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边疆战事的发展与思想统治的加强（三）（340）

　　（三）皇室庆典的靡费

　　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皇太后庆祝六十寿辰，举国上下，造成极大的靡费。由此开端，此后几十年间，皇室各种喜庆典礼，竞尚豪侈，愈演愈烈。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寿辰；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寿辰，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清史稿·后妃列传》描述说：“庆典以次加隆。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瓷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皇太后自西直门去畅春园，途经万寿寺，为明万历时所建。皇太后六十寿辰时，曾加修葺，乾隆帝撰有碑记。皇太后七十寿辰时，重加修建，在此颂经祝寿。寺外并建苏州街，以供太后游赏。昭■《啸亭杂录·苏州街》条说是因皇太后“素喜江南风景，以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万寿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庆祝活动的靡费，难以计数。

　　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度过他自己的七十岁生日，庆典更为隆盛。朝鲜使节朴趾源记载当时各地向乾隆帝祝寿进贡的情况说：“余从使者出长城，昼夜兼行，道见四方贡献，车可万辆，又人担、驼负、轿架而去，势如风雨。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骡马六、七头，轿或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二字。进贡物皆外裹猩猩毡、诸色氆氇。……日既黄昏，益见车乘争道催赶，篝灯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庄杂记》）朝鲜使臣亲见“有进贡复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入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所献。”（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另据记载，王公大臣等仅造佛像一项，就用银三十二万一千多两（《庆典章程》）。金银、玉器、古玩和人参、珍珠等山珍海宝，不计其数。

　　八月十三日庆祝寿辰时，乾隆帝先在避暑山庄内的澹泊敬诚殿接受满、蒙、汉、藏、回（维吾尔族）等族贵族的朝贺，然后在东西配殿举行宴会，宴后看戏。剧场除清音阁外，“另立戏台于行宫东。楼阁皆重檐，高可达五丈许，广可容数万人。设、撤之际不相挂碍。台左右木假山高与阁齐，而琼树瑶林，蒙络其上，剪彩为花，缀珠为果。”（《燕岩集》卷十三，《热河日记》，千余人提灯表演名为“万年春”的歌舞祝嘏。

皇室侈靡之风日炽，皇子、公主自幼即习于豪侈，婚嫁尤为奢费。■妃汪氏所生和孝公主，一周岁时，乾隆帝即赏给她汉玉撇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油珀圆盒、玉扇器等珍宝。六岁时，指配和■子丰绅殷德；十三岁，封“固伦和孝公主”，赐乘金顶轿。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记载，乾隆帝携和孝公主游买卖街（圆明园中仿民间交易而设的商业街），见有大红夹衣一领，即让和■“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一衣之费如此，其它用度可以想见。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下嫁时，乾隆帝依亲王例赏给大量土地和奴仆，并赏赐数量惊人的妆奁。现存妆奁清单档分头饰、朝珠、皮衣、衣料、各种用具、梳妆用品、陈设品等七大类。头饰及各类用品多用金银珠宝装嵌。碎小正朝珠一盘，即有珍珠一百零八颗。珊瑚佛头塔、银镶珠背云等，均极华贵。另赐帑银三十万两。此外，礼部还要备办珍贵礼品，各级官员也要送上大宗贺礼。这些礼品，据说价值数百万两。和孝公主婚礼的奢靡，是一个典型事例。宗室王公生活的豪华挥霍，也于此可见一斑。

四、满洲贵族与八旗兵丁

自顺治帝建都北京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满族在政治上巩固了统治地位，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在不断的演变。乾隆时期，更加速了演变的过程。康熙、雍正、乾隆诸帝，都酷嗜汉文化，亲自撰写诗文。乾隆帝“御制诗集”多达四百三十四卷，收入诗作四万一千八百首。巡游各地，题字刻石，更是到处可见。在皇帝提倡下，满族贵族子弟自幼习读汉文诗书，甚至已不再通习满语、满文。乾隆帝炫耀盛业，帝后皇室侈靡逾度，上行下效，王公贵族也竞尚浮华。任职的官员贪贿公行。不任职的王公贵族依然享有优厚的殊遇，终日嬉游享乐，日趋腐惰。八旗兵丁享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的优遇，不事生产，闲散嬉游，日益丧失骑射善战的武风。广大八旗人户则由于生计无着，日益陷于贫困。所谓“八旗生计”，已成为乾隆朝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在“渐染汉化”的同时，又在加剧分化。

　　（一）王公贵族的游惰

　　乾隆帝以生长深宫的太子继承帝位。乾隆时期的王公贵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职承袭爵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他们的父祖那样，为建立清国而驰骋沙场，而是以“天潢贵胄”深居府第，惯于优游。

