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报国 作者：冯伟林

书生报国
作者：冯伟林
一
长沙近郊黄兴镇的黄兴纪念馆我去过几次了，那是黄兴的故居。我是沿着浏阳河去的。河的东岸，有开阔的田野，有一片绿荫，有一座旧式建筑。从第一次踏进那泥砖青瓦的院落，我就有写篇文章的想法。我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难解的心结。小时候，我的奶奶总喜欢唱一首歌：“凉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手缔造共和国，洞庭衡岳生荣光……”奶奶慈祥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神情。奶奶唱的大好英雄就是黄兴。我一直想，奶奶这代人为什么如此崇拜这位英雄?在黄兴的身上，到底有种怎样的魅力值得奶奶去吟唱半个世纪?
我一直不愿去面对黄兴，不愿意去触摸那段历史。因为中国近代史是一曲悲歌。但是今天，我在不自觉中又一次来到了黄兴的院落。不可回避，更不能漠视。
据说，这座院落修建于同治初年，百多年来，饱经沧桑，旧貌未改。黄兴从出生到1896年冬，在这座院落度过了22个春秋。每当晨曦初露的时候，黄兴就去屋前的大樟树下读书。抬眼处，有一个叫接驾岭和车马桥的地方，那是传说中乾隆巡游江南留下的圣迹。那地方有灵气，一棵古树遮天蔽日，浓荫匝地。我不知道少时的黄兴会有什么联想，但我敢肯定，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做皇帝，也没有想过要在故乡迎候“圣驾”，他一个人从这里出发，从乾隆巡幸过的地方出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硬把乾隆的后代从龙庭里赶下了历史的舞台!
黄兴读书远眺的古樟树还在，巨伞样撑着。我站在树下，任微风吹拂，树叶沙沙作响。深秋的太阳投射下来，树影斑斑驳驳。我细细寻找黄兴的脚印，歪歪斜斜，深深浅浅，重重叠叠，那是历史的印痕，那是时代的鼓点啊!
黄兴死时42岁。人们纪念了他80多年，而且还会永远地纪念下去。我在故居看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来此参观的留影，也看到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黄兴诞辰131周年之际发出的颂词。于是我想，民族精神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是息息相通的。浅浅的海峡，淹不灭的是文化的薪火，隔不断的是民族精神的传承。黄兴生前，法国人称他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黄兴死后，中国人说他是“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下，或有王侯。最初的黄兴只想拥有一片绿叶，历史却给了他整个春天。
二
黄兴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黄炳昆是长沙府学优贡生，担任过地方的都总。父亲在家开馆授徒，儿子自然就成了他的学生。黄兴5岁就读《论语》。其父不仅要儿子识字，还须识礼明道，懂得纲常名教。家里的藏书很多，黄兴在玩耍之中找到了别一番乐趣。他读《楚辞》，读《春秋》，十四五岁就文采绚烂，下笔万言，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
父母望子成龙，希望黄兴将来能出人头地，能光宗耀祖。遥想当年，这座院落的青油灯下，父母凝望儿子的深情目光一定充满了万千期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出路呢?当年孔子的学生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孔子带领他的弟子们身体力行地在列国间的仕途上长期奔走之后，仕途便成了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纠缠不休的梦魇。连宋真宗都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良田华屋，高车驷马，美女如云，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
黄兴19岁了。他打点行装，灰布长衫，踏进了城南书院的山门。这是1893年春天的事情。这一去，黄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文化人格的构建。
城南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坐落在长沙妙高峰下，与岳麓书院隔江相对，遥遥相望。交相辉映。黄兴走进了城南书院，如同走进了一座宝藏。他耳濡目染学院的流风余韵，如遇甘霖，如饥似渴。
城南书院的山长王先谦是同治进士、内阁学士，王先生做过岳麓书院山长，主张经世致用，是乡贤名宿。这天巡视的时候，王先生见到黄兴正在写对联：“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大吃一惊，暗暗注意起这个眉清目秀的青年。
黄兴在城南书院埋头苦读的时候，北京城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所谓的“同治中兴”，所谓的“洋务运动”，都成了一江春水，都未能挽救国势衰颓的命运。清王朝垂垂老矣，已是日薄西山，已是危机四伏，已是千疮百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带给中国人的，又岂是精神上的刺痛?
