮起伏，难掩激动心情。难怪周一良踌躇满志，刚过了而立之年，已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在美留学七年，他苦读梵文、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涉猎日本史，对梵文与密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学业有成。归国之时，傅斯年先生曾给胡适去信，推荐周一良任教，信中说“恐怕要给他教授名义，给教授也值得。”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洪煨莲也力邀周一良加盟，而赵元任对周更是赞赏有加，他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史语所要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1】周一良正是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偕妻挈子，衣锦还乡。
周一良一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当周一良夫妇从美国留学归来，正值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捉对厮杀。作为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周一良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由于蒋介石政权的专制与腐败，他对国民党由憎恶进而转入丧失信心。当时，北平的中共地下党极为活跃，在各大学不断发起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争民主”的游行示威，周一良受此影响，也投入反蒋反美的活动。
作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得意弟子，像周一良这样的书生，在战乱平定之后的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做出一番事业。
当时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最为看好两个学生，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被海外称为“汉学界第一人”的杨联陞在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周一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哈佛同窗共读的周、杨二人走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周一良的儿子周启博在回忆其父亲的文章中写到：“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成就。然而中年以后，他被社会环境压倒，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学术甚至家庭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领袖是否有什么不对。直到被领袖的党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又被定为反党反领袖而予以整肃，才开始反思。他噩梦醒来，已是暮年。学术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他还能作的，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教训形诸文字，使后人能以史为鉴。”【2】
像周一良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内大多都遭受过走“猫步”的经历。若从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算起，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要经受一次“革命的洗礼”。
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先生对于建国初期由毛泽东领导并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曾做过这样的评述：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洗清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以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于这场运动，这位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的认识颇有见地：其效果是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党为了其政治控制与思想控制不受威胁，同时又要保证正常地发展经济，就不得不在控制与放松之间走钢丝”。【3】当然，这只是局外人的看法，对这场思想改造的成败，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遭遇不同，立场也就不同，评价与结论自然也就见仁见智了。借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只有尝过梨子的人，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对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感触最深的，当属过来者。因此，从当事人自身的感受中，可以对这场运动得出明确的判断。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夺取全国政权不久，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动因，就是毛泽东对新生政权是否能够巩固一直抱有高度警惕，对知识分子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怀有戒心。毛认为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4】如果依了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5】当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为此讲话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那些“书生气十足”且 “不知抬举”的抱有自由主义理念，或是民主个人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是“口头上拥护，骨子里是看”，“他们的头脑中还存留着许多反动即反人民的思想”，因此，他们是美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6】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因此，毛泽东认为在知识分子思想中，特别是高校中的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反苏、疑共”的倾向，虽说知识分子很重要，但他们并不可靠，要想利用他们，必须对他们加以改造。
所谓“亲美”，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对美国充满崇拜和幻想。借用当时报刊上的宣传词汇，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例如，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诸国列强纷纷侵华，割地赔款，涂炭百姓，而美国并没有在中国领土发动侵略，“当其他列强嚷着要求特权与势力范围时，美国只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愿望。”【7】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又是美国率先退还赔款，并将巨额赔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让中国政府利用此赔款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二战中，美国又是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援助。
