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碎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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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鉴古，鉴古知今，古今一理。

在欧风遍吹神州的时候，引进了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写作“智识分子”，大概这一称谓显得对其他阶层有不恭的意味，如此其他阶层则似乎是愚笨无知的，于是就改称为“知识分子”，这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显得不那么歧视后知者和非专业者了。不管怎样称谓，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大多数社会变革都具有群众性或伴随着群众运动。所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致不错的。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委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学术界曾经一再就“历史动力”问题进行大讨论。不管争论各方的结论如何，我们始终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士人—知识分子，在每次大变革中活跃的身影。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维新变法、国民革命，乃至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革命，无不如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民族兴亡为皈依，百折不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直到取得最后成功。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古代士人优秀传统的继承人，他们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自由独立之精神，对旧世界进行着无情的批判，担当着社会道义和理想。当然，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革命的对象、方向不同，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应该引以为豪并继承、发扬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在社会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一些文化现象不能不令人忧虑。一个就是在批判激进主义的同时刻意消解正统、消解严肃；一个就是在反思平反中出现的倒退乃至逆动。

几十年激进主义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在落后挨打之后需要变革，需要革命，但激进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过当思想，在激进主义的误导下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批判激进主义，回归理性与清醒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批判激进主义时，不问青红皂白对过去的一切必定要上者下之，正者倒之，也是极为错误的。它往往使经过艰苦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得来的成果废于一旦。也使本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观念归于混乱。一些舍身忘我为民族为国家牺牲的英雄人物被任意戏谑，一些严肃的事实一定要恶意戏说，要加上粉色的花边。相反，那些在革命和社会进步大潮中徘徊观望的，躲在一边的，甚至投敌变节的则大受追捧。反掉的迷信重回，被历史抛弃的渣滓泛起。一些影视剧充斥着“吾皇万岁”的呼喊，满台黑压压跪倒一片奴才。我们的思想解放必定要伴随这样的现象吗？回答应该是坚定的，不！我曾多次说过，现在不妨重复一下，我们要有三个坚持，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动摇；二，坚持经过严肃论证和事实证明的正确认识不能轻易否定；三，坚持进步不能倒退。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艰苦的条件抑制了许多本来正当的物质欲望。同时，我们也曾经历轰轰烈烈理想高张的时代，在奋进中要求暂时抛弃许多私利同样抑制了物质欲望。然而，在宣称致富光荣，牟利合理的时候，却渐渐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物欲横流，为了得到利益，不惜使用一切卑鄙丑恶的手段。中国已经被公认为最拜金主义的国家，最不讲诚信的国家，不亦悲乎！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生活极度娱乐化、低俗化，竞相出手，一比低下。诚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俗文化，也需要轻松地哈哈一乐，但这些不应该是全部，也不应该是大部。大众还需要先进思想的引导，需要高雅文化的涵濡。不是有了票房就有了一切。不是“不差钱儿”，就万事大吉了。某笑星放言，“小某某儿”的价值，“可以买三个电影学院”。令人不解的是，对这种无知怪论，我们的官方电视台竟然替他向全国人民传达。岂不大有愚民惑众之嫌？如果照这样的倡导下去，我们的国民将会成为“不差钱儿”但没有有灵魂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不会建立可以傲立世界的软实力。

书生，我们的书生哪里去了？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注的书生哪里去了？不是“有了专业知识，有了学术背景”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了，这些人，工程师、教师、作家、文艺家，等等，如果没有担当和理想，有可能仅仅是为“黄金屋”而奋斗的匠人，甚至可能是害国蠹民的人。书生，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在于他们的独立思考，在于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担当。

有人说，儒学注定要培养御用文人和终身希望成为御用文人的人。不是，翻开历史，担当道义，舍己为民以至于赴汤蹈火的史不绝书。

有人说，孔夫子说的“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是一派愚民骗术。不。如果细分析一下孔夫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想一想孔夫子终其身是个大教育家，那么，他说的为什么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书生担负着教育民众之责。再次翻开《大学》，开宗明义，不就是要“明明德”，要“亲（新）民”吗？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代言人，需要理论指引，即使在大革命中进行武器的批判时也是如此。开启民智，指引未来，塑造国家民族的灵魂需要知识分子的担当。我不认为未来的中国或世界是儒学主导的时代。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其精华，为伟大的民族复兴添一份力，是不可或缺的。

呼唤书生，呼唤中国的脊梁！

注：明兵部员外郎继绳狱中题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民国五年（1916）李大钊为友人题写对联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