　　清初定宗室封爵为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为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为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三等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授三等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增定为十二等，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二个等次，其中镇国、辅国、奉国、奉恩将军又分一二三等，并有兼与不兼云骑尉之分。亲王的世子（候袭亲王）和郡王的长子（候袭郡王）也受封食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礼（初封代善）、郑（济尔哈朗）、睿（多尔■）、豫（多铎）、肃（豪格）、庄（硕塞，初封承泽亲王，其子博果铎袭封时，改号庄亲王）六亲王和克勤（岳托）、顺承（勒克德浑）二郡王世袭罔替，号称“铁帽王”。雍正年间又封怡亲王允祥亦世袭罔替。

　　受封食禄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职者多位居显要。由于清初几代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削弱诸王的权力，他们的子弟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不再任职，但仍享受种种优厚的特殊待遇。不仅占有大量庄园人丁，而且仍领有数量可观的俸银。亲王岁给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各级公爵、将军，也都以次领有多少不等的俸银（参《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国用·俸饷》）。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又有实任与闲散之分。其中公、侯、伯为“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为三等。子爵为正一品，男爵为正二品，轻车都尉为正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不分等。他们的俸禄是公一等七百两，二等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六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五十五两。侯一等兼云骑尉者六百三十五两，不兼者六百一十两；二等五百八十五两，三等五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三十两。以下递减。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后裔，俸银之外还有禄米，每银一两，给米一斛。遇有婚嫁丧葬，另由皇帝给予赏赐。《中枢政考》载有赏银的规定数额。但事实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颁赏，赏银可超过定额的数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为世袭，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幼小时即可袭封，为王为公。如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只有三岁，十岁时便病死。肃亲王豪格之子富绶袭封亲王时，也只有九岁。乾隆时袭封多罗顺承郡王的恒昌（勒克德浑六世孙），四岁时封王，二十六岁病死。世袭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禄，养尊处优，日以游乐为事。雍正帝曾在一个敕谕中对八旗贵族子弟指斥说：“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至沉湎梨园，遨游博肆，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乐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雍正帝指出的这些现象，到乾隆时更加发展。

　　乾隆帝连年广建园囿，京师王公竞相效尤，营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园林。简亲王德沛（费扬武曾孙）用银数万两建造别墅，据称“亭榭轩然”，在诸王邸中为最优（《啸亭杂录》卷六）。定亲王绵恩（乾隆帝孙）令护卫“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贿赂），动辄巨万。”（《啸亭续录》卷五）两江总督尹继善说他曾到忠勇公、大学士傅恒的府第，“不是前途频指引，回廊曲槛路常迷。参差画栋接飞霞，翠阁凝香护绛纱”，有如蓬莱岛境（《尹文端公诗集》）。大学士和■以聚敛著称，据说“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清史列传·和■传》）以廉明著称的宗室长麟，出任江苏巡抚时，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说是为了“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啸亭续录》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纷纷营建宅第园囿，说明满洲贵族的崇尚浮华，已成为风气。大量的花费，自然是来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优闲无事，耽于游乐。标榜高雅者，或赏玩花鸟珍奇，或唱曲演戏。等而下者，聚赌宿娼，无所不为。乾隆帝第八子永璇“沉湎酒色”，“做事颠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十七子永■”不甚读书，喜音乐，好游嬉。少时尝微服出游，间为狭巷之乐（嫖妓）。”（《啸亭续录》卷五）京师东城某寺院中，经常聚集王公贵族和富室子弟，设局赌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纵（前引书卷八）。乾隆朝领兵作战的名将福康安（傅恒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军中往往通宵弹奏。据说：“虽前敌开仗，血肉交飞，而袅袅之声犹未绝。”（《清稗类钞》第七册）金德纯《旗军志》说：“八旗将佐居家，皆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宾客子弟饮。”从家居的八旗贵族子弟到外出领兵的将佐，都日益沉溺于豪奢游乐之中。

　　满洲贵族原以骑射善战而建立起统治，百余年间，久居汉地，在沉溺游乐的同时，也逐渐废弃了习练弓马的旧俗。满洲贵族要统治广大汉族人民，就不能不通晓汉族的语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读汉文诗书，以应科举考试，甚至逐渐不习满文满语。这在乾隆时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乾隆帝曾有诗一首，概括地说明了当时的情景：“八旗读书人，假藉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失进退，故鲜大成就。”（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极以来，历代皇帝都已提出过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告诫。乾隆帝更提出“骑射国语”的口号，说是“满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庄驻夏，在木兰行围，象征着纳■骑射的传统。但京师宗室多不善射猎，盛京地区甚至还不如京师。乾隆帝酷嗜汉文化，每年都要亲自撰写诗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习作诗词，与汉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满文奏对。乾隆帝虽然一再把提倡“骑射国语”作为根本大计，但并不能改变满洲贵族“渐染汉习”的趋势，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谕允准满族地方官员的某些章奏，可用汉文缮写，不再用满文。满族在统治汉地后不能不采用汉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汉族的语文。这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而决定的。从某些方面说，也是历史的进步。但满族王公贵族子弟依恃特权，弃武习文，优游享乐，则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钧《天咫偶闻》评论说：“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八旗贵族在“渐染汉习”的同时，渐趋腐化。作为统治民族的统治集团，日益削弱了它的统治能力和作战能力。