所谓“反苏”，就是对苏联不信任，对新政权“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不赞成；例如，知名学者顾颉刚曾言：“予说到对苏美态度，因谓苏联自以为先进国家，我国应追随之，然胸中有积疑二：乌苏里江之东海滨省，黑龙江北之阿穆尔省，帝俄时代所夺地也，既对我友好何以不还？一也。帕米尔高原，唐努乌梁海，皆中国地也，苏联何以不声不响地拿了去？二也。此事，我政府或有难言之隐，然对我辈高级知识分子必当有一交代。”【8】
所谓“疑共”，就是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怀疑，认为中国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并且对共产党是否能够真正实行民主制度抱有怀疑。例如：当时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就认为：“解放以来，我对与共产党钦佩的地方是苦干、负责、谦虚、有办法、不怕麻烦……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已在我眼前完全证实了，但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我很老实说，….我是不敢太相信。”【9】而储安平更是直言不讳；“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绝非‘民主’……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10】“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11】
恰巧,此时出现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的所谓“叛国案”，更加证实了毛泽东的想法，也为改造知识分子提供佐证。于是，一场旨在“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2】
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享有“士”的号称，并且位于“四民之首”，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回顾中国历史，战乱及暴政时期，“士”的职责是针砭时弊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在和平及安定时期，“士”的任务则是激浊扬清维护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保存着浓厚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士大夫意识。加之，从欧美留学而归，所接受的是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教育，因而，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臧否当局，监督批评，克尽言责更被书生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职责。
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各类知识分子仅有200万人，不足全国5.4亿人口的0.37%，【13】其中大部分是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而在高校中任职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其中不乏有独立人格和深厚学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国之初，这批学人对新政权普遍有一种自负感，自认为学识、技能、才华、身份，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仍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救世主意识。殊不知，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敌对势力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是必须洗心革面，接受改造的对象。当局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必然不会客气，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口气相当严厉：“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是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抛弃原来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根本的东西，这种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学校中进行清理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准备。”【14】请注意，这里提到的“思想改造”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仅仅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态度，提高认识，而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抛弃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并且与“肃反”挂钩，为清除阶级敌人的组织手段而做的思想准备。
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未经历过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对于这场 “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心理准备不足，原以为新政府会像国民党一样容忍书生们指摘自己的缺失，岂知自己已是“待罪之身”。因此，当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时，自然一个个始料不及，振慑悚息。
不少参加过当年思想改造的老知识分子回忆，他们是怀着“原罪感”而参加那场运动的。为了能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洗澡过关”，他们不仅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且把自己祖宗三代也痛骂一顿。对于以儒家学说作为精神寄托和伦理支柱，同时又接受了西方“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折节自辱的方式，不仅使自己惘然若失，而且还有一种徒唤奈何，羞愧歉疚之感。
顾颉刚在日记中写到：“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自己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15】
中国的这些老知识分子的所谓“原罪感”，其实与基督教意义上的“人人皆有原罪”大相径庭。对照一下俄国的知识分子，更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不同。俄国知识分子也怀有一种“罪恶的救赎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过，这种“罪恶的救赎感”，并非只是单纯地通过灵魂忏悔而拯救自我，而是建立在要拯救社会，维护自由与公平，进而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因此，这种“罪恶的救赎感”，往往伴随着他们的良知与正义感。
正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感，他们就会有追求真理的意识和为正义献身的勇气。被列宁称之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的托尔斯泰，便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本人拥有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以及令人动心的财富，但他却为自己的优裕富足的生活而感到羞愧难安。当他努力为农奴改革时，他遭遇到的是奴隶的麻木与冷漠；当他决心为社会底层的民众尽力做事时，他受到的是贵族的鄙夷与嘲笑；当他下决心放弃贵族生活寻求新生时，得到的回报是家人的反对与抱怨，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他。他不仅向自己挑战，而且向沙皇的专制统治挑战，1902年，他在写给沙皇尼古拉的信中，对残暴的独裁专制表示了反感与厌恶，他写到：“君主专制是一种腐朽的形式”，“这种制度建立在企图阻止人类不断前进的痴心妄想之上”。【16】