北风呼啸，寒彻肌肤。黄兴在书院的长廊里走来走去。他久久地凝视着张浚题的“城南书院”的匾额。张浚是南宋抗金名将，是个读书人。他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潭州，创建了这所城南书院．自此弦歌不绝，薪火相传。理学大师朱熹、张械远道而来；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闻讯而动；左宗棠、胡林冀也来了；郭嵩焘一来就在张拭祠旁创建船山祠，亲题楹联和像赞，对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推崇备至……青灯黄卷，他们苦苦探索的是宇宙真知与人生真谛；皓首穷经，唯思想者不会走错时空。城南书院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历程，是中国读书人的一部心灵史。黄兴阅读这部心灵史，感到发热，感到震撼。文化是对完美的追寻，文化的“动力”不单纯是追求知识的热情，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可眼下理想与现实，主张与实践，如乱麻般交织。读书明理，明什么理呢?
义理之学，自周敦颐、张载开始，已成为宋明以来的一个重要学派。明清之际，经过王夫之的阐发，更成为湖湘学派一脉相承的传统。黄兴研究宋明学案，研究程灏、程颐、朱熹的“明德”与“新民”学说，他理解了陈同甫、陈傅良为什么要“救世济时、规复宋室”，理解了王夫之为什么要“探究民物、区分夷夏”。现在，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腐朽。我为什么不去恢复汉业?为什么不去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
做人要做奇男子!
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善化举行县试。黄兴抱着试试的心态走进考场。考中秀才是黄兴意料中的事情。就在全家为他举杯祝愿的时候，他却随口吟诵“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就在这天夜里，黄兴为自己制了两方印章：“铲除世界一切障碍物之使者”(朱文)和“灭此朝食”(白文)。
黄兴已不把应试获中当做读书的目的。他的一双清澈的眼睛，投向了城南书院外面的世界，投向了祖国的北方。那里是宽阔无边的黄海。那里狂风大作、杀声震天，那里波涛汹涌、炮声隆隆．那里有清军将士的浴血奋战，有小日本的张牙舞爪……
黄兴坐不住了。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坐不住了。祖国危在旦夕，当权者却在争权夺利。“人生识字忧患始，位卑未敢忘忧国。”黄兴要去救亡图存，要远涉千里，去赴死亡的盛宴。他写诗言志：“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王先谦山长目送黄兴走出书院山门的时候，非常自信，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黄兴。这力量来自湖湘文化的沃土，这力量推动过王夫之。推动过左宗棠。左宗棠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抬着黑色的棺材进军新疆，收复了祖国半壁河山。这位山长果然没有看错。黄兴后来的人生实践，后来的轰轰烈烈，为城南书院写就了最华彩的一笔，也为奇男子做了最好的注解：有大才，有能量，大智大勇；有抱负，能担待，恻隐慈悲，情操高尚；大肚能容，真诚坚忍，顶天立地!
