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何妨有点狂

一本书以“狂”为名，似乎有些太狂，然而刘梦溪的新书就叫做《书生留得一分狂》，他说“中国文化里面长期存在狂者精神的传统。”
孔子尚且尊崇狂狷，虽然只是求“中行”不得，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也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品格。先秦诸子、魏晋名士、汉唐高人、明清义士，无不是“狂生”们的一员。而这些人，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让后人仰望。所以刘梦溪才说“书生留得一分狂”。
学术中的真性情
对于新书《书生留得一分狂》，刘梦溪说这其实是一本小书，“新旧杂陈，以新为主。内容不出学术与文化的范围。特点是有一点思想，有一点性情。”
书共四卷，有些是以前旧作修改而成，有些是新作，刘梦溪介绍说：“分卷的区隔，其实无甚深意，主要是为阅读方便。卷一的八篇文章，除《宫廷文化与时尚》是发言修改而成之外，其余都是很花心思很用情的文化书写。”
卷二多是人物研究，包括陈寅恪，刘梦溪说“《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在我有比较特殊的意义。本人研陈多年，对萦怀于这位大史学家胸怀脑际的沉哀巨痛，获一豁然的了解，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故亦寄存于此，期与读者分享学术的快乐。”
卷三则大都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有关，他说“选了几则自以为不无意思的编后记入于此书，似亦可为留心近二十年学术轨迹的朋友提供些许原始材料。”
卷四辑录了一组缅怀师友的文字，如王元化、龚育之、季羡林、柳存仁。刘梦溪说“四位先生，都是《中国文化》杂志的学术顾问，可惜前年至今年的短时间里，他们相继离去。”
一分可爱的狂气
新书名为《书生留得一分狂》，刚刚出版不久，但是这本书的书名却已经很早了，刘梦溪说：“说来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女作家木令耆一次邀为波士顿郊外游，乘兴来到她的美丽的湖滨居所。她书房里的一幅字，是武汉大学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的书法，一首《浣溪沙》词，写的是——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诗中的最后一句‘书生留得一分狂’，与其说是对书赠对象的期许，不如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期许。”
刘梦溪认为知识分子要有一点儿狂气，他说“这种期许并不高，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是呵，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就需要打折扣。”
为了这一分狂气，刘梦溪甚至专门写了长达2万5千字的论文，纵论古来狂生狂气，从春秋战国到晚清民国，从先秦孔孟，到魏晋的竹林七贤，到唐朝李白，到宋朝的苏轼，到明朝的李卓吾、王阳明，到清朝的龚自珍，到民国的陈寅恪、王国维，细数两千年来的狂生与狂气，他说“先秦的士狂，魏晋的诞狂，唐代的诗狂，明代的圣狂，是狂者精神在不同历史段落的特异呈现。”
●刘梦溪
刘梦溪，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主编。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2007）、《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论国学》（2008），《书生留得一分狂》（2010）、《牡丹亭与红楼梦》（2010）等。
狂来自传统的深处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像现在这样中规中矩，虽然中规中矩应该是最高的境界，不过这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
刘梦溪说：“孔子把人分为四品，中行，狂，狷，乡愿。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虽然孔子本人未必特别喜欢‘狂’和‘狷’，但这个解释本身却是正面的。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乡愿’，称之为‘德之贼也’。‘中行’最为孔子看重，但难以遇到。所以孟子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只不过一个急促躁进，希望尽快把事情办好，一个拘泥迂阔，认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办。狂和狷都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表现。”
这种狂狷的性格来源于传统文化的深处，刘梦溪说：“中国文化里面长期存在狂者精神的传统。所以然者，由于中国很早就有健全的文官制度，有‘处士横议’的传统，有‘游’的传统，有‘侠’的传统，有自由文人的传统，有浪漫的诗骚传统，有绘画的大写意传统，有书法的狂草传统等等。这些人文艺事的固有性体都与‘狂’有不解之缘。而儒家的圣人理想，道教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佛教禅宗的顿悟超越，又为狂者精神的构建供给了理念和学说的基础。”
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然而，自近代以来，这种狂气逐渐消失不见，刘梦溪说：“清代四十年的武力征伐，百年的文字狱，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也没为士之能狂预留多少地盘。20世纪是中国泛科学主义的时代，而科学天生能够止狂、制狂。虽然科学家本身也需要狂者精神，但科学以外的‘一事能狂’者，在强势的科学面前，未免自惭无形。何况战乱和流离，同样是狂者精神的杀手。战争都疯了，文化便失去了张扬个性的余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除了个别高等学府偶尔能看到他们孤独的身影，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里面，已经没有狂士得以生存的机会。”
没有了狂的精神，知识分子开始“夹着尾巴做人”，刘梦溪说：“知识人士的狂狷之气，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洗澡’，已消失殆尽。流行于文化社会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是知识分子喜欢翘尾巴，因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效方法，是教育他们无论如何不要翘尾巴。社会的众僧则顿悟似的学会了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创立新局，知识人和文化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更阔大的空间，照说‘狂’上一点两点应无不可。但‘狂’在今日，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负面语词，没有谁愿意跟这个等同于翘尾巴的不雅行为发生任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