正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感，俄罗斯文学史上镌刻下一连串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留下了人类文明历史上永远值得怀念，令人瞩目的，幽雅而高贵的诗歌和小说。俄国人民是幸运的，因为有了这些飞翔的俄罗斯魂，他们从来不曾被完全奴化，从来不曾丧失道德与良知，他们的思想和人心也从来不曾被彻底征服与败坏。
正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感，才会使俄罗斯的总统向全世界人民郑重承认“20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让俄国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俄国的悲剧”；才会使俄罗斯的最高当局向全体俄国人民庄严保证“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感”则是在权势的逼迫下，盲目、被动地接受的，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通过外界灌输与自我否定后，培养起来的特有的一种负罪意识。在这种负罪意识中，知识分子首先是由于其出身剥削阶级，有着从娘胎里带来的，与生俱来的罪恶。进而他们又接受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教育，所获取的知识不仅是靠剥削工农劳苦大众而来，而且是为压迫工农劳苦大众所用，就像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言:“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知识有罪，知识分子更加有罪。其次，知识分子缺乏革命觉悟，未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造反，是革命的旁观者。革命成功之后，新政权不计前嫌，仍雇佣自己，给自己饭吃，因此应当诚惶诚恐，感恩戴德，若仍啧有烦言，面折廷争，以社会的批评者自居，自然罪上加罪。最后，既然服膺领袖，就该“士为知己者死”，自觉地相信党、相信人民，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唯一的选择，让党来代替自己思考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倘若自己再奢谈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与党离心离德，对领袖和当局的大不敬。
“原罪”的紧箍咒和对领袖的迷信，使知识分子的灵魂扭曲到了“自虐”的地步。当周一良的子女因“文革”不能上大学，周对他们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当周一良的妻子邓懿解除劳改，被派往江西干校，栉风沐雨，露宿荒原，如涸辙之鲋，徒唤奈何之时，远在北京的周一良，反而给妻子写信，吟打油诗赞美干校的露天厕所：“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吟毕，竟然还问：“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
通过认识的转换，书生们实施了话语的转换，积极而且主动地投入“脱胎换骨”的改造。可以说, 这一切与他们的原罪意识分不开，“原罪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思想改造欲望的前提,也是他们能诚心诚意地接受不断改造的心理基础。
二
“最初，你不喜欢监狱,然后你适应监狱,最后你离开了监狱就活不下去了,这就叫做你被体制化了。
——《肖申克的救赎》
如果说由于“原罪感”，使书生们战战兢兢，走不好“猫步”的话，那么，能够让他们服服帖帖按着脚下的“直线”，降心相从地接受改造，惟命是从地走“猫步”，则是由于书生们躬身称是地接受了毛泽东的“皮毛论”。
毛泽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17】
这便是毛泽东著名的“皮毛论”。此时发表此妙论的毛泽东，早已不再是延安窑洞中偏于一隅的共产党领袖，而是君临天下、执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元首。而敢于在朝鲜战场与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掰手腕，并迫使对方在谈判桌上签订停战协议的毛泽东，其威望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德国共产党领袖、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这本书中写道：如果没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公民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那么一切社会生活都会沉默，都会死寂；最后出现一些精力充沛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制度建立起来，有一个强大的逻辑，必然要反对一切反对派，不能容忍其他的一切意见，这是一个强大的规律，任何政党都不能避免。因此，毛泽东的“皮毛论”一出，它便被全党奉为圭臬，其经典与权威性不容置疑，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的最高指示。
“皮毛论”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二千多年来，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一直在中国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由于中国处于漫长的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下，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往往注重体力劳动及物质化的成果，对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则缺乏足够的认识。提起读书人总是鄙夷不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言以蔽之，“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社会分工不同，自然各干各的。让不同职业的劳动者相互比较，是无法得出统一标准的结论。这就好比用尺子，是无法衡量出物体的重量一样。
从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看，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备受瞩目。2600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泰勒斯，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天，泰勒斯仰望星空，观察天象，不留神掉到了沟里。身边女仆将他拉出，哂笑道：连眼前的事都看不清楚，您还想了解天上的事情。但是，看不清眼前事情的泰勒斯却利用自己的天文知识预知了来年的橄榄大丰收，显示了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多数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依附于专制皇权和封建地主阶级，但仍有不少读书人，一介布衣，或四方游学，著书立说；或开馆办学，传道解惑；或教授私塾，授业为生。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资本家而言，更是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者分开，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18】可以说，“皮毛论”的片面性，反映了农业社会的小生产者认识上的局限性。