黄兴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握手是在日本的东京。
三
1900年春暖花开的时候，28岁的黄兴正在湖北的两湖书院学习，湖广总督张之洞选他去日本留学。此后，黄兴曾十次进出日本，在日本居留长达六七年。日本的军事和教育，给了黄兴重大影响。日本的东京也成了他策划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黄兴原名黄轸，号杞园，他在日本改名黄兴，号克强。他在自述中说：“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
黄兴决心以身许国。在30岁生日这天，黄兴从日本回到湖南长沙明德中学当老师。利用教书作掩护，组织成立“华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明确口号。他与刘揆一等人策划长沙起义，准备在慈禧太后70寿辰的“万寿节”暴动。不料事泄，黄兴再次出走日本。
黄兴这次抵达日本是1904年11月底，这是他第三次涉足日本领土。他与宋教仁等留日学生商议，要“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这一次有了黄兴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握手。这是两位历史巨人的握手。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孙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多年来一直为革命奔走呼号，寻找出手的机会。他问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日本的留学生中有没有杰出人物?宫崎是黄兴的朋友，他很自然地说起了这个有性格有血性的湖南人。黄兴曾在日本编译《游学译编》，宣传反清革命；组织拒俄义勇队，在留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
宫崎先生后来写了一篇《清国革命军谈》，在1911年10月的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记录了黄兴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握手。我在这里抄录下来，再现当年的真情实景：
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忙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许多学生在里面，立即做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们会意了，随即出门等待。片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我虽然不太懂中国话，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革命豪杰在这儿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和末永节互相频频干杯。大约有两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贺!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老茨威格所说的一句话：历史这个“上帝的神秘作坊”，分为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和惊天动地的关键时刻。黄兴与孙中山第一次握手，或许是个历史的细节，但确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细节决定成败，这细节里藏着魔鬼。因为中国同盟会从此成立，中国革命力量从此聚合，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从此开始。
——1905年8月20日下午2时，阳光正好。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宣告成立。热烈的掌声中，黄兴宣读了由他组织起草的章程草案。黄兴说，同盟会的宗旨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黄兴清脆的湖南话铿锵有力。他的声音传向很远很远，传向了大洋彼岸，让清廷的遗老遗少吓破了胆。怎么又是一个湖南人呀?杀了谭嗣同，还有后来人?清王朝磨刀霍霍，还要做最后的挣扎。
根据黄兴的提议，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提名黄兴任执行部庶务，“庶务实居协理之职，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
这是一群年轻人的聚会，是一群书生的集合。同盟会会员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他们放下笔，拿起枪，立誓要推翻清王朝，要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去谱写民族复兴之歌。这时候的民族意识．凭借其散发出来的感染力，成了民族的最大能源力量。
——1907年9月，黄兴策动了广西钦州、防城起义，他要在神州大地点燃武装起义的烈焰。随后，他又组织了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率领200余人的队伍，历经数十次，击败十数倍敌人，履险蹈危，身先士卒。最后弹尽援绝，退至河内。
