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边疆战事的发展与思想统治的加强（二）

二、侵缅战争的失败

　　缅甸原与明朝为邻。清顺治时，李定国转战滇缅边境抗清，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入缅甸。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清军攻入缅甸境内，追索桂王。缅甸国王莽白将桂王献给清军。吴三桂在昆明杀桂王。吴三桂据守云南，随后又掀起所谓“三藩之乱”。在此期间，缅甸与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联系。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云南茂隆银场商人吴尚贤的联络，曾有缅甸使者来北京贡献商品。

　　缅甸在莽白后王的统治时期，各地的小邦相继叛离。下缅甸的孟族攻占了国都阿瓦。上缅甸木疏村首领雍籍牙联合各村寨，击败孟族，于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进而南下追击，于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从而占领了整个下缅甸。但是，上缅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并不服从雍籍牙的统治。桂家是随从桂王入缅的云贵军兵和家属。他们在缅甸各地掳掠为生，后被安置在者梗（实阶）地区。桂王被杀后，仍留居缅甸，被称为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领宫里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败，逃入云南界内，被云贵总督吴达善诱骗处死。木邦首领也兵败逃亡。宫里雁妻囊占嗾使缅甸孟艮（今景栋）首领攻打车里，清兵屡次战败。雍籍牙军也进入云南境内，追索木邦首领。乾隆帝调吴达善为湖广总督，另命刘藻代为总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刘藻无功，调为湖广总督。又降为湖北巡抚，褫职，留滇效力。刘藻畏罪自杀。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琚调任为云贵总督，领绿营兵进剿。

　　杨应琚二月至军，恢复车里，进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缅甸北境各部招降。杨应琚见进军顺利，企图侥幸邀功，亲自带兵三千移驻永昌，向缅甸发布檄文，虚称领兵五十万，大炮千门大举进讨。杨部腾越副将赵宏榜领兵五百出铁壁关，乘隙占领缅甸边境的互市地新街。缅军大举反攻，赵宏榜退回铁壁关，缅军入境追击。九月，杨应琚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军占领。杨应琚见势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报各部首领已相继被招降。奏胜不奏败。又奏原有心神惊悸风痰流注之疾，“今因自省前赴永昌，旧疾复作”，“仰恳简员来滇接买”。（《高宗实录》卷七七二）乾隆帝命两广总督杨廷璋前往永昌接办，传谕“若该督至永昌而杨应琚已痊愈能办事，则该督即行回粤。”（同上）并遣侍卫福灵安带领御医赴滇。十二月，杨应琚命云南提督李时升调兵一万四千，总兵乌尔登额率领攻取木邦，总兵朱■出铁壁关取新街。缅甸军绕道入云南境，围攻永昌。朱■由铜壁关退军。缅军乘间攻云南猛卯城，不胜。乌尔登额不来策应。缅军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两广总督杨廷璋至云南，见局势混乱，奏称杨应琚已病愈办事，随即返回广东。杨应琚谎报得胜，奏称“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高宗实录》卷七七六）乾隆帝览奏，怀疑“所报剿杀克捷之处，俱未尽可信”，命福灵安“就近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同上）福灵安查实奏报赵宏榜、朱■失地退军等情。三月，乾隆帝将赵宏榜、朱■、李时升、乌尔登额等逮治处死。斥责杨应琚“前后所奏，种种乖谬”，“执迷不悟”，“病愦无能”，命其罢任回京，随即赐死（勒令自尽）。乾隆帝在谕中说：“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高宗实录》卷七八○）调任伊犁将军明瑞为云贵总督，接办军务，再次发动对缅甸的战争。