如果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限性？借用领袖自己话来说，就要从其“阶级烙印”来做分析了。毛泽东作为韶山冲的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耳濡目染皆为农村环境。他本人对农民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参加革命以来，他也是从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举行秋收暴动，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一步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最高职务。长期的乡村环境熔铸了他农民本色的情感态度和认知心理。在他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时，曾耿耿于怀，“为什么书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与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曾经出国留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从未到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西方现代工业化文明亦缺乏了解。但说到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对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认识，相比于其他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人，他的确出类拔萃，其卓越的见识远远高于他人。毛泽东本身也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但他又是一个中国化和农村化的知识分子，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博古、王明这些党内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革命的道路、理论、路线、以及具体政策了然于胸。比其他人高明就在于，他认清了所谓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农民的革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是穿了军装的农民，要想率领这支军队打天下，夺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满足农民的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以说，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文化形态，使他在倚重农民、动员农民、获取农民的支持方面，如鱼得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纵横捭阖，屡克强敌。
任何革命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十月革命”十分相似，尽管夺取政权的道路有所不同，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工业革命滞后，并且都是在没有经过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国家中爆发的。因此，这样的革命必然缺乏民主政治的实践与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外有国外资本的封锁和压榨，内有工业化革命要求压力下，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尽快地实施近代工业化革命。在这样的革命实践面前，毛泽东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仍旧摆脱不掉新民主义革命中的农民文化形态，并用此来指导革命实践。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这些运动的背后，不难发现农业文明的乌托邦式的憧憬，不难察觉小生产意识的局限性。作为政治领袖，如果从工业革命的角度出发，必然有一种大局观，将知识和科学技术置于发展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必然尊重知识分子在推进工业文明中的社会地位，必然为发挥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实施政治民主，必然创造一种自由与宽容的社会环境。其实，这一切早已为马克思所论述。
毛泽东从其农民文化形态的认识出发，虽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但判定它只是一个依附于一定阶级的、没有独立性的阶层，其阶级属性则取决于它所依附状况而定。这种理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否定。换言之，在领袖眼中，评价“书生们”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十分简单明了，只要依附于共产党的“皮”上，就等于投靠了革命，反之，则是自绝于革命的反动。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分析，不难发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工人阶级从理论上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仍然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农民阶级虽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但时间不长，国家通过建立“合作社”便收回了土地所有权，并取消了所谓“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随着农业集体化，从“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的不断深入，以及对粮食采取“统购统销”，农民不仅逐步丧失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甚至连处置粮食的自由都丧失殆尽。尽管，毛泽东口头上说要知识分子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但实际生活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了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了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垄断了公民权利，因此，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
“皮毛论”的片面性还在于它只强调了经济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文化在一个社会中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知识分子所唯一拥有的资本。当代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文化、人格这三个因素决定了社会行为。“皮毛论”在社会、文化与人格的因素中过于强调了前者的作用，忽视了后者对历史与现实的作用，它所重视的是经济范畴，轻视和忽略了文化和心理因素。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资本”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财富。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为何“无恒产”的“士”却能有“恒心”？并非知识分子有法术、通神灵，而是他们拥有其他社会阶层所缺少的文化资本而已。知识分子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时，才能坚持其“思想上的信念”（intellectual convictions）。美国的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认为，从“文化资本”或“人的资本”来看，知识分子自成为一个“新阶级”。