——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组织暴动。他自任起义总指挥。这次起义在激战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以失败结束。黄兴被敌人的飞弹打断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这是后来人们敬称他为入指将军的来历。收殓殉难者，得遗骸72具，合葬城东黄花岗。人们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黄兴原计划兵分十路的一千多起义军，在战斗打响时只有他自己率领的一百多人。明显的敌我悬殊，敌强我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像精卫填海，就像夸父逐日，表现了一个书生报国的壮烈。黄兴率领的部队，用钢枪拨开了香艳的雾障，用铿锵的步伐打破了午夜的歌吟。起义震惊中外，连镇压这次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单也不得不承认：“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胡元炎也说：“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
英雄并不是始终和胜利划等号的。当面对失败时，英雄作为一种品质，更体现出其不同凡响。拿破仑败了，败在滑铁卢。可拿破仑的英雄名字一直被世人记得，而打败他的胜利者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项羽败了，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的故事有些悲情，却是道德的，不失为英雄。英雄的品质是光明磊落，是浩然正气。
黄兴是屡败屡战的英雄，打倒了再站起来，打落牙齿和血吞。他一身戎装，一支短枪，一双眼睛里闪射出的依然是毅然决然的目光。树绿了，花开了，太阳出来了，他下令发起冲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起义总指挥黄兴已经抱定了从容赴死之心。他没有打算再回去。没有国哪有家?他在给同盟会会员邓泽如的信中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孙中山、冯自由、梅培臣等人都写了绝命书。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去赴死，而是为了理想、信念和祖国。记得我上中学时听老师诵读林觉民的《与妻书》，听着听着，全班同学个个都泪流满面。林觉民是黄花岗牺牲的烈士之一，是黄兴的战友，曾留学日本，精通英、德等国语言，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死时24岁，花样的年华。林觉民慷慨赴义之前，给新婚的妻子留下一封绝命书。说：“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很朴素，很动情的文字，让我觉得世上一切能够传世的文学都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真实的感情，呈现了一个没有装饰的内心世界。我还想，生命有时候只能在死亡中找到真正的价值．死亡也因此变得光彩夺目。
黄兴写了绝命书，林觉民写了绝命书，还有很多人写了绝命书，一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有如此多的人在集体赴死时写下如此大气磅礴而又儿女情深的绝命书，怕只有黄花岗起义这一次，怕天空也会为之垂泪。广东水师提督李凖在审讯受伤的林觉民时，见情词壮烈，听着听着，深受感动。林觉民语毕欲吐痰涎，花厅铺有地毯，不忍玷污，回顾觅痰盂，李凖急急亲持痰盂为他接痰。起义参与者，大多数都是文弱书生，大都曾留过学，家境殷实，可他们凭一腔热血，凭一腔忠诚，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成为一个民族的脊梁。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攻占了湖广总督府。10月28日深夜，黄兴乔装进入了武昌。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发布战斗命令。马蹄声声，战鼓催人，阅马场高筑将台，黄兴的湖南话在暗夜里久久回荡：“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唯清廷仍未觉悟，派兵南下，对革命为敌，我们现在第一要先把清军逐走，然后进军北上，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
在这之前，黄兴领导的同盟会中部分会在上海成立，首要目标就是策划两湖起义。在付出一次次沉重代价之后，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终于达成了共识，起义的首选之地是北京，其次是长江中下游，下策才是边陲之地。北京有重兵把守，那就把矛头对准武昌吧!
在武昌搏杀的日子，黄兴抽空去了屈原的纪念馆。湖南汩罗江是屈原赴死的地方，而湖北是屈原的出生地。现在黄兴来了，一个湖南书生到了屈原的诞生地，他要在这里抽刀断水，要在这里挥洒热血。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这样重叠，或者说是一种互动，是一脉相承。一个因理想无法实现去献身，“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个要为推翻皇权、实现民族解放而奉献生命。黄兴甚至要把年仅14岁的儿子带上战场，深情地说：“努力杀贼，一欧爱儿。”那幕场景，让人心碎。
黄兴是乘船离开武昌的。江水滔滔，青山隐隐；汽笛长鸣，英雄东去。回过头来看一看欢送的人群，看一看硝烟未尽的古镇，看一看一路走过的急流险滩，黄兴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他知道，他改写了历史，“男儿争斩单于首，祖龙一炬成阳烧”。
由武昌起义引发的全国革命波澜，就这样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中国革命早于俄国完成，给列宁也带去了巨大震动，布尔什维克党起草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表示“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为他们感到欢欣鼓舞”。泥沙沉积的中国历史河流，经过辛亥革命的清淤排沙，从此变得清澈顺畅，变得宽阔雄奇。
一个浏阳河边走出的湖南书生，就这样击楫中流，纵横中国。大江东去，浪淘尽，几多风流人物?