　　三月间，明瑞到永昌，陆续调集满兵三千人、云贵和四川绿旗兵二万余人，于九月间分兵两路进攻。明瑞统率清军主力，出宛顶，经木邦，向缅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进军；命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率兵趋蛮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会师。额尔登额在老官屯顿兵坚城之下，贻误战机。十二月，明瑞军攻破蛮结，屡遭缅军袭击，供应困难，却向朝廷报捷。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诚嘉义勇公，赏给黄带子。明瑞军转向勐笼就食，以待额尔登额军。缅军跟踪追击，明瑞率领清军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师，在木邦被缅军围困。额尔登额拥兵不救。云南巡抚鄂宁奏闻，乾隆帝命将额尔登额押解来京，并传谕明瑞突围退兵。明瑞在蛮化设伏击败缅甸军，间道出波■铜厂，急向云南境内撤退。缅甸军不断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结集四、五万人，包围清军。明瑞命诸将在夜间带兵突围，自领亲兵数百名断后。两军激战，清领队大臣扎拉丰阿阵亡，领队大臣观音保自刎，明瑞身负重伤，在军中自缢死。清军损失惨重。

　　乾隆帝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为副将军，增调索伦、吉林兵四千人，健锐、火器营兵一千人，荆州、成都驻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绿旗兵数万人去云南，又在云南赶造船只枪炮，准备再次进军。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军分三路进兵：傅恒率主力部队渡■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经孟拱、孟养土司地方，由陆路攻阿瓦；阿桂率兵万人出虎踞关，进取孟密，到阿瓦会师；提督哈国兴率兵三千及湖广造船工匠，出铜壁关，在蛮莫造船，编成水师，作为策应。十月，清军合为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败缅军主力，进而攻打老官屯。缅军防守严密，清军用炮击，用火攻，埋火药轰，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里■死于军中。傅恒患病，退居铜壁关。奏报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过甚，领队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报，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国兴去缅甸军营，与缅甸将领眇旺模议和。商定：缅甸交还侵占的云南土司地，双方交还俘虏。十二月，清军焚毁舟船大炮，退出缅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发动对缅战争，前后将近五年。调兵数万人，损失总督以下将领多人，耗费饷银一千三百万两。此次战争原来只是由于边界土司的纠纷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谓“张国威”为名，连年兴兵。清军两度侵入缅甸，最后仍不得不撤回，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两国之间不再有战事。英国殖民势力日益侵入缅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缅甸国王孟云（雍籍牙子）遣使与清朝通商，并交还俘虏杨重英（杨应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敕封他为缅甸国王，每十年入贡一次。

三、巡游的继续与皇家园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来的三十年间，乾隆帝在频繁发动战争，消耗国力的同时，仍然连年去各地巡游，玩赏山水，并在京师和承德等地不断扩建园林，以供帝后游赏消闲。朝廷有限的财赋，日益虚溃。

　　（一）巡游的继续

　　乾隆帝在连年的战争中，从未亲临战场，却依然每年去各地游玩。其中耗费最大的，是几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后去江南巡游，耽乐于苏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连续三次奉皇太后南巡。所谓南巡，只是在苏州、杭州和江宁府一带留连观赏，并未远涉南方的广大地区。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圣皇太后崩。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届七十，又举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后一次即第六次南巡。为观赏江南春色，孝圣后与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间自京师出发，四、五月间返回。南巡之年，前后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外地游玩，兼理公务。

　　帝后南巡途中，曾视察高家堰堤工和海宁石塘的改筑，并曾在江宁阅兵，但这些都只是便道举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主要目的还在于游赏春景。沿途官商接驾，布置繁盛即得到奖掖，接驾不周，便受到惩处。各地争奇斗巧，以博取帝后的欢心。巡游的规模和耗费越来越大。沿途所经之地，一处供设即耗银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的十倍。苏州、杭州、江宁和扬州等地是游赏的胜地，陈设更为侈靡。帝后所到之处，必先铺修道路，码头铺棕毯，御道用文砖，水路特制龙舟，彩绘雕镂，陆路两旁结彩棚，搭戏台，布列花石，陈设文玩。帝后所居的行营营帐，备设各种豪侈的家具用品。游览的寺观，也即为修饰，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贾还要供献各种珍宝、器物、文玩、字画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驻跸姑苏》诗云：“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歌新舞翻觉闹，老扶幼挈喜相趋。周谘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通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宫，南巡经行各地，得与官民接触，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山水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一类的谀词。乾隆帝为粉饰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吴熊光传》）为“南巡”作出了恰当的评语。