他认为这样分析并不悖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的。“就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对阶级的明晰的概念而言，它似乎认为阶级是由那些在生产方式上具有相同关系的人所组成的。我也以相同的方式提出，新阶级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尤其是与我其后称之为文化资本或人的资本的关系，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他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的概念“可以恰当地运用于诸如奴隶、农奴、雇工或资产阶级等历史上不同的集团。而且，很明显，它并不把阶级这一术语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雇工和平民可被称为‘阶级’，那么理所当然地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也可以组成一个新‘阶级’。”【19】古德纳从文化资本这一角度，按照马克思的关于阶级的概念的逻辑出发，得出知识分子可成为独立的阶级的结论。或许，马克思在天之灵能为有这样的门徒而感到庆幸？
在中国将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阶级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最早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毛泽东尊为“真正的老师”的李大钊在1920年1月25日《新生活》杂志的《知识阶级的胜利》这篇文章中指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主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在文章中，李大钊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是独立存在的，他不仅把“知识阶级”与“民众”作了区分，而且明确了知识阶级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认为前者是“民众的先驱”，后者则是“知识阶级的后盾”，而“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主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0】
三
“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 浮士德
陈寅恪曾说：“纵览史乘，凡士代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代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21】在新旧交替，社会变迁之时，知识分子本身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贤者”，亦有“不肖者”“；同时还有“拙者”与“巧者”。大师云：往往是“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何也？就在于“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自己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操守，1954年他拒绝了出任中科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并在《对科学院答复》中意味深长地说：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既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不是。”【22】果然，陈寅恪不幸言中。周一良不但将“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丧失，而且将自己的人格、尊严甚至自己的灵魂抵押出去。由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抱着罪孽深重的“原罪”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次次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出身、家庭和过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终于成了“驯服工具”、成为 “红专标兵”，最后被领袖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完成了从“被利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被使用”的学者兼党的干部的蜕变。
岂止是周一良，被称为“清华三才子”的吴晗（另两位是钱钟书和夏鼐），也走过这样一条崎岖的思想改造道路。当时，吴晗是以数学零分进入清华大学而风头盖过钱钟书。吴晗二十五岁便写出了《胡惟庸党案考》的论文，深得胡适欣赏，于是亲自为他选择了研究的方向，推荐他进清华教书。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下，胡适指导他怎样考据；雷海宗、蒋廷黻教会他如何治史；张荫麟启发他何谓文采斐然，在诸多名师的栽培下，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弃学从政，吴晗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创出一番天地。其实，共产党的队伍中并不缺少一名省部级的高干，相反，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却需要增添财富。
吴晗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他写海瑞，或许自己更像海瑞。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吴晗似乎缺乏现代色彩，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不仅要承担学者的角色，而且还要承担社会批评者的角色，而后者更加需要良知与责任。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能过问政治，而是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时，不能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作为权力的附庸，将自己的学术作为政治的陪衬。没有了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自然也就不会有自身的尊严。“对他而言，知识阶层永远是一张皮，自身无法独立地生存，最后总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必须寻找正义的化身，寻找自己的群体归宿。一旦自认为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奋斗的正确方向，他愿意将自己全部交出去，交给这个代表光明和真理的事业。”【23】廖沫沙曾经在文革中与吴晗一起遭受批斗，对吴晗的所作所为廖曾写过一首充满泪水和心酸的打油诗，题目就是《嘲吴晗并自嘲》，诗中写道：“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受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新风骚。”【24】
如果说，廖沫沙对“文革”中虐待知识分子的恶行已有所感悟的话，那么吴晗可以说仍是执迷不悟。从1966年至1968年吴晗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天天被揪斗，“被绑在烈日之下的枯树上”，造反派“往他脖子里灌滚烫的沙子”， “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由于失去了作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思考的学理资源，他也就丧失了判断能力。当“吴晗一拐一拐地回到住处，擦去了身上的血迹，又拿起毛泽东同志签名送他的书来看。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说得不符，但毛主席为什么不制止这些过火的行为呢？……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疑团始终没有得到解答”。【25】吴晗至死都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一旦学术被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学者的命运也就身不由己了，个人也就成了权力斗争舞台上的玩偶，何时登台表演，何时下台滚蛋，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斗争需要。