此刻的黄兴，肯定想到了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握手，那是一次偶然的握手。偶然包含着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形式来实现。走向共和应当是历史的必然航向。我们可以作很多假设：如果没有黄兴与孙中山的联合与发起，就没有中国同盟会；没有同盟会，就没有中国革命党，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历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共和国的诞生，都会有自己的来历。烈士一死满清亡。正是因为孙中山、黄兴和革命党人的抛却头颅、舍弃身躯，才有了封建皇权退出历史舞台，才有了共和国的诞生。
四
在南京，在原两江总督府寻访的时候，我读到了一篇誓词。这誓词是开在舌尖上的莲花：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时间是1911年1月1日晚10时许。我想象当时的场景，肯定是张灯结彩，军乐悠扬，人声鼎沸。先是黄兴要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孙中山出场了。孙先生46岁，风度翩翩，风华正茂，他的声音抑扬顿挫。一篇誓词，八十多字，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政治史上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古老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历代读书人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实际上多是对王权的一片忠心，而不是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忧虑。范仲淹写“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时候，心情想必是晦暗萧瑟的。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国家并不是人民的国家，而是皇室的私有财产，保国只是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在这里，王朝更替，江山依旧；人事迭换，制度依然。“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四面边声连角起，长河落日孤城闭，血与火的代价，换来的不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化，而只是为新旧王朝的更替迎来送往。
黄兴和他的战友们在几经尝试和失败之后，开始确定了自己的文化价值，开始进行符合历史规律的选择，开始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进行抗争。这种抗争是以胜利告终的。
但孙中山只做了一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给袁世凯写信：“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离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有了孙先生的承诺，袁氏向清廷孤儿寡母逼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了。
读书人独有的善良、软弱和历史的局限，让革命党选择了退让，选择了放弃。袁世凯成了武昌起义的最大赢家。他本来就是乱世奸雄。百日维新时向慈禧告密而导致光绪帝被囚禁。光绪死不暝目，留下遗诏，继位者必遵嘱处决袁氏。后袁世凯经多方活动幸免一死，但所有要职被一律“开缺”，勒令回乡养病去了。
袁世凯在故乡河南安阳的洹上村隐居了三年，但他贼心不死，遥控旧部。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袁就被清廷请出重返政坛，南下督师。袁世凯在占领汉口、汉阳之后，并未急急进攻武汉。他一双狼样的眼睛盯向北方，心里在权衡利弊得失。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独立于清廷与革命军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并占有明显的优势。清廷将他视为挽救颓局的“救星”，革命党人也在尽力争取他“掉转枪口”。一番审时度势之后，袁世凯决定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进行政治上的迂回，徘徊于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步向中国权力的巅峰。
于是，此后的中国历史演义，就有了南北议和，有了袁世凯弄权逼宫和清宣统下诏退位，有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和袁氏当国，有了北洋时代。
黄兴痛心疾首。武人当国，意味着从君主立宪转向走宪政共和之路将变得困难重重。正是好日子初开端，好像三月桃花苞，粉粉嫩嫩。有无尽的春意在里面。可一场暴风雨要把这一切毁了。这是黄兴不愿看到的结局。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轻轻松松地捧走了，伟大的国家计划受到历史的讽刺，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他不愿意看到已经挣脱了旧的怪圈的国家和民族，再滑入新的怪圈之中。
阅读黄兴传记的时候，我发现再造共和是黄兴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他生命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霹雳手段，是英雄悲歌。在这之后，时空激荡，雨横风狂，他面对了新的政治命题，面对了新的人格考验。
我猜想黄兴这时候的心路历程，肯定有过惆怅和伤痛，肯定有过壮志难酬的怨恨和悲苦，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黄兴的生命之舟开始了极其危险的航行。开始了一场权力、韬略、阴谋与尊严的角逐。上苍欲成其名，必先夺其情，苦其心。在大起大落，在动荡纷扰中，黄兴要破釜沉舟。