　　江南赋税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都不得不减免江浙以及经行的山东等地的赋税，以至逋赋。这种减免使朝廷的收入大为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却并未因而减轻。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劳役和各种额外加派的负担。各地铺治道路、搬运花石、修建行宫殿宇以及一切供设，均征用大批民夫服役。朝廷使臣报道说：“治道则编茅筛土、转■磨坚，数百里内丁夫裹粮赴役，最为民弊。”又说，南巡时“供亿浩繁，州县凋弊，农民举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一）朝鲜使臣的客观报道，比起那些为迎合乾隆帝夸耀的心理而极力讴歌“盛典”的记述，当更为接近实际。南巡中的大量耗费，均由地方官员承办。各级官府又向民间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盐商供给需费。此后五次南巡，也多取自盐商。盐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户征取。正赋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种名目的“加派”（参见下节）。加之官吏从中侵渔中饱，以迎驾为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费，最后都还是落到了广大民众的肩上。六次南巡，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损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几乎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外游幸，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帝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使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二）皇家园囿的修建

　　乾隆帝几次南巡，对江南的楼阁园林，爱羡不止。经行之处，赋诗刻石，以志其盛。巡游不足，又在避暑山庄和京城内外，广建园囿。南巡时所见苏杭等地的楼台景物，依样重建于园中，以便及时游赏。乾隆帝有诗云：“因教规写阊城趣，为便寻常御苑临。”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来，京城内外园囿的修建，连年不断。其规模之大与持续时间之久，为历史上所罕见。乾隆帝是历史上最善游乐的皇帝，也是修建园囿最多最频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观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园林建筑艺术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样，不能不严重地“劳民伤财”。

　　避暑山庄的扩建 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国家后，为保持骑射的传统，皇帝和大臣例于不同季节，在不同地点从事骑射渔猎等活动，并在当地处理政事。驻地称为纳■（参见本书第五册）。清康熙帝于夏秋间去木兰行围，在热河驻夏，处理政务，正是继承了北方民族的这一传统。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热河驻地，依仿汉族建筑，营造宫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称热河行宫。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为避暑山庄，使传统的满汉文化得到自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历年奉皇太后在避暑山庄驻夏、木兰行围。又依仿江南园林山水，对山庄多次扩建，形成为一座瑰丽的行宫离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御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筑了松鹤斋，接着又翻修了正宫，新建了东宫。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乾隆帝连年南巡，又在避暑山庄的平原区修建春好轩；湖区建筑烟雨楼、文园、文津阁、戒得堂、继德堂；在山区增建绿云楼等十三处景区。这些建筑和园林，多依仿江浙景观。如金山岛仿镇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云亭仿苏州寒山寺的千尺雪与笠云亭，文园狮子林和沧浪屿仿苏州狮子林和沧浪亭，一片云仿杭州万松岭上的一片云，文津阁仿宁波范氏天一阁，烟雨楼仿嘉兴南湖鸳鸯岛上的烟雨楼，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与江宁报恩寺塔。此外，广元宫仿泰山碧霞元君祠，清音阁仿北京皇宫内的畅音阁。避暑山庄经过历年的陆续扩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才最后完工。山庄占地八千四百余亩，宫墙周长近二十华里。墙内由宫殿区与苑景区两大区域组成。苑景区山水园林辉映，构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时有三十六景）。满族传统的骑射理政的纳钵行宫布满了江南风貌的楼阁园林，显示着满族皇帝已是多么沉溺于汉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驻夏理政，也在这里接见蒙古和西藏的官员。蒙古杜尔伯特部策凌、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达瓦齐、土尔扈特部渥巴锡和喀尔喀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禅六世，都曾来这里朝觐。乾隆帝在山庄宫墙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鸢寺、布达拉宫和札什伦布寺，先后建造了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来朝拜并接待来觐的贵族、首领。乾隆帝曾自认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山庄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模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又建普乐寺、安远庙、溥仁寺、溥善寺。俗称外八庙。如果说，山庄内楼阁园林的建造，主要是为了游赏，那么，喇嘛教寺庙的修建，则显示了对蒙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对于维护各民族间的联系和巩固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