当吴晗还沉溺于他对领袖的忠诚和领袖对他的眷顾时，早在1965年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期间，领袖就已经给吴晗定了性。毛泽东质问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在1966年3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更加疾言厉色： “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管不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对阻碍批判吴晗的北京市，毛泽东极为愤懑，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也要打倒。【26】在毛的心目中， 吴晗只不过是他要进行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祭品，是引爆“文化革命”的导火索，既然如此，祭品最终要被宰杀，导火索也注定最先要被烧为灰烬。
对于所信仰的事业和判处自己为“反党分子”的领袖，吴晗的忠诚无需置疑，然而一旦知识分子的这种忠诚是以丧失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作为代价时，就有可能是一种海瑞式的愚忠。
吴晗写《海瑞罢官》后，曾有人说以一个历史学家而写京剧剧本，他是为上而写，“破门而出”。当年的《朱元璋传》换回来一部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但《海瑞罢官》就没那么好运了，它只换回来毛的两个评价：“一贯反共”、“是国民党”。
作为书生，吴晗或许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不明白附在共产党的“皮”上，与有着自由、独立之身有何区别？对此，毛泽东本人却洞若观火，泾渭分明。从他对吴晗称谓的变化，便可以窥豹一斑。解放前，毛给吴晗的信上，还是恭谦地称呼他为“辰伯先生”。“辰伯”是吴晗的字，按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同学、同事、平辈友人之间才互相尊称字号，此时毛泽东虽说已统帅雄兵百万，正逐鹿中原，但毕竟与吴晗相仿，都是在野人物。因此，礼贤下士，才能体现成大业者的虚怀若谷。解放后，毛泽东君临天下，执掌政权，毛与吴便有了上下之分，因此毛泽东与吴晗的交往中，不再像从前那样兄友弟恭，而是称“吴晗同志”。正如章立凡先生在《朱元璋传》再版序言中所言：“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吴晗之误，恰如其师胡适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的确如此。否则，吴晗的学术造诣在其专业领域足可以独领风骚。
当吴晗将探究历史的学术研究变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影射史学”时，自己也就陷入了为某种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其实，“影射史学”不过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吴晗曾因此受到毛泽东的青睐，也因此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成为了吃掉了自己儿女的绞肉机。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不仅仅是吴晗，与他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都曾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献出自己的全部忠诚。或许他们并未真正思考过：参加了革命是否就意味着放弃独立思考和质疑批判的权利；加入了组织是否就必须丧失自我成为“驯服工具”。缺乏思考，必然盲目，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追求革命演化为追求领袖，将服膺真理演化为迷信权威。有人曾说：为金钱而出卖自由和尊严的是贪婪；为权力而出卖自由和尊严的是野心；为主义而出卖自由和尊严的是愚蠢，正是在“皮毛论”的改造下，书生们俨然成了参加假面舞会的演员，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扭胯晃臀地走着“猫步”。只有当桑榆暮景，回首往事时，才知：
残年方知万事空，
但悲难见师生同，
毕竟书生学“猫步”，
炼狱“求全”多误身。
或许这场未来得及谢幕的悲剧，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文章注释：
【1】周启博：“噩梦醒来已暮年”《老照片》第2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4页
【2】谢泳：《书生私见》上海文艺出版社 98页
【3】（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89，P92）
【4】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59页)
【5】（《毛泽东选集》877页）
【6】（《毛泽东选举》1489-1490页）
【7】（夏炎德：《中美经济关系之前途》，《观察》第19期）
【8】（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50页）
【9】（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第六卷，96页）
【10】（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转引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39-40页）
【9】（《当代中国十哲》华夏出版社，181页）
【11】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2】张东荪案
【13】林蕴晖、范守信、张弓《20世纪的中国：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12页
【14】《中共党史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工作研究室编）第19册，378页
【15】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49页
【16】M.Ｋ 卡斯维诺夫《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商务印书馆，１１７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452-45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444页
【19】[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第9页
【20】《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P457
【2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8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上海）
【22】陆建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三联出版社，112页
【23】许纪霖：《大时代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23页
【24】子真：《廖沫沙统治回忆吴晗》，人民出版社， 34-35页
【25】胡平、晓山;《冤案与名人》，群众出版社，27页
【26】（高皋、严加其《“文化革命”十年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