黄兴选择了做南京留守。这时候的中国大地，王权解体，群雄逐鹿，军阀混战。处处是烽火。处处有枪声。有人占山为王，有人趁火打劫，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完全没有了国家秩序。必须把局势尽快稳定下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国家大利。
也只有黄兴有这样的历史前瞻，有这样的果敢和气魄。他以南京留守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遣散了手下30万人的部队。清王朝推翻了。大家回去种田耕地去吧，每人给点盘缠，好好去过日子，不要再给国家添乱了。
大雁的哀号，连营的号角，是如此的催人心肝!黄兴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统帅，但他并不喜欢战争，不喜欢穷兵黩武，不喜欢争权夺利。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永久的和平。可征服的欲望好像一个巨大的旋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将所有无辜的人席卷入内。黄兴的一道命令，就这样解放了身处漩涡的人们。
在南京留守的日子，黄兴总是很忙，总是风尘仆仆。他所期待的，是这个时代的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同步发展，是海晏河清。黄兴接见各县代表，签发各种文件，处理各类矛盾，轻重缓急，有条不紊。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说有了实业，国家才有财富；他提出召开国民教育大会，全民普及教育；组建国民银行，抵制袁世凯的举借外债，他说国家权益不能受到侵蚀和损害；他严禁种植鸦片，禁运禁植。黄兴的苦心孤诣和高风亮节，黄兴的“频年奔走，志在保邦”，为民国初年的政局带来了一股新风。
就在黄兴辛苦奔波的时候，革命党内起了争执。为了革命事业的大局，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的职务，回到了故乡。我想象黄兴荣归故里的情形，一定是万人空巷，锣鼓喧天。那是1912年10月31日上午，雨后初晴。黄兴踏上长沙码头，就听到了欢呼的人群里，有小学生们放声高歌：“凉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
我的奶奶后来在老屋的古樟树下唱这首歌。也是雨过天晴，碧空万里。我至今还记得老人家唱这首歌时的快乐。
不同的时空，同样的瞬间。
人生弹指芳菲暮，离开故乡八年了，黄兴终于明白，再坚强的人，也挡不住乡思。思乡缠绵绕骨。无可逃脱。去看看城南书院，去看看天心阁吧，黄兴骑上了湖南督军谭延闿为他准备的高头大马。在天心阁，黄兴久久伫立，泪眼模糊。城墙上的累累弹痕，勾起了他的思绪。他仿佛听到了太平军攻城的声声战鼓，一字一顿地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少时阅读太平天国的杂史而起的。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之叹。”他还说：“今之倡义，为国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金秋的风，把黄兴的声音传向了很远很远。革命党人听说了，更加维护团结，更加敬重黄兴；孙中山听说了，很动情地说：“谁为长城?岳岳英英；谁树典型?炳炳灵灵。崎岖十载，天壤一人；怀此民物，以及友生。”
写到这里，我想我们就不难理解黄兴甘当配角的理由了。有的人登临了绝顶，眼界无垠，而益觉空虚。黄兴不愿意这样，他的心中有大千世界。谁有这样的襟怀，谁有这样的美德?谁有这样的宽容?天才受人崇拜，品格赢得人们的尊重，前者是超群智力的硕果，后者是高尚灵魂的结晶。黄兴兼而有之。
黄兴与孙中山也有过争议，有过意见相左的时候。民国肇建，要做一面国旗，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政治符号与象征。一种意见是用红蓝白三色旗，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三种现代价值，一种意见是用五色旗，象征着满蒙藏汉回五族共和。孙中山主张把青天白日党旗变成国旗。黄兴不赞成，民国议会也没有采纳孙先生的主张。这丝毫不影响两位伟人的友谊，丝毫不影响黄兴对孙中山的尊重与支持。他们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共同弹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歌。
孙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是思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他的想象力和改造中国的雄心，他的世界眼光，已经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孙先生终其一生未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那是理想未酬的伤痛。江山代有人才出。我想后来彻底改写中国历史的伟大人物当数毛泽东，他是真正将高度的理想主义与高度的现实主义完美地结合的成功者。
五
这是一个萧瑟肃杀的秋天，百花凋零，众芳摇落。天色阴下来，天空响起了一声炸雷，大雨倾盆。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大地。这是1916年10月31日，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并预示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
果然，一条消息让海内外震惊，甚至无法接受：黄兴去世了，死在上海福开森路的寓所，年仅42岁。医生说，是大口大口地吐血而亡。史料记载，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黄兴已患有胃出血症。旅美期间，又曾大出血。由于操劳太多，元气已溃。后来肝部又见肿大，病情急剧恶化，“不可复救”。
这是一个战士的死法，不像一个书生的死法。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自古逢秋悲寂寞，这是个多事之秋。黄兴死了，犹如巨星陨落，国民党内再也找不到一个与孙中山并称的领袖。从此有多少怀着报国之志的英雄，在这沙场点兵的季节，因报国无门而抚剑沉吟，仰天悲叹?