　　圆明园的扩建 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将圆明园赐给皇子胤■（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后，在圆明园内建立殿署，接见臣僚，处理政务。据称园内“或辟田庐，或营蔬圃”，“校文于墀，观射于圃。”（《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乾隆帝也说当时是“不尚其华而尚其朴，不称其高而称其幽。”（乾隆帝《御制圆明园后记》）乾隆帝即位后，自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即开始在园中建筑楼阁园林，陆续建成四十景（雍正时有二十八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孝圣皇太后六十寿辰时，在圆明园旁建长春园，作为附园。一七七○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寿辰，又建成附园绮春园（后名万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内的楼阁和园林风景，多至三百余处。宫殿十九座。占地五千余亩，周回二十里。成为京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囿。

　　圆明园中布列的楼阁和小型园林，也多依江南景物仿建。乾隆帝几次南巡，都到苏州狮子林游赏，赋诗纪盛。在圆明园的长春园中，依狮子林图仿建，仍名狮子林。清漪园中仿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建惠山园，仿海宁陈氏安澜园建安澜园。杭州的西湖苏堤风景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也在园中依样仿建。仿建的楼台风景，不能不依傍当地形势，又不能不融入北方的建筑技巧和风格，使再建的江南园林，各具特色，布满圆明园及其附园，号为“万园之园”。乾隆帝又命来华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与法国建筑师蒋友仁、王致诚等，依仿西方建筑，设计楼台群，名为西洋楼，在园中别具特色。

　　雍正帝时，即在圆明园内建置官署理政。乾隆时，各类官署更为齐备。据《日下旧闻考·园囿》记载，圆明园南门大宫门内，东西两厢，宗人府、内阁、南书房、军机处、六部以至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内务府等朝中机构，均在此建有房署。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东为勤政殿。在园内形成为一个小朝廷。乾隆帝每年夏季去避暑山庄，春秋二季在南苑、西郊行围，在圆明园与大臣理政。圆明园实际上成为园林化的春纳钵与秋纳钵。

　　京师园囿 乾隆帝在京城内外，还陆续修建多处园囿，蔚为大观。京城内的皇宫西苑，包括南海、中海、北海等处，增建楼阁寺院和各种景物。南海建宝月楼，中海建紫光阁，北海建阅古楼、阐福寺。城南二十里的南苑，为顺治以来的围猎之所，旧有行宫，附近有德寿寺。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毁于火，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规模更加宏伟。城西三十里有瓮山，山前有湖，原称西海。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引玉泉山水疏浚，赐名昆明湖。次年皇太后六十寿辰，赐瓮山名万寿山，山前建延寿寺。寺西有罗汉堂，塑五百罗汉。玉泉山下有湖名西湖，山下修建十六景，称静明园。西郊香山旧有香山寺，为金世宗时所建。乾隆时修建楼阁景物，成二十八景，赐名静宜园。自香山静宜园至圆明园十余里间，三山五园相联，形成为浩大的园囿区，为前代所未有。

　　乾隆帝连年修建园囿，以资“游目赏心”，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园林建造艺术的发展，但财力物力的耗费也是巨大的。臣僚中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诤谏。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自撰《知过论》，说他在京师和热河修建园囿、行宫、寺庙等等，“是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更弗兴徭役、加赋税。”又说：他不敢因“游目赏心”的小事荒废“敬天勤民”的大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各处行宫争奇较胜，“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乾隆帝引过自咎，以搪塞臣下，但园圃的修建，此后仍在继续，直到他退位时，迄未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