九十年后的今天，我到长沙岳麓山黄兴墓庐凭吊。岁月沧沧，我对着的是万顷松涛，一座孤坟。物是人非，只有黄兴的英名常在。我想起了九十年前那场隆重的国葬。国民党要人来了，朝野名流来了，党派领袖来了，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绵延数里，缓缓而行。在这送葬队伍里，站出了湖南一师的青年学生毛泽东。江山折腰，毛泽东早就萌生了拳拳报国治世之心。他追念黄兴，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黄兴的四十二年，是永恒的岁月。改写华夏历史的人，历史将永远记住他。
黄兴留下了一份遗嘱。临终之际，他牵着革命党人李根源的手，气喘吁吁，一字一句地说：“国会应注意立法，法立而政治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而不可收拾。”
这是他的政治交代，死亡的恐惧无法摧毁他高山深海般的信念。当众多的革命党人还在单纯地追求“排满”“反清”时，黄兴已从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武库中借鉴民主共和的思想了。他多次写文章，多次发表演说，他指出封建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分野，在于是人治还是法治。这是他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在他以后的好几十年，人们为此迷茫、困惑，欲罢不能。我想，百年千载之下，黄兴的问题仍将撞击无数人心，因为他的问题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时代、民族乃至全人类。
秋天是被剥夺了快乐的季节。黄兴死了，一地如雪清辉，耳边箫声欲碎。蔡锷是在日本东京医院的病床知道这个噩耗的，他知道，民国时代再也找不到一呼百应的统帅了，再也不会有寒光闪闪的亮剑了。他想起黄兴与他策划的讨袁护国战争，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今却是“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依栏杆。”蔡锷含泪写了祭文，又写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公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八天后，蔡锷因悲伤过度，溘然离世，年仅34岁。不及旬日，危难的祖国顿失二擎天柱。他们都很年轻，可人生短暂得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经不起日光照耀。
黄兴死了，对于他的家人子女是绝了心念，从此生死两茫茫。父亲留给子女的，是一些账单，是一笔债务，是一句遗言：“为天下苍生哭。”原先，黄兴的父亲留给儿子的是几百亩田产，可黄兴将田产全部卖掉，将白花花的银两去筹了军火，闹了革命。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和民族，家里的积蓄又算什么?现在，已是家徒四壁，只剩下用过的毛笔和指挥刀了。黄一欧将父亲的笔和刀锁进墓庐。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最爱。让它去陪伴父亲吧，要不父亲会孤独的。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是黄兴的生命过程。我曾见过一幅画，是孔子见老子图像，老子谈的是懂得自然而然道理的人；孟子所谈的是顶天立地的讲道德的人，有浩然之气的人；荀子所讲的是有实践经验的人；《易经》里面讲的是发展的人，自强不息的人。而我想，黄兴是个大写的人。我还想，黄一欧当时肯定想到了这幅画像，因为他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沉甸甸的。是最珍贵的。还有他的信念、希望、意志和梦想，还有春风、细雨，皎洁的月华和灿烂的星辉……
断魂无据，万水千山何处去?1916年，是民国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就国史来说，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争雄几十年，到1927年，才有大致一统的局面。
这是历史的遗憾。
断肠声里忆平生，惊人事业随流水。在黄兴的墓庐低回顾盼，我不忍离去。本来，我不曾想去触摸那段历史，不想去走进黄兴的院落。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有血泪，有混乱，有悲号。可走进那段往事，内心欢畅起来，竟感慨动荡中孕育了黄兴这样的人物，闭塞的乡村走出了黄兴这样的铁血男儿。这是时代的幸运。书生报国，终生为业。我渴望把时空和历史永远地定格，我害怕失去黄兴和那个时代带给我的巨大精神力量，害怕失去那份激情和勇气。我甚至不敢回到现实，回到安逸的时代。滚滚红尘，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是忙忙碌碌，是平庸和痛苦。
这地方有些寂静，只有我，只有光辉的墓碑，念想的力量瞬间可抵达白发苍苍的彼岸。我想大声问问，读书人啊，还有万丈雄心吗?拿什么来报效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